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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教学一直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规定:“高 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从文化的角度鉴赏高中古典诗词,就是站在一个文化的制高点来讲好语文课,将人文精神、文化底蕴,通过课堂注入学生的生命。文化是一个广泛又具有人文意义的概念,文化角度可包含很多层面,例如古诗词中的人文、地理、历史、经济、思想流派等等。我们的古典诗词教学很多时候都停留在文学层面的解读,通过字词与句子的解释,来分析作品的意象、意境、主旨等基本文学元素。文化解读最关键的是,在语言、文学的基础上,探寻民族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这是超越语言文字层面的。下面就以苏轼的《定风波》为例,先从文本细读入手,再从文化角度切入来鉴赏古典诗词。
一、文本细读,寻找词之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一句,就将诗与词的细微差别点了出来。词经常通过长短句,记载词作者幽微要眇很难言说表达出来的情意,是要在词里面才能表达得出来的,诗则难陈。而好词以境界为最上,对古典词的鉴赏,应该通过文本细读,去寻找词中的境界。
首先看词前小序,小序交代了时间地点起因人物,其中“狼狈”、“独”、“故”这几个词需要挖掘背后蕴含的情感。在沙湖道中遇雨,没了雨具,同行友人的狼狈之相可以猜想出他们可能因雨而滋生出不耐烦的情绪,而作者却不同于他们,“独”字隐含了苏轼在这场雨中展现的从容姿态,有种欣然自喜的感觉。“故”字则体现了作《定风波》的原由,苏轼将这一心路历程记录下来,是有感而发的,这正体现了词之微妙,是词作者心理细微变化的记录。词一开头便有“莫听”、“何妨”、“且”这样的词语,层层递进,展现雨中的从容淡定,用主观意识战胜外界风雨。风雨瓢泼,却不是快走归家而是“徐行”,很显然,苏轼接受着这突如其来的风雨,不是怕而是享受,而且还要“吟啸”,这是化用陶渊明 《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语句,把自己对风雨的蔑视和自身旷达情怀的抒发于平淡描述中。这样还不够,苏轼说脚着草鞋手拄竹杖走得还比马儿快,“马”在这里具有象征意义,马为高官所乘,“轻胜马”不仅是说走得比马儿轻快更指无繁琐官务一身轻松。一声“谁怕”掷地有声,似心中悲愤又似畅快的叫喊。我们看词中有着双关含义的词语“烟雨”、“萧瑟”、“风雨”,这些词语不仅指自然界中寒风冷雨,更是指足以改变词人一生仕途的风雨,这些意象在词中多次出现,展现了自然环境之恶劣,更隐射词人所处的现实环境。虽如此,回首往事,竟似这风雨这打击从没发生过一样,旷达心境于风雨中生成。苏东坡一生胸怀家国,充满了政治理想,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感受到全词情、景、理浑然天成,意境深远而不隔,情致豪放而兼融理趣的特点。
文本细读需要我们将解读落实到字里行间,让学生多思考词人为何用这一字这一词这一语气,而不是仅仅对词句进行现代文的翻译。诗词无达诂,每位学生寻觅到的词中境界都稍有不同,这便是文本细读的魅力。
二、文化解读,探究游走于儒释道之间的精神家园
文化解读之前先进行知人论世。苏轼的很多诗词都选入人教版初高中的语文课本,学生对苏轼并不陌生,但不同时期作家的创作风格又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学生对苏轼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把握。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苏东坡的词作具有这种超然淡泊的色彩?通过文本细读后,引导学生去探寻。大多出色的诗词作者自成的风格都离不开独特的身世,荣辱浮沉都会成为文学创作的养料,苏词的旷达境界和哲学思考在经历乌台诗案开始展现,在被贬黄州之时渐渐达到高峰。课前,可以引导学生查阅苏轼的年表,将其人生的主要经历标注出来并注上相对应阶段所创作的诗词,这样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就有了更加全面和透彻的理解。
苏词的达观洒脱仅仅是因为身世浮沉吗?通过前面的文本细读和知人论世,我们应该将苏词放到一个当时北宋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来进行鉴赏,这是这首词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要点——文化层面的解读。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后,渐与本土的儒、道二家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思想的主干。早在六朝时期,刘勰在他的《灭惑论》中说:“故孔释教殊而道契。”儒、释、道三家融合的运动过程,宋代是其发展之高峰,而成为士大夫思想的主要部分,苏轼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苏轼的很多诗词文章都展现了他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他的思想游走于儒释道之间。苏轼一直都是实用派,对道经的研读,采摄儒、释、道等思想学说,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对于道典的研读兴趣是在于寻找人生真谛,寻找心安之道。
可以说,苏轼的实用思想使得他对儒释道的态度是选择自己内心需要的,汲取各家所长又不从属于哪一家,他对人生的终极追问是:心向何处?苏轼在《临江仙·送王缄》发出了“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的感慨,可见他在追寻内心的归属。《唐宋词与人生》中写到“任谁都难逃生活的压力,不免会陷入感情危机或人生逆境之中,这时他们(词人)就都会努力寻找解决烦恼的良方,皈依某种人生哲学”。那苏轼的精神世界到底归往何方?是儒家的“积极”入世?是道家的“齐物”人生观?是佛家的“虚无”思想?苏轼在他另一首《定风波》中做出了回答,“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人生中遭遇的一贬再砭,一生多在岭南地区生活,内心未尝没有苦楚,他游走于儒释道之间,是为寻求本心,是为寻求慰藉。面对人生境遇,他没有去放大痛苦,而是用智慧的愉悦战胜沉沦的痛苦,用理性的控制取代激情的宣泄,最终我们会看到他对“对悲哀的扬弃”。文化层面的解读揭开了苏轼精神世界追寻的路程,从迷惑到通达,他的生命闪耀着智慧之光。
文化层面的解读可以说是鉴赏《定风波》的一个独特视角,将文本放置在儒释道这样一个思想交汇的文化背景下,引领学生去发现诗词中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而构建学生自己的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能力、传承能力,构建学生自己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不讲宋朝儒释道这样的一个思想背景,那么,文本中隐藏的文化将会流失,无疑使读者与文本之间加大了疏离感。文本的完整意义必定与特定文化有着特定关联,这就需要我们警惕一些文学解读的局限性,把常规的文学解读上升到文化解读的高度上。否则,经典文本的文化内涵便会很快流失,这也是从文化角度鉴赏古典诗词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一、文本细读,寻找词之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一句,就将诗与词的细微差别点了出来。词经常通过长短句,记载词作者幽微要眇很难言说表达出来的情意,是要在词里面才能表达得出来的,诗则难陈。而好词以境界为最上,对古典词的鉴赏,应该通过文本细读,去寻找词中的境界。
首先看词前小序,小序交代了时间地点起因人物,其中“狼狈”、“独”、“故”这几个词需要挖掘背后蕴含的情感。在沙湖道中遇雨,没了雨具,同行友人的狼狈之相可以猜想出他们可能因雨而滋生出不耐烦的情绪,而作者却不同于他们,“独”字隐含了苏轼在这场雨中展现的从容姿态,有种欣然自喜的感觉。“故”字则体现了作《定风波》的原由,苏轼将这一心路历程记录下来,是有感而发的,这正体现了词之微妙,是词作者心理细微变化的记录。词一开头便有“莫听”、“何妨”、“且”这样的词语,层层递进,展现雨中的从容淡定,用主观意识战胜外界风雨。风雨瓢泼,却不是快走归家而是“徐行”,很显然,苏轼接受着这突如其来的风雨,不是怕而是享受,而且还要“吟啸”,这是化用陶渊明 《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语句,把自己对风雨的蔑视和自身旷达情怀的抒发于平淡描述中。这样还不够,苏轼说脚着草鞋手拄竹杖走得还比马儿快,“马”在这里具有象征意义,马为高官所乘,“轻胜马”不仅是说走得比马儿轻快更指无繁琐官务一身轻松。一声“谁怕”掷地有声,似心中悲愤又似畅快的叫喊。我们看词中有着双关含义的词语“烟雨”、“萧瑟”、“风雨”,这些词语不仅指自然界中寒风冷雨,更是指足以改变词人一生仕途的风雨,这些意象在词中多次出现,展现了自然环境之恶劣,更隐射词人所处的现实环境。虽如此,回首往事,竟似这风雨这打击从没发生过一样,旷达心境于风雨中生成。苏东坡一生胸怀家国,充满了政治理想,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感受到全词情、景、理浑然天成,意境深远而不隔,情致豪放而兼融理趣的特点。
文本细读需要我们将解读落实到字里行间,让学生多思考词人为何用这一字这一词这一语气,而不是仅仅对词句进行现代文的翻译。诗词无达诂,每位学生寻觅到的词中境界都稍有不同,这便是文本细读的魅力。
二、文化解读,探究游走于儒释道之间的精神家园
文化解读之前先进行知人论世。苏轼的很多诗词都选入人教版初高中的语文课本,学生对苏轼并不陌生,但不同时期作家的创作风格又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学生对苏轼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把握。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苏东坡的词作具有这种超然淡泊的色彩?通过文本细读后,引导学生去探寻。大多出色的诗词作者自成的风格都离不开独特的身世,荣辱浮沉都会成为文学创作的养料,苏词的旷达境界和哲学思考在经历乌台诗案开始展现,在被贬黄州之时渐渐达到高峰。课前,可以引导学生查阅苏轼的年表,将其人生的主要经历标注出来并注上相对应阶段所创作的诗词,这样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就有了更加全面和透彻的理解。
苏词的达观洒脱仅仅是因为身世浮沉吗?通过前面的文本细读和知人论世,我们应该将苏词放到一个当时北宋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来进行鉴赏,这是这首词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要点——文化层面的解读。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后,渐与本土的儒、道二家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思想的主干。早在六朝时期,刘勰在他的《灭惑论》中说:“故孔释教殊而道契。”儒、释、道三家融合的运动过程,宋代是其发展之高峰,而成为士大夫思想的主要部分,苏轼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苏轼的很多诗词文章都展现了他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他的思想游走于儒释道之间。苏轼一直都是实用派,对道经的研读,采摄儒、释、道等思想学说,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对于道典的研读兴趣是在于寻找人生真谛,寻找心安之道。
可以说,苏轼的实用思想使得他对儒释道的态度是选择自己内心需要的,汲取各家所长又不从属于哪一家,他对人生的终极追问是:心向何处?苏轼在《临江仙·送王缄》发出了“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的感慨,可见他在追寻内心的归属。《唐宋词与人生》中写到“任谁都难逃生活的压力,不免会陷入感情危机或人生逆境之中,这时他们(词人)就都会努力寻找解决烦恼的良方,皈依某种人生哲学”。那苏轼的精神世界到底归往何方?是儒家的“积极”入世?是道家的“齐物”人生观?是佛家的“虚无”思想?苏轼在他另一首《定风波》中做出了回答,“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人生中遭遇的一贬再砭,一生多在岭南地区生活,内心未尝没有苦楚,他游走于儒释道之间,是为寻求本心,是为寻求慰藉。面对人生境遇,他没有去放大痛苦,而是用智慧的愉悦战胜沉沦的痛苦,用理性的控制取代激情的宣泄,最终我们会看到他对“对悲哀的扬弃”。文化层面的解读揭开了苏轼精神世界追寻的路程,从迷惑到通达,他的生命闪耀着智慧之光。
文化层面的解读可以说是鉴赏《定风波》的一个独特视角,将文本放置在儒释道这样一个思想交汇的文化背景下,引领学生去发现诗词中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而构建学生自己的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能力、传承能力,构建学生自己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不讲宋朝儒释道这样的一个思想背景,那么,文本中隐藏的文化将会流失,无疑使读者与文本之间加大了疏离感。文本的完整意义必定与特定文化有着特定关联,这就需要我们警惕一些文学解读的局限性,把常规的文学解读上升到文化解读的高度上。否则,经典文本的文化内涵便会很快流失,这也是从文化角度鉴赏古典诗词给我们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