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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称霸及其政治产物，左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作出了回应。实际上，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自身包含着一些阻止它无限再生产的对抗，这些对抗形式有四种：一是生态学的；二是种族隔离、新的“柏林墙”和贫民窟的新形式；三是反对“知识产权”这种私有财产的不正当性；四是新技术科学特别是生物遗传学发展的社会伦理后果。在这四组对抗中，被包括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对抗是最关键的，是其他对抗的参照点；离开了这一点，一切对抗都失去了其颠覆性的锋芒，我们也得不到真正的普遍性，只剩下康德意义上的“私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