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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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二○一四年《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出版后,凤凰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共十三种十四册。
  此辑所收之书,《翁同爵家书系年考》中的书信为国家图书馆藏品(且翁同爵其人是翁氏家族成员中已往被关注较少者),《张佩纶日记》、《爱日精庐文稿》均系上海图书馆藏品,《赵元成日记(外一种)》底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吴兔床日记》底本分藏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翁斌孙日记》之底本八册,分存美国翁氏后人手与常熟市图书馆,《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四种)》收录的七种文献均以稿本、抄本形态存藏,《张祥河奏折》所录文献更是分藏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底本虽为民国间石印本,然其中资料亦有专门从事清末以来中国监狱史研究的学者所未见者,可知流布甚稀。整理者们将这些秘藏、分藏的文献钩稽出来,关联起来,可谓用力。
  这不只是一套简体横排标点过的资料书,还呈现了整理者的研究深度与读书心得。《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后附有《藕庐诗草》一书,初不解其意,待读罢日记中常有作者记述行途赋诗之事,才恍然悟到:这样的汇集,将更有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心性为人;《翁斌孙日记》附录了翁万戈先生所编《翁斌孙事迹》,是对仅存八年日记的翁氏人生经历极好的补充;《爱日精庐文稿》篇幅不大,但附录了很多资料,颇有助于延展阅读;《翁同爵家书系年考》每札之下都有相当篇幅的按语,考察札中言事之本末;《赵元成日记》所据稿本实未著作者,整理者首先根据日记内容并结合其他外部资料确定了作者;《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注释了日记中所涉人物;《吴兔床日记》、《近代珍稀集句诗文集》有整理,亦有校勘;《张祥河奏折》编制了索引。如此种种,均可见整理者之用心。
  这套丛书以私人化、生活化的日记、书信为主要选材,共收有七部日记、两种家书。这样的选材本身是在尝试着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提供一些能够瞥见个体生命的细节与深度的史料,以丰富我们对于构成历史的每一个当事人的认知,了解他独有的生平事迹、亲属状况、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以及他的观念、爱好、愿望与眷恋等;同时,这些个体—也正是构成历史的主体—的记忆,恰好补充了我们对历史细部的认知。
  比如读潘德舆的《养一斋日记》,其中记录了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潘氏参加乡试的情形,七月十一日记曰:“与胡舍南书,议省试买卷事……与梁生法书,议省试寓伴”;十二日记曰:“与苏生浩书,议省试伴……邵立三、刘汇三来,议省试行期”;十三日记曰:“李为车桥应试者卜……予卜入省安否”;十六日记曰:“揲蓍问南行安否”;二十日记曰:“王生景洛札来,问省试行期……胡舍南覆书至,谓买试卷已托丁粹孙”;二十一日记曰:“至刘汇三宅,谈省试诸作伴者分合事”;八月初七日记曰:“摒挡入闱考具,琐琐不堪其烦”—将应试前的种种绸缪计划、焦虑忐忑如实记录在案,想来诸位参加过各种考试的看客,读之都会会心一笑。而潘德舆八月初八日至十五日间的日记,更让人对乡试三场对考生的“摧残折磨”有了形象而具体的认识。如八月九日记曰:“午后,日光烁面,热不可当,头风大发,至四鼓未得合眼,不能作一字,不待言矣。是夜痛楚不堪,深悔恋此名场,自诒伊戚,无可奈何,只索安坐待之”;十四日记曰:“号中某生吐泻不止,监临遣医来针之,僵卧号舍中,不肯纳卷出。省下此症极多,二场某生以此死号中”。从前只说是八股取士,灭杀人性,殊不知甚者灭杀人命也!与此类似的还有《翁斌孙日记》中收录的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恩科春闱小记”,只不过翁氏的身份是考官,而非考生;考试也升级为礼部试。相比之下,翁斌孙日记中呈现的多是监试期间的应酬与百无聊赖。在这些日记中,气氛肃杀、程式繁多的科举考试,变身为潘氏、翁氏血肉丰满的人生经历,读之让人不忍释卷。
  同时,日记并不只是记录者日常的衣食住行或生活琐事的罗列,也常常记录着他们深入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如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宣统二年(一九一○)五月二十五日记其在山海关所见,“城中市面甚萧索,而日人营业者甚多,甚至肩挑贸易遍地皆是,于我国商务前途亦大有影响”;二十六日记:“关外日人杂居营业者较山海关尤多,据黄君言,注册者共五千人,而往来无常者三倍之。由此间至长春八百余里,日本之屯耕者处处是民,即处处是兵,不可究诘。沈阳为陪都重地,而强邻实逼处此,令人触目惊心。”对于清末(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在东北的布局与经营,表示出深深的担忧。
  其他如《吴兔床日记》中记载了吴骞中年至晚年的藏书经历、读书心得、与书友间的交往等情况,是考察这位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型藏家书事活动最直接的史料;《张佩纶日记》中多记其校阅《管子》一书的活动(从光绪六年到光绪十九年间都有),可作为了解其著《管子学》一书进程的佐证材料。若能充分利用日记中的此类内容,相信也会使以往的研究有向纵深推进的空间。
  相比于“实录”、“方略”等书籍,奏折就是更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奏折保存了更加完整的事件始末信息,这会对一些历史进程的还原起到直接有效的作用。本辑的《张祥河奏折》一书中,有些奏折揭示了咸丰年间为防堵太平天国军势力的扩张清政府在陕甘两省所做的军备调动,这些内容不仅在《清文宗实录》里未见任何记载,同样也未收录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故极具价值。如《史料》一书中收录有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上谕,曰“湖南贼匪被剿窜至湖北交界地方,情形吃紧,著舒兴阿、张祥河于陕甘提镇各标内,再选精兵二千名,配带军装器械,派委得力将弁管领,星速驰赴河南,交署巡抚琦善,听候谕旨调拨,毋稍迟误”云云,然而后续并无陕甘省内执行此谕的任何记录,而《张祥河奏折》中则有《奏报选派官兵前赴河南防堵贼匪情形》一折汇报了陕西、甘肃两省执行此上谕的情况。此外,《张祥河奏折》中还有不少与命案(或讼案)有关的奏报,其中有下级官吏贪墨勒索的嘴脸,有市民械斗流血的场面,有邻里琐事纠纷的实录,有家庭暴力悲剧的描述,镜头感十足,桩桩件件都是活生生的地方社会生活史资料。
  奏折因为要上呈皇帝御览,其中总还是会有些粉饰。而本丛刊重点收录的日记或书信资料,则因为文献的私密性最高,往往更加真实可信。如赵元成的《辛亥日记》,记述一九一一年山西起义甚详。从九月初八日(十月二十九日)起义爆发,到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二十九日)赵氏逃离并城,在这两个月的恐慌与动荡中,作者以平民的视角呈现了义军入城、火烧两署,清军入晋、激战乏驴岭等的历史场面,以及兵匪共事劫掠、贫民惨遭杀害,农辍于野、货滞于市,物价腾昂、金融失序的民生惨状。这些历史图景,都是此前的史料或史书中所缺乏的。故赵氏日记,诚如整理者所言:“既是一个平民眼中的‘辛亥史’,也是一个文人经历的‘辛劳史’,更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辛酸史’。”
  将个人的生活记录不断挖掘出来,与宏大的历史叙事构成互补,形成互动,以各式各样的线索、手段来帮助人们获得对过去的知识,逐渐交织出一幅色彩更丰富、纹样更细致的历史锦绣。这是此丛书编选者最重要的心思所在。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凤凰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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