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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0年调到《奔流》的。我原来在商城县文教局，后来又调动到文化局。“文革”之后，《奔流》缺人，要从全省选拔人才，有两个条件：一个是高中语文教师，一个是发表过作品，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
我符合《奔流》选拔人才的条件，但当时父亲身体不好，我说我要晚点来。当时的主编是庞嘉季，他说那要请示老主席于黑丁。于老师得知我的情况，他说你这是孝子，等你两年吧。
另外，商城县不放人，信阳地区也不想让走。当时信阳地区要成立文联，想让我去文联当主席。虽然前景很诱人，但我不想当官，我一心只想搞业务。
1972年，我在《文艺作品选》（《奔流》前身）发了第一篇作品，那是我作家梦的第一步。后来《奔流》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复刊，我又成了第一个拿《奔流》稿费的人，那时候刚恢复稿费，我发了个头条，叫《香柏树》。
到了《奔流》编辑部以后，想叫我干秘书，但我还是想搞业务，当编辑。最后庞嘉季说，你可要想好啊。我说我想好了，地区文联主席我都不想要。他说，那行，你就当编辑吧。当官这个事儿说实在话，我压根儿没这个愿望，一点欲望都没有。那时候就想搞文学，当编辑。
《奔流》编辑部的宗旨是宁要三流作家的一流作品，不要一流作家的三流作品；还有就是注意发现新人，培养新人。
你比如写出《秋菊打官司》的陈源斌，当时是县城里的一个邮递员，没什么名气，但他就在《奔流》上发了作品，稿子是我编的。后来我到安徽开会，陈源斌以为我是女的。他跑到女同志那里去找，人家说“是个老头啊”。
你像现在已经是少将的周大新，就是从《奔流》“起家”的。1982年，他的短篇小说《第四等父亲》在《奔流》杂志上发表后，陕西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都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了电视剧。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陕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当时，各电视台自己拍摄电视剧还是很少的，这件事对周大新的鼓励非常大。他心想：我可以搞创作，而且也能搞好。即便是在后期《奔流》与《莽原》合刊之后，他仍然积极给编辑部供稿，他的《大门打开一条缝》就是我编发的。他曾经专门到郑州来看我，后来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我缺稿子了，找他要。周大新说，我把《人民文学》的撤回来。他到《人民文学》把稿子要回来，给我。
《奔流》还有一个特点，培养青年作者。当时出了好几期“青年作家专号”，全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讨论这个方案的时候，副主编王大海说为什么《奔流》能够受到青年作者的关注，就因为我们重视青年作者！
那时每天有几麻袋来稿。作为一个编辑，你要是想省事儿，看谁名气大，把稿子提上去，也很容易。但《奔流》的编辑不这样，我们是名气大的关注，没名的也关注。不论出名不出名，你要想发现新人，就必须好稿子坏稿子都得看。若有毛病，你提出意见，叫作者修改。有时候我们给作者写信，甚至跑去找作者，跟作者讨论修改方案。因为如果编辑要自己动手帮他修改的话，味道不一样，所以我们只是提出意见，让作者自己修改。
当年河南出作者多的原因，就因为我们是英雄不讲出处。你像很有名气的作者，我们退的稿件也很多，但有些转了好几个编辑部的稿件又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一样重视。没一点名气的作者，稿子只要是认真地写，有毛病就挑毛病，改改想法也要发，这是培养人嘛！
当年聚集在《奔流》周围的一大批青年作家，南阳的有周同宾、廖华歌、王俊义、周熠等，许昌的有李佩甫、刘向阳等，平顶山的有禹本愚、时宇枢、杨德田等，开封的有王不天、罗锐等，商丘有的张兴元等，新乡的有侯玉鑫等，安阳的有朱吉甫等，周口的有孙方友、南豫见、墨白等，信阳的杨东明、祝遵树、沈凡等，洛阳的张宇、张文欣等。这些作家后来都成为了文学豫军的领军人物。
原来河南省文联就以《奔流》为中心，最主要的人，到奔流来干。我感觉《奔流》的成功之处，就是编辑部“发现新人，培养新人”的指导思想。
文学艺术，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成长期，一个成熟期。成长期，虽然有毛病，但作品充满了活力，给人带来的艺术感受很深刻，有一种激情在涌动。一旦渡过成长期，到了成熟期，包括绘画、书法都一样，它就不再是创作，而是制造。尽管从艺术上讲，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缺少活力。为什么都爱说青年人“后生可畏”，就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那种活力，你找是找不来的，他们本身有那种活力爆发。你比如一棵幼苗，刚刚发芽的时候，是很脆弱，但是它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顶起一个大石头，它的这种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编辑部编发文章，炒剩饭很容易，但发现苗子才是最好的。人才的培养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前一天发芽，第二天就能成为大树，不是那样，他有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表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我认为《奔流》在抓业余作者的培养上，很典型。
为了培养年轻的作者，《奔流》还组织了创作班，把正在创作中作者集中到一块儿，然后给大家串串稿子，进行再加工。像张宇、刘向阳，都参加过《奔流》的创作班。
除了创作班，还组织笔会。记得在八里沟开笔会，是我去踩点、安排的。当时的照片我留的还有，但我现在年纪大了，找不到放哪儿了。
我是从1980年开始到《奔流》编辑部工作，一直干到《奔流》与《莽原》合并。1993年到文联印刷厂去当书记，后来我又到办公室当副主任。机构改革的时候，我到联络处当副处长、处长，彻底从政了。
这么多年来，我对《奔流》的感情是深厚的。《奔流》是源远流长的，从河南文学起步开始，地上河到地下河，又流出来，感觉到既兴奋又喜欢。
《奔流》能够在新时期复刊，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很多人向我询问《奔流》复刊的情况。我希望复刊后的《奔流》，能够把传统继承一部分，随着形势的新变化，还要跟新媒体结合着搞。我为啥写“奔流不息”四个字作为奔流60周年的贺词。我感觉到圣火在我心中燃烧了很多年，像是滔滔的黄河水一样。我在《奔流》干了十多年，真有感情，提到这个名字，我心里都感到激动，真希望它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有很多人不认识我了，但一提到《奔流》，他们说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从《奔流》走出來的，是伴随《奔流》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我从一个县城、一个大山区，来到省会郑州，来了以后我哪都不想去了，我说这就是我的家了。
我符合《奔流》选拔人才的条件，但当时父亲身体不好，我说我要晚点来。当时的主编是庞嘉季，他说那要请示老主席于黑丁。于老师得知我的情况，他说你这是孝子，等你两年吧。
另外，商城县不放人，信阳地区也不想让走。当时信阳地区要成立文联，想让我去文联当主席。虽然前景很诱人，但我不想当官，我一心只想搞业务。
1972年，我在《文艺作品选》（《奔流》前身）发了第一篇作品，那是我作家梦的第一步。后来《奔流》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复刊，我又成了第一个拿《奔流》稿费的人，那时候刚恢复稿费，我发了个头条，叫《香柏树》。
到了《奔流》编辑部以后，想叫我干秘书，但我还是想搞业务，当编辑。最后庞嘉季说，你可要想好啊。我说我想好了，地区文联主席我都不想要。他说，那行，你就当编辑吧。当官这个事儿说实在话，我压根儿没这个愿望，一点欲望都没有。那时候就想搞文学，当编辑。
《奔流》编辑部的宗旨是宁要三流作家的一流作品，不要一流作家的三流作品；还有就是注意发现新人，培养新人。
你比如写出《秋菊打官司》的陈源斌，当时是县城里的一个邮递员，没什么名气，但他就在《奔流》上发了作品，稿子是我编的。后来我到安徽开会，陈源斌以为我是女的。他跑到女同志那里去找，人家说“是个老头啊”。
你像现在已经是少将的周大新，就是从《奔流》“起家”的。1982年，他的短篇小说《第四等父亲》在《奔流》杂志上发表后，陕西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都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了电视剧。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陕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当时，各电视台自己拍摄电视剧还是很少的，这件事对周大新的鼓励非常大。他心想：我可以搞创作，而且也能搞好。即便是在后期《奔流》与《莽原》合刊之后，他仍然积极给编辑部供稿，他的《大门打开一条缝》就是我编发的。他曾经专门到郑州来看我，后来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我缺稿子了，找他要。周大新说，我把《人民文学》的撤回来。他到《人民文学》把稿子要回来，给我。
《奔流》还有一个特点，培养青年作者。当时出了好几期“青年作家专号”，全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讨论这个方案的时候，副主编王大海说为什么《奔流》能够受到青年作者的关注，就因为我们重视青年作者！
那时每天有几麻袋来稿。作为一个编辑，你要是想省事儿，看谁名气大，把稿子提上去，也很容易。但《奔流》的编辑不这样，我们是名气大的关注，没名的也关注。不论出名不出名，你要想发现新人，就必须好稿子坏稿子都得看。若有毛病，你提出意见，叫作者修改。有时候我们给作者写信，甚至跑去找作者，跟作者讨论修改方案。因为如果编辑要自己动手帮他修改的话，味道不一样，所以我们只是提出意见，让作者自己修改。
当年河南出作者多的原因，就因为我们是英雄不讲出处。你像很有名气的作者，我们退的稿件也很多，但有些转了好几个编辑部的稿件又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一样重视。没一点名气的作者，稿子只要是认真地写，有毛病就挑毛病，改改想法也要发，这是培养人嘛！
当年聚集在《奔流》周围的一大批青年作家，南阳的有周同宾、廖华歌、王俊义、周熠等，许昌的有李佩甫、刘向阳等，平顶山的有禹本愚、时宇枢、杨德田等，开封的有王不天、罗锐等，商丘有的张兴元等，新乡的有侯玉鑫等，安阳的有朱吉甫等，周口的有孙方友、南豫见、墨白等，信阳的杨东明、祝遵树、沈凡等，洛阳的张宇、张文欣等。这些作家后来都成为了文学豫军的领军人物。
原来河南省文联就以《奔流》为中心，最主要的人，到奔流来干。我感觉《奔流》的成功之处，就是编辑部“发现新人，培养新人”的指导思想。
文学艺术，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成长期，一个成熟期。成长期，虽然有毛病，但作品充满了活力，给人带来的艺术感受很深刻，有一种激情在涌动。一旦渡过成长期，到了成熟期，包括绘画、书法都一样，它就不再是创作，而是制造。尽管从艺术上讲，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缺少活力。为什么都爱说青年人“后生可畏”，就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那种活力，你找是找不来的，他们本身有那种活力爆发。你比如一棵幼苗，刚刚发芽的时候，是很脆弱，但是它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顶起一个大石头，它的这种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编辑部编发文章，炒剩饭很容易，但发现苗子才是最好的。人才的培养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前一天发芽，第二天就能成为大树，不是那样，他有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表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我认为《奔流》在抓业余作者的培养上，很典型。
为了培养年轻的作者，《奔流》还组织了创作班，把正在创作中作者集中到一块儿，然后给大家串串稿子，进行再加工。像张宇、刘向阳，都参加过《奔流》的创作班。
除了创作班，还组织笔会。记得在八里沟开笔会，是我去踩点、安排的。当时的照片我留的还有，但我现在年纪大了，找不到放哪儿了。
我是从1980年开始到《奔流》编辑部工作，一直干到《奔流》与《莽原》合并。1993年到文联印刷厂去当书记，后来我又到办公室当副主任。机构改革的时候，我到联络处当副处长、处长，彻底从政了。
这么多年来，我对《奔流》的感情是深厚的。《奔流》是源远流长的，从河南文学起步开始，地上河到地下河，又流出来，感觉到既兴奋又喜欢。
《奔流》能够在新时期复刊，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很多人向我询问《奔流》复刊的情况。我希望复刊后的《奔流》，能够把传统继承一部分，随着形势的新变化，还要跟新媒体结合着搞。我为啥写“奔流不息”四个字作为奔流60周年的贺词。我感觉到圣火在我心中燃烧了很多年，像是滔滔的黄河水一样。我在《奔流》干了十多年，真有感情，提到这个名字，我心里都感到激动，真希望它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有很多人不认识我了，但一提到《奔流》，他们说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从《奔流》走出來的，是伴随《奔流》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我从一个县城、一个大山区，来到省会郑州，来了以后我哪都不想去了，我说这就是我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