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大学的录取标准。所有的人都同意不能仅仅用成绩来衡量一个人，但是在高考面前呢？到底录取的时候是要综合考虑，比如柳艳兵的事例里考量的是品德，还是让成绩的归成绩，道德的归道德？有没有一个可以解决各方疑虑的完美标准？
　　最近，31省份调整了高考加分照顾政策，缩减了体育、奥赛项目，降低了加分分值，有些地方奥赛获奖者不但被剔出保送行列，甚至不能加分。与此同时，13个省份的加分项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北京、浙江、四川三省市甚至奖励20分。
　　这让人联想到“举孝廉”制度。“举孝廉”是汉朝的官员选拔制度，汉武帝即位后，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向朝廷举荐道德学问优异又有议政能力的人，经朝廷考察后授予官职。后来这种方式成为汉代官员选拔的常规。但由于孝廉的软性标准，掌握选拔权力的官僚们徇私舞弊、官官相护，“举孝廉”制度出现异化。
　　到了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就有童谣形容举孝廉制度：“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意思是：举荐的秀才不读书，经朝廷考察的“孝廉”并无孝心，所谓的品德高尚之士其实像污泥一样混浊，出身高门大户的将军像鸡一样胆怯。
　　建国后，在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下，激励未成年人保卫国家财产、与坏人做斗争的例子很多，有以一人失去了左脚拇指，另一人双脚被截肢的代价保卫三百多只羊的英雄小姐妹龙梅与玉荣，舍身救山火的赖宁，为了保卫集体的海椒而献出生命的刘文学等。
　　时代变迁，很多当时极力歌颂的见义勇为、高尚行为，已经变成了历史的蒙昧遗迹，唯一的作用只是警醒人们。在人与物孰轻孰重的启蒙下，刘文学、龙梅与玉荣都从公众视野中淡去，由于赖宁精神中过度宣扬和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被认为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不相符。一些学校已将赖宁的画像从墙上摘下。
　　2003年，北京市教委主持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就删去了“敢于斗争”“见义勇为”等条目。上海早在1995年，也已经修改了很多陈旧的条款，剔除了小学生守则中“见义勇为”等提法。河南、江苏、广东、辽宁、山东、安徽等省份先后在一些法规条例中取消了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内容。
　　这说明道德本身是变化的。用一个易变的、软性的、很容易人为操作的标准来作为高考加分的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更何况，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道德的变化更是剧烈。
　　高考是整个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个指挥棒虽然导向作用极强，但却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挥动，必须与教育体系的规定、观念、价值观大体上契合，最起码，不能自相矛盾，一边从守则中删除见义勇为，而另一边却刺激、诱惑中学生的见义勇为行为。
　　1977年恢复高考，是很多人的命运转折点，相比现在极其复杂的高考制度，这场被人们视为公平的改变命运的高考，却相当简单。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或地理；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第二年，考试制度更加简单，由分省出题变为了全国统一出题。
　　时间过去接近40年，高考制度在不断改革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加分、各种特招、各种自主考试。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理由似乎非常充分：为了更全面地选拔德才皆备的人才，高考必须更加复杂。不过，改革得越来越复杂的高考制度，却令人们更加疑惑——人们反对奥数、文体特长生加分，本来是想要一个更公平的高考，结果，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更退一步，变为了现代意义上的“举孝廉”。
　　（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