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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循序渐进的力量，毕竟理想的嫩芽破土而出：政府总归是支持音乐节的，乐队也能养活自己了，一切都没有白干
拍照前几分钟张帆才换上深蓝棉衬衫。在那之前他上身套着件黑色迷笛T恤。显然他不算时髦，只是保持简洁。在他最喜欢的照片中，一个高个子男人坐在昏黄的灯光下，身后的墙壁是他特意调制的豆灰色（因为上半身太长，他很难保持笔挺的姿势，摄影师一说放松，他就“塌”下去了）。整体而言他觉得这张图反映了自己的内在心灵：温暖而儒雅。对灯光、穿衣风格的选择，似乎暗示了张帆乐于坚持个人审美，不浮夸，自由而克制。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最老牌音乐节迷笛的风格和走向。
1993年，张帆创办了地下摇滚乐队的发源地——迷笛音乐学校。2000年诞生于校园的迷笛音乐节则开启了国内音乐节日后的规模化增长。但从2005年成立北京迷笛演出公司以来，迷笛始终在商业规模上有所控制，比如迷笛从来不接受商业冠名;自始至终保持强烈的“摇滚风格”，“音乐第一，不为挣钱而挣钱。”用张帆的话来说就是，“创造者都有些霸道吧。”
这位做事稳重的中年男子坦言自己有乌托邦主义情结。一头是摇滚青年，另一头是政府，作为沟通者的张帆性格糅合了矛盾的两面：非常的浪漫主义，同时理性、温和。有些过于简化地，他将这种性情归因于射手座加A型血。
对理想主义者张帆来说，迷笛的意义不只在于音乐。“迷笛是一个社会，一个自由世界。”张帆这样总结他的“孩子”。“自由是一点点被撕开的，”他双手缓慢却用力往两边撕开，仿佛前面有一堵很厚的墙。接着他说，“如果说是我先进去（那个自由空间），然后我再帮助大家慢慢、一点点走进去。”
张帆回忆起2003年南半球那个美妙的夏天。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他参加了墨尔本一场布鲁斯摇滚音乐节。“现场没几个警察，有警察也是在喝咖啡聊天。老人、青年人、推着婴儿车的父母，都在自由走动。”他从感官上体会到了西方启蒙时代的理念：人作为地球上富有感情的、高智商的动物，是有理由充分愉快和自由的。
但在当时的国内，无论政府还是民间仍然对露天摇滚音乐节没概念，“摇滚一度就是禁词。”2004年10月，北京海淀公园主动找到张帆，说来海淀公园搞吧，张帆特兴奋。但第一道关——文委那关就没过。最后公安局也没批。幸好他们又接到石景山区国际雕塑公园的邀请。这次文化局的批文到手了，但公园离居民区太近了，居民告他们扰民。张帆跟公安、石景山区领导、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磨了两个小时，达成协议：条件是晚上7点钟结束。公安的批文最后也没拿到。不过官方的默许意味着原本地下演出形态的摇滚音乐会被局部接纳了。
次年海淀公园再次邀请他们。演出前一天公安局的批文才下来。张帆感叹“那张纸意义重大”——“中国有了第一个民间节日”。他跟官方来回沟通。对方要求所有人坐着听音乐会。张帆开玩笑：1949年毛主席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你干嘛还让我们坐着看演出。对方不让卖酒。张帆说，节日应该有酒，但我们不卖烈酒，他还说，可以用纸杯盛酒，不会有问题。然后公安又担心毒品问题。张帆说，吃摇头丸的人一般要在持续不断的音乐中摇摆，但摇滚音乐会一首歌三四分钟，摇没几下就停了，乐迷吃摇头丸反而会不舒服。
音乐节一开始就打上了张帆的个人烙印。比如是他引入了跳蚤市场。主意一出，公安、海淀公园的门卫、工商局都要来查，张帆又劝，“几百个摊贩你去收，惹众怒怎么办？我来帮你们查。”
乐迷边喝啤酒边站着扭身子，台下跳蚤市场五花八门，这些已然泛滥的图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帆跟政府对话的能力。迷笛音乐节是民众的狂欢，官方不可能不忧心。张帆是草根与官方的润滑剂。他甚少跟官方讲大道理，更擅长用同理心赢得信任，站在对方角度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同时用一些玩笑话缓解氛围。一位朋友分析过张帆的性格，如果有什么事别人谈不了，请他出面就谈成了。“他可能一看我的脸，哦，不是个坏人。”他又露出看上去无害的笑容，“哎，每个人都是人，都会有情感、有思想，任何一位警察都不是工具。”
他很清楚底线。比如早年有些青年在跳蚤市场卖纳粹标志，他坚决不同意。第二天青年在纳粹标志上化了道黑线，说表示对纳粹说NO。他说行。
即便如此，过去15年里音乐节仍然被取消多次。张帆想来“都是小事”。2008年，因为奥运主题从“人文奥运”改为“平安奥运”，前十几天政府发出通知取消音乐节。他很快在微博通知乐迷，“让事情淡化。”
2009年迷笛音乐节迎来另一个转折。当时海淀公园举办音乐节的批文没下来，正好镇江市政府找到他们，张帆决定转移到镇江。那是迷笛首次正式和政府合作。演出前两天张帆终于拿到批文。镇江也没举办过这样的大型活动，安全协调会开了又开，坐在指挥中心的警察紧张得时不时冒头出来。但一切顺利结束了。
“过去一些政府部门曾视我们为洪水猛兽，但现在我们也是这个国家追求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张帆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桎梏仍然存在。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告诉我，政府审批的程序日益简化了，但少不了“费时间”，“以前文化部门批了，再去找公安，现在文化部门的人会说你先去征询公安的意见。”另一种声音批评音乐节成了地方政府的工具，张帆并不认同。他觉得举办音乐节的领导者“至少没有碌碌无为，起码愿意承担风险”，同时他也认为音乐节对地方的影响相当有限。身为张北音乐节的顾问，张帆去过两次张北，“后续建设没跟上，牧民们还是那么穷，音乐节最多在暑期拉动下当地旅游。”
自称是改良主义者的他更相信循序渐进的力量。他身上有一种让人近乎不解的乐观。他最爱说的话是，“没啥困难啊”，“挺好的啊。”毕竟，理想的嫩芽已破土而出——政府总归是支持的，而乐队也能养活自己了，“一切都没有白干。”
人物周刊：你26岁就创办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那是怎么样的机缘？
张帆：大学毕业后我先去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做资料片的引进，干了一年觉得没什么意思，在家蒙头睡了一年觉。我父母老叫我起床：太阳照到屁股啦，起来吃饭啦。那段时间我常去北京一个叫迷笛演艺器材的高技术公司玩设备。1993年底，老总突然说你来做校长吧。我过去了，把原来的短期培训变成了两年制。那会儿全中国憋了一大堆喜欢音乐的人，三十多岁的工人、农民、复员解放军、大学生哗啦全跑到迷笛音乐学校。
人物周刊：第一届音乐节怎么样的氛围？
张帆：我就图个大家乐呵，出了七八万块，在校园小礼堂里举办了第一届迷笛音乐节。演出的是迷笛的学生乐队，观众全是农民工、盲流、愤青、诗人，所有社会边缘、非主流的人。我们和一群自愿被放逐的人在一个边缘的地方高兴，买啤酒免费让大家喝。我们就是看不起那种一个劲流泪的MTV。
人物周刊：刚开始那几年音乐节还没有商业化，艰难吗？
张帆：那时候最开心了。根本不考虑票房，全免费，最难忘的就是2003年的音乐节。迷笛学校刚搬到香山脚下门头村。四五千人疯了。很多乐迷跑到舞台上来了，最后的演员不是乐队，而是乐迷。谁都不把谁当回事，谁又都把人当朋友。现场管理人员基本上是老师，有乐迷爬上来被踢下去，爬上来又踢下去。跟小时候玩攻山头一样，没有任何人有真正的敌人。特别没有规矩，但又特别不破坏规矩。大家在一个共同的语境和默契里。深夜里，所有人就睡在苹果树下。特别浪漫。
人物周刊：迷笛观众从几千人到后来的几万人，你有没有担心过出乱子？
张帆：迷笛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就是“BE
拍照前几分钟张帆才换上深蓝棉衬衫。在那之前他上身套着件黑色迷笛T恤。显然他不算时髦，只是保持简洁。在他最喜欢的照片中，一个高个子男人坐在昏黄的灯光下，身后的墙壁是他特意调制的豆灰色（因为上半身太长，他很难保持笔挺的姿势，摄影师一说放松，他就“塌”下去了）。整体而言他觉得这张图反映了自己的内在心灵：温暖而儒雅。对灯光、穿衣风格的选择，似乎暗示了张帆乐于坚持个人审美，不浮夸，自由而克制。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最老牌音乐节迷笛的风格和走向。
1993年，张帆创办了地下摇滚乐队的发源地——迷笛音乐学校。2000年诞生于校园的迷笛音乐节则开启了国内音乐节日后的规模化增长。但从2005年成立北京迷笛演出公司以来，迷笛始终在商业规模上有所控制，比如迷笛从来不接受商业冠名;自始至终保持强烈的“摇滚风格”，“音乐第一，不为挣钱而挣钱。”用张帆的话来说就是，“创造者都有些霸道吧。”
这位做事稳重的中年男子坦言自己有乌托邦主义情结。一头是摇滚青年，另一头是政府，作为沟通者的张帆性格糅合了矛盾的两面：非常的浪漫主义，同时理性、温和。有些过于简化地，他将这种性情归因于射手座加A型血。
对理想主义者张帆来说，迷笛的意义不只在于音乐。“迷笛是一个社会，一个自由世界。”张帆这样总结他的“孩子”。“自由是一点点被撕开的，”他双手缓慢却用力往两边撕开，仿佛前面有一堵很厚的墙。接着他说，“如果说是我先进去（那个自由空间），然后我再帮助大家慢慢、一点点走进去。”
张帆回忆起2003年南半球那个美妙的夏天。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他参加了墨尔本一场布鲁斯摇滚音乐节。“现场没几个警察，有警察也是在喝咖啡聊天。老人、青年人、推着婴儿车的父母，都在自由走动。”他从感官上体会到了西方启蒙时代的理念：人作为地球上富有感情的、高智商的动物，是有理由充分愉快和自由的。
但在当时的国内，无论政府还是民间仍然对露天摇滚音乐节没概念，“摇滚一度就是禁词。”2004年10月，北京海淀公园主动找到张帆，说来海淀公园搞吧，张帆特兴奋。但第一道关——文委那关就没过。最后公安局也没批。幸好他们又接到石景山区国际雕塑公园的邀请。这次文化局的批文到手了，但公园离居民区太近了，居民告他们扰民。张帆跟公安、石景山区领导、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磨了两个小时，达成协议：条件是晚上7点钟结束。公安的批文最后也没拿到。不过官方的默许意味着原本地下演出形态的摇滚音乐会被局部接纳了。
次年海淀公园再次邀请他们。演出前一天公安局的批文才下来。张帆感叹“那张纸意义重大”——“中国有了第一个民间节日”。他跟官方来回沟通。对方要求所有人坐着听音乐会。张帆开玩笑：1949年毛主席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你干嘛还让我们坐着看演出。对方不让卖酒。张帆说，节日应该有酒，但我们不卖烈酒，他还说，可以用纸杯盛酒，不会有问题。然后公安又担心毒品问题。张帆说，吃摇头丸的人一般要在持续不断的音乐中摇摆，但摇滚音乐会一首歌三四分钟，摇没几下就停了，乐迷吃摇头丸反而会不舒服。
音乐节一开始就打上了张帆的个人烙印。比如是他引入了跳蚤市场。主意一出，公安、海淀公园的门卫、工商局都要来查，张帆又劝，“几百个摊贩你去收，惹众怒怎么办？我来帮你们查。”
乐迷边喝啤酒边站着扭身子，台下跳蚤市场五花八门，这些已然泛滥的图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帆跟政府对话的能力。迷笛音乐节是民众的狂欢，官方不可能不忧心。张帆是草根与官方的润滑剂。他甚少跟官方讲大道理，更擅长用同理心赢得信任，站在对方角度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同时用一些玩笑话缓解氛围。一位朋友分析过张帆的性格，如果有什么事别人谈不了，请他出面就谈成了。“他可能一看我的脸，哦，不是个坏人。”他又露出看上去无害的笑容，“哎，每个人都是人，都会有情感、有思想，任何一位警察都不是工具。”
他很清楚底线。比如早年有些青年在跳蚤市场卖纳粹标志，他坚决不同意。第二天青年在纳粹标志上化了道黑线，说表示对纳粹说NO。他说行。
即便如此，过去15年里音乐节仍然被取消多次。张帆想来“都是小事”。2008年，因为奥运主题从“人文奥运”改为“平安奥运”，前十几天政府发出通知取消音乐节。他很快在微博通知乐迷，“让事情淡化。”
2009年迷笛音乐节迎来另一个转折。当时海淀公园举办音乐节的批文没下来，正好镇江市政府找到他们，张帆决定转移到镇江。那是迷笛首次正式和政府合作。演出前两天张帆终于拿到批文。镇江也没举办过这样的大型活动，安全协调会开了又开，坐在指挥中心的警察紧张得时不时冒头出来。但一切顺利结束了。
“过去一些政府部门曾视我们为洪水猛兽，但现在我们也是这个国家追求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张帆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桎梏仍然存在。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告诉我，政府审批的程序日益简化了，但少不了“费时间”，“以前文化部门批了，再去找公安，现在文化部门的人会说你先去征询公安的意见。”另一种声音批评音乐节成了地方政府的工具，张帆并不认同。他觉得举办音乐节的领导者“至少没有碌碌无为，起码愿意承担风险”，同时他也认为音乐节对地方的影响相当有限。身为张北音乐节的顾问，张帆去过两次张北，“后续建设没跟上，牧民们还是那么穷，音乐节最多在暑期拉动下当地旅游。”
自称是改良主义者的他更相信循序渐进的力量。他身上有一种让人近乎不解的乐观。他最爱说的话是，“没啥困难啊”，“挺好的啊。”毕竟，理想的嫩芽已破土而出——政府总归是支持的，而乐队也能养活自己了，“一切都没有白干。”
睡在苹果树下
人物周刊：你26岁就创办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那是怎么样的机缘？
张帆：大学毕业后我先去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做资料片的引进，干了一年觉得没什么意思，在家蒙头睡了一年觉。我父母老叫我起床：太阳照到屁股啦，起来吃饭啦。那段时间我常去北京一个叫迷笛演艺器材的高技术公司玩设备。1993年底，老总突然说你来做校长吧。我过去了，把原来的短期培训变成了两年制。那会儿全中国憋了一大堆喜欢音乐的人，三十多岁的工人、农民、复员解放军、大学生哗啦全跑到迷笛音乐学校。
人物周刊：第一届音乐节怎么样的氛围？
张帆：我就图个大家乐呵，出了七八万块，在校园小礼堂里举办了第一届迷笛音乐节。演出的是迷笛的学生乐队，观众全是农民工、盲流、愤青、诗人，所有社会边缘、非主流的人。我们和一群自愿被放逐的人在一个边缘的地方高兴，买啤酒免费让大家喝。我们就是看不起那种一个劲流泪的MTV。
人物周刊：刚开始那几年音乐节还没有商业化，艰难吗？
张帆：那时候最开心了。根本不考虑票房，全免费，最难忘的就是2003年的音乐节。迷笛学校刚搬到香山脚下门头村。四五千人疯了。很多乐迷跑到舞台上来了，最后的演员不是乐队，而是乐迷。谁都不把谁当回事，谁又都把人当朋友。现场管理人员基本上是老师，有乐迷爬上来被踢下去，爬上来又踢下去。跟小时候玩攻山头一样，没有任何人有真正的敌人。特别没有规矩，但又特别不破坏规矩。大家在一个共同的语境和默契里。深夜里，所有人就睡在苹果树下。特别浪漫。
人物周刊：迷笛观众从几千人到后来的几万人，你有没有担心过出乱子？
张帆：迷笛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就是“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