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于《圣经》的核心是闪族人，并且是犹太人保存和续写了《圣经》，看起来《圣经》更像是一本犹太人的族谱，但按照《圣经》的推测，苏美尔人很可能也属于闪族，或者我们说，他们直接属于诺亚之后，但绝对不能说他们是犹太人。
夏、商、周之外，仰韶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另外一个远古“文化层”。假如文化同源，那么一定要对“仰韶文化”做出中东根源解释，我认为最可怀疑的中东民族恐怕就是苏美尔人。
他们二者都同样活跃于4000年～6000年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如濮阳西水坡等天文仪器被认为是需要长久积累的高度知识体系，最初甚至许多人不敢肯定西水坡45号墓具有天文意义，因为中国当时似乎不应有这样的“高科技”——这一推论是有道理的。但当我们了解了古代有全球东迁的习惯后，尤其中东是一切文明的源头后，疑问就应该打消了，因为巴比伦地区就有类似的二十八星宿，只是目前的考古还没有发现6500年前的。但巴比伦地区文明从现有资料看可以达到15000年左右，所以二十八星宿产生在那里并不是没有可能。但二十八星宿并非是仰韶与两河流域之间联系的推论起点。
从雕刻看，当时苏美尔居民既有高鼻深目之人，也有五官平和的“中国人”。从这个角度也没有排除二者的联系。即便他们是高鼻深目之人也有被后来夏人同化的可能，所以人种差异并不是障碍。另外，西水坡墓主的身高根据考古专家丈量是1.79米，高于今天中国男人的平均高度。同时古代文学作品里常有巨高之人，比如孔子超过1.90米甚至超过2.0米之外，这些“高人”经过无数代最终被同化为普通蒙古人种的高度，当然在其他生理指标上也被“抹平”了。中国古代与孔子并列崇高地位的老子传说“生而白头”，会不会他本来就是个金发白人?周朝文公99个儿子之外另收养一个孩子雷震——“发似朱砂，胁生双翼”；只有白人才有“红头发”，“胁生双翼”则无疑是西方常见的“天使”形象，尽管描写这些的《封神榜》属于半神话，但是注意到产生的年代在中国古代，依然让人费思量。
《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一书中的如下言论，说明了高鼻深目之人在中国的大量存在，“关于人俑，北方的武士俑多深目高鼻，似西北少数民族充当武装部曲的形象”。我怀疑在大约10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人种都还保持了相对的“分明”。所以在探讨古代族源问题上，根本不要考虑人种问题。人种根本不是个障碍。
仰韶文化多出现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苏美尔人从两河流域地区北上经西域来到中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两河流域到达中国敦煌的直线距离不过2000多千米，地理上根本不成问题。古代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能够抵达两河流域，那么两河流域的人们来到中国也应该不出乎意料，距离也不是问题。
在闪族奴役苏美尔人之前，苏美尔12个城邦之间的长期战乱使得许多人远走他乡，也会有许多我们未知的其他人迁徙的可能。公元前2113年～公元前2006年苏美尔曾经再度崛起，在两河流域下游的吾珥城建立了一个帝国，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他们应该在这里与后来的犹太人有过文化上的广泛联系，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族源，这或许是后来能把希伯来人吸引过来的原由之一?
苏美尔人与中国比较可疑的文化联系在60进位的共同使用方法。
古代苏美尔人有“七月七”的节日，与中国同。但是他们的岁首却在6月。
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也“接近”汉字。有人说楔形文字几乎是世界上一切象形文字的鼻祖，包括埃及象形文字。
苏美尔时期著名而发达的彩陶文化不由让人想到他们很可能就是中国仰韶文化的创始者，“仰韶文化”实际上有一个代称，即彩陶文化。
中国人与最初的苏美尔人还有许多相近的风俗。如中国远古时期有使用陶棺的习惯，南北都有零星发现。最著名的陶棺使用者应该是虞舜，他生活在仰韶时代范围之内，大约为4000年前。传说中的虞舜是两个瓦棺合葬。我记得参观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时也有瓦棺——似乎主要是用于小孩，但也有发现成人使用瓦棺的，为什么如此尚不清楚，但无论何人使用瓦棺，都说明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身份不一般。苏美尔人恰好也有瓦棺风俗习惯。半坡遗址中有一个葬俗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全部头向西。
在婚姻喜事中，中国人至今都有娶进新娘后让新郎揭新娘盖头的习惯，而这个习俗古代苏美尔人早就有了!
医疗方面，苏美尔与中国传统医学如出一门——草药。有学者认为：“在两河流域，草和药是同义词，这和中医十分相似，……有三块泥板文书列举了几百种植物的名称，这些都是草药。还有的铭文提到动物躯体某些部分的药用功用，也有铭文记载着矿物类药物的名称，如各种盐类、矾、矿石粉末等。”
在诊断的方法上苏美尔人和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就更接近了：“学术派的医生主张看病之前要先问清病因。他们重视观察病人的症状、体表温度、脉搏跳动次数，并加以详细记载，然后再对症下药。”假如有人以为以上文字是在描述中医，那您就错了，实际上它是两河流域医术的一部分。
与“学术派”相对应的是“实践派”医生，他们使用“医疗手册，这些手册记载着各种疾病的症状，指示医生如何用药，医药主要由本地的草本药物、矿物药物和动物药物组成。草本药物主要是各种植物的根、茎、叶和果实。使用时或干或鲜，一般药经过筛选、粉碎、浸泡、煮沸，再和醋、酒、蜜、固体油脂混合，做成各种药物。有的内服，有的通过灌肠器灌入体内，有的做成膏药外用。其中，我们知道有些是泻药、止咳药，有些作用还不清楚。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药方大都是宫廷秘方，但是这些药方中完全没有贵重药品、进口药品……”
以上是苏美尔人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对比。我认为，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人们很可能也继承了部分苏美尔文明，他们的另外一个分支是夏、商，这个推论的基础是对几地医疗、建筑、服装以及考古发现等的对比结果，但是对藏族的对比在这里并没有充分展开。我认为，藏族与内地的汉人并无特别大的文化分别，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那里的发展节奏慢了一些，但是其人种古老不让内地。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是，藏族的祖先是由一个名叫“雅隆”的部落发展而来的。中国西南这个地区无论如何都与“亚伦”、“阿龙”或者“Aaron”有密切联系。
对于苏美尔相关的两河流域的文明，这样一个总结或许是全面的：“两河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他们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就来到了这里，两河流域的最初文明就是他们建立的。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以及迦勒底人，继承和发展了苏美尔人的成就，使两河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页。”
但苏美尔人与石头文化无关，他们用泥板写字，用泥土盖房子，这些是明显的标志，可与中国有明显石头崇拜的民族相分离。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后来传播至埃及，另外他们也用兽骨写字，这些都与中国的甲骨文多少会有些联系。
无论巴比伦人或狭义的苏美尔人是否曾经构成了中国的仰韶文化，看来早就有人怀疑两河流域的人与中国有过交流了。在《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中有这样一些文字：
“苏美尔人到底从何而来，有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曾经提出过一些有趣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先秦史籍中提到的‘胥靡’，可能就是苏美尔的对音。‘胥靡’作为奴隶而言，可能就是苏美尔战俘奴隶。‘胥靡’作为春秋时期郑国的古邑(故址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它的得名必然有其原因。它很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在中国居住过的地方。只是因为民族迁徙的结果，苏美尔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远走他乡，才留下了这样一个地名。”
夏、商、周之外，仰韶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另外一个远古“文化层”。假如文化同源，那么一定要对“仰韶文化”做出中东根源解释，我认为最可怀疑的中东民族恐怕就是苏美尔人。
他们二者都同样活跃于4000年～6000年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如濮阳西水坡等天文仪器被认为是需要长久积累的高度知识体系，最初甚至许多人不敢肯定西水坡45号墓具有天文意义，因为中国当时似乎不应有这样的“高科技”——这一推论是有道理的。但当我们了解了古代有全球东迁的习惯后，尤其中东是一切文明的源头后，疑问就应该打消了，因为巴比伦地区就有类似的二十八星宿，只是目前的考古还没有发现6500年前的。但巴比伦地区文明从现有资料看可以达到15000年左右，所以二十八星宿产生在那里并不是没有可能。但二十八星宿并非是仰韶与两河流域之间联系的推论起点。
从雕刻看，当时苏美尔居民既有高鼻深目之人，也有五官平和的“中国人”。从这个角度也没有排除二者的联系。即便他们是高鼻深目之人也有被后来夏人同化的可能，所以人种差异并不是障碍。另外，西水坡墓主的身高根据考古专家丈量是1.79米，高于今天中国男人的平均高度。同时古代文学作品里常有巨高之人，比如孔子超过1.90米甚至超过2.0米之外，这些“高人”经过无数代最终被同化为普通蒙古人种的高度，当然在其他生理指标上也被“抹平”了。中国古代与孔子并列崇高地位的老子传说“生而白头”，会不会他本来就是个金发白人?周朝文公99个儿子之外另收养一个孩子雷震——“发似朱砂，胁生双翼”；只有白人才有“红头发”，“胁生双翼”则无疑是西方常见的“天使”形象，尽管描写这些的《封神榜》属于半神话，但是注意到产生的年代在中国古代，依然让人费思量。
《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一书中的如下言论，说明了高鼻深目之人在中国的大量存在，“关于人俑，北方的武士俑多深目高鼻，似西北少数民族充当武装部曲的形象”。我怀疑在大约10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人种都还保持了相对的“分明”。所以在探讨古代族源问题上，根本不要考虑人种问题。人种根本不是个障碍。
仰韶文化多出现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苏美尔人从两河流域地区北上经西域来到中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两河流域到达中国敦煌的直线距离不过2000多千米，地理上根本不成问题。古代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能够抵达两河流域，那么两河流域的人们来到中国也应该不出乎意料，距离也不是问题。
在闪族奴役苏美尔人之前，苏美尔12个城邦之间的长期战乱使得许多人远走他乡，也会有许多我们未知的其他人迁徙的可能。公元前2113年～公元前2006年苏美尔曾经再度崛起，在两河流域下游的吾珥城建立了一个帝国，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他们应该在这里与后来的犹太人有过文化上的广泛联系，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族源，这或许是后来能把希伯来人吸引过来的原由之一?
苏美尔人与中国比较可疑的文化联系在60进位的共同使用方法。
古代苏美尔人有“七月七”的节日，与中国同。但是他们的岁首却在6月。
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也“接近”汉字。有人说楔形文字几乎是世界上一切象形文字的鼻祖，包括埃及象形文字。
苏美尔时期著名而发达的彩陶文化不由让人想到他们很可能就是中国仰韶文化的创始者，“仰韶文化”实际上有一个代称，即彩陶文化。
中国人与最初的苏美尔人还有许多相近的风俗。如中国远古时期有使用陶棺的习惯，南北都有零星发现。最著名的陶棺使用者应该是虞舜，他生活在仰韶时代范围之内，大约为4000年前。传说中的虞舜是两个瓦棺合葬。我记得参观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时也有瓦棺——似乎主要是用于小孩，但也有发现成人使用瓦棺的，为什么如此尚不清楚，但无论何人使用瓦棺，都说明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身份不一般。苏美尔人恰好也有瓦棺风俗习惯。半坡遗址中有一个葬俗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全部头向西。
在婚姻喜事中，中国人至今都有娶进新娘后让新郎揭新娘盖头的习惯，而这个习俗古代苏美尔人早就有了!
医疗方面，苏美尔与中国传统医学如出一门——草药。有学者认为：“在两河流域，草和药是同义词，这和中医十分相似，……有三块泥板文书列举了几百种植物的名称，这些都是草药。还有的铭文提到动物躯体某些部分的药用功用，也有铭文记载着矿物类药物的名称，如各种盐类、矾、矿石粉末等。”
在诊断的方法上苏美尔人和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就更接近了：“学术派的医生主张看病之前要先问清病因。他们重视观察病人的症状、体表温度、脉搏跳动次数，并加以详细记载，然后再对症下药。”假如有人以为以上文字是在描述中医，那您就错了，实际上它是两河流域医术的一部分。
与“学术派”相对应的是“实践派”医生，他们使用“医疗手册，这些手册记载着各种疾病的症状，指示医生如何用药，医药主要由本地的草本药物、矿物药物和动物药物组成。草本药物主要是各种植物的根、茎、叶和果实。使用时或干或鲜，一般药经过筛选、粉碎、浸泡、煮沸，再和醋、酒、蜜、固体油脂混合，做成各种药物。有的内服，有的通过灌肠器灌入体内，有的做成膏药外用。其中，我们知道有些是泻药、止咳药，有些作用还不清楚。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药方大都是宫廷秘方，但是这些药方中完全没有贵重药品、进口药品……”
以上是苏美尔人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对比。我认为，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人们很可能也继承了部分苏美尔文明，他们的另外一个分支是夏、商，这个推论的基础是对几地医疗、建筑、服装以及考古发现等的对比结果，但是对藏族的对比在这里并没有充分展开。我认为，藏族与内地的汉人并无特别大的文化分别，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那里的发展节奏慢了一些，但是其人种古老不让内地。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是，藏族的祖先是由一个名叫“雅隆”的部落发展而来的。中国西南这个地区无论如何都与“亚伦”、“阿龙”或者“Aaron”有密切联系。
对于苏美尔相关的两河流域的文明，这样一个总结或许是全面的：“两河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他们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就来到了这里，两河流域的最初文明就是他们建立的。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以及迦勒底人，继承和发展了苏美尔人的成就，使两河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页。”
但苏美尔人与石头文化无关，他们用泥板写字，用泥土盖房子，这些是明显的标志，可与中国有明显石头崇拜的民族相分离。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后来传播至埃及，另外他们也用兽骨写字，这些都与中国的甲骨文多少会有些联系。
无论巴比伦人或狭义的苏美尔人是否曾经构成了中国的仰韶文化，看来早就有人怀疑两河流域的人与中国有过交流了。在《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中有这样一些文字：
“苏美尔人到底从何而来，有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曾经提出过一些有趣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先秦史籍中提到的‘胥靡’，可能就是苏美尔的对音。‘胥靡’作为奴隶而言，可能就是苏美尔战俘奴隶。‘胥靡’作为春秋时期郑国的古邑(故址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它的得名必然有其原因。它很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在中国居住过的地方。只是因为民族迁徙的结果，苏美尔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远走他乡，才留下了这样一个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