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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对政党政治生命力的思考出发，分析了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的来自社会的三大挑战：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社会组织形式的挑战、民众动员方式的挑战。得出结论，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已经大大弱化，但由于政党与政府保持的紧密联系呈加强趋势，政党政治短期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西方政党；政党政治；发展前景；社会基础
［中图分类号］Ｄ６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３０－０３
一、缘起：关于政党政治生命力的思考
众所周知，政党已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就其种类来说，目前，世界上２３６个国家政体中，２６个是无党制，８个一党制，４１个一党独大制，３５个两党制，１２６个多党制。［１］其实，这一世界政党分布局面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现代政党起源最早可追溯至１７世纪的英国和１８世纪的美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为确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辉格党”围绕复辟和反复辟问题与“托利党”展开斗争，两党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现代政党的雏形。在美国，其现代政党则起源于独立战争后以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人和联邦党人关于建国问题的分歧。此后，在１９世纪法、德、意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成立各种政党，２０世纪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紧跟其后掀起政党政治浪潮。至此，现代政党政治不但席卷全球，而且运作日趋规范。
整体来说，现代政党实际上经历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发展中国家民族政党依次出现，由早期政党产生到向现代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政党有其独特的产生、发展机制及演进规律，同时，也在面临着各种挑战。
（一）政党的产生、发展及活动机制
１．政党产生的根本出发点是对公共权力的角逐。马克思主义对政党的定义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为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围绕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或影响政府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因而，掌握政权是政党的根本目的。
２．政党为汲取政治力量，其基本功能以公共权力与民众的互动中介的形式而存在。政党起源于国家、社会的二元分化，公共权力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政党在与国家、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充当中介机构。
３．政党的主要政治活动，包括宣扬政党主张、竞选国家领导职务、参与组建政府、掌控国家权力机关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政党整合、表达、协调政党自身、国家政权、社会大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将“民意”组织化、合法化，从而实现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有效互动。
（二）政党政治的演进规律与困境
３００多年来，政党政治不断发展和变迁，才形成了现有世界政党政治格局。根据唯物史观，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变迁也同样如此。
１．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轨迹，与社会分化过程同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化，新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不断从旧有的社会格局中分化出来。这些新的阶层和力量对原有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政党作为这一互动过程的中介机构，或者会通过满足这些政治需求、吸纳新的社会力量进行变革和发展，如二战后中间阶层的壮大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向“人民党”的转变；或者会固守原有政治基础，走向衰亡。
２．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轨迹，与社会思潮的变迁同步。一般来说，每个独立的政党都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可能体现在阶级属性上的差别，也可能体现在执政思想上的不同。而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个主导性社会思潮引领社会发展。只有政党意识形态切合时代社会思潮，政党才会得到大众支持。为此，多数政党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会淡化甚至改变自身意识形态的性质。
在这样的演进逻辑下，现代政党政治发端于最初的“密室政党”模式，经历了“群众性政党”模式、“全民党”模式、“卡特尔政党”模式，并向“领袖支持型媒体党”模式转变。但是，政党政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很多方面政党都难以及时有效回应，并出现了一些发展危机。如：人们对政党的信任程度整体偏低。据近几年美国的民调数据显示，３５％的人相信美国的两大党；加拿大民调中，表示信任政党的人也只有３９％。同时，许多国家政党的党员数量也在明显衰退。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西欧各国且以党员人数的相对减少为特征，而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后，其党员人数则出现了绝对减少的现象。［２］这些现象，不禁引起我的思考：政党的生命力是否依旧强盛？民主化进程中，政党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如果是好东西，为什么人们会对政党的信任程度偏低？如果是坏东西，那么政党是不是必要的呢？不久的将来政党是否会被历史抛弃？
其实，对于上述几个问题，前人早有初步认识和判断。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章中，将“党争”定义为：“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而美国学者施耐德后来在其著作《政党政府》中却写道：“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政党创造了民主，现代民主没有政党是难以想象的。”其后，亨廷顿则指出，“同是政党，保守派把它看成是对现存等级制度的挑战，行政长官把它看成是对合理化统治的威胁，民粹主义者则把它当成是普遍意愿表达的障碍。”［３］不难发现，这些对政党本质的认识，褒贬不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从政党本质的角度来探索民主化进程中政党政治的生命力是不可行的。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其现实基础。政党虽然起源于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化，但更多地是根植于其社会基础。所以，我认为，从政党与社会互动的维度，分析民主化进程中政党政治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更有利于探索现代社会政党的生命力。
二、探索：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政党是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李普塞特在《一致与冲突》一书中对政党的表述揭示了政党运作的两面性。也就是说，一个强势的政党，可以根据政党意志的需要来分裂或整合社会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也可能会与政党展开各种博弈，并在各个层面对政党形成挑战，以图摆脱政党的控制。而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新兴力量和新现象，则使得政党面临的问题更具挑战性。 （一）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社会意识形态的挑战
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是指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需要指出的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起源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又有别于社会意识形态。可以说，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对某一特定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和提炼。政党意识形态，较社会意识形态而言，更具稳定性和阶级性，是政党活动的合法性依据，对影响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差异性，政党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互动过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政党坚持改造社会，如坚持生态主义意识形态的绿党，从系统论和生态学的理论出发，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以“生物区”组织为基础的基层民主管理取代当前国家治理，在经济上提倡“可承受”经济；也有些政党面临强劲的社会意识形态压力，为保证其自身生存而修正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如：苏东剧变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因抵不住来自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巨大压力，而努力淡化其阶级基础，承认多党制。总体而言，政党意识形态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面临着丧失阶级性、独立性，走向大众化、附属化的危险。
（二）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社会组织形式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和发展，新兴群体渐次登上历史舞台，这些群体的出现，为社会组织形式带来了新的变革，同时，也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更多途径。这无疑在利益整合等方面，给政党带来了新的挑战。
１．现代利益群体的挑战。这里的现代利益群体，泛指基于共同利益诉求而划分的群体，既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利益集团，也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社会分化出来的新兴阶层。现代利益群体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利益分化和民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在组织层面上的体现。［４］现代利益群体是基于社会中的某一共同利益诉求而形成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些群体在运作过程中，对群体内部的利益诉求了解更为全面，表达利益诉求比政党更为有效。现代利益群体成为群体利益代言人，减少了政党与底层民众直接互动的机会，无形中挤占了政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讲，政党部分利益表达职能受到现代利益群体的极大威胁。不过，在实际表现方面，利益群体与政党的竞争不是完全绝对的。以西方国家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现代利益群体，通过提供政治捐款、雇佣政客谈判等方式与政党特别是在政坛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党进行互动，努力使政党充当自己的政治代理人。［５］而政党为寻求利益群体在经济收入、社会资本等方面的支持时，也在积极利用和吸纳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像美国农业社联盟与共和党保守势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现代利益群体对政党传统职能带来威胁的同时，也为政党建立一种合作共赢机制带来契机。现代利益群体可以把分散个体的利益诉求加以整合；而政党在与这些利益群体的互动中，可获取整合后的利益诉求，并利用传统的政治沟通渠道，将这些利益诉求进一步整合到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
２．民间组织的挑战。与利益群体不同，被称之为ＮＧＯ、ＮＰＯ的民间组织的形成，并非单纯基于自身的共同利益，而更多是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的社会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志愿性组织。这种一般社会团体的发达与否，常被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民间组织大量出现。它们作为新兴力量，也对政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里的民间组织既包括半官方性质的社团，也包括纯民间性的社团。一般来说，具有半官方性质的社会团体是多由政党建立，在从事基层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它们能够及时与政党进行沟通。这类社会团体不会给政党带来太多挑战。纯民间性的社团大量出现，则给政党带来了较大冲击。因为这类民间组织能够通过其自我组织功能，利用现有资源将公民组织起来从事公共活动，并形成了高度自我整合且无政治背景的群体组织。这些组织被急于扩大社会基础的政党组织迅速吸纳的同时，也降低了政党的内聚力。西方国家许多实行集体党员制度的政党（如英国工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都遭遇了同样地情况。因此，如何在壮大自身社会基础的同时，保持自身内聚力，是政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民众动员方式的挑战
１．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表达方式开始越来越多样化。以往民众自身受教育水平低，接触公共权力的机会较少，而且容易受政党意识形态的引导，实现其政治意图，大多只依靠政党这一渠道来进行。而现在，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公民意识和独立政治表达能力越来越强，他们可以借助媒体、社团、倡议、集会等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电视讲话、网络社区、博客、电子邮件等信息平台，成就了民众的个性化表达。这样一来，传统政党的政治动员，对普通民众的公共权力需求来说，不再是必需品。
２．新兴信息传播平台也给拥有政治抱负的社会精英提供了表达政治主张、获取公共支持、掌握公共权力的机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现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当选。他放弃传统的政党动员通道，借助自己亲自领导的媒体党Ｆｏｒｚａ Ｉｔａｌｉａ，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思想基础，与选民直接沟通、参加竞选。这种由新型民众表达方式带来的政治动员方式的变革，对传统政党来说，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政党政治在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动员方式三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进一步从政党功能的角度（罗斯金在其著作《政治科学》中，将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党的主要功能概括为：连接政府与公众、聚合不同利益、整合各种力量进入政治体系、政治社会化、选民动员和组织政府等）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党的社会职能已经大大弱化。因此，如果政党不能及时作出改变，其社会基础将会萎缩，甚至威胁到政党的持续发展。不过，就政党的本质属性来讲，如果一味追逐选民和支持者，那政党必将在政治社会化、聚合不同利益、增强政党内聚力等方面的能力继续削弱，进而丧失政党的政治本性，成为社会和政府的附庸。
由此看来，民主化进程中政党政治面临的危机，本质上是政党政治内在要求与外在社会形势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的发展轨迹，可以从政党产生的历史性中寻求。政党的产生虽然是基于角逐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但其活动空间是来源于民众与公共权力互动的中介需要。而现在，这一中介需要正在不断缩小并逐渐被其他中介机构所取代。所以，尽管政党政治曾在宣传民主意识、疏通民主表达渠道、推动民主参与机制的完善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历史阶段性不可避免。换句话说，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既有发展但又发展不够充分的产物，作为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外在表现历史地存在。或许，伴随着民主政治逐步走向深化乃至转型，政党将成为民主政治的附属物并被民主完全抛弃。
参考文献：
［１］王绍光．民主四讲［Ｍ］．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７５．
［２］陈崎．从党员人数变化看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趋势［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７，（１）．
［３］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３３８．
［４］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８０．
［５］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Ｍ］．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２８４．
责任编辑 宋桂祝
［关键词］西方政党；政党政治；发展前景；社会基础
［中图分类号］Ｄ６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３０－０３
一、缘起：关于政党政治生命力的思考
众所周知，政党已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就其种类来说，目前，世界上２３６个国家政体中，２６个是无党制，８个一党制，４１个一党独大制，３５个两党制，１２６个多党制。［１］其实，这一世界政党分布局面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现代政党起源最早可追溯至１７世纪的英国和１８世纪的美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为确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辉格党”围绕复辟和反复辟问题与“托利党”展开斗争，两党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现代政党的雏形。在美国，其现代政党则起源于独立战争后以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人和联邦党人关于建国问题的分歧。此后，在１９世纪法、德、意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成立各种政党，２０世纪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紧跟其后掀起政党政治浪潮。至此，现代政党政治不但席卷全球，而且运作日趋规范。
整体来说，现代政党实际上经历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发展中国家民族政党依次出现，由早期政党产生到向现代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政党有其独特的产生、发展机制及演进规律，同时，也在面临着各种挑战。
（一）政党的产生、发展及活动机制
１．政党产生的根本出发点是对公共权力的角逐。马克思主义对政党的定义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为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围绕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或影响政府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因而，掌握政权是政党的根本目的。
２．政党为汲取政治力量，其基本功能以公共权力与民众的互动中介的形式而存在。政党起源于国家、社会的二元分化，公共权力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政党在与国家、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充当中介机构。
３．政党的主要政治活动，包括宣扬政党主张、竞选国家领导职务、参与组建政府、掌控国家权力机关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政党整合、表达、协调政党自身、国家政权、社会大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将“民意”组织化、合法化，从而实现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有效互动。
（二）政党政治的演进规律与困境
３００多年来，政党政治不断发展和变迁，才形成了现有世界政党政治格局。根据唯物史观，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变迁也同样如此。
１．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轨迹，与社会分化过程同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化，新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不断从旧有的社会格局中分化出来。这些新的阶层和力量对原有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政党作为这一互动过程的中介机构，或者会通过满足这些政治需求、吸纳新的社会力量进行变革和发展，如二战后中间阶层的壮大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向“人民党”的转变；或者会固守原有政治基础，走向衰亡。
２．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轨迹，与社会思潮的变迁同步。一般来说，每个独立的政党都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可能体现在阶级属性上的差别，也可能体现在执政思想上的不同。而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个主导性社会思潮引领社会发展。只有政党意识形态切合时代社会思潮，政党才会得到大众支持。为此，多数政党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会淡化甚至改变自身意识形态的性质。
在这样的演进逻辑下，现代政党政治发端于最初的“密室政党”模式，经历了“群众性政党”模式、“全民党”模式、“卡特尔政党”模式，并向“领袖支持型媒体党”模式转变。但是，政党政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很多方面政党都难以及时有效回应，并出现了一些发展危机。如：人们对政党的信任程度整体偏低。据近几年美国的民调数据显示，３５％的人相信美国的两大党；加拿大民调中，表示信任政党的人也只有３９％。同时，许多国家政党的党员数量也在明显衰退。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西欧各国且以党员人数的相对减少为特征，而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后，其党员人数则出现了绝对减少的现象。［２］这些现象，不禁引起我的思考：政党的生命力是否依旧强盛？民主化进程中，政党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如果是好东西，为什么人们会对政党的信任程度偏低？如果是坏东西，那么政党是不是必要的呢？不久的将来政党是否会被历史抛弃？
其实，对于上述几个问题，前人早有初步认识和判断。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章中，将“党争”定义为：“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而美国学者施耐德后来在其著作《政党政府》中却写道：“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政党创造了民主，现代民主没有政党是难以想象的。”其后，亨廷顿则指出，“同是政党，保守派把它看成是对现存等级制度的挑战，行政长官把它看成是对合理化统治的威胁，民粹主义者则把它当成是普遍意愿表达的障碍。”［３］不难发现，这些对政党本质的认识，褒贬不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从政党本质的角度来探索民主化进程中政党政治的生命力是不可行的。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其现实基础。政党虽然起源于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化，但更多地是根植于其社会基础。所以，我认为，从政党与社会互动的维度，分析民主化进程中政党政治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更有利于探索现代社会政党的生命力。
二、探索：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政党是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李普塞特在《一致与冲突》一书中对政党的表述揭示了政党运作的两面性。也就是说，一个强势的政党，可以根据政党意志的需要来分裂或整合社会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也可能会与政党展开各种博弈，并在各个层面对政党形成挑战，以图摆脱政党的控制。而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新兴力量和新现象，则使得政党面临的问题更具挑战性。 （一）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社会意识形态的挑战
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是指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需要指出的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起源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又有别于社会意识形态。可以说，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对某一特定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和提炼。政党意识形态，较社会意识形态而言，更具稳定性和阶级性，是政党活动的合法性依据，对影响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差异性，政党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互动过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政党坚持改造社会，如坚持生态主义意识形态的绿党，从系统论和生态学的理论出发，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以“生物区”组织为基础的基层民主管理取代当前国家治理，在经济上提倡“可承受”经济；也有些政党面临强劲的社会意识形态压力，为保证其自身生存而修正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如：苏东剧变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因抵不住来自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巨大压力，而努力淡化其阶级基础，承认多党制。总体而言，政党意识形态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面临着丧失阶级性、独立性，走向大众化、附属化的危险。
（二）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社会组织形式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和发展，新兴群体渐次登上历史舞台，这些群体的出现，为社会组织形式带来了新的变革，同时，也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更多途径。这无疑在利益整合等方面，给政党带来了新的挑战。
１．现代利益群体的挑战。这里的现代利益群体，泛指基于共同利益诉求而划分的群体，既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利益集团，也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社会分化出来的新兴阶层。现代利益群体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利益分化和民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在组织层面上的体现。［４］现代利益群体是基于社会中的某一共同利益诉求而形成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些群体在运作过程中，对群体内部的利益诉求了解更为全面，表达利益诉求比政党更为有效。现代利益群体成为群体利益代言人，减少了政党与底层民众直接互动的机会，无形中挤占了政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讲，政党部分利益表达职能受到现代利益群体的极大威胁。不过，在实际表现方面，利益群体与政党的竞争不是完全绝对的。以西方国家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现代利益群体，通过提供政治捐款、雇佣政客谈判等方式与政党特别是在政坛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党进行互动，努力使政党充当自己的政治代理人。［５］而政党为寻求利益群体在经济收入、社会资本等方面的支持时，也在积极利用和吸纳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像美国农业社联盟与共和党保守势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现代利益群体对政党传统职能带来威胁的同时，也为政党建立一种合作共赢机制带来契机。现代利益群体可以把分散个体的利益诉求加以整合；而政党在与这些利益群体的互动中，可获取整合后的利益诉求，并利用传统的政治沟通渠道，将这些利益诉求进一步整合到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
２．民间组织的挑战。与利益群体不同，被称之为ＮＧＯ、ＮＰＯ的民间组织的形成，并非单纯基于自身的共同利益，而更多是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的社会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志愿性组织。这种一般社会团体的发达与否，常被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民间组织大量出现。它们作为新兴力量，也对政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里的民间组织既包括半官方性质的社团，也包括纯民间性的社团。一般来说，具有半官方性质的社会团体是多由政党建立，在从事基层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它们能够及时与政党进行沟通。这类社会团体不会给政党带来太多挑战。纯民间性的社团大量出现，则给政党带来了较大冲击。因为这类民间组织能够通过其自我组织功能，利用现有资源将公民组织起来从事公共活动，并形成了高度自我整合且无政治背景的群体组织。这些组织被急于扩大社会基础的政党组织迅速吸纳的同时，也降低了政党的内聚力。西方国家许多实行集体党员制度的政党（如英国工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都遭遇了同样地情况。因此，如何在壮大自身社会基础的同时，保持自身内聚力，是政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民众动员方式的挑战
１．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表达方式开始越来越多样化。以往民众自身受教育水平低，接触公共权力的机会较少，而且容易受政党意识形态的引导，实现其政治意图，大多只依靠政党这一渠道来进行。而现在，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公民意识和独立政治表达能力越来越强，他们可以借助媒体、社团、倡议、集会等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电视讲话、网络社区、博客、电子邮件等信息平台，成就了民众的个性化表达。这样一来，传统政党的政治动员，对普通民众的公共权力需求来说，不再是必需品。
２．新兴信息传播平台也给拥有政治抱负的社会精英提供了表达政治主张、获取公共支持、掌握公共权力的机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现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当选。他放弃传统的政党动员通道，借助自己亲自领导的媒体党Ｆｏｒｚａ Ｉｔａｌｉａ，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思想基础，与选民直接沟通、参加竞选。这种由新型民众表达方式带来的政治动员方式的变革，对传统政党来说，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政党政治在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动员方式三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进一步从政党功能的角度（罗斯金在其著作《政治科学》中，将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党的主要功能概括为：连接政府与公众、聚合不同利益、整合各种力量进入政治体系、政治社会化、选民动员和组织政府等）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党的社会职能已经大大弱化。因此，如果政党不能及时作出改变，其社会基础将会萎缩，甚至威胁到政党的持续发展。不过，就政党的本质属性来讲，如果一味追逐选民和支持者，那政党必将在政治社会化、聚合不同利益、增强政党内聚力等方面的能力继续削弱，进而丧失政党的政治本性，成为社会和政府的附庸。
由此看来，民主化进程中政党政治面临的危机，本质上是政党政治内在要求与外在社会形势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的发展轨迹，可以从政党产生的历史性中寻求。政党的产生虽然是基于角逐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但其活动空间是来源于民众与公共权力互动的中介需要。而现在，这一中介需要正在不断缩小并逐渐被其他中介机构所取代。所以，尽管政党政治曾在宣传民主意识、疏通民主表达渠道、推动民主参与机制的完善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历史阶段性不可避免。换句话说，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既有发展但又发展不够充分的产物，作为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外在表现历史地存在。或许，伴随着民主政治逐步走向深化乃至转型，政党将成为民主政治的附属物并被民主完全抛弃。
参考文献：
［１］王绍光．民主四讲［Ｍ］．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７５．
［２］陈崎．从党员人数变化看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趋势［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７，（１）．
［３］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３３８．
［４］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８０．
［５］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Ｍ］．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２８４．
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