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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总政治部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过去10多个月，总政治部主任仍空缺，总政的领导班子亟须健全。
1977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韦国清，出席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8月29日，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
这次全军政工会以邓小平的指示为指导思想，不为那些受“两个凡是”影响的人所接受，在会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挑起争论的是《决议》起草组中的一些人。他们对韦国清的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会议主题，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尽管他们在总政党委正式讨论这个报告时，对此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但在他们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始终不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阐述新的历史条件。梁必业副主任按照总政党委的意见，4月27日就提出，以后又反复强调，《决议》草案要按韦国清的报告进行修改，两个文件都要以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统一起来，但这些人坚持不改。
会议开幕后，5月2日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5月10日下午转入分组讨论修改《决议》（草案），两种对立思想就在会上公开了。大家在讨论中发现，《报告》与《决议》在主要问题上口径不一致，特别是没有按《报告》精神写新的历史条件，而是一笔带过。在政治工作任务中，不写明“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各组一致建议，《决议》草稿要按《报告》的精神进行修改，和《报告》统一起来。
韦国清认为，经过反复做工作，这些人仍不接受邓小平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为了更好地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总政决定成立一个由八位大军区级单位或军的负责人组成的《决议》修改组，同原来的《决议》起草组一起，对《决议》进行修改。5月16日，中央安排韦国清回广州为访华回国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送行。临上飞机前，韦国清仍不放心，一再嘱咐梁必业抓紧时间做那些人的思想工作。
5月17日下午，梁必业召集修改《决议》的八人小组、《决议》起草组和《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决议》的修改问题。大家认为，《决议》稿虽然作了一些修改，但在主要问题上仍和《报告》不相符，要求他们按《报告》的提法改过来，并对他们应付了事的态度进行批评。参加会议的《决议》起草组的两位同志仍表示不同意，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观点说出来了。他们认为：《报告》的“新的历史条件”，与华国锋讲的“新的发展时期”不一致，“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没有这样讲过，与“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一致。这次会议未能统一认识。 在反“左”、反右的问题上，韦国清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以反“左”为主而忽视了防右，也不因反右而放松对“左”的清理，不搞绝对化，防止出偏差，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1981年3月，有的报纸发表文章说，在干部思想上，“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每个同志都应进行清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反“左”斗争的胜利。这在部队中引起很大反映，认为这种观点有片面性。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与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不相符，更担忧清“左”要搞人人检查，人人过关，搞运动，请示总政怎么对部队进行教育。韦国清和总政几位副主任商量后，决定请示邓小平。
韦国清有个习惯，凡请示重要问题，先提出建议，供上级领导参考。1981年3月20日，总政就《关于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上报邓小平，其基本内容是：
1.在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中，主要是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部队有些干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有的甚至抵触，这有各种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这个问题，对军队来说要重视，不能忽视，不然，不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中贯彻执行。
2.在主要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纠正右的和其他错误思想倾向，对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必须有说服力的批驳和斗争，不然，也不利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3.具体到某个单位、某个人、某个问题、某个时间，要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乱上纲上线，不搞“一刀切”，防止片面性，做到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4.解决上述问题，主要是通过抓好部队的路线教育、理论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重点抓好团以上干部，不搞各级领导带头层层检查，人人检查、人人过关。
3月27日，邓小平召见韦国清、梁必业、华楠等总政领导，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
运动。”
韦国清以反“左”为主，同时防右，引起一些人不满。有人无端加以指责，说什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就是只反右，不反“左”；有人在报纸上造谣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已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韦国清在文代会后，在全军文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仍提文艺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总政系统有三个人给高层领导写信，说总政只执行邓小平的指示，与中央唱对台戏。面对种种非议和无理指责，韦国清很坦然，他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大业，坚持以反“左”为主，同时注意防右的方针不动摇。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文中强调既反“左”，又要反右。在党的十二大的党章中写进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韦国清贯彻的是党的一贯正确方针。
韦国清为人正直，为政清廉，治军严格有方，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头脑，有高级将领的战略智慧，忘我为党、为国。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政治勇气，紧紧把握拨乱反正、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面对的四个根本问题，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挥我军政治工作在伟大历史转折中的作用，为他光辉灿烂的人生，谱写了新的篇章。
（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原政治部主任，曾任韦国清秘书）
1977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韦国清，出席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8月29日，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
这次全军政工会以邓小平的指示为指导思想，不为那些受“两个凡是”影响的人所接受，在会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挑起争论的是《决议》起草组中的一些人。他们对韦国清的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会议主题，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尽管他们在总政党委正式讨论这个报告时，对此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但在他们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始终不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阐述新的历史条件。梁必业副主任按照总政党委的意见，4月27日就提出，以后又反复强调，《决议》草案要按韦国清的报告进行修改，两个文件都要以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统一起来，但这些人坚持不改。
会议开幕后，5月2日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5月10日下午转入分组讨论修改《决议》（草案），两种对立思想就在会上公开了。大家在讨论中发现，《报告》与《决议》在主要问题上口径不一致，特别是没有按《报告》精神写新的历史条件，而是一笔带过。在政治工作任务中，不写明“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各组一致建议，《决议》草稿要按《报告》的精神进行修改，和《报告》统一起来。
韦国清认为，经过反复做工作，这些人仍不接受邓小平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为了更好地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总政决定成立一个由八位大军区级单位或军的负责人组成的《决议》修改组，同原来的《决议》起草组一起，对《决议》进行修改。5月16日，中央安排韦国清回广州为访华回国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送行。临上飞机前，韦国清仍不放心，一再嘱咐梁必业抓紧时间做那些人的思想工作。
5月17日下午，梁必业召集修改《决议》的八人小组、《决议》起草组和《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决议》的修改问题。大家认为，《决议》稿虽然作了一些修改，但在主要问题上仍和《报告》不相符，要求他们按《报告》的提法改过来，并对他们应付了事的态度进行批评。参加会议的《决议》起草组的两位同志仍表示不同意，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观点说出来了。他们认为：《报告》的“新的历史条件”，与华国锋讲的“新的发展时期”不一致，“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没有这样讲过，与“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一致。这次会议未能统一认识。 在反“左”、反右的问题上，韦国清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以反“左”为主而忽视了防右，也不因反右而放松对“左”的清理，不搞绝对化，防止出偏差，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1981年3月，有的报纸发表文章说，在干部思想上，“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每个同志都应进行清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反“左”斗争的胜利。这在部队中引起很大反映，认为这种观点有片面性。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与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不相符，更担忧清“左”要搞人人检查，人人过关，搞运动，请示总政怎么对部队进行教育。韦国清和总政几位副主任商量后，决定请示邓小平。
韦国清有个习惯，凡请示重要问题，先提出建议，供上级领导参考。1981年3月20日，总政就《关于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上报邓小平，其基本内容是：
1.在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中，主要是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部队有些干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有的甚至抵触，这有各种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这个问题，对军队来说要重视，不能忽视，不然，不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中贯彻执行。
2.在主要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纠正右的和其他错误思想倾向，对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必须有说服力的批驳和斗争，不然，也不利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3.具体到某个单位、某个人、某个问题、某个时间，要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乱上纲上线，不搞“一刀切”，防止片面性，做到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4.解决上述问题，主要是通过抓好部队的路线教育、理论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重点抓好团以上干部，不搞各级领导带头层层检查，人人检查、人人过关。
3月27日，邓小平召见韦国清、梁必业、华楠等总政领导，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
运动。”
韦国清以反“左”为主，同时防右，引起一些人不满。有人无端加以指责，说什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就是只反右，不反“左”；有人在报纸上造谣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已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韦国清在文代会后，在全军文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仍提文艺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总政系统有三个人给高层领导写信，说总政只执行邓小平的指示，与中央唱对台戏。面对种种非议和无理指责，韦国清很坦然，他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大业，坚持以反“左”为主，同时注意防右的方针不动摇。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文中强调既反“左”，又要反右。在党的十二大的党章中写进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韦国清贯彻的是党的一贯正确方针。
韦国清为人正直，为政清廉，治军严格有方，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头脑，有高级将领的战略智慧，忘我为党、为国。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政治勇气，紧紧把握拨乱反正、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面对的四个根本问题，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挥我军政治工作在伟大历史转折中的作用，为他光辉灿烂的人生，谱写了新的篇章。
（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原政治部主任，曾任韦国清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