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宣布将党名改为“自由韩国党”。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五年前的2012年2月（同年年底有总统选举），执政党曾把党名从“大国家党”改为“新国家党”。事实上，关于政党改名，韩国各在野党也都有着复杂程度不同的改名历史，比如第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从2000年以来就先后用过“新千年民主党”“开放的我们党（开放国民党）”“大统合民主新党”和“统合民主党”等名字。这些纷繁复杂的改名现象大致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换装游戏型、分化重组型和求变型，每种类型都反映了韩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的一些问题或特点。
　　换装游戏型改名
　　首先是丑闻冲击下的换装游戏型改名，这种改名是“名”变而“实”不变，典型的例子便是当前韩国的执政党。新国家党这次改名实际上就是在“亲信干政”事件牵出执政党诸多丑闻、使其受到重创的情况下，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策略。其发言人宣称，改名显示了执政党浴火重生的意志。但几大在野党对此却嗤之以鼻。第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嘲笑说：给南瓜画上线条，就能使南瓜成为西瓜么？新国家党再怎么装饰自己，也遮盖不住“亲朴（朴槿惠）政党”的本色。从新国家党脱离出来的29名“非朴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新政党——正党的发言人则说，韩国国民中没有任何人会相信奉行“亲朴霸权主义”的新国家党在改名后其本质会发生变化，与外在修饰相比，更重要的是人事革新和党产清算。
　　韩国政坛权钱交易和贪腐丑闻层出不穷，基本呈现一种小丑闻不断、大丑闻间歇性出现的状态。当大丑闻严重打击了政客及其所属政党的形象而又“恰好”（几乎毫无例外）是在国会选举或总统大选季节时，韩国政坛便会以各种惊天丑闻集中“宴飨”国民，选举政治几乎就成了一种“丑闻互攻”政治。此时，政党会为了挽回形象、挽救支持率而大打改名牌，并称将以此为契机促成政党的脱胎换骨、浴火重生，以争取选票。似乎更换了党名，就能抹掉劣迹斑斑的过去。至于政党是否真能“洗心革面”，则远不是主要关心选票和支持率的政治精英们的优先事项。故而绝大部分时候，改名后的政党旧态依然，仍在重复改名前的锢习。这种类型的改名之所以层见叠出，主要是由于政治精英的败坏和堕落。
　　分化重组型改名
　　其次是政治势力分裂、合并时进行的分化重组型改名。这类改名的典型例子可以从共同民主党和国民之党的演化史中看到。
　　1995年9月，金大中主导创立了一个叫做“新政治国民会议”的政党，两年后该党随着金大中在第15届总统选举中获胜而成为执政党。2001年1月，该党进行扩大改编，成为“新千年民主党”。2002年12月，该党候选人卢武铉成功当选为第16届总统，该党也得以保持执政党地位。但2003年9月，時任总统卢武铉退出该党，该党由此成为在野党。同年11月，该党一些具有改革倾向的国会议员和党员创立了一个新政党“开放的我们党（开放国民党）”，时任总统卢武铉于2004年5月加入。一方面，“新千年民主党”在2005年5月改名为“民主党”，并在2007年6月与“中道改革统合新党”合并为“中道统合民主党”，简称“民主党”。另一方面，“开放的我们党”在2004年4月举行的第17届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152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该党势力因2007年为数不少的国会议员退出该党而弱化。随后，在2007年8月，该党与新成立不久的“大统合民主新党”——由退出“开放的我们党”“中道统合民主党”“大国家党”（即今天的新国家党的前身）的一些人士组建而成——合并。由此，“大统合民主新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随着2007年底“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博当选为韩国第17届总统而成为在野党。2008年2月，它与“民主党”合并，成为“统合民主党”。
　　“统合民主党”在2008年7月重新改名为“民主党”，并在2011年12月与“市民统合党”、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合并为“民主统合党”，2013年5月又改名为“民主党”。另一方面，安哲秀在2013年11月组建了一个叫做“与国民一起的新政治促进委员会”的政治团体，并在2014年2月将其改建为一个新政党“新政治联合”。2014年3月，民主党与新政治联合合并为“新政治民主联合”。2015年12月，在以安哲秀为首的部分势力退出“新政治民主联合”后，“新政治民主联合”改名为“共同民主党”，是为今天的第一大在野党。另一方面，安哲秀退出“新政治民主联合”后，组建新党“国民之党”，并在2016年1月先后吸纳了退出“共同民主党”的金汉吉、正在筹备建党的“国民会议”和“统合新党”，随后在2月初举行“国民之党”建党大会，是为今天的第二大在野党。
　　韩国政党的这种分化重组着实让人眼花缭乱，政治势力这种让人目不暇接的聚散离合背后是韩国政治精英某些特定的思想和行为倾向。曾有研究韩国思想文化史的学者说，历史上韩国在引入儒家思想时并未学到它的所有精华，儒家思想到韩国后似乎丢失了“恕道”。而缺乏恕道容易让人流于任性、以自我为中心或走向极端。政治精英的不成熟，使其对政治本身的艰难缺乏足够的体认和理解，对政治同僚缺乏耐心和包容心，往往有追求全面、彻底胜利的冲动，而不愿从大局出发进行必要的妥协。政治精英们或因政治理念的不同，或因个人利益的冲突，动辄退党并转向其他政党或者干脆组建新政党。
　　而现代社会政治理念的碎片化和多元化，尤其是左右意识形态的公开、全面对立更加重了缺乏“恕道”的思维倾向。几乎全部市场化的韩国现代教育中的重技术而轻德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又往往使由此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在资质和品格上有所欠缺，使争端出现时往往难以找到可以服众的领袖来说服分歧各方，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达成必要的政治妥协的困难。于是，政治势力频繁的分分合合便在所难免。
　　只是，这种改名和改名背后的政治势力重组往往将政治格局往更加多元的方向推进，换句话说，它往往使政治共识更加难以达成，因而使政治更加低效，大量的资源和精力都消耗在为了反对的反对上。从整体倾向上看，它使本来重在整合的政治日益往分化和分裂的方向演化。 　　求变型改名
　　除了上述两种类型外，还有一种在民众期待改革的压力下，政党为反映选民诉求而进行的求变型改名。这种改名，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类型，不如说是附属于上述两种类型之上。它反映的是韩国难以改变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之间的尖锐矛盾，它是这种矛盾在选举政治逻辑下的一种显现。
　　韩国当前面临着各种突出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青年就业困难，老年人口贫困率高，日用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而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为使经济数据好看以提升民众支持率而放宽了对房地产投机的监管，导致近几年来房价飞涨。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对立、地区差距、代际对立、出生率低下、司法腐败等更加复杂的问题。财阀独大的失衡经济结构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后续动力，而政商勾连和既得利益群体对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优势占有又阻碍了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行，这些使得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固化，个人通过自身才智和努力获得身份上升的希望日趋渺茫，保证一个社会健康运转的社会流动日趋停滞。出身决定前途的“金勺子”“银勺子”“铜勺子”和“泥勺子”现象使得大多数青年人感到疲惫或失望甚至绝望。
　　政治精英或无心或無力去改变让普通民众日益感到不满的现状，但在选举政治逻辑的驱动下，政治精英和他们组成的政党为了获得选票、提高选民支持度，又不得不喊出改革口号、做出改革的姿态。政党们往往通过新取一个带有形容词或助词或形容词加助词的党名来表达自身或真或假的决心和意志，比如“新国家党”“自由韩国党”“开放的我们党”“大统合民主新党”“新政治民主联合”“国民之党”等，这也是韩国政党名字往往很长、又很难翻译的原因所在。韩国有评论认为，各种政党的名字往往很长，又有形容词、助词在其中，还总是变来变去，真是让人语塞尴尬。殊不知，这些名字正是各大政党为了反映民众诉求而做出的“努力”，只不过“名”经常不能符“实”，而且经不起考验。
　　改名与受累的政治声誉
　　尽管上文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而粗略地区分出了韩国政党改名的三种类型，但在现实中，这三种类型往往彼此重叠或难以辨识地互相交织在一起。其共同点在于，政党改名通常都伴随着政治势力的分化和重组，且往往“名”不符“实”。而韩国政治也在这种轻浮的改名游戏中被耗尽了声誉，其状况甚至严重累及了政治本身的声名。
　　虽然“名”非常重要，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在当代韩国的政治生态里，“名”却严重背离了名实必须相符的根本精神，沦为了任性的政治精英们的一种工具，这也昭示出韩国政治一体两面的双重性质——喜剧性和悲剧性。
　　（作者为经略研究院研究员，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