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学如何选取分数。美国的“高考”一般讲的是SAT和ACT。SAT满分是1600分，ACT是36分。各个学校承认不同的考试，怎么换算不同的考分？学生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不同高中，怎么看各个学生的学校平时成绩？有不少大学每年的申请者多达3万人以上，光运载申请材料就得几卡车，仅仅是把这些邮寄来的申请材料拆开归档也要花费至少两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不量化学生，怎么衡量学生？怎么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把最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
我不太相信美国大学会根据几个干巴巴的数字来录取学生。电脑也能“计算”出学生的特点？这与中国的“高考”———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干巴巴的数字，再用这些干巴巴的数字来判断活生生的人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然而，它确实有很多不同。
首先，只选取最高的“高考”考分。
美国的“高考”是一个常年不断的标准化考试，恰似目前在中国流行的“托福”、GRE、GMAT、会计师考试、精算师考试。SAT考试每年举行七次，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任何一次甚至每一次考试。由于 SAT成绩两年内有效，许多高中生上高三时就开始考 SAT，一直考到自己不愿再考为止。
为什么这样选取和计算分数呢？美国大学认为：你所考得的那个最高的分数，证明你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不可能考出这个成绩。而其他那些低的考分，可能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你参加了1月份、3月份和6月份的三次SAT考试，3月份的英语考得最好，证明你具备这个能力，1月份和6月份的相对低分，可能是因为你身体不适、学校的英语课有太多的考试和作业，使得你正好处在英语的低潮，或者甚至是其他偶然因素所致。
由于每年可以考7次“高考”，如果觉得不理想，还可以继续考，直到你认为所得的分数代表了你的水平为止。因此，考生心态相对正常，各次考试的分数基本起伏不大。
不像中国的“高考”，一考定终身，甚至是一分定终身，考生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因而患得患失，平时什么“一模”“二模”“三模”，都考得好，偏偏“高考”考不好。原因何在？这就像是让你站在一张桌子上，你不会摔下来。把桌子升高50米，你可能还不会摔下来，但再把桌子升高到100米，你可能就摔下来了。桌子的面积没有变化，为什么会摔下来？完全是心理作用！
除了高考成绩，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平时成绩。
对美国的高中生来说，如果想进入大学，在这四年里，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都得惦记着成绩。考试算分，平时作业算分，做实验算分，课堂讨论算分，甚至连缺勤都算分。平时成绩日积月累，到了高校招生时，很多学校就用这个成绩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态度。
对于中国的教育问题，有这样的推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来自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恶性竞争是“高考”“千军万马拥向独木桥”的根源，是高校招生名额太少……于是乎，出路在扩大招生———以为扩大招生可以缓解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过渡。他们的结论是从美国“高考”的现状反推出来的：美国高校的招生量非常大，美国学生不需要通过激烈而残酷的“高考”来竞争上大学，所以美国可以从容地搞素质教育。
这个推论非常糟糕。美国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在世界上屈指可数，但美国第一校普林斯顿大学的门槛仍然非常高，今年的录取率为9.9％，100个极优秀的申请者中只有不到10个人被录取。在全美国100多万高中生中，普林斯顿只能录取1000多人。也就是说，在美国即便普及了大学教育，入学的竞争依然存在。
扩招需不需要？需要！但我认为：首要的是变革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改革“高考”，然后才是扩招。以“高考”的考分作为录取与否的唯一标准，必将错失许多综合素质一流的可造之才。更要命的是，这个“指示灯”“风向标”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甚至幼儿教育，还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饼干卖得多也能上大学。中国的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划线，1分之差，都可能“人命关天”。上线与没上线，简直是两个世界。
美国“常春藤”名校在招生中使用的计算公式，是根据“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计算的，是呈现在明面上的、量化了的东西；而“综合素质”则是隐藏在背后的、不易量化的东西。
哈佛每年都拒收不少“高考状元”，如1996年把165个SAT满分的“状元”拒之门外。理由就是对这些“状元”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越是高水平的学校，越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
哈佛招生院长在给潜在的申请者回信时写道：“学业表现包括高中的成绩、SATI或ACT和SATII的考分，这对录取委员会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其他的因素诸如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录取委员会会很细致地阅读推荐信和作文。在录取过程中，我们寻找的是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从而确保每年的新生都是充满活力的团体。”
普林斯顿大学曾录取一个推销了大量饼干的学生。童子军们大多爱在超市门口，或挨家挨户地向人推销饼干，十次难有一两次成功。但只有这个孩子异想天开地闯到某大公司，点名要见CEO。见到CEO，孩子拿出几盒饼干，开始向不苟言笑的CEO兜售。从饼干怎么美味，讲到卖饼干的钱将怎样帮助贫困孩子，再讲到如果该公司做了这件善事将在社区造成的影响……孩子的胆略和智慧终于打动了CEO。CEO大笔一挥订购了孩子的饼干，数量大得让孩子目瞪口呆。孩子的胆略和智慧同时打动了普林斯顿大学。他们看重的是这个敢想能做的学生表现出来的潜在的领导素质。
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几乎是美国每一所大学都在积极追求的东西。学校学生会的领导，各种学生俱乐部的头头，各个学生活动的组织者，都是大学“捕猎”的对象。社会这个大课堂是青少年充分表演的舞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推销饼干的孩子，甚至比一个学生会主席更让大学心动的原因。
除了领导素质，美国大学招生办还要考查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
考查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美国高中生能否获得毕业证书，除了学分、成绩等要求外，还要求无偿地为社会服务数十个小时。这只是最基本的“毕业”要求。至于申请大学时，要在这方面打动招生办的审核人员，60或70个小时的“学雷锋”还远远不够。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自觉自愿地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区服务里。美国高校更看重的是这种货真价实的社区服务。有些同学到贫困国家搞扶贫活动，自己掏国际旅费，年年夏天到南美的穷乡僻壤去帮那里的人盖房子。完全自费，完全自愿。
最能引起大学招生办注意的还是一些孩子自己搞的具有创意的服务性质的活动。例如，举办为某个灾区的义捐活动，组织一个专门帮助伤残者的慈善团体，等等。从策划、组织，到实施，搞“一条龙服务”。这种活动既能表现学生的领导才能，又能显示出关心他人、关心社区的良好道德。
许多人可能认为：做义工、义务为社会服务，是非常高尚的行为。因此，孩子只要有了足够的做义工或义务为社区服务的“工时”，有没有“有偿工作”的经历都不重要。因为“有偿工作”是为钱而工作，得“钱”不得“分”。
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义工是学校规定必须完成的“项目”；而有偿打工是一种自主行为，反而能看出孩子的主动性。
美国大部分高中生都利用课余时间打工。从高一开始，先是在快餐店、超市打几个小时工，到了高三、高四就开口闭口“我们公司”“我们单位”，俨然一个专职人员，实际仍是餐馆服务生、商店售货员、建筑工地劳工。有的高中生甚至身兼数职，忙的时候，一天得跑两三个“工作单位”。
按照许多美国华人的思维，高中生处在申请大学最关键的时刻，打工不过是为了增加生活经验而已，打工太多，势必影响学习成绩。美国高校招生办审核人员的思维恰恰相反。许多大学的申请表上都有一栏“有偿工作经历”，要求填写你从高一到高四所做过的工种和工时。美国大学要透过这种有偿工作的经历去了解一些外人难以想像的信息。
一般来说，打过工的，特别是做那些与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有关的工作（如报美术专业的在画廊工作、对电脑感兴趣的在电脑公司工作），并且工时长的，就会被认为注意学用结合、联系实际，而且有责任感、自我管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强，因而受到大学招生办的青睐。
其次，有偿服务是一种按劳付酬的雇佣关系，必须处理好与“老板”、与“同事”的关系；必须学会与人共处；必须端正工作态度。如果一个孩子的有偿工作变换很多、很频繁，这个孩子要么是想丰富自己的经历而主动换工作，要么是工作态度有问题而不断被“炒鱿鱼”。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美国孩子在有偿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比在无偿服务中的收获还要多。
我不太相信美国大学会根据几个干巴巴的数字来录取学生。电脑也能“计算”出学生的特点？这与中国的“高考”———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干巴巴的数字，再用这些干巴巴的数字来判断活生生的人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然而，它确实有很多不同。
首先，只选取最高的“高考”考分。
美国的“高考”是一个常年不断的标准化考试，恰似目前在中国流行的“托福”、GRE、GMAT、会计师考试、精算师考试。SAT考试每年举行七次，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任何一次甚至每一次考试。由于 SAT成绩两年内有效，许多高中生上高三时就开始考 SAT，一直考到自己不愿再考为止。
为什么这样选取和计算分数呢？美国大学认为：你所考得的那个最高的分数，证明你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不可能考出这个成绩。而其他那些低的考分，可能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你参加了1月份、3月份和6月份的三次SAT考试，3月份的英语考得最好，证明你具备这个能力，1月份和6月份的相对低分，可能是因为你身体不适、学校的英语课有太多的考试和作业，使得你正好处在英语的低潮，或者甚至是其他偶然因素所致。
由于每年可以考7次“高考”，如果觉得不理想，还可以继续考，直到你认为所得的分数代表了你的水平为止。因此，考生心态相对正常，各次考试的分数基本起伏不大。
不像中国的“高考”，一考定终身，甚至是一分定终身，考生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因而患得患失，平时什么“一模”“二模”“三模”，都考得好，偏偏“高考”考不好。原因何在？这就像是让你站在一张桌子上，你不会摔下来。把桌子升高50米，你可能还不会摔下来，但再把桌子升高到100米，你可能就摔下来了。桌子的面积没有变化，为什么会摔下来？完全是心理作用！
除了高考成绩，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平时成绩。
对美国的高中生来说，如果想进入大学，在这四年里，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都得惦记着成绩。考试算分，平时作业算分，做实验算分，课堂讨论算分，甚至连缺勤都算分。平时成绩日积月累，到了高校招生时，很多学校就用这个成绩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态度。
对于中国的教育问题，有这样的推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来自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恶性竞争是“高考”“千军万马拥向独木桥”的根源，是高校招生名额太少……于是乎，出路在扩大招生———以为扩大招生可以缓解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过渡。他们的结论是从美国“高考”的现状反推出来的：美国高校的招生量非常大，美国学生不需要通过激烈而残酷的“高考”来竞争上大学，所以美国可以从容地搞素质教育。
这个推论非常糟糕。美国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在世界上屈指可数，但美国第一校普林斯顿大学的门槛仍然非常高，今年的录取率为9.9％，100个极优秀的申请者中只有不到10个人被录取。在全美国100多万高中生中，普林斯顿只能录取1000多人。也就是说，在美国即便普及了大学教育，入学的竞争依然存在。
扩招需不需要？需要！但我认为：首要的是变革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改革“高考”，然后才是扩招。以“高考”的考分作为录取与否的唯一标准，必将错失许多综合素质一流的可造之才。更要命的是，这个“指示灯”“风向标”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甚至幼儿教育，还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饼干卖得多也能上大学。中国的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划线，1分之差，都可能“人命关天”。上线与没上线，简直是两个世界。
美国“常春藤”名校在招生中使用的计算公式，是根据“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计算的，是呈现在明面上的、量化了的东西；而“综合素质”则是隐藏在背后的、不易量化的东西。
哈佛每年都拒收不少“高考状元”，如1996年把165个SAT满分的“状元”拒之门外。理由就是对这些“状元”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越是高水平的学校，越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
哈佛招生院长在给潜在的申请者回信时写道：“学业表现包括高中的成绩、SATI或ACT和SATII的考分，这对录取委员会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其他的因素诸如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录取委员会会很细致地阅读推荐信和作文。在录取过程中，我们寻找的是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从而确保每年的新生都是充满活力的团体。”
普林斯顿大学曾录取一个推销了大量饼干的学生。童子军们大多爱在超市门口，或挨家挨户地向人推销饼干，十次难有一两次成功。但只有这个孩子异想天开地闯到某大公司，点名要见CEO。见到CEO，孩子拿出几盒饼干，开始向不苟言笑的CEO兜售。从饼干怎么美味，讲到卖饼干的钱将怎样帮助贫困孩子，再讲到如果该公司做了这件善事将在社区造成的影响……孩子的胆略和智慧终于打动了CEO。CEO大笔一挥订购了孩子的饼干，数量大得让孩子目瞪口呆。孩子的胆略和智慧同时打动了普林斯顿大学。他们看重的是这个敢想能做的学生表现出来的潜在的领导素质。
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几乎是美国每一所大学都在积极追求的东西。学校学生会的领导，各种学生俱乐部的头头，各个学生活动的组织者，都是大学“捕猎”的对象。社会这个大课堂是青少年充分表演的舞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推销饼干的孩子，甚至比一个学生会主席更让大学心动的原因。
除了领导素质，美国大学招生办还要考查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
考查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美国高中生能否获得毕业证书，除了学分、成绩等要求外，还要求无偿地为社会服务数十个小时。这只是最基本的“毕业”要求。至于申请大学时，要在这方面打动招生办的审核人员，60或70个小时的“学雷锋”还远远不够。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自觉自愿地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区服务里。美国高校更看重的是这种货真价实的社区服务。有些同学到贫困国家搞扶贫活动，自己掏国际旅费，年年夏天到南美的穷乡僻壤去帮那里的人盖房子。完全自费，完全自愿。
最能引起大学招生办注意的还是一些孩子自己搞的具有创意的服务性质的活动。例如，举办为某个灾区的义捐活动，组织一个专门帮助伤残者的慈善团体，等等。从策划、组织，到实施，搞“一条龙服务”。这种活动既能表现学生的领导才能，又能显示出关心他人、关心社区的良好道德。
许多人可能认为：做义工、义务为社会服务，是非常高尚的行为。因此，孩子只要有了足够的做义工或义务为社区服务的“工时”，有没有“有偿工作”的经历都不重要。因为“有偿工作”是为钱而工作，得“钱”不得“分”。
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义工是学校规定必须完成的“项目”；而有偿打工是一种自主行为，反而能看出孩子的主动性。
美国大部分高中生都利用课余时间打工。从高一开始，先是在快餐店、超市打几个小时工，到了高三、高四就开口闭口“我们公司”“我们单位”，俨然一个专职人员，实际仍是餐馆服务生、商店售货员、建筑工地劳工。有的高中生甚至身兼数职，忙的时候，一天得跑两三个“工作单位”。
按照许多美国华人的思维，高中生处在申请大学最关键的时刻，打工不过是为了增加生活经验而已，打工太多，势必影响学习成绩。美国高校招生办审核人员的思维恰恰相反。许多大学的申请表上都有一栏“有偿工作经历”，要求填写你从高一到高四所做过的工种和工时。美国大学要透过这种有偿工作的经历去了解一些外人难以想像的信息。
一般来说，打过工的，特别是做那些与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有关的工作（如报美术专业的在画廊工作、对电脑感兴趣的在电脑公司工作），并且工时长的，就会被认为注意学用结合、联系实际，而且有责任感、自我管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强，因而受到大学招生办的青睐。
其次，有偿服务是一种按劳付酬的雇佣关系，必须处理好与“老板”、与“同事”的关系；必须学会与人共处；必须端正工作态度。如果一个孩子的有偿工作变换很多、很频繁，这个孩子要么是想丰富自己的经历而主动换工作，要么是工作态度有问题而不断被“炒鱿鱼”。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美国孩子在有偿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比在无偿服务中的收获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