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寨建大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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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铁姑娘”的儿子以高调的方式在大寨建庙立寺,我的态度有保留。但我乐于看到社会还原,政府没有去干预。从那座庙走到这座庙,此庙非彼庙,总比强迫来得好
  
  不久前《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大寨和大庙”,值得一读。建大庙者不是别人,恰是当年闻名全国的铁姑娘郭凤莲的儿子贾小军,挥手就是三十万。游客到大寨见如此大庙。虽觉不爽,但也还是按香客规矩,嘀嘀咕咕地往功德箱内塞钱。这篇报道还配有独家照片,读那张照片,可读出三十年来中国巨变,大寨变大庙,游客变香客。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中国的事情还具有点像川剧变脸。
  我也去过大寨,很不赞成当年以国家之力强行推广这面“旗帜”,也觉得虎头山上那座郭沫若墓碑有点矫情,他要活到今天,该如何“与时俱进”?我曾把三十年来中国民间生活之巨变,称为“社会大还俗”,今天看来也不尽然。社会从文革那座疯狂圣殿走出,未必马上清醒,建庙、拆庙、再建庙,此类循环还会继续下去。大概再过五十年,人们回顾这段历史,看同一座虎头山不过一代人时间,居然出现截然相反两种代表性建筑,那时才会觉得这一代人生活的空间多么有意思,居然有这么多黑色幽默?
  在四十年前,我下乡的那个县也是一个红色典型,记者采访、领导视察不断。村里有个“五保户”大娘,因担任妇女队长,老乡统称她为“老队长”。“老队长”是绝户,没家没小,大公无私,先人后己,思想境界很奇特。记者听说后,如获至宝,写了很长一篇通讯报道。文章临发表,才发现她有姓无名,于是按当时红色时尚,随手给她起了个名字曰“李红心”,发在《人民日报》上。我们集体户户长是个女同学,与老人同吃同住,虚心接受再教育。有一天半夜惊醒,突然发现“老队长”暗夜起坐,在胸前划十字念祷告,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才明白她不是“李红心”,而是“李白心”。
  我教“近代政治思想史”,总要讲解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国家。有一次不小心把下面这句话写进书里:“国家是合法化的黑社会,黑社会是不合法的国家。”引起很大麻烦。其实这话符合马克思主义,读《国家起源》一书,会看到恩格斯如何形容国家盘踞于社会之上吸吮膏血,比我说得更不堪。现在为避免麻烦,我改一个说法,“国家是无机物,社会是有机体。”就国家言,它没有生命,是个无机物,可以改造,可以改建,也可以拿这一要素搭配那一要素,还可以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将其彻底推翻。社会只有一个,国家却有多种选项。社会为何总有革命,革国家的命,今天革、明天革,乃至革革命的命,却不见社会灭绝?道理就在这里。
  我反对历史宿命论,更反对知识分子中流传的文化决定论,用《国际歌》中的话来说,好也罢,坏也罢,“全靠我们自己”。但对社会,却不可任由自己随心所欲。它不能像孩子搭积木一样随意组合。谁这样做谁就受惩罚,纵使再伟大的革命家,革了国家革社会,手一松,社会立刻反弹,而且是报复性反弹。这是因为社会是有机体,而且属阴性,有极为坚韧的复原能力。社会这个“她”遭遇国家那个“它”,就像一个有心计的妇女遭遇一个无心肝的莽汉,开始是被迫同居,后来就引导同居者学斯文,先是赤脚穿皮鞋,一只脚一只脚地穿,虽有反复,终于习惯,最后就像所有绅士一样,几出行或重要场合,一定要配穿黑袜子,不能是白袜子。这个从莽汉过来的假绅士有两个前途:要么弄假成真,假绅士变成真绅士。大家皆大欢喜;要么是中途反悔,劣根性发作,那时社会就要闹离婚,闹“革命”。如此莽汉与妇人纠缠,构成国家与社会史,马克思称之为“征服者被征服”,深得我心。
  李红心已经死了。如果活到今天,她一定会大白天上教堂。礼拜天做弥撒,用不着半夜起五更,偷偷摸摸地划十字。大寨也建成了大庙,铁姑娘的儿子堂而皇之地做起了佛事,让人往功德箱里塞礼金。我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无神论者,不信佛,也不做弥撒,对于铁姑娘的儿子以那样高调的方式建庙立寺,也有保留。但我乐于看到社会还原,政府还没有去干预,即使还俗再建庙,从那座庙走到这座庙,此庙非彼庙,总比强迫来得好。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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