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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军长征途中经过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党的政治工作提供了特殊的历史环境。长征时期党的政治工作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具有鲜明特点。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工作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为党的具体任务服务的时效性四大特点，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民族政策能够有效地贯彻落实，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战略转移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76-01
一、具有空前的广泛性
长征时期，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途经桂、湘、黔、滇、康、川、甘、青、宁、陕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广泛接触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现实的客观条件为红军全体指战员创造了人人接触少数民族的机会，各级党组织通过在军队内部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严密高效的组织，民族工作变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自觉行动，出现了不仅领导机关干部做民族工作，而且广大指战员甚至红军士兵人人参与民族工作的局面。1935年5月19日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在开展民族工作上要“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①《红星》报第二十五期强调：“部队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方面，每个红色指战员都要自动参加这个工作”。②
为了顺利通过彝民聚居地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准确扼要地向彝民群众宣传、讲明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红二、六军团到达云南中甸时，贺龙耐心地向归化寺的喇嘛讲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向该寺赠送了书有“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使该寺的喇嘛以及受尽苦难的藏族群众深受感动。红军行军至彝民区境内三十多里的喇嘛房时，一群彝民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阻挡了红军先头部队的去路，并抢劫了工兵连的架桥器材和其他用品。工作团的萧华、冯文彬出面宣传“红军彝族一家人，红军绝不打彝民”和北上抗日的道理，初步取得了彝民的信任和同情。为了使全军上下人人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还把对少数民族的十条纪律编成政治教材，给战士讲课。③总政治部还下发了供干部学习使用的小册子《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中的原理》指导红军指战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开展民族工作。不仅“红军各部队从军、师、团到连，都建立和健全地方工作部门，从组织上保证了群众工作的落实”，而且“健全连队中的宣传工作，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④1935年5月22日，《红星》报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中，要求广大红军指战员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做好争取彝民的工作，并号召每一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等。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更加响亮地指出：“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从而，使党的民族工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⑤
二、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红军长征在经过民族地区时，流动无定，环境艰苦，容易发生违反政策触犯纪律的行为。但党和军队始终坚持执行严格的纪律，这对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保证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红军途经每一个民族地区时，都一再申明纪律，强调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
1934年12月24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的《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出：“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⑥1936年3月，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使我们的宣传发生更大效力的是部队的严格的政治纪律。过去总政治部关于群众纪律的一切命令，必须再一次地提起全体战士的注意，特别是关于粮食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及宗教等问题”⑦6月30日，总政治部发布的《北上抗日政治保障计划》要求各部队“保证与居民的正确关系，继续发扬我军在番民区域严明纪律的精神，组织各级政治机关及连队的检查队与一切破坏纪律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⑧
红二、六军团在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除纪律检查队经常检查外，政治、军事机关经常派人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连队任命检查员，分配党团员负责，保障纪律的执行。禁闭违反纪律的分子，严重的进行公审。在组织上处罚对违反纪律的直接负责者。不仅政治机关和群眾工作组织经常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而且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也经常到部队进行检查。如红军进占遵义前夕，朱德、王稼祥、周恩来、李富春等亲自检查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并随即发出指示，责令部队“严格整顿纪律”和“发动每个连队党的组织及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向违反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严厉处罚故意以及屡犯纪律的分子以至枪决。据《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对发现收集群众粮食不在家而不放价条的，乱拿番民的家具携走或毁坏的，毁损了喇嘛寺内东西的，住房未打扫清洁的，打鸡子，宰小牛猪羊和耕牛的，敞放螺马于麦田的，红军均进行了纪律处分。在长征途经的民族地区，党发布了许多严格的文告、训令，并要求全体指战员高度重视，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使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违纪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工作方法的灵活多样性
红军长征前，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着党中央，使红军在政治工作上出现了许多“左”的错误，造成了“吓跑中立者，扩大敌对势力，孤立自己”的不良后果。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党从少数民族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改变了过去对上层的压迫者剥削者不加区别统统杀掉的做法，明确指出：有些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没有显著的开展”，他们的土司、头人、管事在群众中“还有权威与威信”，因此，主张通过他们去接近群众，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由于红军采取了较为灵活且切合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政策，从而使民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少数民族。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政权的问题上，也体现出灵活性的特点。党中央从少数民族地区阶级分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出发，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地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主张在有的民族中，可以采取工农民主政府的形式，而在另一些民族中，则可以采取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后来在回民地区，党中央更加明确地规定“凡是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都可以参加”回民政府。所有这些，都同过去教条主义的做法迥然不同。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已经走上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开展民族工作，是体现我党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灵活性的重要特点。长征途中我党通过标语、口号、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要的手段，但各少数民族往往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为了少数民族群众更加便于理解党的政策，使党的民族政策能够更完整准确的传达。红军主动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如请回族阿訇与藏族喇嘛把有关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布告、标语、口号等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还编了常用汉藏语对照表供红军指战员开展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时使用。
红军在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过程中，方法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桂北沿途采取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文明戏等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经过的桂北五县都写有大量的宣传标语，至今仍有一百多条保存完好。如在龙胜县泗水乡的白面龙舌岩内壁上，红三军团曾写下“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等标语。红一方面军在全州的石塘、兴安的界首等集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分发恶地主的浮财，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特别是军委纵队和红一、八军团途径龙胜县马堤芙蓉村时，在鼓楼上演出文艺节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等，受到苗族群众的欢迎。红三军团途径兴安、灵川、龙胜三县交界的才喜界观音庙时，派干部召集因1933年桂北瑶民暴动被国民党通缉而长期躲在深山的瑶族小头领进行座谈，并进行安抚，使他们深受感动。
四、为党的具体任务服务的时效性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什么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⑨长征中政治工作取得巨大成功也与民族工作注重结合党的具体任务密不可分。遵义会议后，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政治工作方式上完成了由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从而使党的民族工作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首先，密切结合红军在民族地区的行军作战任务，进行政治工作。长征途中经过的民族地区形势异常险峻，要想打破敌人的围剿、挽救红军的命运、实现战略转移的胜利，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与配合。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敌人的围堵，进入四川冕宁县彝族地区。当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已进至金沙江一线，而前面截击的国民党军队正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抢占大渡河，形式将岌岌可危。红军为了迅速抢渡大渡河，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必须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但是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彝族与汉族存在很深的隔阂，民族矛盾相当尖锐，要顺利通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发布了一系列指示与布告，向彝族群众阐明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刘伯承还与果基（沽鸡）家支头人果基小约丹歃血结盟，亲手赠送绣有“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在果基小约丹派人护送下，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这为红军抢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
其次，红军在民族地区注重结合解决部队实际问题，开展政治工作。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摒弃了“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存在着的简单粗暴、形式主义的做法，把民族工作与解决部队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使长征中的政治工作出现了新面貌。红军经过的许多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红二军团进入得荣县前，城里的群众受了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早已四处逃散，部队陷入了绝粮的困境。副政委关向应对当地龙荣寺一位年长的喇嘛龙书做了许多耐心的说服工作。龙书目睹了红军战士忍饥受饿，依然纪律严明，官兵平等，尊重番民利益的现实。他回到寺庙，向寺庙主事喇嘛讲述了红军的种种言行，众僧方解疑虑，召开了寺庙最高决策机构勘布会议，决定向红军赠送青稞一万五千斤，同时派出喇嘛到附近村庄筹粮。贺龙亲自到寺庙致谢，并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黄金白银支付了粮款。这次红二军团不仅筹集到了六万斤粮食，不少的藏族群众还自告奋勇为红军带路。
注解：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解放军出版社，1995.
②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 第一集[M].战士出版社，1981.
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M].解放军出版社， 1992.
④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M].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6 .
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M].人民出版社，1958 .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 第三册[M].战士出版社，1982.
⑦中國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解放军出版社，1992.456页。
⑧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解放军出版社，1992.560页。
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解放军出版社，1995.
[3]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 第一集[M].战士出版社，1981.
[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M].解放军出版社， 1992.
[5]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M].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6 .
[6]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M].人民出版社，1958 .
[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 第三册[M].战士出版社，1982.
[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解放军出版社，1992.456页。
[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解放军出版社，1992.560页。
[10]刘永利.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工作[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76-01
一、具有空前的广泛性
长征时期，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途经桂、湘、黔、滇、康、川、甘、青、宁、陕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广泛接触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现实的客观条件为红军全体指战员创造了人人接触少数民族的机会，各级党组织通过在军队内部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严密高效的组织，民族工作变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自觉行动，出现了不仅领导机关干部做民族工作，而且广大指战员甚至红军士兵人人参与民族工作的局面。1935年5月19日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在开展民族工作上要“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①《红星》报第二十五期强调：“部队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方面，每个红色指战员都要自动参加这个工作”。②
为了顺利通过彝民聚居地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准确扼要地向彝民群众宣传、讲明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红二、六军团到达云南中甸时，贺龙耐心地向归化寺的喇嘛讲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向该寺赠送了书有“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使该寺的喇嘛以及受尽苦难的藏族群众深受感动。红军行军至彝民区境内三十多里的喇嘛房时，一群彝民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阻挡了红军先头部队的去路，并抢劫了工兵连的架桥器材和其他用品。工作团的萧华、冯文彬出面宣传“红军彝族一家人，红军绝不打彝民”和北上抗日的道理，初步取得了彝民的信任和同情。为了使全军上下人人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还把对少数民族的十条纪律编成政治教材，给战士讲课。③总政治部还下发了供干部学习使用的小册子《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中的原理》指导红军指战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开展民族工作。不仅“红军各部队从军、师、团到连，都建立和健全地方工作部门，从组织上保证了群众工作的落实”，而且“健全连队中的宣传工作，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④1935年5月22日，《红星》报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中，要求广大红军指战员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做好争取彝民的工作，并号召每一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等。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更加响亮地指出：“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从而，使党的民族工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⑤
二、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红军长征在经过民族地区时，流动无定，环境艰苦，容易发生违反政策触犯纪律的行为。但党和军队始终坚持执行严格的纪律，这对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保证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红军途经每一个民族地区时，都一再申明纪律，强调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
1934年12月24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的《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出：“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⑥1936年3月，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使我们的宣传发生更大效力的是部队的严格的政治纪律。过去总政治部关于群众纪律的一切命令，必须再一次地提起全体战士的注意，特别是关于粮食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及宗教等问题”⑦6月30日，总政治部发布的《北上抗日政治保障计划》要求各部队“保证与居民的正确关系，继续发扬我军在番民区域严明纪律的精神，组织各级政治机关及连队的检查队与一切破坏纪律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⑧
红二、六军团在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除纪律检查队经常检查外，政治、军事机关经常派人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连队任命检查员，分配党团员负责，保障纪律的执行。禁闭违反纪律的分子，严重的进行公审。在组织上处罚对违反纪律的直接负责者。不仅政治机关和群眾工作组织经常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而且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也经常到部队进行检查。如红军进占遵义前夕，朱德、王稼祥、周恩来、李富春等亲自检查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并随即发出指示，责令部队“严格整顿纪律”和“发动每个连队党的组织及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向违反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严厉处罚故意以及屡犯纪律的分子以至枪决。据《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对发现收集群众粮食不在家而不放价条的，乱拿番民的家具携走或毁坏的，毁损了喇嘛寺内东西的，住房未打扫清洁的，打鸡子，宰小牛猪羊和耕牛的，敞放螺马于麦田的，红军均进行了纪律处分。在长征途经的民族地区，党发布了许多严格的文告、训令，并要求全体指战员高度重视，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使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违纪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工作方法的灵活多样性
红军长征前，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着党中央，使红军在政治工作上出现了许多“左”的错误，造成了“吓跑中立者，扩大敌对势力，孤立自己”的不良后果。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党从少数民族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改变了过去对上层的压迫者剥削者不加区别统统杀掉的做法，明确指出：有些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没有显著的开展”，他们的土司、头人、管事在群众中“还有权威与威信”，因此，主张通过他们去接近群众，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由于红军采取了较为灵活且切合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政策，从而使民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少数民族。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政权的问题上，也体现出灵活性的特点。党中央从少数民族地区阶级分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出发，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地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主张在有的民族中，可以采取工农民主政府的形式，而在另一些民族中，则可以采取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后来在回民地区，党中央更加明确地规定“凡是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都可以参加”回民政府。所有这些，都同过去教条主义的做法迥然不同。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已经走上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开展民族工作，是体现我党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灵活性的重要特点。长征途中我党通过标语、口号、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要的手段，但各少数民族往往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为了少数民族群众更加便于理解党的政策，使党的民族政策能够更完整准确的传达。红军主动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如请回族阿訇与藏族喇嘛把有关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布告、标语、口号等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还编了常用汉藏语对照表供红军指战员开展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时使用。
红军在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过程中，方法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桂北沿途采取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文明戏等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经过的桂北五县都写有大量的宣传标语，至今仍有一百多条保存完好。如在龙胜县泗水乡的白面龙舌岩内壁上，红三军团曾写下“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等标语。红一方面军在全州的石塘、兴安的界首等集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分发恶地主的浮财，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特别是军委纵队和红一、八军团途径龙胜县马堤芙蓉村时，在鼓楼上演出文艺节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等，受到苗族群众的欢迎。红三军团途径兴安、灵川、龙胜三县交界的才喜界观音庙时，派干部召集因1933年桂北瑶民暴动被国民党通缉而长期躲在深山的瑶族小头领进行座谈，并进行安抚，使他们深受感动。
四、为党的具体任务服务的时效性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什么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⑨长征中政治工作取得巨大成功也与民族工作注重结合党的具体任务密不可分。遵义会议后，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政治工作方式上完成了由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从而使党的民族工作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首先，密切结合红军在民族地区的行军作战任务，进行政治工作。长征途中经过的民族地区形势异常险峻，要想打破敌人的围剿、挽救红军的命运、实现战略转移的胜利，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与配合。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敌人的围堵，进入四川冕宁县彝族地区。当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已进至金沙江一线，而前面截击的国民党军队正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抢占大渡河，形式将岌岌可危。红军为了迅速抢渡大渡河，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必须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但是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彝族与汉族存在很深的隔阂，民族矛盾相当尖锐，要顺利通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发布了一系列指示与布告，向彝族群众阐明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刘伯承还与果基（沽鸡）家支头人果基小约丹歃血结盟，亲手赠送绣有“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在果基小约丹派人护送下，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这为红军抢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
其次，红军在民族地区注重结合解决部队实际问题，开展政治工作。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摒弃了“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存在着的简单粗暴、形式主义的做法，把民族工作与解决部队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使长征中的政治工作出现了新面貌。红军经过的许多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红二军团进入得荣县前，城里的群众受了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早已四处逃散，部队陷入了绝粮的困境。副政委关向应对当地龙荣寺一位年长的喇嘛龙书做了许多耐心的说服工作。龙书目睹了红军战士忍饥受饿，依然纪律严明，官兵平等，尊重番民利益的现实。他回到寺庙，向寺庙主事喇嘛讲述了红军的种种言行，众僧方解疑虑，召开了寺庙最高决策机构勘布会议，决定向红军赠送青稞一万五千斤，同时派出喇嘛到附近村庄筹粮。贺龙亲自到寺庙致谢，并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黄金白银支付了粮款。这次红二军团不仅筹集到了六万斤粮食，不少的藏族群众还自告奋勇为红军带路。
注解：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解放军出版社，1995.
②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 第一集[M].战士出版社，1981.
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M].解放军出版社， 1992.
④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M].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6 .
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M].人民出版社，1958 .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 第三册[M].战士出版社，1982.
⑦中國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解放军出版社，1992.456页。
⑧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解放军出版社，1992.560页。
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解放军出版社，1995.
[3]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 第一集[M].战士出版社，1981.
[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M].解放军出版社， 1992.
[5]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M].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6 .
[6]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M].人民出版社，1958 .
[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 第三册[M].战士出版社，1982.
[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解放军出版社，1992.456页。
[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解放军出版社，1992.560页。
[10]刘永利.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工作[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