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从走上医路到穿上军装，再到歪打正着迷上麻醉，他总是习惯并安分于被选择。人到中年，因为不舍一身“空军蓝”，他别妻离子、背井离乡，独自远赴北京追逐梦想。自幼至今，凭着黄牛般不挑不捡的踏实与乐观，他总能在默默无闻处脱颖而出、肩挑重担。薛晓东，空军总医院麻醉科主任，一位一生甘做“幕后英雄”的健康卫士。
　　被选择的人生同样很精彩
　　谈起为何走上医路，薛晓东笑着说，40岁之前自己完全是“被选择”。父母是老知识分子，响应党和国家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带着薛晓东体弱多病的哥哥，从安逸宜居的“天府”四川远赴大西北。薛晓东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童年赶上“文革”十年浩劫，跟着父母住进了牛棚。“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母亲开始念叨让我考大学——学医。一是因为文革时医生基本没受牵连，还是为数不多的地位‘高’待遇好的知识分子；二是因为哥哥身体不好，家里需要有个学医的，方便照料。”父辈的冤遇、兄长的病患，让整个家庭对薛晓东前途的希冀早就有了既定的方向。197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当时的石河子医学院，开始沿着这条被选择的医路塑造梦想、寻找未来。
　　1984年，作为临床医学专业优等毕业生，薛晓东被学院推荐到当时求贤若渴的甘肃榆中空军医院，穿上了那身再难舍弃的“空军蓝”。改革开放之初，医学生的社会需求量和紧俏度非常高，同期毕业的同学大多选择“孔雀东南飞”，到更加繁华的内地或沿海大城市发展。他们对薛晓东特招入伍留在大西北的选择颇为不解。薛晓东说，自己是个“黄牛”性格的人，一直都是闷头干活儿，在选择和争取问题上始终学不会主动出击。他还总能从别人认为不好的事情上找出利好因素。“习惯于被选择没啥不好的，最大的优势是心态好、适应性强。就像野草，不挑不捡，种哪儿都能活的挺好。而且，那时在甘肃离家也近，正好能多回家照顾家人。”凭着这股黄牛般不挑不捡的踏实与乐观，短短3年，薛晓东就成长为医院神经外科的技术骨干，多次独立完成危重伤病员抢救和重大手术任务，还代表医院参加了空军第五期神经外科专业学习班。1987年，他被兰空卫生部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选调回当时的乌鲁木齐空军医院。
　　1992年，薛晓东考上了研究生，再一次戏剧性的“被选择”。“当时报考的是本专业——神经外科（脑复苏研究方向），可导师却是麻醉专业教授。我转念一想，正所谓技不压身、多多益善，正好是一次深入学习神经解剖学和手术麻醉技术的好机会。”选“错”导师却歪打正着，薛晓东从此陷入对麻醉专业的深度热爱。更加令他意外的是，研究生第二年，他就接到了医院麻醉科副主任的任命状。
　　2000年，年富力强的薛晓东接任麻醉科主任。短短一年，他就和同事争取到了同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等大医院的交流合作机会，技术水平提速很快。正当他咬牙带领团队想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命运再一次将他推到了选择的岔路口上。2003年，军队编制体制调整，原乌鲁木齐空军医院转隶兰州军区联勤部。面对随院转隶后继续当主任，还是留在空军却要调往外地从头开始的选择，薛晓东没有犹豫太久。他舍不得那身“空军蓝”，他要主动选一回。就这样，薛晓东暂别妻儿和生活了几十年的新疆，远赴北京空军总医院，继续追寻空军梦。这一年，他41岁。
　　追梦路上甘于艰辛与考验
　　从一家医院的麻醉科主任成了另一家医院麻醉科的普通医生。此等落差，对于生来一副“黄牛+野草”秉性的薛晓东来说非但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了考验他品格和毅力的“磨刀石”。在他看来，不管是黄牛还是野草，首先要有一身不服输争上游的拼劲儿和倔强。
　　到了新单位，想让大家尽快了解信任自己，首先要努力排除干扰、调整心态、转变角色。一位与薛晓东同期当主任，同样因不舍“空军蓝”而进京的同事，无法适应进京初期的心理落差和艰苦环境，不到半年便返回新疆继续当上了科主任。当时，老单位也曾极力邀请薛晓东回去当主任，还动员家人和那位同事来劝他。“我却觉得，人到中年还能有几次选择？更何况我从来都没主动选择过。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让我‘任性’一回吧。”
　　薛晓东本就是个好脾气不会摆“架子”的人，在老单位当主任时是出了名的遇事沉稳、不急不躁，始终一副耐心温和的憨厚笑脸。作为当时科里年资最老、职称最高的普通医生，他把自己定位为“新兵一枚”，和年轻医师一样跑外抢、值夜班，苦活累活抢着干。薛晓东技术精业务好，为人谦和诚恳，入院第二年就已经是肝肾移植等高难手术的“头号”麻醉医生。无数次持续十五六个小时的大手术，更让他成了科里有名的“拼命三郎”。
　　乐观虽然阻挡不了艰辛的现实，却能改善人在困苦面前的姿态。初到北京远比想象中艰辛的多。在新疆住的是百余平米的公寓房，刚来北京时家属未随军，薛晓东只好住进14平米的单身宿舍。屋子本来就小，堆进少许家当和从新疆运来的两麻袋书本资料，几乎无处下脚。临窗虽能近距离领略北京最高的地标建筑——中央电视塔的耸云雄姿，可一入夜，塔顶映天的霓虹照彻小屋，经常让光敏感的薛晓东辗转无眠。一个人怎么都好过，女儿高三时转学来京准备高考，妻子又刚刚转业到乌市，无法来京照料。那一年是薛晓东印象中最难熬的一年。医院领导知情后，帮父女俩在附近小区租了套宽敞点的一居室，科里同事也尽量不给他排夜班，让他尽心尽力照顾女儿最终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医院和战友的倾情帮助，让薛晓东深受感动，更令他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值得的。此后两年，薛晓东领衔引进开展或及时改善了双腔管、肺叶切除、心脏搭桥等一系列高难手术的先进麻醉技术，高效确保了外科手术的成功率和治疗效果。瓜熟蒂落，众望所归。2006年，薛晓东进入空军总医院的第三年，就毫无争议的接任了麻醉科主任。
　　精心打造“幕后英雄”团队
　　干麻醉十多年，薛晓东心里无比清楚——一直以来，麻醉医生都处于一种责任重大却不受重视，又常被误解的尴尬境地。历史原因是建国初期麻醉专业医生不够，很多护士在外科医生指导下承担起麻醉医生的工作，专业训练不到位，知识面相对较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发展。直到1989年麻醉科被批准为临床二级学科，这种状况才逐渐改观。从工作感受来看，患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一场手术，恐怕不会和麻醉科医生打交道。即使做过手术的人，术后感谢最多的也是主刀的外科医生和管床护士，几乎将“麻醉科”和“打一针”画等号，甚至想不起手术过程中接受过麻醉，这使一些年轻麻醉医生或多或少心理失衡，觉得工作强度大、职业风险高、费力不讨好，甚至因沮丧而转行。 　　刚当主任时的薛晓东，同样面临着科里医生喊苦叫累的局面。治科先救心。薛晓东从建章立制、确立标准、明晰职责、和谐氛围等细节抓起，亲自带头值夜班，挨个带年轻医生上大手术。他真诚地与每个人交朋友，倾听大家讲实话、讲真心话。起初，他经常调侃般的对年轻医生说，“做麻醉医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许病人记不住麻醉医生是好事，记住我们了反倒说明咱的工作没做到位。”接着，他又会引导大家正确认识麻醉岗位的重要性，自觉培养甘做“幕后英雄”的责任感自豪感，巧妙地将正能量种在了大家心坎上。
　　针对当时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沟通不畅、易起误会的情况，薛晓东主动与各外科联系，组织大家面对面恳谈互动、交流座谈，还协调医务部门定期组织年轻外科医生参加麻醉知识培训班，消除隔阂，融洽关系，并收获了很多诚恳有效的意见建议。
　　绵绵细雨，润物无声。半年下来，全科医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事间不再斤斤计较，对工作不再有怨气委屈，个个满心满脸的职业自豪感和干劲儿，与外科的协作配合也更加和谐顺畅。
　　同外科医生相比，麻醉医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多，成长过程也更为漫长。外科医生定科后主要集中在本专业的研究实践上，而麻醉医生则要熟悉各种外科手术，掌握不同专科专病的生理、病理变化，全面了解各类专科手术的流程、特点。薛晓东说，“麻醉医生至少需要五年才能把各专科轮转一遍，即使是工作十年的麻醉医生，可能还不十分熟悉每个专科专病的情况。所以，培养一名合格的麻醉医生周期很长。”
　　年轻医生多，培养周期长，可各类手术的麻醉却一天都不能耽误。薛晓东认为，以学识、经验、阅历的增长来换取培养时间的缩短是个可行的办法。他鼓励年轻医生用好学习效率高的黄金年龄段，勤学加苦练、术后多总结。创造各种机会将年轻医生、技术骨干送往各大医学院所学习培训、读研读博，持续提升知识层次和业务水平。他还经常带年轻医生参加各级各类学术交流、行业会议。在科室，倡导年轻人主动向资历深、经验足的老同志拜师请教，结成带教对子。薛晓东发动科里老同志结合理论教学，汇总各自数十年处理过的真实病例和经验体会，精心为年轻医生打造出一册麻醉必备知识“口袋书”，供他们随时学习或参考应急。
　　刻苦学习加上见多识广，使一批批年轻医生得以迅速成长成熟，处突应变的能力明显提升。去年，科里一位年轻医生单独执行一次大型手术麻醉时，及时发现病人的心跳只有每分钟三十余下，而且突然出现停跳。危急时刻，他沉着冷静，迅速分析判断出停跳原因为手术牵拉到了心脏纵膈，产生迷走反射，属反射性的心脏停跳。立即协调主刀医生停止操作，并辅以心脏按摩，使病人很快恢复了正常心跳，才未造成严重后果。
　　心气儿、人气儿、干劲儿越来越足，带来的是技术的提升、患者的满意和学科的发展。像双腔管技术、纤维支气管镜在围手术期的临床应用、插管型喉罩在困难气道中的应用等高难麻醉技术，始终保持在业内领先水平。科室还连续多年保持麻醉零事故率，并相继成为麻醉专业北京市和全国住院医师培训基地。薛晓东本人，也被评为空军首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并成为世界疼痛医师协会中国分会第一届委员、中国医学会北京分会麻醉专业委员会委员和全军麻醉与复苏专业委员会委员，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