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居为弱者的人,堕落最快。起初只是忿激不平,下一步就允许自己做各样的坏事
　　
　　自居为弱者的人,堕落最快。起初只是忿激不平,下一步就允许自己做各样的坏事,因为他觉得,反正自己是受了委屈的一方,做什么都有情可原。他自己纵容自己,便以为别人也同情他,而不知外界的舆论,和他那个小天地中的并不一样。当年汉朝对郅支单于确有不公道的地方,而郅支袭杀汉使,只是使后人对他的身死国灭,少了许多同情。匈奴雄强的时候,很少做鬼鬼祟祟的事;一旦势衰气沮,体面全无,其羁留苏武,不知对自己有哪方面的好處,倒是成就了苏武的名节。
　　
　　宋蒙之间,使节往来,本来也正常。南宋自从联蒙灭金,自毁屏藩,立时觉到北风之寒,又谋河南不成,老羞成怒,此后看到蒙古使臣,心境大变。大臣真德秀说,自古两国交兵,使臣不绝,纵使蒙古人侵犯我国,若有使者,还是要以礼相待。这番议论,才符合大国之体。而不久之后,宋蒙交兵,蒙古又派使者来,南宋便拒于国门之外了。以后对北使时拒时延,莫衷一是。蒙古使臣中,有一个叫月里麻思的,因为言语冲突,被囚禁在长沙三十六年,最后死在那里。蒙古人报复,也把一个宋使扣了七年。忽必烈当上大汗后,宋蒙关系才有所缓和,他派郝经出使南宋,想罢兵修好。
　　
　　郝经是北方的理学名儒,他的学术,是汉人之学;他的出身,当算是金朝遗民。他给忽必烈办事,并无不安,因为在他看来,道统高于皇统,只要能行中国之道,当皇帝的是汉是夷,没什么分别。“中国而既亡矣,何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这种议论,放在后世,必给戴上几顶帽子,但那时虽有华夷的大防,国家概念和现代的还很不一样。在郝经,夷夏之别更多的是文化的,而不是民族或国家的,他相信自己的出仕,符合用夏变夷的大道,“传正脉于异俗”。何况,他没做过一天宋朝的子民。
　　
　　南宋听说郝经要来议和,在朝廷上讨论,最后主战的倾向占上风。南宋丞相贾似道命令地方将领把郝经扣留在真州(现在的江苏仪征)军营,这一扣就是十六年。
　　
　　蒙古人南侵的野心,未必因一纸和议而打消,便是不扣留郝经,宋蒙之战也难避免。不过在南宋方面,此时与蒙人议和,尽管束不住北方的马蹄,但也不会束住自己的手脚,何必落人口实?把这样一位名儒扣留起来,于大局何补?当时南宋的军队和蒙军交手,拼命的少,逃命的多,转而疗羞于一个书生,貌勇实怯。或者说是为了振奋民气,则当时能够振奋民气的举措,该做不做的,不知凡几,文也不做,武也不做,倒来做这种不明不白的勾当。后世的“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方针,大概在南宋可以找到出处。
　　有形势的弱者,有心理的弱者。有形势虽弱,其志不惰的,也有心中先慌了,举措无不失宜。北宋军事上经常失利,不废大国之体,到了南宋,国土尚辽阔,做事却小气起来。这固是积累所至,也得怪肉食者多不通实务,临时的见解,往往要向下寻找;而民间的主意,激愤之气可用,于大局上,就鲜有贡献了。
　　
　　有见识的自然也有,只是难得大用。贾似道颇有吏材,对大局一向懵然。他专权四十年,朝中的意见,可想而知。胜国遗民,喜欢吹捧激进派,指责温和派,似乎只要一力拼杀,大局可挽,但南宋和明朝的灭亡,却是激进派的责任最重。南宋的遗民痛骂贾似道偾事误国,却忘了他常有激烈的举措,拘留郝经便是一项。文天祥说他羁使开衅是兵连祸结之始,也不算很冤枉他。
　　
　　当时甚至有议论要杀掉郝经,以为他血统上是汉人,道统上是儒术,却替蒙古人做事。幸好持这种意见的人没几个,因为南宋,虽然颟顸,毕竟高明于后来的一些朝代。贾似道想迫使郝经背蒙归汉,用的办法,竟和当年匈奴人对待苏武的差不多,给他住极小的屋子,派人在四周日夜巡逻,梆子敲得当当响。他的随从精神崩溃,互相斗殴,死了好几个人。郝经每月给宋方写信,全如石沉大海,虽是郁闷之极,一直不肯低头。后来有人拿他和苏武相比。这种比较,真是宋人的耻辱。
　　
　　苏武鸿雁传书,只是传说,郝经则确曾把蜡书系在雁腿上,居然传到了蒙古人那里。尽管身份尴尬,他在后世的名声很不错,这同他的经历,同南宋人对他的虐待有关。他的理学,也没什么出奇之处,不过理学家的所学,往往影响行为,这一点和诗人不同。贾似道就是一个诗人,有句云“灯色难禁雨,秋声不离山;明朝分手后,俗事不相关”,何等清脱,做起事来,却满不是那码事儿。■
　　
　　刀尔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