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思想家”、“思潮”、“主义”这几个概念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关键词，有关于此的著作无一不从这些概念着手。然而，笔者初入此领域，觉某些概念使用不妥。笔者于是就“自由主义思潮”一说，斗胆发问：“自由主义”究竟是“思潮”，还是“思想”？
　　
　　“思潮”的出现与流行
　　实际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不是“思潮”一词，更多的是“思想”的概念。1955年，石峻、任继愈、朱伯昆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书中没有系统说明各种思潮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而是更多地逐一介绍思想家思想。这一阶段的研究论文也基本是关于人物思想的，如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80年代，思潮才开始出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当中， 1988年李华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认为近代中国有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80年代末以后，很多思想史著作纷纷以“思潮”命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思潮”的使用已成一股潮流。
　　那么，研究者为何对“思潮”如此热衷呢？其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里，“思潮”的出现与使用有极大的合理性与实用性。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确实存在过众多思潮，如洋务思潮、戊戌思潮等，思潮内部都有共识或纲领，都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单纯研究个别人物的思想，难以对社会思想形成全面认识，无法把握发展脉络和规律，所以没有对“思潮”的研究，就不能产生真正的近代思想史。其二，研究者对“思潮”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甚至理解差别很大。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还有人把“思想”与“思潮”等同看待。如此，“思潮”使用的范围无形中被扩大。其三，部分研究者为继承某种意识观念，或为自己的学说信仰寻求历史渊源而刻意拿“思潮”树旗帜。有了这面旗帜，可以自壮声威，以示其学说其来有自。其四，研究者主观上的惰性与跟风思想使得“思潮”一词如春絮般漫天飞扬。
　　
　　“自由主义”——一个难以限定的学理
　　对研究者来说，给“自由主义”下个定义，历来是个老大难。
　　学者们公认，自由主义是最富歧义和多样性解释的词汇之一。国内外论著均注意到了该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翻阅西方学者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你会发现有多少著作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定义。自由主义是所有基本要领中最有歧义的概念之一。
　　章清先生对此看法基本相同。他认为“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主义在西方原本就没有明晰的思想传统，何谓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质核心，在西方便一直争论不休；在中国它也只是成为部分知识分子醉心的理想，从未发展成自觉的思想运动。其实，看似给现代中国思想史涂抹上厚重一笔的自由主义思想，学术界的认知还有不少尚待增进之处，诸如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立场、政治理念以及在实际政治中的运作等问题，都留下不少问题有待探讨。
　　不过，出于不同目的，许多学者们还是给“自由主义”做了某种范围、程度上的限定。
　　俞祖华、赵慧峰两位老师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一文中对此做了详细的研究。在列出了一些别人的观点后，两位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同从核心价值与本质特征的角度讨论自由主义并认为其基石是个人本位、市场机制、民主法制、科学理性、宽容多元与社会公正，而在涉及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时，又当注意它与原版的自由主义的一些根本性区别，如对市场机制的排斥态度”。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学者们对“自由主义”一词的使用，大都是基于研究与论述的需要，他们并不一定真正赞成“自由主义”的提法。那么，既然连“自由主义”都说不上，“自由主义思潮”就更显牵强。如果非说“自由主义”在近代确实客观存在，那么也可以说它一定称得上是“思潮”？恐怕未必。
　　
　　所谓“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无论“自由主义”思想来自何方，其命运始终要和近代中国连在一起。1840年西方列强进入，民族矛盾上升为首要问题，所以人们极少思考自由的问题，自由主义毫无根基。另外，我们的思想家长期生活于封闭专制之中，缺乏世界视野，思想上不成熟，他们提不出“自由”、“平等”。
　　变法前后一段时期，自由思想萌发。对清廷的失望，使思想家重新寻求可依赖力量。于是，资产阶级上台，一些自由思想作为附属品在有限群体中传播。
　　部分学者把新文化运动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高涨期。但就是在此时期，自由思想也并没影响到大众，而且散乱零落，没有形成宗旨和纲领。许纪霖先生认为自由主义在此时还处于朦胧的混沌阶段。
　　20-30年代，西方思想得以传播。但是，我们依然难以确定何人或何派属于自由主义，因为在任何思想家或派别的思想中都能找到与所谓“自由主义”理念抵触的东西；同时又难以否定哪个人物或派别不是自由主义，因为在几乎每个思想家或派别的思想中都多少有些“自由主义”的因素。
　　40年代（抗战结束前后）是自由思想最为成熟、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抗战呼声淹没了其它声音，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看作是糟粕；1943年以蒋介石之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认为这种思想不切民生，违反中国固有精神文化。这种现象，正好说明了“自由主义”在社会上的游离状态。抗战临终，国共双方各自筹备自己的建国方案，各民主党派积极活动于两党之间，各推建国方针，此时自由知识分子再难耐寂寞，提出“第三条道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则意味着“自由主义”思想再无立足之地。
　　综观中国近代史，“自由主义”无论在时间的持续性上，还是对社会的影响上，都不能算上是形成了一种思潮。
　　
　　“自由主义”的“移植”、“早产”与“各自为战”
　　对“自由主义”失败之因，学者们普遍认同殷海光先生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说。笔者以为用“移植”、“早产”与“各自为战”解释更合适一些。“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只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特点，所有理论都必然要经历这一过程，这是由理论本身超前于现实的特点所决定。我们姑且把这种“超前”称作“早产”；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我们把这种现象暂看作是“移植”。
　　“自由主义”被引入中国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但屡遭其它力量围攻，此局势注定了“自由主义”的早产命运。而“移植”的命运则直接导致了其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历史上的革命传统、儒家的伦理秩序观念、长期形成的民族本位意识等都使得“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刚一“出生”便遭扼，形成“思潮”是无从说起。
　　“各自为战”，可以算作“先天不足”的一方面。思想之所以能形成思潮，在于其本身逻辑完善，没有自相矛盾之处。而“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体本位，并由此衍生出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市场经济等理念，有此信仰的人很难委屈自己按异己思想去践行，他们也想组成一个强大团体，以使其主张得以张扬，但又忍受不了群体约束力。这种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使得“自由主义”没有对社会形成多大影响，从而没有发展为一股思潮。
　　
　　“非思潮”研究
　　至此，结论可得：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没有形成思潮，以往的“自由主义思潮”研究无非是想找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结果却越理越乱。
　　之后出现的“胡适思想”、“胡适派学人群”、“自由知识分子”的提法，是“非思潮”研究者改换研究角度的尝试探索，除此之外还有以“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一个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如有专门研究经济自由主义或政治自由主义的，也有专门研究民主思想或平等思想的，这些对“自由主义”的“非思潮”研究无疑更加符合历史事实，更加具体实用。笔者认为“自由”思想在中国近代的影响力可以以“思潮”待之，但是如果把“自由主义”称为“思潮”却极为勉强。当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强，“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肯定会越来越大，到底最后能不能成为潮流，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A]，俞祖华、赵慧峰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研究通览》[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3] 胡明：《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