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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不太会去应酬。拍完《梅兰芳》这部戏，我发现，梅兰芳他就不应酬，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很纯，想的东西没那么多，所以可以产生那么大的艺术威力，现在人想得太多了
人物周刊：陈凯歌说，你和梅兰芳都是非常安静的人；梅葆玖说，黎明和梅兰芳的气质十分相似。你认为自己和梅兰芳有相似之处吗？
黎明：这么说吧，世界上很多地方我都去过，梅兰芳先生，也去过很多地方，日本地震的时候，他去义演，所以日本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他非常尊敬。他也是第一位去美国的京剧大师，在美国还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用京剧艺术得到人家对他的认同。我经常问自己，这些跟我演的这个角色有什么关系呢？跟导演沟通之后，想得更清楚：我从北京去了香港，从香港去了英国念书，从英国又回香港，踏入娱乐圈后所经历的，有辛苦的时候，有很难面对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的时候……这中间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加起来，才变成今天的黎明。其实我和梅先生都属于圈子里面的人，有比较相同的经历，如果早一点让我去演这个角色，到最后可能也达不到导演想要的结果，现在这个阶段的我，是刚好的，合适的。
人物周刊：影片里邱如白有句台词：谁要是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谁就毁了中国的京剧。演梅兰芳时，你体会到他的孤獨了吗？
黎明：在拍去美国演出那场戏的时候，当曲终人散，在街上独行的时候，体会到了一个人是挺孤单的，很多时候，一瞬间的开心过后就没了，还是一个人，孤单地在走、在想。再说，你决定了来美国演出，美国经济大萧条，假如输了，是回不去的，社会是很势利的，你赢了，能够回去；你输了，回来就没人要你。这样一个社会，也是当时所谓的娱乐圈的缩影。演出之后，得到什么，下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就像我说过的，人生每次都像跳过一个大坑，跳完了以后，你还是慢慢走，向前走，面对另外一个大坑，直到人生结束那天。
勇敢地跳过一个又一个坑
人物周刊：邱如白一直觉得梅兰芳不是个平凡人，他也一直按照这样的方向去引导梅兰芳。在你眼里，梅兰芳是个常人吗？
黎明：有一次导演问我，“你觉得我要写一篇东西告诉大家，梅兰芳到底在说什么吗？”可能我说的答案不是导演想的，我其实想说，冯六爷，邱如白，这两个人对梅兰芳帮助很大，没有他们两个，梅兰芳不可能成功，就是因为，梅兰芳要做一个常人，而邱如白看到，站在舞台上的梅兰芳不是常人，才有了这种把一个常人推到一个非常人的过程，才有了后来的梅兰芳。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中，有邱如白这样的人吗？
黎明：你要有运气碰到这样的人，他有这种智慧，才能有机会把时代给改变了，当时的梅兰芳就有这个机会。你看现在很多人每天忙忙碌碌地跑，跟这个人搞搞关系，跟那个人搞搞关系，觉得这些会对自己有帮助，对有些事情有帮助，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很多都是浪费时间。假如那个机会永远都不属于你，你还要长时间去试的话，你还不如把这些时间拿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开心的事，可能更好。
人物周刊：可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总要花时间去应酬一些事情吧，而且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那个机会是否属于自己？
黎明：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我一向不太会去应酬。看完《梅兰芳》这剧本，拍完《梅兰芳》这部戏，我发现，梅兰芳他就不应酬，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很纯，想的东西没那么多，所以可以产生那么大的艺术威力，现在人想得太多了。
人物周刊：听说整部戏杀青时，你刻意回避了饯别宴，是觉得伤感吗？怕别人看到你内心柔软的一面吗？
黎明：拍摄期间，每个阶段的心情都不一样，但是快拍完的时候，一定会有些不舍，因为和大伙儿一起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来没用这么长时间去拍一部戏。这不是你想经历就有机会去经历的，要看你是否能够遇到这样一部电影。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是精神上的一种获得。拍摄结束后，我走在香港的街上，有时会有一种孤单的感觉。但是到今天为止，那个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为什么没有？这个过程中，你对许多人舍不得，不想失去，但是当分别的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一个勇敢的态度去走，毕竟人生还要继续往前走。但这话今天说完之后，可能回去躺在床上又后悔。人就是这样子，不停地在自己的思想里面向左向右，叨叨来，叨叨去的。
人物周刊：陈凯歌说，梅兰芳一生都处于恐惧之中。你有过恐惧吗？
黎明：有时候人走到一个阶段，你觉得那台阶很难下的时候，你可能说算了，我觉得我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怎么可以做到很安全地向前踏一步，又不怕跌倒，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向前走，就要预备有跌倒的时候，同时考虑怎样尽快爬起来。做演艺工作，道理就在这里，你要勇敢地不断地跳过一个坑，再跳过一个坑，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摔下去，也不知道哪一天你想跳过那坑的时候，突然间被人家把坑封住：你不准跳，这坑不属于你。你怎么去给人家说，你把那木板打开，让我跳过去？如果那不属于你，你就要做另外的选择。这个时候到底是要退回到以前，还是就在这坑的面前，看着这块木板，发呆发愣，这就是人生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困难的，因为它决定了你后面的人生是灿烂的，还是灰暗的。想到人生必须经常面临这样的选择，还是让我感到恐惧。
人物周刊 ：有人拿《霸王别姬》和《梅兰芳》做比较，把你和张国荣对比，你介意吗？
黎明：我不介意，因为我觉得根本就是两部不一样的电影。人在他的一生中碰见自己所爱的人会说一句“我爱你”，但是这个人能否跟你走到结婚成家那一天，不知道，但是总有这样一个机会碰到有人说“我爱你”，我相信每一个男人不可能只说一次，一生只说一遍“我爱你”。我说我们都爱《霸王别姬》，能否也一样爱《梅兰芳》呢？我相信是可以的。
人物周刊：听着很豁达。
黎明：我豁达，所以我不介意别人说我不豁达。
人物周刊：《梅兰芳》已经上映了，对你的表演褒贬不一，你满意自己对这个角色的诠释吗？
黎明：我觉得演员，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最真的东西拿出来，最后好与不好，还是由观众去定夺。每个艺人的艺术寿命都是有限的，世上每一样最美丽的东西，都会有到了终点的那一天，当你终点到了，你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妥协的状态，还是继续勇敢向前走，这些东西都是靠自己去判断的。
我不能怕，我不能怕输
人物周刊：你曾被人批评不会演戏，最终却成为金马影帝；你也曾被指责不会唱歌，可是你演唱的歌曲传唱至今。在你的演艺道路上，一直伴随着批评和挑剔。你如何面对这些批评，这些声音带给你压力吗？
黎明：像接拍《梅兰芳》这部电影，压力肯定有，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压力。拍戏的过程中我只能跟自己说：“我不能怕！我不能怕输！”我只能，一个字：信！后来，我就用这个心态，把整部电影演完了。
你总不能把每样事情做得面面俱圆，谁都喜欢，不可能，总是有正面声音，反面声音，因为每个人的观点、角度不一样，但是对我有用的，我都会牢牢记住。
人物周刊：你能做到宠辱不惊吗？
黎明：我很满足，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空间再放开一些，再找出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那种要做得像周润发大哥、成龙大哥一样的雄心壮志，我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的基本要求是生活OK就可以啦，没有什么过分的追求。我会珍惜上天让我拥有的一切，随缘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最初的奋斗很艰难吗？
黎明：我不愿轻易承认什么事情很难，一旦有这样的心理，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我在韩国拍电影，很多人都觉得韩语非常难学，我说韩语不难。假如我觉得难，我就会产生抗拒心理；反过来，我把它当成简单的事——既然简单，我还学不会，我一定会骂自己笨，这反而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这是我个人的方法。所以，面临艰难的情况时，我都会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不难不难。假如还过不了，自己真是个笨蛋的话，就继续练习。
人物周刊：现在，演唱在你的事业中占有什么样的比重？
黎明：只要还有观众喜欢我的歌，我还是会继续唱下去。
人物周刊 ：1992年，你和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现在回头看，“四大天王”这个称号让你得到了什么？还是成了一种压力？
黎明：别人叫得舒服，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就行了，没有所谓的压力不压力。就像在剧组里面，大家都习惯了叫我黎大爷，因为有一场戏是梅兰芳第一次见到孟小冬，孟小冬不是北京人，她第一次见到梅兰芳，叫了声梅大爷。梅兰芳跟她说，你应该叫“梅得爷”，不是梅大爷，“大爷”跟“得爷”不一样，“得爷”只是北京话里表达的一种尊重。这场戏开始的时候，导演就开始叫黎得爷，但剧组里还是很多人叫我黎大爷，这样一来，我就知道哪些人不是北京人了，这是一个小发现。我想说，称谓只是根据环境不一样而变得不一样，没有什么实际指标，感觉好就好。
人物周刊：进入娱乐圈20多年，一直保持着这么高的关注度，靠的是什么？
黎明:早期是靠运气，后期一定是靠实力。实力是看你怎么去经营自己得到的所谓财富。我们所说的财富是艺术生命，包括歌曲在什么适当的时候去转型，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不要去拍那部片子，因为拍了，可能会更糟，有些片子很冷门，但很不错，去尝试拍一拍，可能效果更好。所以潮流就是说永远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事情，不要做over的，不适合自己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魅力這件事？
黎明：当一个艺人觉得自己很有魅力的时候，他的魅力已经消失了。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和20岁的你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黎明：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很多人都说，黎明你的发型好像这么多年，从来就这样，我说我没换发型你就允许吧，这是我的习惯。我是这样一个人，不会因为我换了发型，就变得不是我了。你得看需要，必须变的话才变。
不健康的媒体环境
毁了很多人
人物周刊：《甜蜜蜜》是你的代表作，但有人认为这部戏是为你度身定做的，你出演李小军只是本色表演，这种说法你认同吗？
黎明：我本身的经历和他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的确是从大陆去香港，我的确经历过一些不同地区生活和文化上的差异。当年，陈可辛在我家里和我聊了很久，我把以前在北京的一些生活告诉他，他真的把我说的一些东西写在剧本里面，所以当我演这部戏的时候，只是把自己的生活重复一遍。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演员都说碰不到好剧本，在这方面，你运气如何？
黎明：人生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过完自己的人生，拍电影也是一样。不是每个人碰到的剧本各方面都适合自己，即便碰到也不一定跟观众有共鸣。让观众产生共鸣，又让媒体有兴趣，（这样的好事）自我努力之外，还要加上运气。
人物周刊：你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为什么？
黎明 ：在香港，有些周刊的总编就提出“艺人是媒体的敌人”的理论，对这样的周刊，我从来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采访。这种不健康的媒体环境，像吸白粉一样，毁了很多人。而且说真的，Sorry，我并不觉得多做一两篇这样的访问，对电影的票房或是唱片的销量会有多大帮助，但作为一个专业的、尽责的演员，我又不能不做这些事。
人物周刊：在一些记者眼中，你是个性格内向，很难接近的人。
黎明：我的样子是很内向，其实有时也挺外向的，只是我不熟的人，我很难去跟他讲话，我只相信日久见人心，我不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去寒暄，我可能不是那种人。我的外壳不硬，很软。
当年从内地到香港，我吃过很多苦，所以现在我控制情绪的能力很强。我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但我今天很愿意帮助人，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也有一个原则，在我帮助别人时我永远不想有什么回报，否则自己会很累。
人物周刊：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媒体的评价吗？
黎明：香港有句话就是走得正行得正，就别担心那么多，假如有新闻可以把你写得完蛋的话，基本上也就不关那条新闻的事了，是你本身的问题了。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幸福吗？
黎明：人生在世，最幸福的是可以寻求到解决难题的方法，最遗憾的是用尽了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每天都生活在幸福与遗憾中间。不少人抽到好签，四肢健全，智力正常，但应该关怀不幸抽到下签的人。
人物周刊：陈凯歌说，你和梅兰芳都是非常安静的人；梅葆玖说，黎明和梅兰芳的气质十分相似。你认为自己和梅兰芳有相似之处吗？
黎明：这么说吧，世界上很多地方我都去过，梅兰芳先生，也去过很多地方，日本地震的时候，他去义演，所以日本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他非常尊敬。他也是第一位去美国的京剧大师，在美国还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用京剧艺术得到人家对他的认同。我经常问自己，这些跟我演的这个角色有什么关系呢？跟导演沟通之后，想得更清楚：我从北京去了香港，从香港去了英国念书，从英国又回香港，踏入娱乐圈后所经历的，有辛苦的时候，有很难面对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的时候……这中间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加起来，才变成今天的黎明。其实我和梅先生都属于圈子里面的人，有比较相同的经历，如果早一点让我去演这个角色，到最后可能也达不到导演想要的结果，现在这个阶段的我，是刚好的，合适的。
人物周刊：影片里邱如白有句台词：谁要是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谁就毁了中国的京剧。演梅兰芳时，你体会到他的孤獨了吗？
黎明：在拍去美国演出那场戏的时候，当曲终人散，在街上独行的时候，体会到了一个人是挺孤单的，很多时候，一瞬间的开心过后就没了，还是一个人，孤单地在走、在想。再说，你决定了来美国演出，美国经济大萧条，假如输了，是回不去的，社会是很势利的，你赢了，能够回去；你输了，回来就没人要你。这样一个社会，也是当时所谓的娱乐圈的缩影。演出之后，得到什么，下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就像我说过的，人生每次都像跳过一个大坑，跳完了以后，你还是慢慢走，向前走，面对另外一个大坑，直到人生结束那天。
勇敢地跳过一个又一个坑
人物周刊：邱如白一直觉得梅兰芳不是个平凡人，他也一直按照这样的方向去引导梅兰芳。在你眼里，梅兰芳是个常人吗？
黎明：有一次导演问我，“你觉得我要写一篇东西告诉大家，梅兰芳到底在说什么吗？”可能我说的答案不是导演想的，我其实想说，冯六爷，邱如白，这两个人对梅兰芳帮助很大，没有他们两个，梅兰芳不可能成功，就是因为，梅兰芳要做一个常人，而邱如白看到，站在舞台上的梅兰芳不是常人，才有了这种把一个常人推到一个非常人的过程，才有了后来的梅兰芳。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中，有邱如白这样的人吗？
黎明：你要有运气碰到这样的人，他有这种智慧，才能有机会把时代给改变了，当时的梅兰芳就有这个机会。你看现在很多人每天忙忙碌碌地跑，跟这个人搞搞关系，跟那个人搞搞关系，觉得这些会对自己有帮助，对有些事情有帮助，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很多都是浪费时间。假如那个机会永远都不属于你，你还要长时间去试的话，你还不如把这些时间拿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开心的事，可能更好。
人物周刊：可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总要花时间去应酬一些事情吧，而且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那个机会是否属于自己？
黎明：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我一向不太会去应酬。看完《梅兰芳》这剧本，拍完《梅兰芳》这部戏，我发现，梅兰芳他就不应酬，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很纯，想的东西没那么多，所以可以产生那么大的艺术威力，现在人想得太多了。
人物周刊：听说整部戏杀青时，你刻意回避了饯别宴，是觉得伤感吗？怕别人看到你内心柔软的一面吗？
黎明：拍摄期间，每个阶段的心情都不一样，但是快拍完的时候，一定会有些不舍，因为和大伙儿一起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来没用这么长时间去拍一部戏。这不是你想经历就有机会去经历的，要看你是否能够遇到这样一部电影。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是精神上的一种获得。拍摄结束后，我走在香港的街上，有时会有一种孤单的感觉。但是到今天为止，那个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为什么没有？这个过程中，你对许多人舍不得，不想失去，但是当分别的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一个勇敢的态度去走，毕竟人生还要继续往前走。但这话今天说完之后，可能回去躺在床上又后悔。人就是这样子，不停地在自己的思想里面向左向右，叨叨来，叨叨去的。
人物周刊：陈凯歌说，梅兰芳一生都处于恐惧之中。你有过恐惧吗？
黎明：有时候人走到一个阶段，你觉得那台阶很难下的时候，你可能说算了，我觉得我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怎么可以做到很安全地向前踏一步，又不怕跌倒，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向前走，就要预备有跌倒的时候，同时考虑怎样尽快爬起来。做演艺工作，道理就在这里，你要勇敢地不断地跳过一个坑，再跳过一个坑，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摔下去，也不知道哪一天你想跳过那坑的时候，突然间被人家把坑封住：你不准跳，这坑不属于你。你怎么去给人家说，你把那木板打开，让我跳过去？如果那不属于你，你就要做另外的选择。这个时候到底是要退回到以前，还是就在这坑的面前，看着这块木板，发呆发愣，这就是人生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困难的，因为它决定了你后面的人生是灿烂的，还是灰暗的。想到人生必须经常面临这样的选择，还是让我感到恐惧。
人物周刊 ：有人拿《霸王别姬》和《梅兰芳》做比较，把你和张国荣对比，你介意吗？
黎明：我不介意，因为我觉得根本就是两部不一样的电影。人在他的一生中碰见自己所爱的人会说一句“我爱你”，但是这个人能否跟你走到结婚成家那一天，不知道，但是总有这样一个机会碰到有人说“我爱你”，我相信每一个男人不可能只说一次，一生只说一遍“我爱你”。我说我们都爱《霸王别姬》，能否也一样爱《梅兰芳》呢？我相信是可以的。
人物周刊：听着很豁达。
黎明：我豁达，所以我不介意别人说我不豁达。
人物周刊：《梅兰芳》已经上映了，对你的表演褒贬不一，你满意自己对这个角色的诠释吗？
黎明：我觉得演员，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最真的东西拿出来，最后好与不好，还是由观众去定夺。每个艺人的艺术寿命都是有限的，世上每一样最美丽的东西，都会有到了终点的那一天，当你终点到了，你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妥协的状态，还是继续勇敢向前走，这些东西都是靠自己去判断的。
我不能怕，我不能怕输
人物周刊：你曾被人批评不会演戏，最终却成为金马影帝；你也曾被指责不会唱歌，可是你演唱的歌曲传唱至今。在你的演艺道路上，一直伴随着批评和挑剔。你如何面对这些批评，这些声音带给你压力吗？
黎明：像接拍《梅兰芳》这部电影，压力肯定有，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压力。拍戏的过程中我只能跟自己说：“我不能怕！我不能怕输！”我只能，一个字：信！后来，我就用这个心态，把整部电影演完了。
你总不能把每样事情做得面面俱圆，谁都喜欢，不可能，总是有正面声音，反面声音，因为每个人的观点、角度不一样，但是对我有用的，我都会牢牢记住。
人物周刊：你能做到宠辱不惊吗？
黎明：我很满足，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空间再放开一些，再找出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那种要做得像周润发大哥、成龙大哥一样的雄心壮志，我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的基本要求是生活OK就可以啦，没有什么过分的追求。我会珍惜上天让我拥有的一切，随缘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最初的奋斗很艰难吗？
黎明：我不愿轻易承认什么事情很难，一旦有这样的心理，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我在韩国拍电影，很多人都觉得韩语非常难学，我说韩语不难。假如我觉得难，我就会产生抗拒心理；反过来，我把它当成简单的事——既然简单，我还学不会，我一定会骂自己笨，这反而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这是我个人的方法。所以，面临艰难的情况时，我都会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不难不难。假如还过不了，自己真是个笨蛋的话，就继续练习。
人物周刊：现在，演唱在你的事业中占有什么样的比重？
黎明：只要还有观众喜欢我的歌，我还是会继续唱下去。
人物周刊 ：1992年，你和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现在回头看，“四大天王”这个称号让你得到了什么？还是成了一种压力？
黎明：别人叫得舒服，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就行了，没有所谓的压力不压力。就像在剧组里面，大家都习惯了叫我黎大爷，因为有一场戏是梅兰芳第一次见到孟小冬，孟小冬不是北京人，她第一次见到梅兰芳，叫了声梅大爷。梅兰芳跟她说，你应该叫“梅得爷”，不是梅大爷，“大爷”跟“得爷”不一样，“得爷”只是北京话里表达的一种尊重。这场戏开始的时候，导演就开始叫黎得爷，但剧组里还是很多人叫我黎大爷，这样一来，我就知道哪些人不是北京人了，这是一个小发现。我想说，称谓只是根据环境不一样而变得不一样，没有什么实际指标，感觉好就好。
人物周刊：进入娱乐圈20多年，一直保持着这么高的关注度，靠的是什么？
黎明:早期是靠运气，后期一定是靠实力。实力是看你怎么去经营自己得到的所谓财富。我们所说的财富是艺术生命，包括歌曲在什么适当的时候去转型，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不要去拍那部片子，因为拍了，可能会更糟，有些片子很冷门，但很不错，去尝试拍一拍，可能效果更好。所以潮流就是说永远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事情，不要做over的，不适合自己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魅力這件事？
黎明：当一个艺人觉得自己很有魅力的时候，他的魅力已经消失了。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和20岁的你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黎明：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很多人都说，黎明你的发型好像这么多年，从来就这样，我说我没换发型你就允许吧，这是我的习惯。我是这样一个人，不会因为我换了发型，就变得不是我了。你得看需要，必须变的话才变。
不健康的媒体环境
毁了很多人
人物周刊：《甜蜜蜜》是你的代表作，但有人认为这部戏是为你度身定做的，你出演李小军只是本色表演，这种说法你认同吗？
黎明：我本身的经历和他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的确是从大陆去香港，我的确经历过一些不同地区生活和文化上的差异。当年，陈可辛在我家里和我聊了很久，我把以前在北京的一些生活告诉他，他真的把我说的一些东西写在剧本里面，所以当我演这部戏的时候，只是把自己的生活重复一遍。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演员都说碰不到好剧本，在这方面，你运气如何？
黎明：人生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过完自己的人生，拍电影也是一样。不是每个人碰到的剧本各方面都适合自己，即便碰到也不一定跟观众有共鸣。让观众产生共鸣，又让媒体有兴趣，（这样的好事）自我努力之外，还要加上运气。
人物周刊：你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为什么？
黎明 ：在香港，有些周刊的总编就提出“艺人是媒体的敌人”的理论，对这样的周刊，我从来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采访。这种不健康的媒体环境，像吸白粉一样，毁了很多人。而且说真的，Sorry，我并不觉得多做一两篇这样的访问，对电影的票房或是唱片的销量会有多大帮助，但作为一个专业的、尽责的演员，我又不能不做这些事。
人物周刊：在一些记者眼中，你是个性格内向，很难接近的人。
黎明：我的样子是很内向，其实有时也挺外向的，只是我不熟的人，我很难去跟他讲话，我只相信日久见人心，我不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去寒暄，我可能不是那种人。我的外壳不硬，很软。
当年从内地到香港，我吃过很多苦，所以现在我控制情绪的能力很强。我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但我今天很愿意帮助人，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也有一个原则，在我帮助别人时我永远不想有什么回报，否则自己会很累。
人物周刊：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媒体的评价吗？
黎明：香港有句话就是走得正行得正，就别担心那么多，假如有新闻可以把你写得完蛋的话，基本上也就不关那条新闻的事了，是你本身的问题了。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幸福吗？
黎明：人生在世，最幸福的是可以寻求到解决难题的方法，最遗憾的是用尽了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每天都生活在幸福与遗憾中间。不少人抽到好签，四肢健全，智力正常，但应该关怀不幸抽到下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