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除语言学者之外，一般学者学外语本算不上学术，不宜放到学术回顾中来谈。但对我们这一代早年不得不失学的学人来说，学外语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一代人中有思想力的人不少（他们一下被抛到社会底层，也不能不逼着对许多问题进行思考），但其中很多人却被外语所拖累，不能报考大学或研究生而难以得到专事学术研究的环境，而一些终于进了大学之门的人，又往往还要继续艰难地补课，把相当一部分本可用于思考和研究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像孩子一样牙牙学语，而且还远不如孩子们学得那样自然和效果好。然而，学外语对于刚从严密的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又确实极其重要，说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窗口还不够，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大门。所以，我们不能不首先逾越这一极大的障碍。
　　1980年初的时候，我正在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习。此前我在塞外呆了六年，于1979年春天才作为一名政治机关的干事调离内蒙来上海。当80年代来临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今后到底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要做或能做一名学者。我对文学可以说是更感兴趣，那时我也根本没有可能报考地方大学，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我要好好利用这一学习机会，为今后作一点准备。时代的机遇是为那些做好了准备的人提供的，但我首先还得为争取一个最起码的学术环境而奋斗。我当时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也还茫然无知，也一时无法改变自己的外在境遇，我只是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激情和求知渴望。于是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至少可以做不管以后做什么都不会说是浪费了时间、都是必要手段的事情。既然我估计我的领域还是会在人文方面，我想至少外语和古文这两种工具对我今后无论做什么都是绝对有必要的，我想先学英语。
　　当我刚到上海时，我的外语水平还只是刚听完广播电台的初级班，而在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上海时，已经能够流畅地阅读如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的英文小说了。这并没有多少诀窍，外语大致是有多少时间投入就会有多少收获，并最好使自己的精力在一段时间里相当集中。假如大学四年，平均每天学一小时，就会远不如哪怕仅学半年，但一天学八小时。不想老学外语的最好办法是尽早尽快掌握它。记得我曾对一个首次恢复高考就进了大学，如今也在担任教职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仍在为外语头痛，是因为你是在大学里学的“公外”;我之所以不再为外语烦恼，是因为我是在没有什么其他诱惑的情况下自己学的“私学”，我可以不管任何功课而全力以赴。掌握一门外语是有一道门槛的，过了这道门槛，哪怕丢一段时间也不容易忘记，而没过这道门槛的话，学学停停，始终只是学而不投入应用，那么，可能一二十年还是在这一门槛前徘徊。
　　在上海的那一年半中，我每天大概用五、六个小时来学习英语，而且后期主要是书面英语，对功课只是用最少的时间来应付，虽然也应付得不错。由于军校纪律严格，绝对是不允许旷课的，而且课堂上经常来回检查，所以我主要是利用安排的自修、讨论（因我当时担任学员分队长，可以努力安排以尽量有效的方式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完成讨论）、平时不多的一些个人支配的时间和节假日。在课堂上，开始还能够在同学的掩护下学英语，后来检查渐严，我只好默记词汇，并把英文书拆成一页一页来背诵，记得当时用这种办法背完过叶剑英1979年国庆讲话英译本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1980年8月，我从上海空军政治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学院担任教员。在读了一些英文小说之后，我想最好的巩固和掌握英语的办法还是尽快地投入使用，取得切实的成绩，从而增加自信心。1981年4月，我开始翻译美国哲学家梯利的《伦理学导论》，并很快立定日程，每天译七到八页，三四千字左右。当时并没有出版的打算，而主要是想通过翻译来学习英语，所以，在译出初稿之后，我又仔细校订了两遍，由此巩固和提高了我对英语学术著作的阅读和理解力。
　　来北京后，我经常去北京图书馆借阅这方面的专著，并定期浏览英文学术新书和刊物，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90年代。1987年，北图在紫竹院建立了新馆，并开辟了外文新书阅览室，离我所住的地方更近、更方便了，有数年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那里阅读每月的英文新书。
　　1982年7月，我从北图借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英译本，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巨著，并做了一本厚厚的笔记，这一阅读的经验使我至今难忘。在啃过这样一本大书之后，读其他的书就更加得心应手了，接着我又读了其他一些存在主义的原始文献，写出了一组有关萨特和马塞尔哲学的论文，并由此得以和当时北京最有新锐之气的一些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的年轻学者相识并结为好友。
　　1984年6月，我参加了在江苏镇江举行的专门讨论《存在与时间》《存在與虚无》两书的学术会议，记得当时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熊伟先生几次大声疾呼和勉励年轻学者学好外语，并且多学几门外语。他并以陈康先生为例，说陈康先生发愿，要精研古希腊文和希腊哲学，让以后西方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都不能不读中国人的著作。如今老人已逝但言犹在耳。当年七八月，我在等待入大学读研究生之前，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拉丁文。1985年的暑假我又开始学法语，初冬，开始译法国17世纪思想家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后来还阅读过法文版《帕斯卡尔全集》的一些篇章，写成《生命的沉思》一书。1986年我还学习了德语，通过了研究生二外的德语考试。学习这些外语使我对西方一些概念的词源和语义辨析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外语了。由于精力有限，所以我想在外语的学习方面就不能不知止了，尤其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在远非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来艰难地进行补课的，很快，一些紧迫而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所以，虽然我极其尊敬熊伟先生，但还是不能不对他的话和我自己的学术使命有所反省。我想，陈康先生是否实现了他的弘愿呢？而即使实现了又怎样呢？又是否真的符合一个中国学者本可有的弘愿呢？后来也曾有人劝我想方设法先出国，说假如你跟随某位大师从学，回国后你就是有关这位大师的学问的最高权威了。但这岂是我之所愿？我想，对我来说，对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叙述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解决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建设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如果今后中国的思想学术（不是古代的，也不仅是材料的）引起西方人的高度关注，那也一定不是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引起或促请他们的注意，而是就在我们自己这里引起他们的注意。
　　不过，我也难以免俗，也曾考过TOFEL、 EPT，之后又参加了国家公派出国人员的外语培训。通过那次培训，我终于发现：我不仅不能再去考试，甚至也不能再去上课了，即我已经不会当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了。现在回忆起来，有时甚至觉得花在外语学习及翻译上的时间可能还略为多了一点。外语也同样符合一个“用进废退”的原则，新学的语种搁久不用，往往就印象淡薄了，而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强记的大量词汇，也不久就又生疏了，所做的大量语法练习也往往只是对考试有用。另外，我的外语学习为了迅速求用以及限于条件，一直有一种在一段时间里单打一甚至倒置（如先书面后口头）的倾向， 其好处是能迅速奏效，其坏处却是割裂了语言。从长远来说，有条件的话，可能还是从一开始就全面打好基础为妥。我想我可能还有一种天生的弱点，就是天生就相当缺乏急智、缺乏交往和应对的能力和兴趣。有一天我练会话正苦，突然悟到“会话”也就是“废话”，锻练“会话”的能力实际上要有一种能说“废话”、没话找话的本领，而我天生是相当缺少这种能力和兴趣的，我连对中国人说中国话还说不好呢，自此我相当安心和满意于自己的现状。
　　（摘自《学术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