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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1891年生，山东人。著名的抗日将领，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县与日军作战时殉国。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三集团军上将衔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对于張自忠将军之死，人们始终怀有一个疑问：他最后为什么不撤退？杀敌报国固然义无反顾，但作为集团军总司令，如果暂时转移撤退，日后必然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他是二战期间盟军牺牲的军衔最高的将领，对于中国军队而言这是极大的损失。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环球人物》记者赴天津专访了张自忠将军的长孙张庆宜。抗战爆发时，张自忠正是这座城市的市长。当年租界的遗迹似乎仍在讲述他曾经背负的耻辱与愤恨，或许正是那种力量驱使他在民族危亡关头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我是1931年出生的，就是“九一八”事变那年。此前是中原大战时期，蒋介石要统一中国，当时占据了河南、河北、察哈尔地区的冯玉祥联合了阎锡山、李宗仁与蒋对抗。打了半年后，张学良突然站到了蒋介石一方，随着东北军加入战局，形势开始急转直下，西北军全盘皆输。
我祖父从1917年到1930年一直追随冯玉祥，深得赏识，在军中一路晋升。他为人比较正直，做事光明磊落，对人也很讲义气。有些骂过他的人，后来只要跟他道歉，他都不再计较。在生活上，士兵吃什么穿什么，他也吃什么穿什么，但治军很严格。
祖父也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有一年山西闹大水，有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成了孤儿，逃难到我们家门口，饿得实在不行了，祖父就把她们收留在家里。后来一个嫁给了祖父的卫兵，我家还给买了嫁妆；另一个嫁给了一个团长。她们告诉过我，祖父每次回家都会问她们：吃得饱吗？挨打了没有？他不允许家里有打骂下人的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祖父的部队被张学良收编了。那时家里还没有稳定的住处，我母亲是回郑州娘家生产的。接到我出生的电报时，祖父正在练兵场上，给我起了张庆宜这个名字。不久后，二十九军成立。宋哲元任军长，祖父任38师师长，冯治安任37师师长。他们三人都是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一起成长起来的，犹如桃园三结义一样，非常抱团。其中宋哲元一直是一把手，祖父其次。
“九一八”后，日军开始从东北向关内推进。1932年，二十九军奉命驻扎察哈尔。第二年初，日军进犯长城，宋哲元率领部队赶赴喜峰口，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就是让全国振奋的喜峰口大捷。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面对日军的飞机、坦克、机枪、大炮，中国军队连枪都发不全，只能用原始的大片刀杀敌。那首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第一句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最初就是写给二十九军将士的。
这场战役中，祖父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这是他第一次与日本人作战。然而长城抗战没能抵抗住日军的入侵，虽然二十九军打了胜仗，但其他几条战线都被突破，最后中国军队撤回关内防御。
日本打到山海关后，一时难以推进，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部队退出华北。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协定华北只留一支中国驻军，蒋介石选择了二十九军。日本之所以接受这个方案，是因为他们认为二十九军之前跟蒋介石打了很多仗，不会一心抗日。1936年初，日本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核心是“逐步完成冀察二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为维持主权，国民政府在1936年5月任命祖父为天津特别市市长。我们也跟着他从北平来到了天津。
当时的华北是敏感地带，特别是天津，实际上已经是国防前线。日本想要用政治手段占领平津冀察，整天找事，要这要那，国人都在担心冀察会成为第二个东北。那时天津驻有19国领事馆、租界，以及5个国家的驻军。其中驻军最多的就是日本，有一万多人。根据协定，作为市长的祖父只能管理行政事务，实际就是外事工作。然而弱国无外交，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跟日本低头的事情。
那时日方非要宋哲元赴日访问参观，宋哲元打死也不肯去，因为他是地区一把手，去了就没有退路了。但又不能跟日本人扯断关系，蒋介石也不希望华北出现事端。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让我祖父去。祖父就把这次参观定为旅游性质，破例带了我的叔叔、姑姑同去，在日本期间也没有单独接触任何日方人员。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利用汉奸特务大肆散布祖父“亲日”的谣言，造成国内对他的误解与攻击。可以说，在天津的一年多时间是他一生中处境最困难、精神最苦闷的时期，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心里苦得很”。
不过，在这个时期，二十九军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四五万人扩编到十万，仅祖父的38师就有3万人。利用天津的港口优势，进口军火，士兵终于全部用上了枪。据部下回忆，当二十九军拿到中央颁发的购买中小口径炮和机枪的进口许可证时，祖父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唱又打拳”。这些进口武器很快就发挥了威力，因为时隔不久抗战就爆发了。
“七七”事变前夕，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到河北老家为父亲修墓。临走前，他把行政事务交给北平市长秦德纯，军队交给我祖父和冯治安，实际总负责人是祖父。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寻衅，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爆发。祖父因患痢疾，正在北平的家中养病。得知消息后，张、冯、秦三人果断实施了军事抵抗，由吉星文指挥219团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之后的8、9、10三天，二十九军连续实施对日反击，同时与日本人周旋、交涉停战协议，争取中央增援时间。椐日方史料记载，我祖父在10日夜拒绝了日方在停战协议中要求中方立即撤出宛平城的无理要求，表示中国军队坚决不会让出宛平城。
11日下午，宋哲元回到天津，下令由我祖父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北平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日本并不遵守协议，激战仍在继续。二十九军虽然有十万人，但分散多处，天津只有3万多，而日军是实实在在的5万人，且敌我装备悬殊。二十九军就像一只张开的手，难以攥成拳头。 7月14日，祖父跟宋哲元商量后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要求放弃天津。蒋介石没批准。坚持到27日，二十九军再次向中央发出“请速派大军北进及飞机”的电报，蒋介石批示“稳打三日”，“固守勿退”。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担心宋哲元落入日本人手里，又下达了宋哲元本人赴保定指挥的命令。
28日， 日军包围北平，兵力有陆军1个师团、3个旅团，还有空军等机械化部队。南苑战场上，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43师师长赵登禹英勇殉国。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宋哲元、祖父和冯治安三人最终做出了撤离北平的决定。但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善后，因为北平还有大量无法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还要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要维持城内秩序，还要跟日本人继续周旋，更要对中央“死守三天”命令有所交代……最后依然是祖父留下，代理北平市长。这是一个“跳火坑”的任务。留下来意味着忍辱负重，且要承担失城之责。
30日，38师撤出天津。祖父则在北平埋葬了几天中战死的将士遗体，安置好伤员，组织二十九军家属及有关人员转移、隐蔽。8月1日，日军进城，下令捉拿祖父。9月3日，在英美友人的帮助下，祖父化装逃离北平。
祖父完成了宋哲元交给的任务，但在外界眼中却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被扣上“卖国变节”“汉奸”的帽子。在举国上下的痛骂声中，他独自承受了一切，“未见一言以自明”。但内心的痛苦卻时时折磨着他。
辗转抵达南京后，祖父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在审查了三天后，蒋介石相信祖父是忠于国家的，失北平的责任不在他。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祖父含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国家。”同年12月，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过河南时宋哲元要求祖父留下，代理五十九军军长，蒋介石同意了。翌年1月，祖父被划到李宗仁的战区，正式任命为五十九军军长。
从喜峰口战役时起，祖父就怀着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打算。抗战开始后，他率领五十九军打了几次漂亮的战役，其中最大的一场胜仗是1938年3月的临沂保卫战。五十九军主力部队在一昼夜内步行一百八十华里，与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激战了七昼夜，歼敌过半，迫使板垣师团后退了七十华里。史称“临沂大捷”。
对于中国军民来说，这次胜利的意义不只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极大鼓舞了士气。面对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中国军队在没有飞机、坦克，仅使用落后武器的情况下，能在正面战场上打败日军，这个事实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
临沂保卫战异常激烈，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在40多天的战斗中，五十九军所部三万五千人，伤亡近半，营连以下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四十军庞炳勋部从海州来临沂时一万三千人，撤离时，只剩下了50多人。在战斗最激烈的关头，五十九军一日伤亡军官四十人、士兵近千人，祖父多次到营连级指挥部了解战况、鼓励士气，并撤换了作战不力的旅长，士气大振。
大捷之后，军委会以“张自忠临沂战役中树建奇功”的理由，撤销了那个撤职查办处分。同年10月，祖父晋升为陆军上将衔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1月，他赴荆门接受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率部队守卫襄江。
我曾经去过他当年驻守的地方，那里非常穷苦，连地主都没有，房子都是土坯的。但在1940年4月1日的一封家信中，祖父这样写道：“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我确十二分慰快。”
1940年4月，日军发动了“宜昌作战”令，中方称之为“枣宜会战”。日军行动的核心就是先打击五战区的实力，重点打击右翼，再渡过由右翼守卫的襄河，进攻宜昌。然而李宗仁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日方的进攻目标是枣阳，而非宜昌。
祖父先分到12个师的兵力，后来被李宗仁调走了4个。5月6日，他给冯治安留下了一封信：“设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 （我）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祖父是极内敛、说话极慎重的人，从这些话可看出，他的心情不太平静。他一生对个人委屈从不辩解、不上告、不诉苦，更不埋怨，而是深深地藏在自己心里。此时他只能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去做认为还能做到的，能补救大局、减少损失的事。
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十里长山下的南瓜店，祖父率领的5个师被兵力几倍于己的日军三面包围。看到形势严峻，他决定送走二位苏联顾问。当时苏联还没有对日宣战，绝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同时，他也命令司令部的受伤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撤退。此时的他可以走，但没有走。脚下的南瓜店虽小，但这是守卫襄河的最后一道防线。
16日中午，祖父左臂受伤，约14时“身受七伤，腹为之穿”，英勇殉国。验尸报告显示，他有两处炮弹伤，五处子弹伤，还有一处刺刀伤，致命伤在左眼。
后来很多人追问：张自忠为什么不撤退，非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他在临沂大捷之后说过一段话：“敌人的武器虽然精锐，可是我们的部队在国仇家仇之下，都咬紧牙根和他们死拼，在伟大坚强的民族意识和高燃着的抗日怒焰之下，日军的武力也和我们平衡了。”
自此以后，他就认为，我作为总司令没有飞机大炮、机枪坦克可以给你们，但我们还得跟日本人打，怎么打赢他们？只有一战到死的决心。中国人有这个志气。他号召大家为国为家报仇，勇敢地跟日本人拼，这是他在临沂作战中得到的经验。要实现胜利，士兵就要不怕死，那么班长、排长、连长就要先不怕死，冲在最前头。以此类推，团长、旅长、师长要有不怕死的精神，总司令更要有这种精神。如果长官不带头，怎么让下面的官兵去做？为了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他只有这一个办法。所以他到处都说“不怕死”。
当时的形势下，国家再不拼命去保卫，就真的亡国了。用祖父的话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在临沂作战时，他冲到了基层，与连长站在一条线上。虽然作为总司令，有一千个理由撤退，但他不能撤。有人认为他是一心求死，以示清白，我认为不是这样。他是赶到这个形势里了，危急关头不能撤，为了完成守河任务，他必须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祖父殉国时，祖母李敏慧的子宫癌已到晚期。在她弥留之际，家人才告诉她祖父牺牲的消息。她已经听不到了，只是一直呢喃：“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当时举国上下都在哀悼祖父的殉国，但家人却有意回避这个话题，因为太伤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祖父为革命烈士。几十年来，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
祖父没能见到抗战胜利的日子，但我清楚地记得1945年8月11日的凌晨，我从重庆电台听到日本乞降的消息，那一天正是祖父的诞辰。他是二战反法西斯阵营五十多个同盟国中，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
对于張自忠将军之死，人们始终怀有一个疑问：他最后为什么不撤退？杀敌报国固然义无反顾，但作为集团军总司令，如果暂时转移撤退，日后必然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他是二战期间盟军牺牲的军衔最高的将领，对于中国军队而言这是极大的损失。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环球人物》记者赴天津专访了张自忠将军的长孙张庆宜。抗战爆发时，张自忠正是这座城市的市长。当年租界的遗迹似乎仍在讲述他曾经背负的耻辱与愤恨，或许正是那种力量驱使他在民族危亡关头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华北危矣
我是1931年出生的，就是“九一八”事变那年。此前是中原大战时期，蒋介石要统一中国，当时占据了河南、河北、察哈尔地区的冯玉祥联合了阎锡山、李宗仁与蒋对抗。打了半年后，张学良突然站到了蒋介石一方，随着东北军加入战局，形势开始急转直下，西北军全盘皆输。
我祖父从1917年到1930年一直追随冯玉祥，深得赏识，在军中一路晋升。他为人比较正直，做事光明磊落，对人也很讲义气。有些骂过他的人，后来只要跟他道歉，他都不再计较。在生活上，士兵吃什么穿什么，他也吃什么穿什么，但治军很严格。
祖父也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有一年山西闹大水，有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成了孤儿，逃难到我们家门口，饿得实在不行了，祖父就把她们收留在家里。后来一个嫁给了祖父的卫兵，我家还给买了嫁妆；另一个嫁给了一个团长。她们告诉过我，祖父每次回家都会问她们：吃得饱吗？挨打了没有？他不允许家里有打骂下人的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祖父的部队被张学良收编了。那时家里还没有稳定的住处，我母亲是回郑州娘家生产的。接到我出生的电报时，祖父正在练兵场上，给我起了张庆宜这个名字。不久后，二十九军成立。宋哲元任军长，祖父任38师师长，冯治安任37师师长。他们三人都是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一起成长起来的，犹如桃园三结义一样，非常抱团。其中宋哲元一直是一把手，祖父其次。
“九一八”后，日军开始从东北向关内推进。1932年，二十九军奉命驻扎察哈尔。第二年初，日军进犯长城，宋哲元率领部队赶赴喜峰口，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就是让全国振奋的喜峰口大捷。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面对日军的飞机、坦克、机枪、大炮，中国军队连枪都发不全，只能用原始的大片刀杀敌。那首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第一句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最初就是写给二十九军将士的。
这场战役中，祖父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这是他第一次与日本人作战。然而长城抗战没能抵抗住日军的入侵，虽然二十九军打了胜仗，但其他几条战线都被突破，最后中国军队撤回关内防御。
日本打到山海关后，一时难以推进，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部队退出华北。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协定华北只留一支中国驻军，蒋介石选择了二十九军。日本之所以接受这个方案，是因为他们认为二十九军之前跟蒋介石打了很多仗，不会一心抗日。1936年初，日本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核心是“逐步完成冀察二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为维持主权，国民政府在1936年5月任命祖父为天津特别市市长。我们也跟着他从北平来到了天津。
当时的华北是敏感地带，特别是天津，实际上已经是国防前线。日本想要用政治手段占领平津冀察，整天找事，要这要那，国人都在担心冀察会成为第二个东北。那时天津驻有19国领事馆、租界，以及5个国家的驻军。其中驻军最多的就是日本，有一万多人。根据协定，作为市长的祖父只能管理行政事务，实际就是外事工作。然而弱国无外交，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跟日本低头的事情。
那时日方非要宋哲元赴日访问参观，宋哲元打死也不肯去，因为他是地区一把手，去了就没有退路了。但又不能跟日本人扯断关系，蒋介石也不希望华北出现事端。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让我祖父去。祖父就把这次参观定为旅游性质，破例带了我的叔叔、姑姑同去，在日本期间也没有单独接触任何日方人员。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利用汉奸特务大肆散布祖父“亲日”的谣言，造成国内对他的误解与攻击。可以说，在天津的一年多时间是他一生中处境最困难、精神最苦闷的时期，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心里苦得很”。
不过，在这个时期，二十九军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四五万人扩编到十万，仅祖父的38师就有3万人。利用天津的港口优势，进口军火，士兵终于全部用上了枪。据部下回忆，当二十九军拿到中央颁发的购买中小口径炮和机枪的进口许可证时，祖父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唱又打拳”。这些进口武器很快就发挥了威力，因为时隔不久抗战就爆发了。
北平耻与恨
“七七”事变前夕，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到河北老家为父亲修墓。临走前，他把行政事务交给北平市长秦德纯，军队交给我祖父和冯治安，实际总负责人是祖父。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寻衅，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爆发。祖父因患痢疾，正在北平的家中养病。得知消息后，张、冯、秦三人果断实施了军事抵抗，由吉星文指挥219团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之后的8、9、10三天，二十九军连续实施对日反击，同时与日本人周旋、交涉停战协议，争取中央增援时间。椐日方史料记载，我祖父在10日夜拒绝了日方在停战协议中要求中方立即撤出宛平城的无理要求，表示中国军队坚决不会让出宛平城。
11日下午，宋哲元回到天津，下令由我祖父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北平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日本并不遵守协议，激战仍在继续。二十九军虽然有十万人，但分散多处，天津只有3万多，而日军是实实在在的5万人，且敌我装备悬殊。二十九军就像一只张开的手，难以攥成拳头。 7月14日，祖父跟宋哲元商量后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要求放弃天津。蒋介石没批准。坚持到27日，二十九军再次向中央发出“请速派大军北进及飞机”的电报，蒋介石批示“稳打三日”，“固守勿退”。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担心宋哲元落入日本人手里，又下达了宋哲元本人赴保定指挥的命令。
28日， 日军包围北平，兵力有陆军1个师团、3个旅团，还有空军等机械化部队。南苑战场上，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43师师长赵登禹英勇殉国。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宋哲元、祖父和冯治安三人最终做出了撤离北平的决定。但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善后，因为北平还有大量无法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还要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要维持城内秩序，还要跟日本人继续周旋，更要对中央“死守三天”命令有所交代……最后依然是祖父留下，代理北平市长。这是一个“跳火坑”的任务。留下来意味着忍辱负重，且要承担失城之责。
30日，38师撤出天津。祖父则在北平埋葬了几天中战死的将士遗体，安置好伤员，组织二十九军家属及有关人员转移、隐蔽。8月1日，日军进城，下令捉拿祖父。9月3日，在英美友人的帮助下，祖父化装逃离北平。
祖父完成了宋哲元交给的任务，但在外界眼中却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被扣上“卖国变节”“汉奸”的帽子。在举国上下的痛骂声中，他独自承受了一切，“未见一言以自明”。但内心的痛苦卻时时折磨着他。
辗转抵达南京后，祖父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在审查了三天后，蒋介石相信祖父是忠于国家的，失北平的责任不在他。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祖父含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国家。”同年12月，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过河南时宋哲元要求祖父留下，代理五十九军军长，蒋介石同意了。翌年1月，祖父被划到李宗仁的战区，正式任命为五十九军军长。
死守殉国
从喜峰口战役时起，祖父就怀着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打算。抗战开始后，他率领五十九军打了几次漂亮的战役，其中最大的一场胜仗是1938年3月的临沂保卫战。五十九军主力部队在一昼夜内步行一百八十华里，与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激战了七昼夜，歼敌过半，迫使板垣师团后退了七十华里。史称“临沂大捷”。
对于中国军民来说，这次胜利的意义不只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极大鼓舞了士气。面对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中国军队在没有飞机、坦克，仅使用落后武器的情况下，能在正面战场上打败日军，这个事实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
临沂保卫战异常激烈，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在40多天的战斗中，五十九军所部三万五千人，伤亡近半，营连以下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四十军庞炳勋部从海州来临沂时一万三千人，撤离时，只剩下了50多人。在战斗最激烈的关头，五十九军一日伤亡军官四十人、士兵近千人，祖父多次到营连级指挥部了解战况、鼓励士气，并撤换了作战不力的旅长，士气大振。
大捷之后，军委会以“张自忠临沂战役中树建奇功”的理由，撤销了那个撤职查办处分。同年10月，祖父晋升为陆军上将衔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1月，他赴荆门接受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率部队守卫襄江。
我曾经去过他当年驻守的地方，那里非常穷苦，连地主都没有，房子都是土坯的。但在1940年4月1日的一封家信中，祖父这样写道：“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我确十二分慰快。”
1940年4月，日军发动了“宜昌作战”令，中方称之为“枣宜会战”。日军行动的核心就是先打击五战区的实力，重点打击右翼，再渡过由右翼守卫的襄河，进攻宜昌。然而李宗仁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日方的进攻目标是枣阳，而非宜昌。
祖父先分到12个师的兵力，后来被李宗仁调走了4个。5月6日，他给冯治安留下了一封信：“设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 （我）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祖父是极内敛、说话极慎重的人，从这些话可看出，他的心情不太平静。他一生对个人委屈从不辩解、不上告、不诉苦，更不埋怨，而是深深地藏在自己心里。此时他只能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去做认为还能做到的，能补救大局、减少损失的事。
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十里长山下的南瓜店，祖父率领的5个师被兵力几倍于己的日军三面包围。看到形势严峻，他决定送走二位苏联顾问。当时苏联还没有对日宣战，绝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同时，他也命令司令部的受伤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撤退。此时的他可以走，但没有走。脚下的南瓜店虽小，但这是守卫襄河的最后一道防线。
16日中午，祖父左臂受伤，约14时“身受七伤，腹为之穿”，英勇殉国。验尸报告显示，他有两处炮弹伤，五处子弹伤，还有一处刺刀伤，致命伤在左眼。
后来很多人追问：张自忠为什么不撤退，非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他在临沂大捷之后说过一段话：“敌人的武器虽然精锐，可是我们的部队在国仇家仇之下，都咬紧牙根和他们死拼，在伟大坚强的民族意识和高燃着的抗日怒焰之下，日军的武力也和我们平衡了。”
自此以后，他就认为，我作为总司令没有飞机大炮、机枪坦克可以给你们，但我们还得跟日本人打，怎么打赢他们？只有一战到死的决心。中国人有这个志气。他号召大家为国为家报仇，勇敢地跟日本人拼，这是他在临沂作战中得到的经验。要实现胜利，士兵就要不怕死，那么班长、排长、连长就要先不怕死，冲在最前头。以此类推，团长、旅长、师长要有不怕死的精神，总司令更要有这种精神。如果长官不带头，怎么让下面的官兵去做？为了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他只有这一个办法。所以他到处都说“不怕死”。
当时的形势下，国家再不拼命去保卫，就真的亡国了。用祖父的话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在临沂作战时，他冲到了基层，与连长站在一条线上。虽然作为总司令，有一千个理由撤退，但他不能撤。有人认为他是一心求死，以示清白，我认为不是这样。他是赶到这个形势里了，危急关头不能撤，为了完成守河任务，他必须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祖父殉国时，祖母李敏慧的子宫癌已到晚期。在她弥留之际，家人才告诉她祖父牺牲的消息。她已经听不到了，只是一直呢喃：“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当时举国上下都在哀悼祖父的殉国，但家人却有意回避这个话题，因为太伤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祖父为革命烈士。几十年来，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
祖父没能见到抗战胜利的日子，但我清楚地记得1945年8月11日的凌晨，我从重庆电台听到日本乞降的消息，那一天正是祖父的诞辰。他是二战反法西斯阵营五十多个同盟国中，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