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剖析档案编研工作中编辑与研究两种形式的不同价值取向和社会需求呈反向变化的趋势，论述了当前档案编研亟需转变注重档案编辑的传统工作模式，大力开展档案研究的必要性。并据此建议档案研究应采取与专业史学研究相区别的差异化工作思路，以讲述尘封往事、普及历史知识作为努力方向。
关键词：档案编研档案价值档案工作
档案编研作为档案部门系统、广泛、主动地提供档案利用服务的一项工作，在档案部门建立健全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对档案部门提出了“主动开发档案资源，积极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明确要求，即“各档案馆（室）要加强对档案信息的分析研究、综合加工、深度开发，提供深层次、高质量的档案信息产品，不断挖掘档案的价值”。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笔者认为从扩大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对长期以来档案编研工作中形成的普遍的价值取向進行适当调整。
一、档案编辑与档案研究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多数学者认为档案编研，是指档案馆（室）根据社会利用的需要，对档案内容进行研究和编纂的工作。[1]众多的编研工作形式大致可以分为抄纂、编述和著作三种类型。实际工作中，这三种类型还存在过渡以及混合等。具体而言，抄纂也称编纂，是一种整理、公布档案原文的编研工作；编述是一种把人们需要的档案信息提炼后，按照一定的要求加以集中，用新的不同于原先档案分类排列的体例重新组合的编研工作；著作是指形成以档案为依托、蕴含档案人员独特的创造性思维的一种编研工作。[2]对于上述三种类型，笔者认为，抄纂注重保持档案原文和传达档案作者原意，对运用创造性思维没有过多要求，是对档案信息的浅度开发。编述则需要运用一定的创造性思维提炼、集中和重新组合档案信息，是对档案信息的中度开发。而著作需要充分运用独特的创造性思维对档案信息加以研究，从具体的档案内容中抽象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或者依据档案内容进行艺术加工，使比较枯燥的档案记载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式，是对档案信息的深度开发。
也有部分学者以“档案的编辑与研究”的观点代之“档案编研”的观点，[3]即将档案编研视为档案编辑与档案研究的合称。编辑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而研究则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综上，笔者认为，浅度开发档案信息的抄纂和中度开发档案信息的编述可以归入档案编辑的范畴，而深度开发档案信息的著作则归入档案研究的范畴。
（一）档案编辑的价值取向
浅度和中度开发档案信息形成的档案编辑成果，在整理、加工过程中注重保持档案信息的原貌。档案编辑的服务对象是专家学者，其作用是提供深入研究某一历史事实的第一手证据材料，为工作查考和学术研究服务。它的优点是满足了专家学者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的工作查考和学术研究的个性化需求。缺点是信息零散、趣味性不强，难以满足不了解相关史实背景的社会公众历史知识普及和休闲娱乐的共性化需求。综合上述因素，笔者认为档案编辑的价值取向是展示档案的证据价值，以争取关键少数对档案工作的支持。
（二）档案研究的价值取向
深度开发档案信息而形成的档案研究成果，注重运用创造性思维对档案信息进行求证和再创作。其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作用是讲述档案记载的历史故事和有关知识，为宣传教育和休闲娱乐服务。它的优点是信息完整、趣味性强，符合不了解相关史实背景的社会公众历史知识普及和休闲娱乐的共性化需求。缺点是由于是基于档案信息的再创作，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效力，难以满足专家学者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的工作查考和学术研究的个性化需求。鉴于此，笔者认为档案研究的价值取向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争取普通多数对档案工作的关注。
二、档案编辑和档案研究的社会需求呈反向变化趋势
（一）档案编辑的社会需求明显弱化
作为社会生活原始记录而刻意保存下来的档案，具有比其他信息都更可靠的证据价值。专家学者基于工作查考和学术研究的特定需要，对档案编辑成果所揭示的档案信息原貌的证据价值有着长期而持久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编辑成果是可以称之为“长销书”的。回顾档案工作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档案编辑社会需求的强化以及档案编辑成果的繁荣，是建立在传统档案管理体制所导致的社会利用档案渠道不畅的基础之上的。如今，随着档案开放进程的推进和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近年来档案信息化工作的长足发展，作为档案编辑服务对象的专家学者，基于证据价值而对档案信息原貌的个性化需求，完全可以通过网络等快捷渠道自行利用档案或其复制件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档案编辑的社会需求明显弱化。同时，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档案开放提速、社会利用日趋便捷的冲击下，针对专家学者这一群体需求，传播范围原本就很狭窄的档案编辑成果更是呈现出日渐萎缩的趋势。
（二）档案研究的社会需求明显强化
作为系统记录社会生活历史信息的档案，蕴藏着包罗万象的信息资源，是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过去，整日忙于生计的公众无暇消费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生产构成部分之一的档案研究，其社会需求长期处于弱化状态。随着当前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闲暇时间增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高。对档案信息进行求证和再创作而形成的档案研究成果，在满足社会公众历史知识普及和休闲娱乐需求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档案研究的社会需求也随之明显强化。档案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呈现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研究成果是可以称之为“畅销书”的。
三、重视档案编辑、忽视档案研究的传统思路，严重制约着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的发挥
回顾档案编研工作发展历程，档案编辑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据笔者2015年调查，发现北京市各级各类档案馆（室）历年来完成档案编研成果共计760种。其中，抄纂类成果514种，占67.6%；编述类204种，占26.8%；两者合计档案编辑成果718种，占94.5%。而归入档案研究的著作类成果仅42种，占5.5%。 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档案编辑社会需求强化、档案研究社会需求弱化这个外在因素外，档案部门两大内在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是基于档案编辑和档案研究工作难易程度的自主选择。档案编辑对档案人员业务能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的要求不高，易出成果，而档案研究对档案人员业务能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的要求相对较高，不易出成果。二是与档案法律法规着重强调档案编辑工作的引导有着一定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档案馆工作通则》第二十二条规定：“档案馆应积极开展档案史料的研究和编纂工作，根据需要编辑档案文件汇集和其他参考资料，经主管领导人批准可公布档案文件。省級以上和有条件的档案馆，要设立编研机构，有计划地编辑出版各种档案史料汇编。”《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机关档案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编辑档案文件汇集和各种参考资料，积极主动地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
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形势下，作为服务行业的档案工作，在继续寻求作为关键少数的专家学者支持的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吸引公众的关注。而要吸引公众的关注，就必须满足社会公众实际需求并提供相应的服务。然而，目前专家学者个性化需求的档案编辑成果数量占绝对多数，社会公众共性化需求的档案研究成果数量仅处于点缀地位的档案编研工作现状，显然严重制约着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的提高。
四、讲述尘封往事、普及历史知识是档案研究的努力方向
为了回应社会需求，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当前档案编研亟需转变重关键少数轻普通多数的价值取向，应该高度重视争取普通多数的关注，至少要把争取普通多数和抓住关键少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就要求档案编研必须转变注重档案编辑的传统工作模式，大力开展档案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在于档案管理而非历史研究。而且受其所供职档案部门职能和馆（室）藏资源限制，档案部门难以像专业史学家那样根据研究的需要尽可能地在全社会范围广泛收集史料。鉴于此，笔者认为要想具有社会影响力，档案编研就需要探索与专业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相区别的差异化工作思路。
（一）档案研究应该在历史知识普及和挖掘尘封往事上下功夫
任何学问的研究，都有知识探索和知识普及两方面的任务。相较专业史学家从事的历史研究，档案人员立足馆（室）藏档案而从事的档案研究，显然在知识探索的广度和深度上难以占到优势。鉴于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往往尘封在档案中不为社会公众所知，笔者认为，档案研究应该扬长避短，在历史知识普及上下功夫，抓住为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依据档案内容进行再创作，使枯燥的档案记载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式，主动解读档案背后的故事，为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服务。同时，与专业史学家利用档案往往受到档案开放鉴定程序的制约，难以利用未开放档案相比，档案研究的最大优势，是档案人员可以较为便利地利用其所供职的档案部门所管理的全部馆（室）藏档案。如果能够深入了解馆（室）藏档案，即使是一些广为人知的重要史实或是尘封的往事，也是能够被公众所喜闻乐见的。
（二）档案编研需要社会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
开展档案研究需要外联内合，群策群力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在档案部门外部，需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等宣传机构和专业历史研究机构的通力合作，结合社会热点有针对性地确定档案研究主题并及时公布研究成果。在档案部门内部，需要建立档案研究的协调沟通机制，把分散在编研、展览、利用、宣传、保管等相关岗位上的力量组织起来，围绕所确定主题挖掘馆（室）藏资源开展档案研究。由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解放军报社、中央档案馆等单位联合制作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4]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社合作策划的《五四之光——五四档案解读》系列专题，[5]这些都是利用档案讲述逝去的往事，面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成功案例，也是档案研究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苏骅.档案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200.
[2]姜之茂.档案人员上岗必读[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309.
[3]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7-59.
[4]崔志华.文献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在央视播出[N].中国档案报，2016-10-20（1）.
[5]陈乐人.档案中的北京五四——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4.
关键词：档案编研档案价值档案工作
档案编研作为档案部门系统、广泛、主动地提供档案利用服务的一项工作，在档案部门建立健全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对档案部门提出了“主动开发档案资源，积极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明确要求，即“各档案馆（室）要加强对档案信息的分析研究、综合加工、深度开发，提供深层次、高质量的档案信息产品，不断挖掘档案的价值”。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笔者认为从扩大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对长期以来档案编研工作中形成的普遍的价值取向進行适当调整。
一、档案编辑与档案研究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多数学者认为档案编研，是指档案馆（室）根据社会利用的需要，对档案内容进行研究和编纂的工作。[1]众多的编研工作形式大致可以分为抄纂、编述和著作三种类型。实际工作中，这三种类型还存在过渡以及混合等。具体而言，抄纂也称编纂，是一种整理、公布档案原文的编研工作；编述是一种把人们需要的档案信息提炼后，按照一定的要求加以集中，用新的不同于原先档案分类排列的体例重新组合的编研工作；著作是指形成以档案为依托、蕴含档案人员独特的创造性思维的一种编研工作。[2]对于上述三种类型，笔者认为，抄纂注重保持档案原文和传达档案作者原意，对运用创造性思维没有过多要求，是对档案信息的浅度开发。编述则需要运用一定的创造性思维提炼、集中和重新组合档案信息，是对档案信息的中度开发。而著作需要充分运用独特的创造性思维对档案信息加以研究，从具体的档案内容中抽象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或者依据档案内容进行艺术加工，使比较枯燥的档案记载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式，是对档案信息的深度开发。
也有部分学者以“档案的编辑与研究”的观点代之“档案编研”的观点，[3]即将档案编研视为档案编辑与档案研究的合称。编辑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而研究则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综上，笔者认为，浅度开发档案信息的抄纂和中度开发档案信息的编述可以归入档案编辑的范畴，而深度开发档案信息的著作则归入档案研究的范畴。
（一）档案编辑的价值取向
浅度和中度开发档案信息形成的档案编辑成果，在整理、加工过程中注重保持档案信息的原貌。档案编辑的服务对象是专家学者，其作用是提供深入研究某一历史事实的第一手证据材料，为工作查考和学术研究服务。它的优点是满足了专家学者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的工作查考和学术研究的个性化需求。缺点是信息零散、趣味性不强，难以满足不了解相关史实背景的社会公众历史知识普及和休闲娱乐的共性化需求。综合上述因素，笔者认为档案编辑的价值取向是展示档案的证据价值，以争取关键少数对档案工作的支持。
（二）档案研究的价值取向
深度开发档案信息而形成的档案研究成果，注重运用创造性思维对档案信息进行求证和再创作。其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作用是讲述档案记载的历史故事和有关知识，为宣传教育和休闲娱乐服务。它的优点是信息完整、趣味性强，符合不了解相关史实背景的社会公众历史知识普及和休闲娱乐的共性化需求。缺点是由于是基于档案信息的再创作，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效力，难以满足专家学者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的工作查考和学术研究的个性化需求。鉴于此，笔者认为档案研究的价值取向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争取普通多数对档案工作的关注。
二、档案编辑和档案研究的社会需求呈反向变化趋势
（一）档案编辑的社会需求明显弱化
作为社会生活原始记录而刻意保存下来的档案，具有比其他信息都更可靠的证据价值。专家学者基于工作查考和学术研究的特定需要，对档案编辑成果所揭示的档案信息原貌的证据价值有着长期而持久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编辑成果是可以称之为“长销书”的。回顾档案工作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档案编辑社会需求的强化以及档案编辑成果的繁荣，是建立在传统档案管理体制所导致的社会利用档案渠道不畅的基础之上的。如今，随着档案开放进程的推进和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近年来档案信息化工作的长足发展，作为档案编辑服务对象的专家学者，基于证据价值而对档案信息原貌的个性化需求，完全可以通过网络等快捷渠道自行利用档案或其复制件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档案编辑的社会需求明显弱化。同时，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档案开放提速、社会利用日趋便捷的冲击下，针对专家学者这一群体需求，传播范围原本就很狭窄的档案编辑成果更是呈现出日渐萎缩的趋势。
（二）档案研究的社会需求明显强化
作为系统记录社会生活历史信息的档案，蕴藏着包罗万象的信息资源，是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过去，整日忙于生计的公众无暇消费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生产构成部分之一的档案研究，其社会需求长期处于弱化状态。随着当前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闲暇时间增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高。对档案信息进行求证和再创作而形成的档案研究成果，在满足社会公众历史知识普及和休闲娱乐需求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档案研究的社会需求也随之明显强化。档案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呈现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研究成果是可以称之为“畅销书”的。
三、重视档案编辑、忽视档案研究的传统思路，严重制约着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的发挥
回顾档案编研工作发展历程，档案编辑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据笔者2015年调查，发现北京市各级各类档案馆（室）历年来完成档案编研成果共计760种。其中，抄纂类成果514种，占67.6%；编述类204种，占26.8%；两者合计档案编辑成果718种，占94.5%。而归入档案研究的著作类成果仅42种，占5.5%。 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档案编辑社会需求强化、档案研究社会需求弱化这个外在因素外，档案部门两大内在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是基于档案编辑和档案研究工作难易程度的自主选择。档案编辑对档案人员业务能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的要求不高，易出成果，而档案研究对档案人员业务能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的要求相对较高，不易出成果。二是与档案法律法规着重强调档案编辑工作的引导有着一定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档案馆工作通则》第二十二条规定：“档案馆应积极开展档案史料的研究和编纂工作，根据需要编辑档案文件汇集和其他参考资料，经主管领导人批准可公布档案文件。省級以上和有条件的档案馆，要设立编研机构，有计划地编辑出版各种档案史料汇编。”《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机关档案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编辑档案文件汇集和各种参考资料，积极主动地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
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形势下，作为服务行业的档案工作，在继续寻求作为关键少数的专家学者支持的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吸引公众的关注。而要吸引公众的关注，就必须满足社会公众实际需求并提供相应的服务。然而，目前专家学者个性化需求的档案编辑成果数量占绝对多数，社会公众共性化需求的档案研究成果数量仅处于点缀地位的档案编研工作现状，显然严重制约着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的提高。
四、讲述尘封往事、普及历史知识是档案研究的努力方向
为了回应社会需求，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当前档案编研亟需转变重关键少数轻普通多数的价值取向，应该高度重视争取普通多数的关注，至少要把争取普通多数和抓住关键少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就要求档案编研必须转变注重档案编辑的传统工作模式，大力开展档案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在于档案管理而非历史研究。而且受其所供职档案部门职能和馆（室）藏资源限制，档案部门难以像专业史学家那样根据研究的需要尽可能地在全社会范围广泛收集史料。鉴于此，笔者认为要想具有社会影响力，档案编研就需要探索与专业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相区别的差异化工作思路。
（一）档案研究应该在历史知识普及和挖掘尘封往事上下功夫
任何学问的研究，都有知识探索和知识普及两方面的任务。相较专业史学家从事的历史研究，档案人员立足馆（室）藏档案而从事的档案研究，显然在知识探索的广度和深度上难以占到优势。鉴于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往往尘封在档案中不为社会公众所知，笔者认为，档案研究应该扬长避短，在历史知识普及上下功夫，抓住为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依据档案内容进行再创作，使枯燥的档案记载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式，主动解读档案背后的故事，为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服务。同时，与专业史学家利用档案往往受到档案开放鉴定程序的制约，难以利用未开放档案相比，档案研究的最大优势，是档案人员可以较为便利地利用其所供职的档案部门所管理的全部馆（室）藏档案。如果能够深入了解馆（室）藏档案，即使是一些广为人知的重要史实或是尘封的往事，也是能够被公众所喜闻乐见的。
（二）档案编研需要社会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
开展档案研究需要外联内合，群策群力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在档案部门外部，需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等宣传机构和专业历史研究机构的通力合作，结合社会热点有针对性地确定档案研究主题并及时公布研究成果。在档案部门内部，需要建立档案研究的协调沟通机制，把分散在编研、展览、利用、宣传、保管等相关岗位上的力量组织起来，围绕所确定主题挖掘馆（室）藏资源开展档案研究。由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解放军报社、中央档案馆等单位联合制作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4]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社合作策划的《五四之光——五四档案解读》系列专题，[5]这些都是利用档案讲述逝去的往事，面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成功案例，也是档案研究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苏骅.档案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200.
[2]姜之茂.档案人员上岗必读[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309.
[3]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7-59.
[4]崔志华.文献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在央视播出[N].中国档案报，2016-10-20（1）.
[5]陈乐人.档案中的北京五四——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