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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国际话语权呈现出由综合国力所决定、为核心价值观所规定、受传媒所操纵的建构逻辑。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待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成就提供了根本建构基础，西方霸权对中国进行的“话语解构”是面临的最大挑战，西方话语的祛魅与国际话语场中议题的更新则为中国带来新机遇，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未来的建构目标。进行中国价值的世界表达、展开中国故事的现代叙事以及实现中国话语的有效传播，应是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逻辑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通过其话语所内含的概念、逻辑、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的国际作用影响力”[1]，具有鲜明的软实力性，如今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走入新时代，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国际话语权问题便是其一。一方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提出国际话语权相应提升的要求;另一方面，西方加大了对中国的话语解构，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建设成为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必然。时代问题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登场，然而当前国际话语权研究较为集中于国际政治和传播领域，缺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向度。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机理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展望未来，进而探析我国国际话语权在新时代的建构路径。
一、国际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建构逻辑
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对综合国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基础因素进行转化和运演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这一建构逻辑可以透析国际话语权生成过程，从而为我国国际话语权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一）国家综合国力对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性建构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话语权力转化，是硬实力的“软表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模式是马克思阐释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架构，确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各类制度和社会意识的确切形态则是经济基础的表征和反映，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还为经济基础的存在合法性提供论证和保障。在进行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由此，国际话语权必将以国家发展的硬实力为根基。
国际话语权也是一种资本，由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所决定。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借助自身的发展成就塑造美好的国家形象，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的稳定、环境的清洁、人权的保障等等，这些领域的成就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该国的认同度，并对他国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进而确立其在国际上的话语优势，形成话语权的原始资本，为激烈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奠定了取胜的基础。借此优势，发达国家进一步围绕着自身利益展开话语产品的生产，即话语资本的再生产，从而不断巩固、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力地位，甚至形成话语霸权。
话语资本决定话语场域的形成。场域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吸收马克思对资本的相关阐述后形成的重要概念，所谓场域就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3]，位置的界定依赖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利益的获取就在于对这些资源的占有。在国际话语权语境中，不同话语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话语资本在结构、形式和数量上的动态性平衡，形塑了国际话语场域，主权国家之间的力量状况决定了彼此在场域中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强盛的综合实力形成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并以此建立从属于西方的国际话语場。然而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话语资本开始向曾经位于世界舞台边缘的国家扩散，由此引发因话语资本在分布和分量上的变动，进而导致场域结构的变动。
（二）核心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规定性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推动人类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文化等上层建筑也以非“原动力”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价值，核心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规定性建构就是表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给国家软实力的生成提供重要的价值逻辑。没有不表现一国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也没有不通过国际话语权来宣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在此意义上，对国际话语权争夺的价值实质便是维护本国的核心价值和国家利益。核心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规定性建构，主要体现在价值意义生成、价值核心生成和价值权威生成三个向度。
核心价值观规定了国际话语权所表达的意义。一方面核心价值观规定国际话语权的言说内容。各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维护本国利益，因此，一国的话语必须与该国的核心价值观相符。正如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国，倡导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切损害本国人民利益、破坏国家安定团结、扰乱世界秩序的提议，都不会成为中国的国际主张。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构成一国判定他国国际话语权有无意义的基础。凡是与本国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国际话语，都因价值观念上的相异而难以得到认同。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侵略期间的各类声明，传达的是维护霸权、欺凌弱小的价值取向，因而难以被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认可。
核心价值观在国际话语权的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国际话语权的内容体系庞大，除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主权国家还会在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道义、推动人类发展的目标指引下，声援其他国家和组织，从而使国际话语权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结构多层次性。然而，尽管内部多种意义相互交织，国际话语权的价值场域却只有一个内核，这就是本国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始终维护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关注全人类根本利益的维护，这背后的价值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西方话语霸权国家背后自私利己的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的贪婪性形成鲜明对比。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全球战役中，美国多次推卸抗疫责任，不仅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还指责中国是国际疫情蔓延的罪魁祸首，这些不负责任的国际话语的表达，正是美国霸权的鲜明体现。 核心价值与权力的结合生成话语权威。后马克思主义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生产了知识，权力和知识“相互连带”，“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4]。权力通过话语生产出被人们当作真理来接受的特定话语类型，由此诞生出“真理霸权”。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这一所谓的“真理霸权”与国际话语权紧密咬合，并表现在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生成路径中。如美国将其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建构为“普世价值”，并在全世界大肆兜售，将自由和民主的定义权牢牢掌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手中，西式民主和自由成为名副其实的“真理”和标准。西方以西式标准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与和谐。这一过程深刻体现出国际话语权和“真理霸权”的互动关系。
（三）传媒对国际话语权的操纵性建构
传媒并不从本质上决定国际话语权的内容，而是通过操纵发声渠道、控制表达平台，给国际话语主体创造有利的传播条件，由此成为国际话语权生成结构中的重要一环。马克思在其成果丰硕的一生中格外注重新闻传播活动，不仅曾担任《莱茵报》主编，还在1848年与恩格斯一同创立《新莱茵报》作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主阵地。正是借助了新闻报刊的宣传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得以被更多群众所知晓，最终成为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理论旗帜。潜在的思想变为现实需要通过媒体的力量，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也是如此。
國际话语权的建构需要将媒介的优势向话语权优势转化。重视传播平台和渠道的建设是美国等西方大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经验，也是西方把控国际舆论走向的结构性基础。一方面，西方等话语大国凭借传媒优势搭建话语施展平台，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地位。如今，西方把控着世界80%～90%的新闻生产，这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提供了强大的传媒优势。另一方面，西方传媒还表现出对于其他国家话语权的抑制性。只有符合西方价值观或能为西方所用的他国话语才会获得保留和传播权，而那些与西式价值相抵触的信息，一般会有黯然退场的命运。中国反映新疆恐怖主义实情的纪录片在优兔（YOUTUBU）下架就是例证之一。此外，国际传媒市场呈现出由西方寡头垄断的局面，其他国家的企业若要进入，势必要面对巨大的阻力和成本。这也是中国传媒企业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最大困难之一。
议程设置与舆情引导展现国际话语权的建构策略。在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中，媒体并非是对各国的发声内容进行简单搬运，更是通过各种巧妙的手段和策略对话语进行加工和运作，进而增强话语的传播广度和内容的说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常以议程设置来表达观点和价值，通过对不同传播策略的组合和应用，形成有利于己方的传媒景观，以此来获得话语的传播优势。除此之外，引导国际舆论则是另一重要的建构策略。自媒体使得原本属于国家或大型企业的传播权力下移，个体与集体、草根和商业的媒体相互交叠，建构国际话语权不再是单纯关乎政府的事业，舆情也成为建构过程的关键要素。在推特（TWITTER）、优兔（YOUTUBE）、照片墙（INSTRAGRAM）、脸书（FACEBOOK）等国际性主流舆论平台中，西方通过培植话语领袖、删帖、设置禁词等方式，对舆情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和控制，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巩固话语霸权。在新冠病毒的战役中，西方媒体通过恶意引导、歪曲事实等方式，企图使世界人民认为中国对世界各国的援助是中国获得世界霸权的策略，从而对中国的善意和贡献进行了政治化的消解，其实质则是西方媒体通过舆情引导维护自己的霸权。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考察事物的根本方法，过去、现在和未来呈现出历史性的有机联系。以马克思主义视域分析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逻辑，就需要把握历史的整体性，立足于新中国成立70年间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成就，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70年国际话语权的发展成就构成当下建构的基础
70年间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今天的强起来，从国际舞台的边缘逐渐走到聚光灯下。这70年的发展成就构成当下中国建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70年话语权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伴随着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中国日渐成为国际话语场中的大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范式是马克思给予后世最重要的遗产，认识中国国际话语权取得的成就，需从物质基础上来探究其本源性的发展机理，这就是国家硬实力的跃升所带动的国际话语权地位的根本提升。建国初期中国百废待兴，国际话语权实力也十分单薄，随着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并结合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飞越，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G20杭州峰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主场外交，展现了中国新时代的大国风采;“一带一路”“亚投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中国倡议，也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中国的价值主张越发得到世界认同，并逐渐成为世界民族的集体愿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呈现出崭新面貌。
中国对于国际话语权的认识也日渐深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实践指认为认识的本源，同时认识也以理论形式发挥着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成就不仅表现在一系列实践活动之中，还体现于对国际话语权认知的不断深化之中。一方面，我国将国际话语权视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国际话语权成为国家软实力整体性结构中的关键组分，而非仅局限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有意识地提升话语创新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自身的个人魅力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众多影响深远的国际话语。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5]，到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话语，揭示了世界人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共同心愿[6]，中国国际话语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在彰显大国风范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影响力。 （三）实现中国话语的有效传播
国际话语权是话语的内容生成、话语传播和话语影响力实现的过程，不同环节之间紧密相连。其中话语传播的过程是将生成的國际话语实现为最终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中介。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以有效的传播策略将话语变为话语权，将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硬实力成就通过媒介优势，有效地进行话语整合和传播，发出新时代的大国强音，这些实质上是我国国际话语传播有效性问题。
第一，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议程设置，强化国际话语权传播的策略指向。当前，西方国家以话语攻击的形式加大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然而我国在国际话语场中还多以被动方式来应对。打破国际话语权“西攻东守”“西强东弱”的失衡格局，需要改变我国国际话语传播策略，主动进行话语的议程设置，对意识形态关键问题率先进行定义和阐释，对西方的话语攻击及时澄清和驳斥，还应以策划专题的方式对西方社会的实情进行客观展现。此外，还需要及时应对国际舆情危机，建立舆情危机预警机制，早发现、早调查、早发声，以先手的官方定调减少西方媒体对中国曲解和抹黑的机会。例如，在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人民日报》和《China Daily》多次就西方抹黑中国的话语进行澄清和驳斥，表达了中国的立场，给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第二，掌握文化间性中的传播规律，提升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科学性。不同国家的各异文明需要我们掌握跨文化传播规律，在尊重他国文化的基础上展开对自我的诠释。一方面应审视不同文化之间的趋同和差异之处，求得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立足于趋近的价值倾向和共有利益展开话语的跨文化互动与交流。另一方面在传播方式上，要用他国人民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表达我国的话语，深化对目标受众的风俗习惯和兴趣爱好的掌握，在考虑到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开展国际话语叙事。不能将国内的报道内容和传播策略不加修改地直接应用于国际传播，而是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站在他国受众的角度开展我国国际话语的言说。
第三，创新媒介经营管理思路，补足平台劣势短板。一方面应加快国内实力强大的传媒企业进行国际业务扩展，在海外搭建传播平台，通过收购、并购、合办等媒介运营策略打造我国域外发声基地，或以开展媒介跨国合作的方式来减少国际市场的准入阻力。另一方面识别当前传播的新型特征，即传统叙事的稳定结构解体，互动性、交叉性、碎片化的现代传播重构传媒体系。这一转变需要我国在国际话语权建构中，推进传播手段的与时俱进，搭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商业媒体与自媒体的全方位立体化传播结构，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将社交媒体、视频网站、官方APP等线上方式与线下官方的外交活动联通，将政府意见和民间声音融通，将境内外传播渠道汇通，由此实现中国国际话语的畅通。
时代发展提出现实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必然同时伴随着国际话语权的时代建构和场域扩展。这需要我国在深刻认识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逻辑之上确认影响因素，在历史与现实的逻辑上进一步明晰当前的建构指向，最后在未来的建构路径中回答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时代之问，打破西方的话语宰制，更好地展现现代中国的面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话语保障。
参考文献：
[1]陈正良.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6.
[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03.
[3]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34.
[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9.
[5]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9-04-27（03）.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7]沈阳.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三个核心要素[N].环球时报，2019-12-03（15）.
[8]单波，刘欣雅.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33.
[9]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2）.
[10]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9（02）.
[责任编辑：陈丽华]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逻辑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通过其话语所内含的概念、逻辑、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的国际作用影响力”[1]，具有鲜明的软实力性，如今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走入新时代，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国际话语权问题便是其一。一方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提出国际话语权相应提升的要求;另一方面，西方加大了对中国的话语解构，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建设成为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必然。时代问题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登场，然而当前国际话语权研究较为集中于国际政治和传播领域，缺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向度。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机理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展望未来，进而探析我国国际话语权在新时代的建构路径。
一、国际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建构逻辑
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对综合国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基础因素进行转化和运演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这一建构逻辑可以透析国际话语权生成过程，从而为我国国际话语权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一）国家综合国力对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性建构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话语权力转化，是硬实力的“软表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模式是马克思阐释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架构，确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各类制度和社会意识的确切形态则是经济基础的表征和反映，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还为经济基础的存在合法性提供论证和保障。在进行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由此，国际话语权必将以国家发展的硬实力为根基。
国际话语权也是一种资本，由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所决定。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借助自身的发展成就塑造美好的国家形象，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的稳定、环境的清洁、人权的保障等等，这些领域的成就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该国的认同度，并对他国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进而确立其在国际上的话语优势，形成话语权的原始资本，为激烈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奠定了取胜的基础。借此优势，发达国家进一步围绕着自身利益展开话语产品的生产，即话语资本的再生产，从而不断巩固、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力地位，甚至形成话语霸权。
话语资本决定话语场域的形成。场域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吸收马克思对资本的相关阐述后形成的重要概念，所谓场域就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3]，位置的界定依赖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利益的获取就在于对这些资源的占有。在国际话语权语境中，不同话语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话语资本在结构、形式和数量上的动态性平衡，形塑了国际话语场域，主权国家之间的力量状况决定了彼此在场域中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强盛的综合实力形成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并以此建立从属于西方的国际话语場。然而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话语资本开始向曾经位于世界舞台边缘的国家扩散，由此引发因话语资本在分布和分量上的变动，进而导致场域结构的变动。
（二）核心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规定性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推动人类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文化等上层建筑也以非“原动力”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价值，核心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规定性建构就是表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给国家软实力的生成提供重要的价值逻辑。没有不表现一国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也没有不通过国际话语权来宣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在此意义上，对国际话语权争夺的价值实质便是维护本国的核心价值和国家利益。核心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规定性建构，主要体现在价值意义生成、价值核心生成和价值权威生成三个向度。
核心价值观规定了国际话语权所表达的意义。一方面核心价值观规定国际话语权的言说内容。各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维护本国利益，因此，一国的话语必须与该国的核心价值观相符。正如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国，倡导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切损害本国人民利益、破坏国家安定团结、扰乱世界秩序的提议，都不会成为中国的国际主张。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构成一国判定他国国际话语权有无意义的基础。凡是与本国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国际话语，都因价值观念上的相异而难以得到认同。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侵略期间的各类声明，传达的是维护霸权、欺凌弱小的价值取向，因而难以被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认可。
核心价值观在国际话语权的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国际话语权的内容体系庞大，除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主权国家还会在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道义、推动人类发展的目标指引下，声援其他国家和组织，从而使国际话语权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结构多层次性。然而，尽管内部多种意义相互交织，国际话语权的价值场域却只有一个内核，这就是本国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始终维护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关注全人类根本利益的维护，这背后的价值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西方话语霸权国家背后自私利己的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的贪婪性形成鲜明对比。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全球战役中，美国多次推卸抗疫责任，不仅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还指责中国是国际疫情蔓延的罪魁祸首，这些不负责任的国际话语的表达，正是美国霸权的鲜明体现。 核心价值与权力的结合生成话语权威。后马克思主义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生产了知识，权力和知识“相互连带”，“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4]。权力通过话语生产出被人们当作真理来接受的特定话语类型，由此诞生出“真理霸权”。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这一所谓的“真理霸权”与国际话语权紧密咬合，并表现在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生成路径中。如美国将其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建构为“普世价值”，并在全世界大肆兜售，将自由和民主的定义权牢牢掌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手中，西式民主和自由成为名副其实的“真理”和标准。西方以西式标准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与和谐。这一过程深刻体现出国际话语权和“真理霸权”的互动关系。
（三）传媒对国际话语权的操纵性建构
传媒并不从本质上决定国际话语权的内容，而是通过操纵发声渠道、控制表达平台，给国际话语主体创造有利的传播条件，由此成为国际话语权生成结构中的重要一环。马克思在其成果丰硕的一生中格外注重新闻传播活动，不仅曾担任《莱茵报》主编，还在1848年与恩格斯一同创立《新莱茵报》作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主阵地。正是借助了新闻报刊的宣传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得以被更多群众所知晓，最终成为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理论旗帜。潜在的思想变为现实需要通过媒体的力量，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也是如此。
國际话语权的建构需要将媒介的优势向话语权优势转化。重视传播平台和渠道的建设是美国等西方大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经验，也是西方把控国际舆论走向的结构性基础。一方面，西方等话语大国凭借传媒优势搭建话语施展平台，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地位。如今，西方把控着世界80%～90%的新闻生产，这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提供了强大的传媒优势。另一方面，西方传媒还表现出对于其他国家话语权的抑制性。只有符合西方价值观或能为西方所用的他国话语才会获得保留和传播权，而那些与西式价值相抵触的信息，一般会有黯然退场的命运。中国反映新疆恐怖主义实情的纪录片在优兔（YOUTUBU）下架就是例证之一。此外，国际传媒市场呈现出由西方寡头垄断的局面，其他国家的企业若要进入，势必要面对巨大的阻力和成本。这也是中国传媒企业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最大困难之一。
议程设置与舆情引导展现国际话语权的建构策略。在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中，媒体并非是对各国的发声内容进行简单搬运，更是通过各种巧妙的手段和策略对话语进行加工和运作，进而增强话语的传播广度和内容的说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常以议程设置来表达观点和价值，通过对不同传播策略的组合和应用，形成有利于己方的传媒景观，以此来获得话语的传播优势。除此之外，引导国际舆论则是另一重要的建构策略。自媒体使得原本属于国家或大型企业的传播权力下移，个体与集体、草根和商业的媒体相互交叠，建构国际话语权不再是单纯关乎政府的事业，舆情也成为建构过程的关键要素。在推特（TWITTER）、优兔（YOUTUBE）、照片墙（INSTRAGRAM）、脸书（FACEBOOK）等国际性主流舆论平台中，西方通过培植话语领袖、删帖、设置禁词等方式，对舆情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和控制，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巩固话语霸权。在新冠病毒的战役中，西方媒体通过恶意引导、歪曲事实等方式，企图使世界人民认为中国对世界各国的援助是中国获得世界霸权的策略，从而对中国的善意和贡献进行了政治化的消解，其实质则是西方媒体通过舆情引导维护自己的霸权。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考察事物的根本方法，过去、现在和未来呈现出历史性的有机联系。以马克思主义视域分析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逻辑，就需要把握历史的整体性，立足于新中国成立70年间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成就，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70年国际话语权的发展成就构成当下建构的基础
70年间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今天的强起来，从国际舞台的边缘逐渐走到聚光灯下。这70年的发展成就构成当下中国建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70年话语权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伴随着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中国日渐成为国际话语场中的大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范式是马克思给予后世最重要的遗产，认识中国国际话语权取得的成就，需从物质基础上来探究其本源性的发展机理，这就是国家硬实力的跃升所带动的国际话语权地位的根本提升。建国初期中国百废待兴，国际话语权实力也十分单薄，随着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并结合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飞越，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G20杭州峰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主场外交，展现了中国新时代的大国风采;“一带一路”“亚投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中国倡议，也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中国的价值主张越发得到世界认同，并逐渐成为世界民族的集体愿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呈现出崭新面貌。
中国对于国际话语权的认识也日渐深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实践指认为认识的本源，同时认识也以理论形式发挥着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成就不仅表现在一系列实践活动之中，还体现于对国际话语权认知的不断深化之中。一方面，我国将国际话语权视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国际话语权成为国家软实力整体性结构中的关键组分，而非仅局限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有意识地提升话语创新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自身的个人魅力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众多影响深远的国际话语。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5]，到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话语，揭示了世界人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共同心愿[6]，中国国际话语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在彰显大国风范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影响力。 （三）实现中国话语的有效传播
国际话语权是话语的内容生成、话语传播和话语影响力实现的过程，不同环节之间紧密相连。其中话语传播的过程是将生成的國际话语实现为最终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中介。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以有效的传播策略将话语变为话语权，将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硬实力成就通过媒介优势，有效地进行话语整合和传播，发出新时代的大国强音，这些实质上是我国国际话语传播有效性问题。
第一，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议程设置，强化国际话语权传播的策略指向。当前，西方国家以话语攻击的形式加大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然而我国在国际话语场中还多以被动方式来应对。打破国际话语权“西攻东守”“西强东弱”的失衡格局，需要改变我国国际话语传播策略，主动进行话语的议程设置，对意识形态关键问题率先进行定义和阐释，对西方的话语攻击及时澄清和驳斥，还应以策划专题的方式对西方社会的实情进行客观展现。此外，还需要及时应对国际舆情危机，建立舆情危机预警机制，早发现、早调查、早发声，以先手的官方定调减少西方媒体对中国曲解和抹黑的机会。例如，在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人民日报》和《China Daily》多次就西方抹黑中国的话语进行澄清和驳斥，表达了中国的立场，给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第二，掌握文化间性中的传播规律，提升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科学性。不同国家的各异文明需要我们掌握跨文化传播规律，在尊重他国文化的基础上展开对自我的诠释。一方面应审视不同文化之间的趋同和差异之处，求得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立足于趋近的价值倾向和共有利益展开话语的跨文化互动与交流。另一方面在传播方式上，要用他国人民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表达我国的话语，深化对目标受众的风俗习惯和兴趣爱好的掌握，在考虑到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开展国际话语叙事。不能将国内的报道内容和传播策略不加修改地直接应用于国际传播，而是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站在他国受众的角度开展我国国际话语的言说。
第三，创新媒介经营管理思路，补足平台劣势短板。一方面应加快国内实力强大的传媒企业进行国际业务扩展，在海外搭建传播平台，通过收购、并购、合办等媒介运营策略打造我国域外发声基地，或以开展媒介跨国合作的方式来减少国际市场的准入阻力。另一方面识别当前传播的新型特征，即传统叙事的稳定结构解体，互动性、交叉性、碎片化的现代传播重构传媒体系。这一转变需要我国在国际话语权建构中，推进传播手段的与时俱进，搭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商业媒体与自媒体的全方位立体化传播结构，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将社交媒体、视频网站、官方APP等线上方式与线下官方的外交活动联通，将政府意见和民间声音融通，将境内外传播渠道汇通，由此实现中国国际话语的畅通。
时代发展提出现实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必然同时伴随着国际话语权的时代建构和场域扩展。这需要我国在深刻认识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逻辑之上确认影响因素，在历史与现实的逻辑上进一步明晰当前的建构指向，最后在未来的建构路径中回答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时代之问，打破西方的话语宰制，更好地展现现代中国的面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话语保障。
参考文献：
[1]陈正良.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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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34.
[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9.
[5]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9-04-27（03）.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7]沈阳.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三个核心要素[N].环球时报，2019-12-03（15）.
[8]单波，刘欣雅.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33.
[9]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2）.
[10]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9（02）.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