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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华生，此生最感幸运的事情是什么？答，“遇见了对的那个人。”他所谓“对的那个人”，当然是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6年前，华生与铁凝结为连理，名人婚配的眼球效应，使得这对夫妇但凡做出尺度稍大一点的举动都可能在舆论上激起波澜。
不久前，华生夫妇向东南大学捐出1100万元，自然也逃不过媒体的注意，华生被人冠以中国最富有经济学家的名头，不过，更多人关心的问题是，他们何以如此富有？
“由于现在的社会情绪，任何人捐款都被怀疑是不是有问题，中国慈善文化还怎么发展呢？哦，那些坐专机开游艇的都没问题，捐款的人反而被追究！”华生说。相比于公职在身而风格低调的铁凝，无官一身轻的华生谈吐更为大胆和直率，捐款风波中他成了夫妻档的唯一发言人。
华生是与王岐山、马凯、张维迎等人一道从1984年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上涌现的经济学才俊，用东南大学校长易红的话讲，华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管理体制和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特征，是拥有话语权又抱不同价值判断的人都期望在有关国家走向的竞争中胜出。华生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参加了竞争，我希望这个国家沿着我认为是好的方向发展。”
“这个教授见过钱么？”
110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这笔钱又是出自一个学者和一位作家之手，也就难免引人好奇，衍生说法种种。华生气愤于自己也被仇官仇富情绪等而视之。他1990年代以“海归”之身下海经商，有一个丰厚积累，谈吐中并不避讳自己的亿万身家。东南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他试图回馈母校这样一笔厚礼。但是外界对于钱财来路的质疑一度波及甚少公开发声的铁凝，则令华生相当郁闷。铁凝对于此笔捐赠当然是支持的，甚至婚后从未和华生在公开场合一同露过面的作家，这次还应邀破例在东南大学与丈夫联席演讲，觉得太太给足了自己面子的华生，在太太被人说成贪官的时候，心情大为不爽。
参照国家编制，中国作协这类亦官亦民的机构属正部级。铁凝自2006年先后连任两届中国作协主席，官方资料显示，铁凝只是主席，不在党组成员及书记处书记序列，华生说，“她当这个主席时就提出可以做文学组织交流工作，为作家服务，但自己还是一个作家，最好不介入具体行政事务，最后组织上同意她作为特例不进入党政班子。这不老讲去行政化嘛，特别是作协这种专业团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啊。她不要行政权力，连一分钱都没批过，这种情况下怎么贪啊？”
此类澄清能否被外界接受，无从评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真正的富有者一直以来大多不喜欢露富，以免惹上麻烦，即便行善也搞得偷偷摸摸。华生夫妇本次捐赠却是反其道而行，并未刻意作秘而不宣的安排，在和校方商讨时，华生明确提出这捐赠不必隐匿，以便能在校友中作出示范。
这些年，一些世界级富豪相继把自己的财富捐献出来做公益事业，这些人的举动在华生看来突破了传统中国人对于资本家的刻板印象，富有者主动散财化解社会矛盾，通常情况下经过多少流血牺牲也未必能够实现。
4年前，华生在中国企业家亚布力论坛上演讲，对着台下光环炫目的大牌企业家们，大谈应该摆正财富观，呼吁大家勿当守财奴，要懂得花钱才能体现一个人价值的道理云云。他在上面讲得起劲，台下一位商界大佬嗤之以鼻，“这个教授见过钱么”？这件事对华生颇有触动，觉得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有那么多革命，不只与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有关，也与另一个使人很腐败的货币权力相关，否则便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分化出现。故而他就把此类为富不仁者与手握权力的贪官污吏归于一处，而庆幸自己也不枉在商海里走了一遭，“看来经济学家也得会挣点钱，要不然说话都不响啊”。
华生的研究中，方向之一是收入分配改革。他有意借此研究颠覆中国人的财富观念。美国的遗产税和赠予税制度被他肯定，将之解读为：自己辛苦挣钱可以，但若把财富全部或主要留给子女，则是不正义的，不劳而获的财富传承不值得推崇。
中国当前流行的议题恰恰是“富二代”如何接班，而所谓遗产税、赠予税虽偶被人提及，但在官方的政策中连影子都还没有。财富的血缘继续加深阶层分裂，而这又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表征。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大国，而45%的奢侈品消费者年龄在18岁至34岁之间。更有一些富豪穷奢极欲到举办一次婚礼就要耗资千万，挥金如土。此类现象某种程度上易于激化社会对立情绪。华生认为现时调节收入分配的办法等于皮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计划写作一组7篇文章来论证此点，并打算退休后与铁凝一道做慈善。
“行政权力传下去不行，货币权力传给后代就天经地义？这些观念在现代社会都是要被挑战的，这是社会不公正的一个表现。如果富人有权把财产传给子女，那当官的为什么不能把官位传给儿子啊？中国的皇权不就是这样来的嘛。”
一个“个体户”
华生夫妇同是1950年代生人，都有过下放农村的经历。华生属于“黑五类”子女出身，在苏北农村当了10年农民，饱受歧视。25岁参加高考，考得挺好，但受家庭背景拖累，没有学校愿录取，最后是东南大学在全部录取结束后特别增开马列师资班，才又补录一批50人，其中就有华生。
1980年代是华生的鼎盛时期。因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价格双轨制设想，一步登天。虽然还只是一介初出茅庐的书生，但已经与决策层建立互动关系，中南海的会议没少参加。走到哪儿都是掌声，下地方，书记、省长都来见面，把他当成代表改革动向的有背景的人物。陪着中央领导开会，他就觉得将来有机会，总理也不是不可以当。在外面给人讲话，他说我们之所以站在舞台上，实因赶上了一个改革的好时代，结果这话被人视作趾高气扬的“教训”，遭到谩骂，华生内心也直翻腾，“是我变了，还是怎么回事？”
莫干山那批与会者如王岐山、马凯等人，后来当了高官；张维迎、周其仁等人，后来成了当红经济学家。华生选择出国留学，这个决定使他从此“走自己的路”，成了一个不再风云的“个体户”。 但无论是经商，还是搞学术，在民间的华生对公共事务仍有介入。1997年他写就股权分置改革的论文，全盘批判国有股减持，说这是漫漫熊市的信号。2001年中央讨论国有股减持，国务院一位领导点名要他去听取意见。与中南海断了的关系好像续上了。虽然不一定如当年的工作关系那般紧密，偶尔到“海里”和老朋友叙叙还是可以的，有些观点和看法也能比较便捷地传递进去。
今年他花了数月写成一篇有关新股发行审批制度改革的报告，这篇被华生视为一旦实践不知要砸掉多少人饭碗的文章据说领导们都看到了。而在7月9日和10日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华生亦是应邀与会的学者之一，“毕竟还能说得上话嘛，我还是希望能发挥一点撬动力”。
华生现在是一个没有官方称谓的人，没有单位，不再经商，连挂名的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也脱离了。这导致的一个现象是，当他参加体制内的会议时，别人来自这个部委那个机关，再不济也是学院派代表，独他一人无职无衔、没有出处，称得上够“独立”的。这虽然有利于放手研究，做起调研却麻烦，“你说不清楚你是谁”。
一个“个体户”经济学家，在山头主义风行的学界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掌控多少资源，所以据说直到今天不少圈内腕儿还在排斥他，有头面人物甚至明确表示拒绝与他接近，欲采取不找、不请、不理的做法孤立他。
搞研究特别是要搞出能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研究，有其清苦和枯燥之处。自信能言人所不能言、见人所不能见的华生，每天差不多都要熬夜爬格子。对于知识精英的定位，华生是明确的。倘若要求就财富和知识二者作一抉择，他倾向于后者。
“历史在那儿呢”
身在江湖，华生多少有点逆规则。数年前风言股市要破1万点，人人争先恐后往里挤，他就说，你们最后肯定粉身碎骨，财富不是炒出来的。接着他又讥讽参与渔利的经济学精英们，“有些人热的时候在跟着炒作，差的时候垂头丧气。是个坏人你想永远伪装下去不太可能。股市好的时候你到底说了什么，股市坏的时候你又说了什么，白纸黑字改不掉的，历史在那儿呢。”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动辄就被舆论赞誉为良知、公共利益代言人，华生对此也表现得很不感冒。经济学原理讲人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市场经济的动力概在于此，遂发生私有制潮流。在西方，经济学家因不同利益和主张而各据阵营代言的情况较普遍。中国经过30多年市场变迁，这苗头实已悄悄萌发，因此才会出现一些专家学者被公众嘲弄为“专假、叫兽”。华生的判断是在将来这个分化会更趋明显和公开，而那些鼓呼私有制同时又要扮演以天下为己任角色的经济学家，终要归位。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好像完全不自利的人，这跟你自己宣扬的经济学理论不正是矛盾的么？中国社会就吃这一套，一搞就道德化、神化，成了社会利益的无私代表，这些观念要破除，实际上他们是有利益有私心的。”
为了戳破此一现象，在东南大学的讲台上，华生现身说法，当着铁凝和学弟学妹的面剖白自己少时曾经干过桩桩件件偷盗事迹和所犯错误，“反正我不是一个道德完满的人”。
多年以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一直受人诟病，人们常将独董斥为花瓶，因对独董制度抱有看法，有一次华生在微博上也略微非议几句，有人跟着质问他自己不知兼了多少独董，要求晒一晒。他回答，这个独董不拿钱。本来他是拒绝当独董的。前两年，深圳一位在政府部门负责监管上市公司的朋友一定要推荐他当万科的独董，这也是他唯一瞧得上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公司，就应允了，但附设条件是不要一分钱，“第一我不需要这个钱，第二我不要因为拿了人家的钱而留下话柄”。
对现实社会的话语生态，华生也在投入关注。接触领导多了，发现他们身边一些人谄媚露骨得可以让任何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脸红，“恶心得让你看不下去”；相反的现象，是一些对社会问题态度激烈的人常作出恨不能撸起袖子暴力解决的架式，又没有一点实干勇气。他指称这是社会两极化与不成熟的表现，“一边是奴颜卑膝的奴才，一边是语言暴力的‘假土匪’，极端化是落后的、低级的社会的特点。”
华生自谓是随性之人，不擅高大全式表达。以前写文章，也会像铁凝为上台演讲而事先准备一个措词严谨的书面讲稿那样，一稿修改四五遍，啥棱角都磨去了。2011年开了微博，很多看法变得随感而直接，从购物卡腐败到广播内容不与时俱进，到新近发生的什邡事件，每每要调侃几句。问他讲话何必如此无顾忌不委婉，他说，“你是个什么人你也改不了。”幼年读马列，看到《马克思传》里提到恩格斯年已70岁仍能保持一颗童稚之心，他竟莫名感动起来，及至之后经历很多，他开始信奉，“人可以经历很多沧桑，但是未必要变得世故。”
夫唱妇随，今年6月1日那天，华生夫妇搭乘高铁前往东南大学演讲。一路上铁凝收到不少祝贺节日的短信。这让她思索，为什么这些年成人间盛行过儿童节的热情会比儿童还高，“我想实际上它反映了我们这些大人怀念童心的干净、纯真、明亮，成人的祝福里实际上有呼唤这一切不要泯灭的愿望”。
不久前，华生夫妇向东南大学捐出1100万元，自然也逃不过媒体的注意，华生被人冠以中国最富有经济学家的名头，不过，更多人关心的问题是，他们何以如此富有？
“由于现在的社会情绪，任何人捐款都被怀疑是不是有问题，中国慈善文化还怎么发展呢？哦，那些坐专机开游艇的都没问题，捐款的人反而被追究！”华生说。相比于公职在身而风格低调的铁凝，无官一身轻的华生谈吐更为大胆和直率，捐款风波中他成了夫妻档的唯一发言人。
华生是与王岐山、马凯、张维迎等人一道从1984年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上涌现的经济学才俊，用东南大学校长易红的话讲，华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管理体制和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特征，是拥有话语权又抱不同价值判断的人都期望在有关国家走向的竞争中胜出。华生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参加了竞争，我希望这个国家沿着我认为是好的方向发展。”
“这个教授见过钱么？”
110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这笔钱又是出自一个学者和一位作家之手，也就难免引人好奇，衍生说法种种。华生气愤于自己也被仇官仇富情绪等而视之。他1990年代以“海归”之身下海经商，有一个丰厚积累，谈吐中并不避讳自己的亿万身家。东南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他试图回馈母校这样一笔厚礼。但是外界对于钱财来路的质疑一度波及甚少公开发声的铁凝，则令华生相当郁闷。铁凝对于此笔捐赠当然是支持的，甚至婚后从未和华生在公开场合一同露过面的作家，这次还应邀破例在东南大学与丈夫联席演讲，觉得太太给足了自己面子的华生，在太太被人说成贪官的时候，心情大为不爽。
参照国家编制，中国作协这类亦官亦民的机构属正部级。铁凝自2006年先后连任两届中国作协主席，官方资料显示，铁凝只是主席，不在党组成员及书记处书记序列，华生说，“她当这个主席时就提出可以做文学组织交流工作，为作家服务，但自己还是一个作家，最好不介入具体行政事务，最后组织上同意她作为特例不进入党政班子。这不老讲去行政化嘛，特别是作协这种专业团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啊。她不要行政权力，连一分钱都没批过，这种情况下怎么贪啊？”
此类澄清能否被外界接受，无从评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真正的富有者一直以来大多不喜欢露富，以免惹上麻烦，即便行善也搞得偷偷摸摸。华生夫妇本次捐赠却是反其道而行，并未刻意作秘而不宣的安排，在和校方商讨时，华生明确提出这捐赠不必隐匿，以便能在校友中作出示范。
这些年，一些世界级富豪相继把自己的财富捐献出来做公益事业，这些人的举动在华生看来突破了传统中国人对于资本家的刻板印象，富有者主动散财化解社会矛盾，通常情况下经过多少流血牺牲也未必能够实现。
4年前，华生在中国企业家亚布力论坛上演讲，对着台下光环炫目的大牌企业家们，大谈应该摆正财富观，呼吁大家勿当守财奴，要懂得花钱才能体现一个人价值的道理云云。他在上面讲得起劲，台下一位商界大佬嗤之以鼻，“这个教授见过钱么”？这件事对华生颇有触动，觉得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有那么多革命，不只与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有关，也与另一个使人很腐败的货币权力相关，否则便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分化出现。故而他就把此类为富不仁者与手握权力的贪官污吏归于一处，而庆幸自己也不枉在商海里走了一遭，“看来经济学家也得会挣点钱，要不然说话都不响啊”。
华生的研究中，方向之一是收入分配改革。他有意借此研究颠覆中国人的财富观念。美国的遗产税和赠予税制度被他肯定，将之解读为：自己辛苦挣钱可以，但若把财富全部或主要留给子女，则是不正义的，不劳而获的财富传承不值得推崇。
中国当前流行的议题恰恰是“富二代”如何接班，而所谓遗产税、赠予税虽偶被人提及，但在官方的政策中连影子都还没有。财富的血缘继续加深阶层分裂，而这又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表征。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大国，而45%的奢侈品消费者年龄在18岁至34岁之间。更有一些富豪穷奢极欲到举办一次婚礼就要耗资千万，挥金如土。此类现象某种程度上易于激化社会对立情绪。华生认为现时调节收入分配的办法等于皮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计划写作一组7篇文章来论证此点，并打算退休后与铁凝一道做慈善。
“行政权力传下去不行，货币权力传给后代就天经地义？这些观念在现代社会都是要被挑战的，这是社会不公正的一个表现。如果富人有权把财产传给子女，那当官的为什么不能把官位传给儿子啊？中国的皇权不就是这样来的嘛。”
一个“个体户”
华生夫妇同是1950年代生人，都有过下放农村的经历。华生属于“黑五类”子女出身，在苏北农村当了10年农民，饱受歧视。25岁参加高考，考得挺好，但受家庭背景拖累，没有学校愿录取，最后是东南大学在全部录取结束后特别增开马列师资班，才又补录一批50人，其中就有华生。
1980年代是华生的鼎盛时期。因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价格双轨制设想，一步登天。虽然还只是一介初出茅庐的书生，但已经与决策层建立互动关系，中南海的会议没少参加。走到哪儿都是掌声，下地方，书记、省长都来见面，把他当成代表改革动向的有背景的人物。陪着中央领导开会，他就觉得将来有机会，总理也不是不可以当。在外面给人讲话，他说我们之所以站在舞台上，实因赶上了一个改革的好时代，结果这话被人视作趾高气扬的“教训”，遭到谩骂，华生内心也直翻腾，“是我变了，还是怎么回事？”
莫干山那批与会者如王岐山、马凯等人，后来当了高官；张维迎、周其仁等人，后来成了当红经济学家。华生选择出国留学，这个决定使他从此“走自己的路”，成了一个不再风云的“个体户”。 但无论是经商，还是搞学术，在民间的华生对公共事务仍有介入。1997年他写就股权分置改革的论文，全盘批判国有股减持，说这是漫漫熊市的信号。2001年中央讨论国有股减持，国务院一位领导点名要他去听取意见。与中南海断了的关系好像续上了。虽然不一定如当年的工作关系那般紧密，偶尔到“海里”和老朋友叙叙还是可以的，有些观点和看法也能比较便捷地传递进去。
今年他花了数月写成一篇有关新股发行审批制度改革的报告，这篇被华生视为一旦实践不知要砸掉多少人饭碗的文章据说领导们都看到了。而在7月9日和10日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华生亦是应邀与会的学者之一，“毕竟还能说得上话嘛，我还是希望能发挥一点撬动力”。
华生现在是一个没有官方称谓的人，没有单位，不再经商，连挂名的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也脱离了。这导致的一个现象是，当他参加体制内的会议时，别人来自这个部委那个机关，再不济也是学院派代表，独他一人无职无衔、没有出处，称得上够“独立”的。这虽然有利于放手研究，做起调研却麻烦，“你说不清楚你是谁”。
一个“个体户”经济学家，在山头主义风行的学界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掌控多少资源，所以据说直到今天不少圈内腕儿还在排斥他，有头面人物甚至明确表示拒绝与他接近，欲采取不找、不请、不理的做法孤立他。
搞研究特别是要搞出能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研究，有其清苦和枯燥之处。自信能言人所不能言、见人所不能见的华生，每天差不多都要熬夜爬格子。对于知识精英的定位，华生是明确的。倘若要求就财富和知识二者作一抉择，他倾向于后者。
“历史在那儿呢”
身在江湖，华生多少有点逆规则。数年前风言股市要破1万点，人人争先恐后往里挤，他就说，你们最后肯定粉身碎骨，财富不是炒出来的。接着他又讥讽参与渔利的经济学精英们，“有些人热的时候在跟着炒作，差的时候垂头丧气。是个坏人你想永远伪装下去不太可能。股市好的时候你到底说了什么，股市坏的时候你又说了什么，白纸黑字改不掉的，历史在那儿呢。”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动辄就被舆论赞誉为良知、公共利益代言人，华生对此也表现得很不感冒。经济学原理讲人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市场经济的动力概在于此，遂发生私有制潮流。在西方，经济学家因不同利益和主张而各据阵营代言的情况较普遍。中国经过30多年市场变迁，这苗头实已悄悄萌发，因此才会出现一些专家学者被公众嘲弄为“专假、叫兽”。华生的判断是在将来这个分化会更趋明显和公开，而那些鼓呼私有制同时又要扮演以天下为己任角色的经济学家，终要归位。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好像完全不自利的人，这跟你自己宣扬的经济学理论不正是矛盾的么？中国社会就吃这一套，一搞就道德化、神化，成了社会利益的无私代表，这些观念要破除，实际上他们是有利益有私心的。”
为了戳破此一现象，在东南大学的讲台上，华生现身说法，当着铁凝和学弟学妹的面剖白自己少时曾经干过桩桩件件偷盗事迹和所犯错误，“反正我不是一个道德完满的人”。
多年以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一直受人诟病，人们常将独董斥为花瓶，因对独董制度抱有看法，有一次华生在微博上也略微非议几句，有人跟着质问他自己不知兼了多少独董，要求晒一晒。他回答，这个独董不拿钱。本来他是拒绝当独董的。前两年，深圳一位在政府部门负责监管上市公司的朋友一定要推荐他当万科的独董，这也是他唯一瞧得上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公司，就应允了，但附设条件是不要一分钱，“第一我不需要这个钱，第二我不要因为拿了人家的钱而留下话柄”。
对现实社会的话语生态，华生也在投入关注。接触领导多了，发现他们身边一些人谄媚露骨得可以让任何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脸红，“恶心得让你看不下去”；相反的现象，是一些对社会问题态度激烈的人常作出恨不能撸起袖子暴力解决的架式，又没有一点实干勇气。他指称这是社会两极化与不成熟的表现，“一边是奴颜卑膝的奴才，一边是语言暴力的‘假土匪’，极端化是落后的、低级的社会的特点。”
华生自谓是随性之人，不擅高大全式表达。以前写文章，也会像铁凝为上台演讲而事先准备一个措词严谨的书面讲稿那样，一稿修改四五遍，啥棱角都磨去了。2011年开了微博，很多看法变得随感而直接，从购物卡腐败到广播内容不与时俱进，到新近发生的什邡事件，每每要调侃几句。问他讲话何必如此无顾忌不委婉，他说，“你是个什么人你也改不了。”幼年读马列，看到《马克思传》里提到恩格斯年已70岁仍能保持一颗童稚之心，他竟莫名感动起来，及至之后经历很多，他开始信奉，“人可以经历很多沧桑，但是未必要变得世故。”
夫唱妇随，今年6月1日那天，华生夫妇搭乘高铁前往东南大学演讲。一路上铁凝收到不少祝贺节日的短信。这让她思索，为什么这些年成人间盛行过儿童节的热情会比儿童还高，“我想实际上它反映了我们这些大人怀念童心的干净、纯真、明亮，成人的祝福里实际上有呼唤这一切不要泯灭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