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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造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天堂，却想用自己的笔造出一个虚幻的、视觉的、水中的、墨中的、色中的人间天堂。他是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他也曾是中国画家中画价最高纪录保持者；他是生前捐赠作品最多的国宝级画家，几乎包括了他各个时期的精品力作；他也是甘愿触犯权威，大胆抨击画坛弊制的勇者，他的精神朴实高尚，是我们崇敬的一代师者……6月25日晚23时57分，吴冠中先生因呼吸衰竭平静地走了，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他让儿子吴可雨转告那些他来不及说再见的朋友和读者：“你们要看我就到我的作品里找我，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
(编者)
作家档案
吴冠中，笔名“荼”，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46年考取公费留学，次年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1950年秋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数十年来历经坎坷，苦恋家园，在致力干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的不断探索、创新中，创作了大量的绘画艺术作品。其绘画成就为国内外所瞩目，享有很高声誉。已出版个人画集50余种，个人文集有《吴冠中谈艺集》《吴冠中散文选》《美丑缘》《生命的风景》《吴冠中文集》等十余种。
吴冠中自幼喜爱文学，挥毫作画之余，又常提笔为文，以散文来抒写画笔难抒之情思。吴冠中为文不刻意造作，洗练而又饱蕴深情。其文字质朴清新，所用语言皆自然率真，不应时俯仰、随人长短，皆为自己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感觉敏锐，色彩鲜明，卓然自成一家。近年来在文学界得到高度赞誉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英国文学评论家迈克-苏立文教授曾说：“单凭发表的文字就足以让他在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那样强烈、简练与坦诚的表达方式，可与他所崇拜的梵高媲美。”
他和她
吴冠中
她成了婴儿。
病作弄她，她忘记了有几个儿子，但能说出三个儿子的名氏。早上他守着她吃了药，说好中午、晚上再吃，转身，她将一天的药都吃了。于是他只能按次发药给她吃，平时将药藏起来。
她自己知道糊涂了，很悲观，连开放水管与关闭电视也弄不清。家里不让她接触火、天然气，但她习惯每晚要到厨房检查一遍，检查煤球、煤饼炉有没有封好火，封火，是她平生的要事。现在只需开关天然气及电门按钮，但她仍说是封火，每次试着开关多次，最后自己还是糊涂了，不知是开是关，于是夜里又起床到厨房再检查。家人只好将厨房上锁，她不乐意，到处找钥匙。无奈，他只好开了锁，跟她走进厨房巡视一遍。
每晚，他们各吃一个酸奶，总是她从冰箱里取出酸奶，将吸管插入奶盒，然后分食。最近一次，刚好只剩一盒酸奶了，谁吃，互相推让。因吸管也没有了，她找来小匙，打开奶盒，用匙挖了奶递给他，像是喂孩子，是她没有忘记终身对他的伺候呢，还是她一时弄错了，该递给他盒奶而不是用小匙喂奶。夜，并坐沙发看电视，她不看，看他毛衣上许多散发，便一根一根捡，深色毛衣上的白发很好寻，她捡了许多，捏成一小团，问他丢何处，他给她一张白纸，她用白纸仔细包起来，包得很严实，像一个日本点心，交给他，看着他丢进纸篓，放心了。
他的妹妹是医生，从湖北常来电话时刻关心她新近的病情，哭着说报不尽琴姐(嫂子，即她)的恩，因家穷，已往总穿琴姐的衣服。他同她回忆这些往事，她弄不清是说事还是说情，反问：是衣服太瘦?欣喜与哀愁一齐离她远了，她入了佛境。有一次，她随手抽出一张报刊画页看，看得很细致，她想说话，但说不出来，看来她在画页上没找见他的作品，有疑问，想提问。他见她语言又生了障碍，更心酸，拍着她的背说：不说了，不看了，早些睡觉吧，今天输液一天太累了。她很听话，让他牵着手走进卧房，他发现她忘了溺器，这本是她天天自己收捡，连阿姨也不让碰的工作。
他两年前病倒，像地震后幸存的楼，仍直立，并自己行走，人家夸他身体好，不像86岁的老人。其实机体已残损，加之严重的失眠，他是悲观的，他完全不能适应不工作、无追求的生活，感到长寿只是延长徒刑。最近她的病情骤变，他必须伺候她。她终身照顾了他的生活，哺育了三个孩子，她永远付出，今日到他反哺她的时候了。他为她活着，她是圣母，他愿牺牲一切来卫护圣母。他伴着她，寸步不离，欲哭也，但感到回报的幸福。但他们只相依，却无法交谈了。她耳背，神志时时不清醒，刚说过的话立刻全部忘掉，脑子被洗成了白纸。他觉得自己脑子的底色却被涂成可怕的灰暗。
医生诊断她是脑萎缩，并增添了糖尿病。因此每顿饭中他给她吃一颗降糖药。有一回儿子乙丁回来共餐，餐问乙丁发给她降糖药，她多要一颗，给他吃，她将药认作童年分配的糖果。
春光明媚，阳光和煦，今天乙丁夫妇开车来接她和他及可雨去园林规光，主要想使她的思维活跃些。到她熟悉的中山公园，但无处停车，太多的车侵占了所有的街道和景点的前后门，他们只好到旧居什刹海，停车胡同中，步行教她看昔日的残_景和今天的新貌。老字号“烤肉季”新装修的餐厅里，一些洋人利用等待上菜的时刻，忙着在印有圆明园柱石的明信片上给友人写短信。她看看，并无反应。又指给她看自家旧居的大门，她说不进去了。她将当年催送煤球、煤饼，倒土、买菜、买糖的事一概抹尽，这住了20年的老窝似乎与她无关，或者从未相识。
她和他在家总是两个人吃饭，吃饭时他正忙事时她便自已先吃了。有一回晚间他发烧，立即去医院，家里正晚餐时候，叫她先吃，她很快吃完，但吃完后一直坐在饭桌不走，等他回来吃饭。偶尔他因事晚回来，冬日下午五点钟，天已擦黑，他进门，厅里是黑的，餐厅是黑的。未开灯，不见她。卧室阳台的窗户上，伏着她的背影，她朝楼下马路看，看他的归来。
一次，她自己在床上摆弄衣裤，他帮她，她不要，原来她尿湿了衣裤，又不愿别人协助。她洗澡，不得不让步让阿姨帮忙了。他洗澡都在夜间临睡前，她已睡下，听到他洗澡，她又起床到卫生间，想帮他擦背。年轻时代，谁也没帮谁擦，她只为三个孩子洗过澡，那时是用一个大木盆擦澡。面对孩子，她的人生充实而无愧。她仓天飘着白发，扶着手杖，走在公园里，不相识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奶奶，一声奶奶，呈现出一个灿烂人生。
他有时作些小幅画或探索汉字造型的新样式，每有作品便拉她看，希望艺术的感染能拉回她些许情丝。她仍葆有一定的审美品位，识别作品的优劣，不过往往自相矛盾了。有时刚过一小时，再叫她重看，她问：什么时候画了这画，我从未见过。他不能再从她获得共鸣。没有了精神的交流，他和她仍是每天守护着的60年的伴侣。他写伴侣二字，突出了两个人，两个口，两道横卧的线，两个点，浓墨粗笔触间两个小小的点分外引人，这是窥视人生的眼，正逼视观众，直刺观众的心魄。
1946年在南京，教育部公费留学发榜，她从重庆赶到南京结婚，“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他们享 受到了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但她，虽也欣慰，并非狂喜。这个巨大的人生闪光点也很快消失在他们的生存命运中。最近，像出现了一座古墓，他无比激动要以“史记”为题记录他年轻时投入的一场战役。陈之佛先生作为教育部部聘的美术史评卷者，发现一份最佳答案，批了九十几分。发榜后他去拜访陈之佛，陈老师谈起这考卷事，才知正是他的，他泪湿。但谁也不会想到陈老师用毛笔抄录了那份1800字的史论卷，抄录时他也不知道谁是答卷者。60年来，陈老师家属完好地保存那份“状元”卷，那是历史的一个切片，从中可分析当年的水平，年轻人的观点。陈老师对中国美术发展的殷切期望，其学者品质和慈母心肠令人人敬仰。他家属近期从他有关文集中了解到他正是答卷人，并存有陈老师为他们证婚的像片及为他们画的茶花伴小鸟一双，也甚感欣慰。他同她谈这件新颖的往事，60年婚姻生活的冠上明珠，她淡然，此事似乎与她无关，她对人间哀乐太陌生了。他感到无穷的孤独，永远的孤独，两个面对面的情侣、白发老伴的孤独。孤独，如那弃婴，有人收养吗?
因一时作不了大画，他和她离开了他的大工作室，住到方庄90年代初建的一幢楼房里，虽只有一百来平米，但方向、光线很好。前年孩子们又给装修一次，铺了地板，焕然一新。春节前后，客送的花铺成了半个花房。孩子们给父母不断买新装，都是鲜红色，现代型的。她穿着红毛衣、红袄，手持杖，笃!笃!笃!在花丛中徘徊，也不知是福是禄。
但老年的病痛并不予他安享晚年。他不如她单纯，他不爱看红红绿绿的鲜艳人生，他将可有可无之物当垃圾处理掉，只留下一个空空的空间，他的人生就是在空间中走尽，看来前程已短，或者还余下无穷的思考。思考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了。他崇拜过大师、杰作，对艺术奉之以圣。40年代他在巴黎时去蒙马特高地参观了那举世闻名的售画广场，第一次看到画家伸手要法郎然后给画像，讨价还价出售巴黎的风光和色相。啊!乞丐之群啊，他也只属于这个群族，仿佛已是面临悬崖的小羊。从此，居巴黎期间他再也没去过这售画场，而看到学院内同学们背着画夹画箱，似乎觉得他们都是去赶高地售画广场的。今天住在姹紫嫣红丛中的白头人偏偏没有失去记忆，乞丐生涯是自己和同行们的本色。在生命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对生生不绝的人类作出了新的贡献，躯体之衰败便无可悲哀。他和她的暮年住在温暖之窝，令人羡慕，但他觉得同老死于山洞内的虎豹们是一样的归宿。她不想，听凭什么时候死去，她不回忆，不憧憬。他偶尔拉她的手，似乎问她什么时候该结束我们病痛的残年，她缩回手，没有反应。年年的花，年年谢去，小孙子买来野鸟鸣叫的玩具，想让爷爷奶奶常听听四野的生命之音，但奶奶爷爷仍无兴趣，他们只愿孙辈们自己快活，看到他们自己种植的果木。
2006年3月5日
记吴冠中先生
陈丹青
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20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30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40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1949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回祖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90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与吴先生均享高寿，不知哪位年龄更大。今晨得到吴先生辞世的消息，算起来，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众人的场合望望他。“文革”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60年代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不被宣传的。“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作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革”，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旺，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往，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及后渐渐看到过去的资料和影像。才知道吴先生上台全是民国左翼青年的讲演遗风，慷慨激昂，不容分说，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战动员之际。新世纪初那次访他，他已八十出头，家居清谈，仍然神色刚正，用词肯定，确信自己的每一句话，几近论辩的模样。他的面相本来清癯而决然，说到快意处，总有斩钉截铁之势，像是生了气似的。
所以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90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神了。
我当场听他一回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致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的，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子，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委实少见的。如今吴先生一去，言动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口气：这样地不留情面，给入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 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反驳他，但他的资格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究竟拿他没办法。现在好，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
但别的热闹也就跟上来，因吴先生毕竟是可资对外吹嘘的大门面，前些年与他“商榷”的论家们或许笔锋一转，又来称颂他老人家。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的。老同学孙景波70年代随吴先生在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革”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70年代末的某次夜谈吧，老人对运生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四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千万不可外传啊!
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令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今时我们但知吴先生的胆气和敢言，不知他还有许多不能说出的话，现在想来，即便“外传”，谁又会当真。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他的文章很痛快。他只一声“哦?”脚步停了停，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略微见笑意，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询问是哪一篇，又问我同意不同意，意态极是恳切，其时他并不认识我。很多年后，袁运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问及张仃先生与吴先生的意见，据说他也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做例行年度体检，吴先生刚抽完血，右手摁着左臂的肘弯，腰板笔挺，神色凛然。那是我末一次见到吴先生，看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等候着，我有点吃惊，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我又无端想象他1949年怎样在巴黎咖啡馆与两位同学争论到底回来不回来——当初赵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实很对，吴先生毅然回来，我以为也很对。那次家访我对吴先生说了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人中很长，但我忘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的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
2010年6月27日写在纽约
(编者)
作家档案
吴冠中，笔名“荼”，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46年考取公费留学，次年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1950年秋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数十年来历经坎坷，苦恋家园，在致力干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的不断探索、创新中，创作了大量的绘画艺术作品。其绘画成就为国内外所瞩目，享有很高声誉。已出版个人画集50余种，个人文集有《吴冠中谈艺集》《吴冠中散文选》《美丑缘》《生命的风景》《吴冠中文集》等十余种。
吴冠中自幼喜爱文学，挥毫作画之余，又常提笔为文，以散文来抒写画笔难抒之情思。吴冠中为文不刻意造作，洗练而又饱蕴深情。其文字质朴清新，所用语言皆自然率真，不应时俯仰、随人长短，皆为自己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感觉敏锐，色彩鲜明，卓然自成一家。近年来在文学界得到高度赞誉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英国文学评论家迈克-苏立文教授曾说：“单凭发表的文字就足以让他在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那样强烈、简练与坦诚的表达方式，可与他所崇拜的梵高媲美。”
他和她
吴冠中
她成了婴儿。
病作弄她，她忘记了有几个儿子，但能说出三个儿子的名氏。早上他守着她吃了药，说好中午、晚上再吃，转身，她将一天的药都吃了。于是他只能按次发药给她吃，平时将药藏起来。
她自己知道糊涂了，很悲观，连开放水管与关闭电视也弄不清。家里不让她接触火、天然气，但她习惯每晚要到厨房检查一遍，检查煤球、煤饼炉有没有封好火，封火，是她平生的要事。现在只需开关天然气及电门按钮，但她仍说是封火，每次试着开关多次，最后自己还是糊涂了，不知是开是关，于是夜里又起床到厨房再检查。家人只好将厨房上锁，她不乐意，到处找钥匙。无奈，他只好开了锁，跟她走进厨房巡视一遍。
每晚，他们各吃一个酸奶，总是她从冰箱里取出酸奶，将吸管插入奶盒，然后分食。最近一次，刚好只剩一盒酸奶了，谁吃，互相推让。因吸管也没有了，她找来小匙，打开奶盒，用匙挖了奶递给他，像是喂孩子，是她没有忘记终身对他的伺候呢，还是她一时弄错了，该递给他盒奶而不是用小匙喂奶。夜，并坐沙发看电视，她不看，看他毛衣上许多散发，便一根一根捡，深色毛衣上的白发很好寻，她捡了许多，捏成一小团，问他丢何处，他给她一张白纸，她用白纸仔细包起来，包得很严实，像一个日本点心，交给他，看着他丢进纸篓，放心了。
他的妹妹是医生，从湖北常来电话时刻关心她新近的病情，哭着说报不尽琴姐(嫂子，即她)的恩，因家穷，已往总穿琴姐的衣服。他同她回忆这些往事，她弄不清是说事还是说情，反问：是衣服太瘦?欣喜与哀愁一齐离她远了，她入了佛境。有一次，她随手抽出一张报刊画页看，看得很细致，她想说话，但说不出来，看来她在画页上没找见他的作品，有疑问，想提问。他见她语言又生了障碍，更心酸，拍着她的背说：不说了，不看了，早些睡觉吧，今天输液一天太累了。她很听话，让他牵着手走进卧房，他发现她忘了溺器，这本是她天天自己收捡，连阿姨也不让碰的工作。
他两年前病倒，像地震后幸存的楼，仍直立，并自己行走，人家夸他身体好，不像86岁的老人。其实机体已残损，加之严重的失眠，他是悲观的，他完全不能适应不工作、无追求的生活，感到长寿只是延长徒刑。最近她的病情骤变，他必须伺候她。她终身照顾了他的生活，哺育了三个孩子，她永远付出，今日到他反哺她的时候了。他为她活着，她是圣母，他愿牺牲一切来卫护圣母。他伴着她，寸步不离，欲哭也，但感到回报的幸福。但他们只相依，却无法交谈了。她耳背，神志时时不清醒，刚说过的话立刻全部忘掉，脑子被洗成了白纸。他觉得自己脑子的底色却被涂成可怕的灰暗。
医生诊断她是脑萎缩，并增添了糖尿病。因此每顿饭中他给她吃一颗降糖药。有一回儿子乙丁回来共餐，餐问乙丁发给她降糖药，她多要一颗，给他吃，她将药认作童年分配的糖果。
春光明媚，阳光和煦，今天乙丁夫妇开车来接她和他及可雨去园林规光，主要想使她的思维活跃些。到她熟悉的中山公园，但无处停车，太多的车侵占了所有的街道和景点的前后门，他们只好到旧居什刹海，停车胡同中，步行教她看昔日的残_景和今天的新貌。老字号“烤肉季”新装修的餐厅里，一些洋人利用等待上菜的时刻，忙着在印有圆明园柱石的明信片上给友人写短信。她看看，并无反应。又指给她看自家旧居的大门，她说不进去了。她将当年催送煤球、煤饼，倒土、买菜、买糖的事一概抹尽，这住了20年的老窝似乎与她无关，或者从未相识。
她和他在家总是两个人吃饭，吃饭时他正忙事时她便自已先吃了。有一回晚间他发烧，立即去医院，家里正晚餐时候，叫她先吃，她很快吃完，但吃完后一直坐在饭桌不走，等他回来吃饭。偶尔他因事晚回来，冬日下午五点钟，天已擦黑，他进门，厅里是黑的，餐厅是黑的。未开灯，不见她。卧室阳台的窗户上，伏着她的背影，她朝楼下马路看，看他的归来。
一次，她自己在床上摆弄衣裤，他帮她，她不要，原来她尿湿了衣裤，又不愿别人协助。她洗澡，不得不让步让阿姨帮忙了。他洗澡都在夜间临睡前，她已睡下，听到他洗澡，她又起床到卫生间，想帮他擦背。年轻时代，谁也没帮谁擦，她只为三个孩子洗过澡，那时是用一个大木盆擦澡。面对孩子，她的人生充实而无愧。她仓天飘着白发，扶着手杖，走在公园里，不相识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奶奶，一声奶奶，呈现出一个灿烂人生。
他有时作些小幅画或探索汉字造型的新样式，每有作品便拉她看，希望艺术的感染能拉回她些许情丝。她仍葆有一定的审美品位，识别作品的优劣，不过往往自相矛盾了。有时刚过一小时，再叫她重看，她问：什么时候画了这画，我从未见过。他不能再从她获得共鸣。没有了精神的交流，他和她仍是每天守护着的60年的伴侣。他写伴侣二字，突出了两个人，两个口，两道横卧的线，两个点，浓墨粗笔触间两个小小的点分外引人，这是窥视人生的眼，正逼视观众，直刺观众的心魄。
1946年在南京，教育部公费留学发榜，她从重庆赶到南京结婚，“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他们享 受到了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但她，虽也欣慰，并非狂喜。这个巨大的人生闪光点也很快消失在他们的生存命运中。最近，像出现了一座古墓，他无比激动要以“史记”为题记录他年轻时投入的一场战役。陈之佛先生作为教育部部聘的美术史评卷者，发现一份最佳答案，批了九十几分。发榜后他去拜访陈之佛，陈老师谈起这考卷事，才知正是他的，他泪湿。但谁也不会想到陈老师用毛笔抄录了那份1800字的史论卷，抄录时他也不知道谁是答卷者。60年来，陈老师家属完好地保存那份“状元”卷，那是历史的一个切片，从中可分析当年的水平，年轻人的观点。陈老师对中国美术发展的殷切期望，其学者品质和慈母心肠令人人敬仰。他家属近期从他有关文集中了解到他正是答卷人，并存有陈老师为他们证婚的像片及为他们画的茶花伴小鸟一双，也甚感欣慰。他同她谈这件新颖的往事，60年婚姻生活的冠上明珠，她淡然，此事似乎与她无关，她对人间哀乐太陌生了。他感到无穷的孤独，永远的孤独，两个面对面的情侣、白发老伴的孤独。孤独，如那弃婴，有人收养吗?
因一时作不了大画，他和她离开了他的大工作室，住到方庄90年代初建的一幢楼房里，虽只有一百来平米，但方向、光线很好。前年孩子们又给装修一次，铺了地板，焕然一新。春节前后，客送的花铺成了半个花房。孩子们给父母不断买新装，都是鲜红色，现代型的。她穿着红毛衣、红袄，手持杖，笃!笃!笃!在花丛中徘徊，也不知是福是禄。
但老年的病痛并不予他安享晚年。他不如她单纯，他不爱看红红绿绿的鲜艳人生，他将可有可无之物当垃圾处理掉，只留下一个空空的空间，他的人生就是在空间中走尽，看来前程已短，或者还余下无穷的思考。思考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了。他崇拜过大师、杰作，对艺术奉之以圣。40年代他在巴黎时去蒙马特高地参观了那举世闻名的售画广场，第一次看到画家伸手要法郎然后给画像，讨价还价出售巴黎的风光和色相。啊!乞丐之群啊，他也只属于这个群族，仿佛已是面临悬崖的小羊。从此，居巴黎期间他再也没去过这售画场，而看到学院内同学们背着画夹画箱，似乎觉得他们都是去赶高地售画广场的。今天住在姹紫嫣红丛中的白头人偏偏没有失去记忆，乞丐生涯是自己和同行们的本色。在生命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对生生不绝的人类作出了新的贡献，躯体之衰败便无可悲哀。他和她的暮年住在温暖之窝，令人羡慕，但他觉得同老死于山洞内的虎豹们是一样的归宿。她不想，听凭什么时候死去，她不回忆，不憧憬。他偶尔拉她的手，似乎问她什么时候该结束我们病痛的残年，她缩回手，没有反应。年年的花，年年谢去，小孙子买来野鸟鸣叫的玩具，想让爷爷奶奶常听听四野的生命之音，但奶奶爷爷仍无兴趣，他们只愿孙辈们自己快活，看到他们自己种植的果木。
2006年3月5日
记吴冠中先生
陈丹青
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20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30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40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1949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回祖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90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与吴先生均享高寿，不知哪位年龄更大。今晨得到吴先生辞世的消息，算起来，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众人的场合望望他。“文革”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60年代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不被宣传的。“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作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革”，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旺，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往，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及后渐渐看到过去的资料和影像。才知道吴先生上台全是民国左翼青年的讲演遗风，慷慨激昂，不容分说，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战动员之际。新世纪初那次访他，他已八十出头，家居清谈，仍然神色刚正，用词肯定，确信自己的每一句话，几近论辩的模样。他的面相本来清癯而决然，说到快意处，总有斩钉截铁之势，像是生了气似的。
所以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90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神了。
我当场听他一回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致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的，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子，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委实少见的。如今吴先生一去，言动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口气：这样地不留情面，给入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 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反驳他，但他的资格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究竟拿他没办法。现在好，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
但别的热闹也就跟上来，因吴先生毕竟是可资对外吹嘘的大门面，前些年与他“商榷”的论家们或许笔锋一转，又来称颂他老人家。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的。老同学孙景波70年代随吴先生在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革”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70年代末的某次夜谈吧，老人对运生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四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千万不可外传啊!
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令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今时我们但知吴先生的胆气和敢言，不知他还有许多不能说出的话，现在想来，即便“外传”，谁又会当真。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他的文章很痛快。他只一声“哦?”脚步停了停，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略微见笑意，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询问是哪一篇，又问我同意不同意，意态极是恳切，其时他并不认识我。很多年后，袁运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问及张仃先生与吴先生的意见，据说他也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做例行年度体检，吴先生刚抽完血，右手摁着左臂的肘弯，腰板笔挺，神色凛然。那是我末一次见到吴先生，看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等候着，我有点吃惊，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我又无端想象他1949年怎样在巴黎咖啡馆与两位同学争论到底回来不回来——当初赵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实很对，吴先生毅然回来，我以为也很对。那次家访我对吴先生说了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人中很长，但我忘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的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
2010年6月27日写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