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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90周年来临之际，河南省准备对全省健在的在乡老红军做一次访谈。作为一名新闻爱好者，我有幸参与采访了家住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的老红军李国平。
采访前，民政局的同志对我说，老红军现在是国宝，当河南省民政厅策划这次活动时，全省健在的在乡老红军有21位，可当活动启动时，只剩下了18位。老红军都年事已高，对他们进行采访是时间紧、任务重，迫在眉睫。
这18位老红军中，有2位是全程走完长征的，李国平就是其中之一。
一、放牛时遇到了红军过队伍，八个放牛的小伙伴一商量，一起参加了红军
我叫李国平，1917年出生在四川省达县虎让乡李家坡村。
我的父亲虽然是个文化人，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家仍是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贫苦的生活。
我七岁那年，地方流行伤寒病，我父亲和我三个哥哥、一个妹妹，五口人都先后得伤寒病去世了，撇下了我母亲，领着我姐姐和我过活。
父亲在世时，生活虽然艰难，但总有个着落，父亲一去世，生活的重担落到母亲头上，母亲没有其他能力，只有种点地、卖点布，领着我们姐弟俩艰难度日。
第二年，也就是我刚刚八岁那年，母亲出山赶集去卖布，被国民党的骑兵踏成重伤，乡亲们把她抬回来，可没钱医治呀,不到三天，我母亲就不中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和妹妹用席把母亲裹了，草草埋葬了。
母亲死后，我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每天在大山里转悠，找东西充饥。在山上放牛的孩子看我可怜，就把他们吃的干粮分一点给我。
到了冬天，我的脚冻烂了。离我们李家坡十几里路有个村叫郭家坡，村里有个30多岁的妇女，丈夫死了，也没有孩子，我转悠到郭家坡，就有人撺掇我把自己过继给她。
养母对我非常好，她给我买了头小牛犊，每天我也如山里的孩子一样上山放牛，生活虽说还是艰辛，但总算有了个温暖的家。
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红眼睛、绿指甲的妖怪，大山里的人们对红军非常害怕。
1933年9月1日，16岁的我与七个伙伴在山上放牛，这时过来一支队伍。他们非常和蔼地与我们拉家常。
交谈中我们得知，这支队伍就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与伙伴们商量，与其在家饿死，还不如当红军替穷人打天下，将来大家都过好日子。于是，我们八个人把牛送回家，一起参加了红军。
一个月后，我们八个人分开了，我被分到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三团二营六连当通信员。
二、儿女们问我是不是电影拍得太假了，长征时没有这么苦，我说，电影是有点假，因为它没把红军吃的苦全拍出来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开始长征。
由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三次爬雪山过草地。
刚开始长征时，红四方面军的物资装备还是红军中最好的，可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时，部队已经缺吃少穿，供给严重困难。
没有粮食就吃战马、牦牛，没有战马、牦牛就吃草根、皮带，相当艰苦。
解放后，有部反映长征的电影叫《万水千山》，看不到一半我就看不下去，回家了。
儿女们问我是不是电影拍得太假了，长征时没有这么苦，我说，电影是有点假，因为它没把红军吃的苦全拍出来。
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意再看了，看着电影，我就想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难受呀！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战友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战友的名字我忘不了，他叫唐志明，在翻越党岭山时就是他救了我的命。
1936年2月下旬，我们部队来到党岭山下。党岭山是红四方面军，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海拔5000多米，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被称为“万年雪山”。
这天下午，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开始征服“万年雪山”了。为了御寒，出发前，我们每人喝了半碗辣椒水。这已经是当时我们最好的给养了。
我随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只觉得头晕脑胀、浑身无力，迷迷糊糊坐在地上休息。
天已经黑了，映着雪光，看见部队在前进，我想喊，可是喊不出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小李！小李！快起来。部队都走远了，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
听见喊声，我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原来是战友唐志明。他年龄比我大，是马夫排的负责人。
看着唐志明，我说：“我有病了，走不动了。”
“赶快起来，再坐一会儿就会被冻死！你起来拽着马尾巴，我把你拽上山。”
我在唐志明的搀扶下，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伸手拽住了马尾巴。
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马一走，我的手就松开了，又坐在地上。
唐志明见状又走过来，把马尾巴拴在我的手上。
就这样一步一滑，我们向山上走去。沿途见到不少战友被冻死在路上。
到达山顶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这时，我的精神也好多了。唐志明对我说：“小李，下山就好走了，我得赶部队去，你在后边慢慢走。”
我打心底感谢唐志明，因为在爬雪山时，用疲备不堪来形容红军战士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一个战士倒在了路边，另一个战士就不敢去拉，一拉自己也许就会随着倒在路边，再也起不来了，可唐志明却停下来，把我带到了山顶。
剩下我一个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又使我精神起来，我坐在地上，顺着前边队伍走的痕迹往下滑。
到半山腰时，我看到不远处有灯光，以为就要赶上部队了。谁知，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少数民族的村寨。
当时，长征路上的不少少数民族受国民党迫害太久，非常仇视汉人，他们以为红军和国民党队伍一样，是来害他们的，所以，有不少掉队的红军战士被不明真相的他们杀害。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快速绕过了这个村寨。
在黎明时分，我终于赶上了大部队。
刚好唐志明也在这里，他一见我，激动地说：“我正担心你呢！部队马上就要集合出发了，我先给你弄点吃的。”
说着，他找来一个小铜锅，添点水，从自己的口粮袋里抓了两把炒面在水中搅了搅。水刚烧开，集合号就响了。唐志明就说：“你吃着，吃完了抓紧赶大部队。”说着他牵马集合去了。
又一次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的眼泪下来了，要知道，每个人背的炒面都是有限的，我吃了，就意味着他要饿肚子。
三、我和一名战士想了个绝招，我搬起毛驴的一条前腿，那一名战士在后边使劲推着毛驴，三条腿的毛驴就没有我们劲大，它再不敢过河也得过了
参加红军一年多后，我被调到红军大学马夫排担任马夫，为红军大学的首长和教员服务。那时的马比现在的轿车还值钱，也是首长的最高待遇了，我们这些马夫每天都要精心地喂马、刷马、遛马，让马吃好、喝好，好为首长们服务。
我在马夫排为首长服务，在长征途中，与朱老总、康克清相伴一年有余。
有一次，在一个叫做阿坝的地方，那天宿营后，我躺在一块石板上睡觉，半夜时分，天下起了雨，我浑身都被淋了个透。第二天一早，朱总司令从帐蓬里出来，看见我浑身湿漉漉的在遛马，就走过来，关切地问我冷不冷。
我看见朱总司令显得非常苍老，看起来有六十来岁的样子，就赶忙说，不冷！不冷！
说心里话，长征开始后，我们就这一身衣服，穿了将近一年时间了，湿了自己暖干，再湿了再暖干。朱总司令心里也很清楚，可在那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用言语来安慰我。
还有一次，部队驻在绥靖休整，我在遛马，朱总司令出来散步。他踱来踱去，就走到了我的跟前，一看是我，他笑着拉着我的手，说：“小娃娃，是你呀！你可好哇！”言语中充满了关怀之情。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当时并不知道朱总司令的处境，解放后学习才知道，朱总司令这时正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康克清我们也经常见，那时她是司令部直属部队的指导员，管着司令部的吃喝拉撒。
那时没粮食吃是最大的困难，康大姐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带着战士外出筹粮。
我记得有一次康大姐外出筹粮，到天黑了也没回来，大家都非常担心，第二天，康大姐回来了，买了有几十斤玉米。她马上命令炊事班把玉米煮了给大家充饥。
康大姐给人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解放后，有一次河南省组织老红军进京参观，我心想，这次可能见到康大姐了，但康大姐太忙，我未能如愿。
不要总以为马夫排就是牵马、遛马，有时我们还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呢！过草地的时候，组织就交给我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赶毛驴驮文件。
现在看这项任务再轻松不过了，可那时不一样，过草地经常要过河，河上都是先头部队用两根木头搭的独木桥，毛驴说什么也不敢过桥，你越拉，它腿越往后蹬。
人哪有驴的劲大，最后没办法，我和一名战士想了个绝招，我一手牵着毛驴，一手搬起它的一条前腿，那一名战士在后边使劲推着毛驴。这样一来，三条腿的毛驴就没有我们劲大，它再不敢过河也得过了。
你要知道，这可不是过一条河，有时一天我们部队就过了七八条这样的河，每次赶毛驴过河，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毛驴和文件有个闪失。要知道，文件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呀，就是我的命丢了，也不能让文件掉到河里有个闪失。
四、增援老二团负伤，队伍挺进大别山时，我被留在了沁阳
1941年的9月份，我被派到抗大八分校学习，地点在邢台，刘伯承是代理校长。
在八分校学习了九个月时间，由于日伪军加强了对根据地的扫荡，我们100多个学员，被分成三个队组成武工队进入敌后，与敌人周旋。
我在二队，队长叫周少山，我们主要活动在现在新乡的获嘉，焦作的修武、武陟、博爱、沁阳及焦作市区这一带。
靠太行山有个叫“小高”的村，当时，我们在“小高”村东的一个小村子里活动，有一大队日军从东开了过来，我们就打了一排子弹，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一冲，我们就撤出了村子。
他们进村继续向西进，我们兜了个圈子，跟在他们屁股后监视着他们。
这一大队日军到“小高”就不走了，骄横惯了的日军根本对我们不在意，他们把马拴在村头就开始休息。
当时我们部队的老二团、老七团和四十五团刚好都在周围，得到消息，三个团就悄悄把“小高”村合围起来，我们摸到村边，先把那些战马给缴获过来，然后发起冲锋。
这次战斗打死日本鬼子100来个，只有13个鬼子跑了出去。
1945年大反攻开始，这时我们武工队已经编成沁河一支队，属四十五团。
8月份，部队打博爱的阳庙，阳庙是个老镇，城高沟深，很难打。
我们四十五团打西门，我们连打头阵，这时我已经是三排长了。我们潜伏在西门外，等天黑了，我带着战士们悄悄向城门口摸去，我手下有个战士叫冯富清，他胆子特别大，我们用梯子爬过壕沟，又爬上城墙，敌人也没发觉，一下子俘虏了守西门的十几个敌人。
西门打开了，老二团负责的东门却怎么也打不开，首长命令我们过去增援。在增援攻打东门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大腿，好在不是个炸子，要是炸子，我这条腿就报废了。
负伤后，我在后方住了有半年医院，伤口才长好，但还不能行走。1947年，部队南下挺进大别山时，我被就近安排到革命老区沁阳。
五、几十年了，我没能回来，故乡人当我牺牲了
在沁阳，我娶妻生子，生活了三四十年。
这些年，我十分想念故乡和故乡的养母，可由于经济原因，一直没能回故乡一趟。
改革开放后，经济好转了，有了钱，1984年清明节，我带着儿子回到了四川老家。
达县民政局一看我们沁阳民政局开的介绍信，说我是老红军，非常重视。他们依我所说，拿出烈士资料一查，我们当时走的八个人都在上面，我也成了烈士。
几十年了，我没能回来，故乡人当我牺牲了。
这我能理解，幸运的是我只是负伤留在了沁阳，现在我终于又回到了故乡，可与我同时走的那七个小伙伴，他们真的都为革命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想想那些牺牲的烈士，我真的很知足。
达县民政局派人陪我们到郭家坡，这时我的养母已经去世了，听村里人说，我走后，养母作为红军家属受尽了苦，后来她老人家又领养了一个孩子，把她老人家养老送终。解放后，政府也把她作为烈属给予了照顾。
来到李家坡，已经是物是人非了，村里人我都不认得，村干部找来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问我，我一看我还认识他，他叫李天安，是我父亲的徒弟，当时我母亲去世时，就是他帮助埋葬的。
我说我叫李国平，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我，你父亲叫啥名、你母亲叫啥名，你几个哥哥叫啥名。我一一回答后，老人家激动地说，我还以为你们这一门已经绝户了呢！谁知道你还活着。
听着李天安的话，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找到父亲和母亲埋葬的地方，祭奠了祭奠。几十年了，父亲和母亲的坟都没了坟头了，在虎让乡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又把坟头拢了起来。
就要离开故乡返回河南了，我跪在父母的坟前，默默地告诉父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穷人当家做了主，我们再也不过穷日子了。
采访前，民政局的同志对我说，老红军现在是国宝，当河南省民政厅策划这次活动时，全省健在的在乡老红军有21位，可当活动启动时，只剩下了18位。老红军都年事已高，对他们进行采访是时间紧、任务重，迫在眉睫。
这18位老红军中，有2位是全程走完长征的，李国平就是其中之一。
一、放牛时遇到了红军过队伍，八个放牛的小伙伴一商量，一起参加了红军
我叫李国平，1917年出生在四川省达县虎让乡李家坡村。
我的父亲虽然是个文化人，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家仍是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贫苦的生活。
我七岁那年，地方流行伤寒病，我父亲和我三个哥哥、一个妹妹，五口人都先后得伤寒病去世了，撇下了我母亲，领着我姐姐和我过活。
父亲在世时，生活虽然艰难，但总有个着落，父亲一去世，生活的重担落到母亲头上，母亲没有其他能力，只有种点地、卖点布，领着我们姐弟俩艰难度日。
第二年，也就是我刚刚八岁那年，母亲出山赶集去卖布，被国民党的骑兵踏成重伤，乡亲们把她抬回来，可没钱医治呀,不到三天，我母亲就不中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和妹妹用席把母亲裹了，草草埋葬了。
母亲死后，我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每天在大山里转悠，找东西充饥。在山上放牛的孩子看我可怜，就把他们吃的干粮分一点给我。
到了冬天，我的脚冻烂了。离我们李家坡十几里路有个村叫郭家坡，村里有个30多岁的妇女，丈夫死了，也没有孩子，我转悠到郭家坡，就有人撺掇我把自己过继给她。
养母对我非常好，她给我买了头小牛犊，每天我也如山里的孩子一样上山放牛，生活虽说还是艰辛，但总算有了个温暖的家。
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红眼睛、绿指甲的妖怪，大山里的人们对红军非常害怕。
1933年9月1日，16岁的我与七个伙伴在山上放牛，这时过来一支队伍。他们非常和蔼地与我们拉家常。
交谈中我们得知，这支队伍就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与伙伴们商量，与其在家饿死，还不如当红军替穷人打天下，将来大家都过好日子。于是，我们八个人把牛送回家，一起参加了红军。
一个月后，我们八个人分开了，我被分到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三团二营六连当通信员。
二、儿女们问我是不是电影拍得太假了，长征时没有这么苦，我说，电影是有点假，因为它没把红军吃的苦全拍出来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开始长征。
由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三次爬雪山过草地。
刚开始长征时，红四方面军的物资装备还是红军中最好的，可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时，部队已经缺吃少穿，供给严重困难。
没有粮食就吃战马、牦牛，没有战马、牦牛就吃草根、皮带，相当艰苦。
解放后，有部反映长征的电影叫《万水千山》，看不到一半我就看不下去，回家了。
儿女们问我是不是电影拍得太假了，长征时没有这么苦，我说，电影是有点假，因为它没把红军吃的苦全拍出来。
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意再看了，看着电影，我就想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难受呀！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战友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战友的名字我忘不了，他叫唐志明，在翻越党岭山时就是他救了我的命。
1936年2月下旬，我们部队来到党岭山下。党岭山是红四方面军，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海拔5000多米，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被称为“万年雪山”。
这天下午，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开始征服“万年雪山”了。为了御寒，出发前，我们每人喝了半碗辣椒水。这已经是当时我们最好的给养了。
我随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只觉得头晕脑胀、浑身无力，迷迷糊糊坐在地上休息。
天已经黑了，映着雪光，看见部队在前进，我想喊，可是喊不出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小李！小李！快起来。部队都走远了，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
听见喊声，我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原来是战友唐志明。他年龄比我大，是马夫排的负责人。
看着唐志明，我说：“我有病了，走不动了。”
“赶快起来，再坐一会儿就会被冻死！你起来拽着马尾巴，我把你拽上山。”
我在唐志明的搀扶下，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伸手拽住了马尾巴。
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马一走，我的手就松开了，又坐在地上。
唐志明见状又走过来，把马尾巴拴在我的手上。
就这样一步一滑，我们向山上走去。沿途见到不少战友被冻死在路上。
到达山顶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这时，我的精神也好多了。唐志明对我说：“小李，下山就好走了，我得赶部队去，你在后边慢慢走。”
我打心底感谢唐志明，因为在爬雪山时，用疲备不堪来形容红军战士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一个战士倒在了路边，另一个战士就不敢去拉，一拉自己也许就会随着倒在路边，再也起不来了，可唐志明却停下来，把我带到了山顶。
剩下我一个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又使我精神起来，我坐在地上，顺着前边队伍走的痕迹往下滑。
到半山腰时，我看到不远处有灯光，以为就要赶上部队了。谁知，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少数民族的村寨。
当时，长征路上的不少少数民族受国民党迫害太久，非常仇视汉人，他们以为红军和国民党队伍一样，是来害他们的，所以，有不少掉队的红军战士被不明真相的他们杀害。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快速绕过了这个村寨。
在黎明时分，我终于赶上了大部队。
刚好唐志明也在这里，他一见我，激动地说：“我正担心你呢！部队马上就要集合出发了，我先给你弄点吃的。”
说着，他找来一个小铜锅，添点水，从自己的口粮袋里抓了两把炒面在水中搅了搅。水刚烧开，集合号就响了。唐志明就说：“你吃着，吃完了抓紧赶大部队。”说着他牵马集合去了。
又一次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的眼泪下来了，要知道，每个人背的炒面都是有限的，我吃了，就意味着他要饿肚子。
三、我和一名战士想了个绝招，我搬起毛驴的一条前腿，那一名战士在后边使劲推着毛驴，三条腿的毛驴就没有我们劲大，它再不敢过河也得过了
参加红军一年多后，我被调到红军大学马夫排担任马夫，为红军大学的首长和教员服务。那时的马比现在的轿车还值钱，也是首长的最高待遇了，我们这些马夫每天都要精心地喂马、刷马、遛马，让马吃好、喝好，好为首长们服务。
我在马夫排为首长服务，在长征途中，与朱老总、康克清相伴一年有余。
有一次，在一个叫做阿坝的地方，那天宿营后，我躺在一块石板上睡觉，半夜时分，天下起了雨，我浑身都被淋了个透。第二天一早，朱总司令从帐蓬里出来，看见我浑身湿漉漉的在遛马，就走过来，关切地问我冷不冷。
我看见朱总司令显得非常苍老，看起来有六十来岁的样子，就赶忙说，不冷！不冷！
说心里话，长征开始后，我们就这一身衣服，穿了将近一年时间了，湿了自己暖干，再湿了再暖干。朱总司令心里也很清楚，可在那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用言语来安慰我。
还有一次，部队驻在绥靖休整，我在遛马，朱总司令出来散步。他踱来踱去，就走到了我的跟前，一看是我，他笑着拉着我的手，说：“小娃娃，是你呀！你可好哇！”言语中充满了关怀之情。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当时并不知道朱总司令的处境，解放后学习才知道，朱总司令这时正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康克清我们也经常见，那时她是司令部直属部队的指导员，管着司令部的吃喝拉撒。
那时没粮食吃是最大的困难，康大姐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带着战士外出筹粮。
我记得有一次康大姐外出筹粮，到天黑了也没回来，大家都非常担心，第二天，康大姐回来了，买了有几十斤玉米。她马上命令炊事班把玉米煮了给大家充饥。
康大姐给人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解放后，有一次河南省组织老红军进京参观，我心想，这次可能见到康大姐了，但康大姐太忙，我未能如愿。
不要总以为马夫排就是牵马、遛马，有时我们还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呢！过草地的时候，组织就交给我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赶毛驴驮文件。
现在看这项任务再轻松不过了，可那时不一样，过草地经常要过河，河上都是先头部队用两根木头搭的独木桥，毛驴说什么也不敢过桥，你越拉，它腿越往后蹬。
人哪有驴的劲大，最后没办法，我和一名战士想了个绝招，我一手牵着毛驴，一手搬起它的一条前腿，那一名战士在后边使劲推着毛驴。这样一来，三条腿的毛驴就没有我们劲大，它再不敢过河也得过了。
你要知道，这可不是过一条河，有时一天我们部队就过了七八条这样的河，每次赶毛驴过河，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毛驴和文件有个闪失。要知道，文件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呀，就是我的命丢了，也不能让文件掉到河里有个闪失。
四、增援老二团负伤，队伍挺进大别山时，我被留在了沁阳
1941年的9月份，我被派到抗大八分校学习，地点在邢台，刘伯承是代理校长。
在八分校学习了九个月时间，由于日伪军加强了对根据地的扫荡，我们100多个学员，被分成三个队组成武工队进入敌后，与敌人周旋。
我在二队，队长叫周少山，我们主要活动在现在新乡的获嘉，焦作的修武、武陟、博爱、沁阳及焦作市区这一带。
靠太行山有个叫“小高”的村，当时，我们在“小高”村东的一个小村子里活动，有一大队日军从东开了过来，我们就打了一排子弹，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一冲，我们就撤出了村子。
他们进村继续向西进，我们兜了个圈子，跟在他们屁股后监视着他们。
这一大队日军到“小高”就不走了，骄横惯了的日军根本对我们不在意，他们把马拴在村头就开始休息。
当时我们部队的老二团、老七团和四十五团刚好都在周围，得到消息，三个团就悄悄把“小高”村合围起来，我们摸到村边，先把那些战马给缴获过来，然后发起冲锋。
这次战斗打死日本鬼子100来个，只有13个鬼子跑了出去。
1945年大反攻开始，这时我们武工队已经编成沁河一支队，属四十五团。
8月份，部队打博爱的阳庙，阳庙是个老镇，城高沟深，很难打。
我们四十五团打西门，我们连打头阵，这时我已经是三排长了。我们潜伏在西门外，等天黑了，我带着战士们悄悄向城门口摸去，我手下有个战士叫冯富清，他胆子特别大，我们用梯子爬过壕沟，又爬上城墙，敌人也没发觉，一下子俘虏了守西门的十几个敌人。
西门打开了，老二团负责的东门却怎么也打不开，首长命令我们过去增援。在增援攻打东门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大腿，好在不是个炸子，要是炸子，我这条腿就报废了。
负伤后，我在后方住了有半年医院，伤口才长好，但还不能行走。1947年，部队南下挺进大别山时，我被就近安排到革命老区沁阳。
五、几十年了，我没能回来，故乡人当我牺牲了
在沁阳，我娶妻生子，生活了三四十年。
这些年，我十分想念故乡和故乡的养母，可由于经济原因，一直没能回故乡一趟。
改革开放后，经济好转了，有了钱，1984年清明节，我带着儿子回到了四川老家。
达县民政局一看我们沁阳民政局开的介绍信，说我是老红军，非常重视。他们依我所说，拿出烈士资料一查，我们当时走的八个人都在上面，我也成了烈士。
几十年了，我没能回来，故乡人当我牺牲了。
这我能理解，幸运的是我只是负伤留在了沁阳，现在我终于又回到了故乡，可与我同时走的那七个小伙伴，他们真的都为革命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想想那些牺牲的烈士，我真的很知足。
达县民政局派人陪我们到郭家坡，这时我的养母已经去世了，听村里人说，我走后，养母作为红军家属受尽了苦，后来她老人家又领养了一个孩子，把她老人家养老送终。解放后，政府也把她作为烈属给予了照顾。
来到李家坡，已经是物是人非了，村里人我都不认得，村干部找来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问我，我一看我还认识他，他叫李天安，是我父亲的徒弟，当时我母亲去世时，就是他帮助埋葬的。
我说我叫李国平，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我，你父亲叫啥名、你母亲叫啥名，你几个哥哥叫啥名。我一一回答后，老人家激动地说，我还以为你们这一门已经绝户了呢！谁知道你还活着。
听着李天安的话，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找到父亲和母亲埋葬的地方，祭奠了祭奠。几十年了，父亲和母亲的坟都没了坟头了，在虎让乡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又把坟头拢了起来。
就要离开故乡返回河南了，我跪在父母的坟前，默默地告诉父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穷人当家做了主，我们再也不过穷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