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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俞樾的两部笔记小说《耳邮》和《右台仙馆笔记》有172篇共有篇章，其中107篇有异文现象，这些异文验证了两书的关系，同时也有重要的校勘、训诂价值。
关键词：《耳邮》 《右台仙馆笔记》 异文 价值研究
俞樾身为清代同光年间的朴学大家。“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在知天命的最后几年，他开始将笔触延伸到“俗文学”领域，进行笔记小说的创作。《耳邮》四卷，是他创作的最早的一部笔记体文言小说于光绪四年（1878）的《申报馆丛书》刊行于世。而在其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他的另一部笔记小说《右台仙馆笔记》（以下简称《右台》）问世，并收入于《春在堂全书》中，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两部书奠定了俞樾在晚清笔记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他被当代学者称为“古小说的终结者”。然而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它们是同一部书，其实不然，虽然《耳邮》和《右台》前四卷的重复率较高，但是两书有独有篇章和共有篇章，且我们将它们共有篇章的不同之处，视为广义上的异文。因此本文主要从《耳邮》和《右台》的异文入手，分析两书异文的成因及其文献学价值。
一、《耳邮》和《右台》的异文
王彦坤教授指出“异文”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异文”是文字学之名词，它对正字而言，是通假字和异体字的统称：广义的“异文”则作为校勘学之名词，“凡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事物，字句互异，包括通假字和异体字，都叫异文。”据笔者统计，《耳邮》共218篇，《右台》前四卷有189篇，而《耳邮》卷一和卷二分别有两篇合为一篇，笔者都将其算作两篇，因此两书有172篇内容基本相同，即有172篇《耳邮》中的篇章能在《右台》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篇章。只不过顺序不一致，但是其中有107篇共有篇章有异文现象。
通过比较《申报馆丛书》本《耳邮》和《春在堂全书》本《右台》，笔者将每卷异文篇章的数量稍作统计，列表如下：
从上可知，两书出现异文的篇章较多，且已超过半数，但是它们多集中于以下几种类型的异文：
1.通假字，即同音别字，那个别字就是本字的借字。如：“翌”和“翼”，“翌”是本字，“翼”是借字。
2.异体字，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的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这两书异文出现较多的就是异体字，如：“絍”和“纫”；“略”和“緢”；“隣”和“饛”；“刼”和“劫”；“寍”和“甯”；“塚”和“冢”；“咒”和“呪”；“烟”和“煙”等等。
3.正讹字。如：《耳邮》卷二第42则即《右台》第33则的最后一句，《耳邮》中写的是：“唐人沈亚之所撰《冯燕传》颇与此类，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而《右台》写的是《马燕传》，此处“冯”和“马”为异文。又如《耳邮》卷四最后一则讲的是胡氏兄弟五人高寿的事，而相对应的《右台》卷四第52则，将胡氏兄弟五人换了姓氏。成了“朝氏”兄弟五人，但是文中第一句话为“湖南湘乡县，有胡氏兄弟五人”。此处的“胡”和“朝”形成异文，“朝”可能是“胡”字的形讹字。
4.同义词。如：遇和逢；“无恙”和“无患”；“履帽”和“帽履”：“之人”和“者”等。
5.衍文和脱文，即后句比前句有多字、句或少字、句的现象。如：“随风飞”和“随风飞去”多了“去”字；“此可为”和“有此可为”多了“有”字；《耳邮》卷三第19则有“所谓……”一句，《右台》卷三第16则没有“所谓……”一句；而“家富于财”和“家富财”少了“于”字：“见夫病危笃”和“见夫病笃”少了“危”字；《耳邮》卷三第32则，少一句“特以……夫扁悗”，《右台》卷三第26则，多一句“特以……夫扁悗”。
6.句子语序位置的颠倒和调换。如：《耳邮》卷二第36则和《右台》卷二第29则的最后两句，两者做了不改变句意的位置调换。
因此，《耳邮》和《右台》内容重复率之高，异文数量之大，且《右台》创作晚于《耳邮》，说明了《右台》前四卷是在《耳邮》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
二、异文的形成原因
俞樾对《耳邮》的共有篇章进行修改，除了通假字和异体字许是因为书写习惯或传抄等情况而无法避免外，其他几种类型的异文似乎作者都有自己的考量。
第一，正讹字是由于抄写或印刷，或作者为校正，因而造成异文。如：“马”和“冯”、“朝”和“胡”，还有“买”和“卖”，这三组字的字形、结构都十分相似，因此这种正字和讹字都是因为抄写或印刷而导致的问题。正讹字的另外一种就是《右台》对《耳邮》错误的校正。如卷一第36则，讲述的是林氏女对突得疯病的未婚夫黄生不离不弃。不顾父母与他一起隐居山中服侍他的日常生活，后黄生食怪鱼而病愈的故事。《耳邮》的最后一句为：“殆由程女《芣苢》之歌，感动幽明，故得此灵药，非偶然也。”而《右台》此篇的最后一句为：“殆由林女《芣苢》之歌，感动幽明，故得此灵药，非偶然也。”此处出现“程女”和“林女”的異文，由于该故事在前文中就已提到“林氏女”，所以通过异文及上下文可知《耳邮》中“程女”为讹字，“林女”为正字，作者有意在《右台》中校正。
第二，出现的脱文和衍文以及语序的颠倒、调换，都是为了保证语言的准确性和符合故事思路。如卷一第10则，《耳邮》写的是：“及何归，则呱呱者已为某氏矣。”郾“某氏”指的是何的姨女。而此处应指的是与何氏儿子长相酷似的某氏的女儿，所以《右台》加了“女”字，改为“及何归，则呱呱者已为某氏女矣。”还有《耳邮》卷三第19则形容陈某还清债务后“而心疾自此小愈。所谓：‘心病当以心药医乎？’”，而《右台》卷三第16则则是说他“而心疾顿愈”，还删除了后面那句谚语，相比这两种说法，《右台》则语言表达更准确，更具趣味性和讽刺效果。倒句的异文则如《耳邮》卷二第36则，某甲被人骗后，“举家大哗，某怅然痴立，亦如木偶。亟寻原媒，去如黄鹤矣。”而《右台》卷二第29则中说：“举家大哗，亟寻原媒，去如黄鹤矣。某怅然痴立，亦如木偶。”他将两句的语序做了调换。变成某知道被骗后才有痴呆的反应，显然《右台》的这种修改则更符合事实逻辑。 第三。对于某些字句的增删是为了符合修改后的篇章次序。例如《耳邮》卷三第13则：“蒋某，亦溧阳人”，那是因为第12则写的是“溧阳一农家子”的故事。而相对应的《右台》卷三第10则中写的是“蒋某，溧阳人”，删除了“亦”字，因为俞樾删掉了前面“溧阳农家子”的故事，所以此处也应删掉“亦”字。这样一来符合了修改后的篇章次序，除了此处外。俞樾还在另一处对故事的篇章次序进行了稍稍调整，如：《耳邮》卷一第38则即《右台》的卷一第33则，故事的结尾说：“此与前所记李仙槎、范婉如事相类，然彼则始有成言，谓之因情而死可也，谓之守义而死亦可也，固非此事所能拟也。”此处所说的李仙槎、范婉如之事是在《耳邮》卷一的第33则即《右台》卷一的第32则，在位置顺序上都是在这个故事之前，所以在俞樾修改后的《右台》中，将这两个故事放在前后相邻的顺序，而把原本在《耳邮》中处在这两个故事中间的其他故事全都移到它们后面。作者此举虽然并没有对文本进行任何增删，但是这样有意为之的调整顺序，更加说明《右台》是在《耳邮》基础上的修改。
第四，其他大部分异文的出现。都是为了更符合文章的事实逻辑，且使故事的发展更加完整和细致，不那么拖沓或哕嗦。如：“省试”和“乡试”，“省试”在明清被称为“会试”，且考试时间是春季，考试地点在京城，而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夏秋之交，且发生地点是浙中，所以《右台》中的“乡试”更符合故事的事实逻辑。有的修改则是避免重复哕嗦，如：如卷一第27则，《耳邮》：“上海某甲，商于津门十年不归。某家止一妾二女。”《右台》：“上海某甲，商于津门十年不归。其家止一妾二女。”显然此处用“其”更为合适。又如卷一第6则，《耳邮》：“乃使其子出金还之。”《右台》：“又使其子出金还之。”由于前文已经出现过一次“乃使其子往谢”，所以此处用“又”更符合文章逻辑顺序。
值得注意的是，俞樾在《右台》中对《耳邮》所作的修改并不都是准确的，有的异文显示出他的修改反不如前。如《耳邮》卷二第28则中：“某翁正踌躇无计，忽其养子知事且不谐，于人定后怀刃出门。突入妇翁之家，妇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拟之曰：‘尔女不我嫁？吾先杀尔及尔女，归杀尔壻，吾亦自杀，四人同日死矣。’”与之相对应的《右台》卷二第21则中则是“某翁正踌躇无计，而其养子知事且不谐。于人定后怀刃出门。突入妇翁之家，妇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拟之曰：‘尔女不我嫁？吾先杀尔及尔女，归杀壻，吾亦自杀，四人同日死矣。’”作者将“忽”换成了“而”，这就使其养子的行为少了出乎意料的感觉，而且将“尔堵”改为“壻”，则与前面的“尔”、“尔女”不一致。所以此处的修改虽然使句子更简洁和顺畅，但却没有《耳邮》中有味道。又如：《耳邮》卷四第12则：“十载莺花春里梦，八年鱼水镜中欢。”即《右台》卷四第18则：“十载莺花春夜梦，八年鱼水镜中欢。”原本上联的“里”对下联的“中”，修改后反不如前，此处还是应作“里”。
总之，通过仔细分析比较《耳邮》和《右台》的异文，既验证了《右台》是作者有意在《耳邮》基础上的修改，也反映了他对笔记小说的热爱和重视，同时也折射出俞樾严谨的治学态度，包括对字、词、句上的一丝不苟，这才使得《右台》的故事情节更加细致、生动，且贴合逻辑顺序。
三、异文的文献学价值
俞樾作为晚清乾嘉学派的殿军人物，他的小学功底十分深厚。治学十分严谨的他却在两部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异文出现，这些异文以字、词、句的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异文来发掘其中的文献学价值，主要应用于文献的校勘和训诂。
首先，当异文双方的差异表现为正讹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根据正确的一方去订正讹误的一方，这就是用异文来进行古书校勘。校书的方法有四种，叫作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在这四种方法里边，就有对校（根据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互校），他校（采用记载同一内容的各种文献材料相校），两种方法是属于应用异文校勘的内容。而本文所用的《耳邮》是申报馆本，《右台》也是《春在堂全书》本，所以笔者采用的是他校的方法来发现两方异文。借助其他资料佐证，从而证明其中一方错误。如上文中所说的《冯燕传》和《马燕传》，因为唐人沈亚之的传奇代表作就是《冯燕传》，所以可用《耳邮》异文纠正《右台》之误。部分异文也为后人校勘《耳邮》和《右台》做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例如：《耳邮》卷二第42则，“嗣后伺屠他出，辄就之，事秘无知者”；即《右台》第33则，“嗣后伺屠他出，辄就之，事秘无知者”。此处的“秘”是“秘”的异体字，所以在2010年凤凰出版的《春在堂全书》中，蔡启盛在《校勘记》里指出并正作“秘”。还有后面《校勘记》中正作的“缚”和“簿”等，也与此类，可见异文对于学者们在校勘该书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外，目前《耳邮》的点校本较少且年代较早，因此可根据《右台》及其他版本的《耳邮》作为再点校《耳邮》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字词在这两个版本的《耳邮》和《右台》中虽不是异文，但并不代表它们就是正确的表达方法，今人在校勘时还是要格外指出。例如本是“玄妙观”的“玄”字，作者为了避讳清康熙皇帝名玄烨而在两书中写为“元妙观”，可见古人为了避讳常会换字或是缺笔。总之，今人在校勘《耳邮》和《右台》时，在注意版本的同时，通过异文可以进行他校和对校。同时还应搭配其他校勘之法。才能保证校勘的准确性。
其次，异文还可以进行文献训诂，对于解释通假字、同义词的替换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当异文变方的异对应存在着同义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根据已知的一方去推求未知的一方，这就是应用异文于训诂了。如：前面提到的“翼”和“翌”字，两个字同音，且互为通假字，如果只看到《右台》中的“翼”字，我们会误以为是讹字，但看到《耳邮》的“翌”字时，不难发现《右台》其实是用了通假的字。又如：“……之人”和“……者”这对同义词，此处的“……之人”就训诂了“者”的意思。还有同义词的另一种可能同源词，所谓同源词，是指语音相同或相近，具有共同意义来源的词。例如：《耳邮》和《右台》的卷一第21则，《耳邮》：“陈元绍，顺德人，家小康”；《右台》：“陈元绍，顺德人，家小康。”其中的“小”和“少”就是一对同源词，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指出它们是一对具有共性的同源词，“少”：数量小；“小”：面积少，容量少。还有后面表数目的同源词“伯”和“百”，这些同源词并不是讹字，这类异文对照着训诂便于理解。
简言之，校勘和训诂是整理文献、考辨文献源流必不可少的步骤，研究者在校勘古籍的时候，可通过异文来更深入的思考，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使字、词、句子的表达更加准确，符合时代的要求。努力还原当时作者的写作习惯以及情感指向。当然，后人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异文而对原书进行轻易修改，还应考虑到各种因素。
综上所述，虽然《右台》前四卷是俞樾在《耳邮》基础上的修改、增删，但它们分别代表着他先创期和成熟期的不同水平，各有其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两部小说异文的情况，從而了解作者的心理活动和治学习惯。本文所列举的异文都是一些典型例子。有的也未敢轻易判定其修改前后的好坏真假，只是为学者研究俞樾的笔记小说提供一条思考路径。
关键词：《耳邮》 《右台仙馆笔记》 异文 价值研究
俞樾身为清代同光年间的朴学大家。“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在知天命的最后几年，他开始将笔触延伸到“俗文学”领域，进行笔记小说的创作。《耳邮》四卷，是他创作的最早的一部笔记体文言小说于光绪四年（1878）的《申报馆丛书》刊行于世。而在其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他的另一部笔记小说《右台仙馆笔记》（以下简称《右台》）问世，并收入于《春在堂全书》中，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两部书奠定了俞樾在晚清笔记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他被当代学者称为“古小说的终结者”。然而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它们是同一部书，其实不然，虽然《耳邮》和《右台》前四卷的重复率较高，但是两书有独有篇章和共有篇章，且我们将它们共有篇章的不同之处，视为广义上的异文。因此本文主要从《耳邮》和《右台》的异文入手，分析两书异文的成因及其文献学价值。
一、《耳邮》和《右台》的异文
王彦坤教授指出“异文”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异文”是文字学之名词，它对正字而言，是通假字和异体字的统称：广义的“异文”则作为校勘学之名词，“凡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事物，字句互异，包括通假字和异体字，都叫异文。”据笔者统计，《耳邮》共218篇，《右台》前四卷有189篇，而《耳邮》卷一和卷二分别有两篇合为一篇，笔者都将其算作两篇，因此两书有172篇内容基本相同，即有172篇《耳邮》中的篇章能在《右台》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篇章。只不过顺序不一致，但是其中有107篇共有篇章有异文现象。
通过比较《申报馆丛书》本《耳邮》和《春在堂全书》本《右台》，笔者将每卷异文篇章的数量稍作统计，列表如下：
从上可知，两书出现异文的篇章较多，且已超过半数，但是它们多集中于以下几种类型的异文：
1.通假字，即同音别字，那个别字就是本字的借字。如：“翌”和“翼”，“翌”是本字，“翼”是借字。
2.异体字，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的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这两书异文出现较多的就是异体字，如：“絍”和“纫”；“略”和“緢”；“隣”和“饛”；“刼”和“劫”；“寍”和“甯”；“塚”和“冢”；“咒”和“呪”；“烟”和“煙”等等。
3.正讹字。如：《耳邮》卷二第42则即《右台》第33则的最后一句，《耳邮》中写的是：“唐人沈亚之所撰《冯燕传》颇与此类，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而《右台》写的是《马燕传》，此处“冯”和“马”为异文。又如《耳邮》卷四最后一则讲的是胡氏兄弟五人高寿的事，而相对应的《右台》卷四第52则，将胡氏兄弟五人换了姓氏。成了“朝氏”兄弟五人，但是文中第一句话为“湖南湘乡县，有胡氏兄弟五人”。此处的“胡”和“朝”形成异文，“朝”可能是“胡”字的形讹字。
4.同义词。如：遇和逢；“无恙”和“无患”；“履帽”和“帽履”：“之人”和“者”等。
5.衍文和脱文，即后句比前句有多字、句或少字、句的现象。如：“随风飞”和“随风飞去”多了“去”字；“此可为”和“有此可为”多了“有”字；《耳邮》卷三第19则有“所谓……”一句，《右台》卷三第16则没有“所谓……”一句；而“家富于财”和“家富财”少了“于”字：“见夫病危笃”和“见夫病笃”少了“危”字；《耳邮》卷三第32则，少一句“特以……夫扁悗”，《右台》卷三第26则，多一句“特以……夫扁悗”。
6.句子语序位置的颠倒和调换。如：《耳邮》卷二第36则和《右台》卷二第29则的最后两句，两者做了不改变句意的位置调换。
因此，《耳邮》和《右台》内容重复率之高，异文数量之大，且《右台》创作晚于《耳邮》，说明了《右台》前四卷是在《耳邮》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
二、异文的形成原因
俞樾对《耳邮》的共有篇章进行修改，除了通假字和异体字许是因为书写习惯或传抄等情况而无法避免外，其他几种类型的异文似乎作者都有自己的考量。
第一，正讹字是由于抄写或印刷，或作者为校正，因而造成异文。如：“马”和“冯”、“朝”和“胡”，还有“买”和“卖”，这三组字的字形、结构都十分相似，因此这种正字和讹字都是因为抄写或印刷而导致的问题。正讹字的另外一种就是《右台》对《耳邮》错误的校正。如卷一第36则，讲述的是林氏女对突得疯病的未婚夫黄生不离不弃。不顾父母与他一起隐居山中服侍他的日常生活，后黄生食怪鱼而病愈的故事。《耳邮》的最后一句为：“殆由程女《芣苢》之歌，感动幽明，故得此灵药，非偶然也。”而《右台》此篇的最后一句为：“殆由林女《芣苢》之歌，感动幽明，故得此灵药，非偶然也。”此处出现“程女”和“林女”的異文，由于该故事在前文中就已提到“林氏女”，所以通过异文及上下文可知《耳邮》中“程女”为讹字，“林女”为正字，作者有意在《右台》中校正。
第二，出现的脱文和衍文以及语序的颠倒、调换，都是为了保证语言的准确性和符合故事思路。如卷一第10则，《耳邮》写的是：“及何归，则呱呱者已为某氏矣。”郾“某氏”指的是何的姨女。而此处应指的是与何氏儿子长相酷似的某氏的女儿，所以《右台》加了“女”字，改为“及何归，则呱呱者已为某氏女矣。”还有《耳邮》卷三第19则形容陈某还清债务后“而心疾自此小愈。所谓：‘心病当以心药医乎？’”，而《右台》卷三第16则则是说他“而心疾顿愈”，还删除了后面那句谚语，相比这两种说法，《右台》则语言表达更准确，更具趣味性和讽刺效果。倒句的异文则如《耳邮》卷二第36则，某甲被人骗后，“举家大哗，某怅然痴立，亦如木偶。亟寻原媒，去如黄鹤矣。”而《右台》卷二第29则中说：“举家大哗，亟寻原媒，去如黄鹤矣。某怅然痴立，亦如木偶。”他将两句的语序做了调换。变成某知道被骗后才有痴呆的反应，显然《右台》的这种修改则更符合事实逻辑。 第三。对于某些字句的增删是为了符合修改后的篇章次序。例如《耳邮》卷三第13则：“蒋某，亦溧阳人”，那是因为第12则写的是“溧阳一农家子”的故事。而相对应的《右台》卷三第10则中写的是“蒋某，溧阳人”，删除了“亦”字，因为俞樾删掉了前面“溧阳农家子”的故事，所以此处也应删掉“亦”字。这样一来符合了修改后的篇章次序，除了此处外。俞樾还在另一处对故事的篇章次序进行了稍稍调整，如：《耳邮》卷一第38则即《右台》的卷一第33则，故事的结尾说：“此与前所记李仙槎、范婉如事相类，然彼则始有成言，谓之因情而死可也，谓之守义而死亦可也，固非此事所能拟也。”此处所说的李仙槎、范婉如之事是在《耳邮》卷一的第33则即《右台》卷一的第32则，在位置顺序上都是在这个故事之前，所以在俞樾修改后的《右台》中，将这两个故事放在前后相邻的顺序，而把原本在《耳邮》中处在这两个故事中间的其他故事全都移到它们后面。作者此举虽然并没有对文本进行任何增删，但是这样有意为之的调整顺序，更加说明《右台》是在《耳邮》基础上的修改。
第四，其他大部分异文的出现。都是为了更符合文章的事实逻辑，且使故事的发展更加完整和细致，不那么拖沓或哕嗦。如：“省试”和“乡试”，“省试”在明清被称为“会试”，且考试时间是春季，考试地点在京城，而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夏秋之交，且发生地点是浙中，所以《右台》中的“乡试”更符合故事的事实逻辑。有的修改则是避免重复哕嗦，如：如卷一第27则，《耳邮》：“上海某甲，商于津门十年不归。某家止一妾二女。”《右台》：“上海某甲，商于津门十年不归。其家止一妾二女。”显然此处用“其”更为合适。又如卷一第6则，《耳邮》：“乃使其子出金还之。”《右台》：“又使其子出金还之。”由于前文已经出现过一次“乃使其子往谢”，所以此处用“又”更符合文章逻辑顺序。
值得注意的是，俞樾在《右台》中对《耳邮》所作的修改并不都是准确的，有的异文显示出他的修改反不如前。如《耳邮》卷二第28则中：“某翁正踌躇无计，忽其养子知事且不谐，于人定后怀刃出门。突入妇翁之家，妇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拟之曰：‘尔女不我嫁？吾先杀尔及尔女，归杀尔壻，吾亦自杀，四人同日死矣。’”与之相对应的《右台》卷二第21则中则是“某翁正踌躇无计，而其养子知事且不谐。于人定后怀刃出门。突入妇翁之家，妇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拟之曰：‘尔女不我嫁？吾先杀尔及尔女，归杀壻，吾亦自杀，四人同日死矣。’”作者将“忽”换成了“而”，这就使其养子的行为少了出乎意料的感觉，而且将“尔堵”改为“壻”，则与前面的“尔”、“尔女”不一致。所以此处的修改虽然使句子更简洁和顺畅，但却没有《耳邮》中有味道。又如：《耳邮》卷四第12则：“十载莺花春里梦，八年鱼水镜中欢。”即《右台》卷四第18则：“十载莺花春夜梦，八年鱼水镜中欢。”原本上联的“里”对下联的“中”，修改后反不如前，此处还是应作“里”。
总之，通过仔细分析比较《耳邮》和《右台》的异文，既验证了《右台》是作者有意在《耳邮》基础上的修改，也反映了他对笔记小说的热爱和重视，同时也折射出俞樾严谨的治学态度，包括对字、词、句上的一丝不苟，这才使得《右台》的故事情节更加细致、生动，且贴合逻辑顺序。
三、异文的文献学价值
俞樾作为晚清乾嘉学派的殿军人物，他的小学功底十分深厚。治学十分严谨的他却在两部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异文出现，这些异文以字、词、句的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异文来发掘其中的文献学价值，主要应用于文献的校勘和训诂。
首先，当异文双方的差异表现为正讹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根据正确的一方去订正讹误的一方，这就是用异文来进行古书校勘。校书的方法有四种，叫作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在这四种方法里边，就有对校（根据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互校），他校（采用记载同一内容的各种文献材料相校），两种方法是属于应用异文校勘的内容。而本文所用的《耳邮》是申报馆本，《右台》也是《春在堂全书》本，所以笔者采用的是他校的方法来发现两方异文。借助其他资料佐证，从而证明其中一方错误。如上文中所说的《冯燕传》和《马燕传》，因为唐人沈亚之的传奇代表作就是《冯燕传》，所以可用《耳邮》异文纠正《右台》之误。部分异文也为后人校勘《耳邮》和《右台》做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例如：《耳邮》卷二第42则，“嗣后伺屠他出，辄就之，事秘无知者”；即《右台》第33则，“嗣后伺屠他出，辄就之，事秘无知者”。此处的“秘”是“秘”的异体字，所以在2010年凤凰出版的《春在堂全书》中，蔡启盛在《校勘记》里指出并正作“秘”。还有后面《校勘记》中正作的“缚”和“簿”等，也与此类，可见异文对于学者们在校勘该书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外，目前《耳邮》的点校本较少且年代较早，因此可根据《右台》及其他版本的《耳邮》作为再点校《耳邮》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字词在这两个版本的《耳邮》和《右台》中虽不是异文，但并不代表它们就是正确的表达方法，今人在校勘时还是要格外指出。例如本是“玄妙观”的“玄”字，作者为了避讳清康熙皇帝名玄烨而在两书中写为“元妙观”，可见古人为了避讳常会换字或是缺笔。总之，今人在校勘《耳邮》和《右台》时，在注意版本的同时，通过异文可以进行他校和对校。同时还应搭配其他校勘之法。才能保证校勘的准确性。
其次，异文还可以进行文献训诂，对于解释通假字、同义词的替换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当异文变方的异对应存在着同义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根据已知的一方去推求未知的一方，这就是应用异文于训诂了。如：前面提到的“翼”和“翌”字，两个字同音，且互为通假字，如果只看到《右台》中的“翼”字，我们会误以为是讹字，但看到《耳邮》的“翌”字时，不难发现《右台》其实是用了通假的字。又如：“……之人”和“……者”这对同义词，此处的“……之人”就训诂了“者”的意思。还有同义词的另一种可能同源词，所谓同源词，是指语音相同或相近，具有共同意义来源的词。例如：《耳邮》和《右台》的卷一第21则，《耳邮》：“陈元绍，顺德人，家小康”；《右台》：“陈元绍，顺德人，家小康。”其中的“小”和“少”就是一对同源词，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指出它们是一对具有共性的同源词，“少”：数量小；“小”：面积少，容量少。还有后面表数目的同源词“伯”和“百”，这些同源词并不是讹字，这类异文对照着训诂便于理解。
简言之，校勘和训诂是整理文献、考辨文献源流必不可少的步骤，研究者在校勘古籍的时候，可通过异文来更深入的思考，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使字、词、句子的表达更加准确，符合时代的要求。努力还原当时作者的写作习惯以及情感指向。当然，后人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异文而对原书进行轻易修改，还应考虑到各种因素。
综上所述，虽然《右台》前四卷是俞樾在《耳邮》基础上的修改、增删，但它们分别代表着他先创期和成熟期的不同水平，各有其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两部小说异文的情况，從而了解作者的心理活动和治学习惯。本文所列举的异文都是一些典型例子。有的也未敢轻易判定其修改前后的好坏真假，只是为学者研究俞樾的笔记小说提供一条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