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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恒昌小组精神已成为中国工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工业建设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其精神特质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价值引领和社会发展所迫切需求的。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视域下对马恒昌小组精神内容阐述分析，思考和凝练马恒昌小组精神实质，并以全景展示创新理论与实践有机相结合，揭示出马恒昌小组精神内在的哲学依据，从而为当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中工业精神的传承与再造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马恒昌小组精神;创新实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119-03
马恒昌（1907—1985），辽宁省辽阳人。1923年辽宁抚顺发电厂学徒;1926年沈阳电厂做工;1948年在沈阳第五机器厂任车工、组长，1949年加入中國共产党;1950年到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先后任车间主任、工厂总机械师、厂党委副书记等;1951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副部长等职。他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全国先后荣获了开国第一劳模、先进集体优秀工作者、生产战线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马恒昌小组”在1949年成立于沈阳第五机器厂，起初由10名组员形成，马恒昌同志为小组领导。主要贡献有：团队带领“马恒昌小组”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并取得优异成绩;“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广大工人阶级发起“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倡议，得到全国来自各地一万八千多个生产班组的积极响应，全国第一次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职工民主劳动竞赛;在管理上拥有其独特的法宝，在班组管理方面总结了一套成功经验，开创了职工民主管理的先河;创建齐齐哈尔市技术协作委员会、马恒昌担任主席;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屡建奇功，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英雄集体和先进模范。
一、唯物论视域下马恒昌小组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指出，物质决定人类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种意识反作用体现的是人类特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马恒昌小组精神的产生、形成及其发展全过程都充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建立问题意识，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唯物主义的能动反映论。
（一）马恒昌小组精神应社会现实需要而生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是为人类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种种客观存在亦是人类意识产生的基础和源泉;物质作为生活的生产方式一直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马恒昌小组和马恒昌小组精神从无到有是源于客观现实的社会发展需要。1948年平津淮海战役期间，沈阳第五机器厂接到国家军工任务迅速开展了生产恢复工作，马恒昌得知车间无图纸工艺并且在只有废旧机械零部件的紧急情况下献出了自家珍藏多年的量具，通过自己动手对照测绘画图独自设计研发高精度斜度卡盘尺，由此带动了工友们纷纷捐献器材运动，这是早期爱国奉献精神的一个雏形。解放战争期间，小组组员们冒着国民党敌机轰炸的危险，马恒昌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炸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为了支援前线，我们车床一分一秒也不能停下！”[1]就是以这样不怕死的敢于战斗精神率先完成了具有高技术难度的高射炮军工装备修复，为加快沈阳解放、支援前线等立下不容忽视的赫赫战功。解放后，工友们一致推选马恒昌同志为车间组长。1949年初为支援全中国解放战争，马恒昌带领小组集体向全厂工友提出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倡议，小组也通过竞赛争先取得了冠军和红旗。同年4月28日，工厂召开总结评选大会，小组受到表彰和奖励，工厂党组织决定以马恒昌同志的名字命名车工组为马恒昌小组[2]。在随后生产中不同的发展时期，马恒昌小组精神特质展现在生产现实中，如爱厂如家精神、首创精神、时代精神等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生产的现实需求和发展，引发了生产关系的实质性变革，这也是马恒昌小组精神产生的客观条件[3]。
（二）社会现实需要促进了马恒昌小组精神发展
现实生产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是在人与人之间某种特定形式的关系中即在社会中进行的[4]。社会意识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精神风貌表现，即精神是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产物，也是应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东北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战争需求，决定将原属沈阳第五机器厂的部分职工和机械设备向北迁移并组建齐二机床厂，于1951年1月初正式投入运营。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前线，该小组提议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工人群众发起“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短短时间内就迅速得到全国来自北京、广东、福建等一万八千多支班组三百多万工友的大力支持和迎战，掀起了全国性的竞赛浪潮，成为国家班组队伍建设的一面旗帜，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大规模劳动竞赛群众运动的崭新序幕。马恒昌小组首创发起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被称“马恒昌小组运动”，又名“中国的斯达汗诺夫运动”。这场大型竞赛活动的群体观念与大局意识，正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5]81意识活动是人类社会劳动和生产实践的必然产物，即是生产实践的一种必然结果。马恒昌和小组组员们作业生产时就考虑如何在劳动中形成和发挥其集体力量，并提出了以团结、勇敢和积极奋进的信念为精神上的行动标语：如“小组的活大家干、小组的事大家管”“面对成绩不骄不傲，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允许任何人掉队”“一人进步大家高兴，一人困难大家分担”“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等为精神上的行动标语和指南。
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73。社会意识的内容和性质只能由人们的生活实践来产生。马恒昌小组长期倡导和组织发起的“红五月”“爱国主义”等多项大型的工人群众劳动竞赛，不仅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培养和教育的形态，这些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展开使得马恒昌小组在厂、市、省乃至于整个全国先后荣获了开国第一劳模、特等劳模先进小组、生产技术竞赛模范班、新纪录运动中的先进集体优秀工作者、生产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不断推进生产革命的红旗、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称号，这亦标志着“马恒昌小组精神”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 （三）马恒昌小组精神意识能动性的充分展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将主体与物质对象紧密联系起来，而这种物质与意识的矛盾运动又促进了人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首先，马恒昌小组的实践活动具有充分的目的性和活动计划性。活动主体通过自身及其有意识的能动作用，将主体目的性和反映其本质的活动力量转化而成为客体对象。人们在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的同时会根据一定目的和具体活动要求来明确地反映或不反映什么以及如何反映，继而充分表现出活动主体的选择性。马恒昌小组“红五月”竞赛活动旨在提高质量和效率，以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为主要目标;再如“爱国主义”竞赛活动提出的目标策划、目标定位、目标抉择等等均充分体现出主体的目的性、计划性和选择性。其次，马恒昌小组精神的实践活动富有创造性，即创造新的事物或客观物质。由马恒昌小组组建的“三人技术互助组”“技术小组研究会”的方针就是为了能够在工作实践中促成互助学习，并利用前沿理论努力创造出在现实思维中所没有的理想物质，如小组自主研发的高精度斜度卡盘尺就是个很鲜明的例子。第三，马恒昌小组精神具有指导生产实践改造客观物质的作用。关于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不仅限于自身在实践中形成的特定活动思想，而且还形成诸如目标、计划和方法之类的活动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以这些观念为指南，譬如小组制定的“三个八件事”“三对”“三检”“四道守”等技术规则都是作为一种指导性以实现技术产品质量水准。
二、唯物辩证法视域下马恒昌小组精神的创新实质
事物联系和发展的一系列基本过程和各个环节的相互展开，包含并体现为一系列的基本规律范畴，规律本身就是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相互联系[6]。关于创新领域的研究，对于什么是创新之魂？创新的本真应该是什么？在深入研究马恒昌小组精神内容的过程中几乎诠释了创新的全部内涵，借此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视域下充分总结和凝练出马恒昌小组创新精神的实质。
（一）马恒昌小组精神表现为创造性地解决矛盾
矛盾关系是“事物内部或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实质和核心内容。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尚存于一切发展和变化过程的始终，解决旧矛盾的同时，又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也正是由于其中存在矛盾，才可能发生创新，创新也是解决矛盾和满足需求的根本途径。由于马恒昌小组在长期的生产加工作业中有时会遇到面临着技术缺乏经验、加工时间长、劳动强度高等复杂的问题，对此马恒昌小组大力发挥组员们的主观能动性，锐意进取、敢于拼搏，开辟了一条以技术革新和产业化为主线的企业技术创新之路。同时，在深入分析和讨论如何处理矛盾和需求问题上坚持了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的统一，既要牢牢把握和抓住问题的重点、又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如组员关景福创新的“一刀成挑扣法”;组员赵福元创新的“挡铁法”;组员佟俊山创新的“分工序加工法”;组员赵连科创新的“专用样板刀”;组员马江林创新的“高速精挑丝杠工作法”;组员刘瑞民创新的“强力切削法”;组员赵殿魁创新的“弯刀工具加工法”等等。
（二）马恒昌小组精神由量变到质变的创新诠释
从唯物辩证法视角看，创新还是一种量的界定，是一种由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过程，以量变追求质变，而质的变化又需要一个持续量化的积累过程，即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马恒昌小组在生产实践中对某一关键技术研究试验的技術创新研发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量变的累积过程。其次，量变与质变过程又是一种相互渗透的物质变化过程。小组在研发新的技术成果时常常发现会遇到新的关键技术研发问题，这时唯有运用新的思路、方法和对策措施去解决新的技术问题，才能够成功实现另一个所需的新技术发明。其中值得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在由量变到质变的研发与创新中还需要一种抱负、气度与胆识，不敢解放自己的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往往是丧失了良机[7]。这样的从量的变化阐释创新的案例在马恒昌小组中比比皆然，也正是这种创新即量的界定造就了马恒昌小组实现多项新技术成果。
（三）马恒昌小组创新精神贯穿辩证否定全过程
有人主张创新精神既包括是否爱创新、想创新、敢创新，也包含是否懂创新、会创新、能创新的内容，使创新精神成了一种全能的意识和能力[8]。所以，创新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不断克服并打破传统思维的过程，即是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发展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的根本要义。根据有关记载，2009年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为纪念“马恒昌小组”创立六十周年，总结60年来马恒昌小组坚持推进技术创新、勇于挑战共完成了高达96年零5个月的工作量，先后总结实现革新技术成果1 174项，实施先进创新技术151项，总结推广先进技术创新操作法102项[9]，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革新能手、能工巧匠的优秀人才。这些种种科研技术成果均展现出了创新从无到有，即从旧质到新质飞跃的辩证发展过程，只有经过多次历练，才能整体提高创新理念、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并开创出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成果。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马恒昌小组精神的人本管理
历史唯物论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历史范畴。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对历史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说：“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0]
（一）全员参与管理的马恒昌小组精神特色
马恒昌小组在管理上拥有其独特的法宝，在班组管理方面总结了一套成功经验，并建立和实施了一种将民主与科学相结合的有效管理形式。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曾使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出现过困境，小组从企业发展大局角度出发进行了班组改革，并闯出适用于市场经济转型发展条件下的班组管理队伍建设的新路子。在“一五”发展规划期间，以马恒昌为主要领导独创了中国第一支班组民主管理工作的前列，根据每位组员的特长进行明确分工：马恒昌为行政组长，主管生产安排和技术;徐景荣和赵连科当工会干事，专管劳动竞赛和工人生活;董振远负责阅读报纸和文化娱乐活动;章容海心细做工具保管员;柳玉璞管卫生;于忠山管安全生产等，这也是为之后小组在管理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党、行政等部门为主要领导的党小组“四长”制，即党小组组长、行政小组组长等，以及“六大干事”体制，即思想政治教育干事、经济核算管理干事、技术质量监督干事等，从而为建设和营造一支需要全员共同参与组织管理的新型小组队伍打开了新局面。“二五”发展规划期间，马恒昌小组还研究起草制定了《日常生产三个八件事》的实施方案和工作细则，规定“日三抓”“周五查”和“月开好四个会”，制定了专项检查考核评比的创新方案，“做到相互督促、相互学习”“做到技术难题必帮、生产效率低必帮”等以发挥“主人翁”精神，进而提高组员们的自觉性和责任心。 （二）马恒昌小组精神的高度即“以人为本”
“人本化”管理的出发点和核心内容就是旨在“以人为本”，是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从历史观角度看，“以人为本”就是指“以民为本”，一切工作都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安全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肯定了“人民”是作为历史主体的重要地位。而马恒昌小组的管理高度就是“人本化”的管理。所谓人本管理，就是要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只有顺应人性的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11]。马恒昌小组之所以在实际中能够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认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长期坚持和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定相信人民群众”，马恒昌小组在民主管理上提出的“五必访”“六知道”及“六坚持”等多项条例都充分表明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质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马恒昌小组就思考和理解何为人生价值、人生价值意义何在以及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在生产实践中明确了生活方向和目标。在工作中深入自发、自觉地学习和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实现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及实践价值的体现和典范，其成功经验对建设一支“坚定理想信念、求实技术创新、勇于担当奉献”的现代工业小组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桑蕾.英雄集体的领航员——马恒昌[J].世纪桥，2010（8）.
[2]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马恒昌小组50年奋斗历程[J].中国工运，1999（7）.
[3]孙文政.马恒昌小组精神产生的原因及其形成与发展[J].理论观察，2012（6）.
[4]李世忠.试论物质、意识与实践的关系[J].理论界，2017（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39.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7.
[8]魏所康.创新教育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59.
[9]郭強.“共和国第一组”马恒昌小组60华诞[N].工人日报，2009-04-25（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11]张今生.论人本管理[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马恒昌小组精神;创新实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119-03
马恒昌（1907—1985），辽宁省辽阳人。1923年辽宁抚顺发电厂学徒;1926年沈阳电厂做工;1948年在沈阳第五机器厂任车工、组长，1949年加入中國共产党;1950年到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先后任车间主任、工厂总机械师、厂党委副书记等;1951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副部长等职。他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全国先后荣获了开国第一劳模、先进集体优秀工作者、生产战线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马恒昌小组”在1949年成立于沈阳第五机器厂，起初由10名组员形成，马恒昌同志为小组领导。主要贡献有：团队带领“马恒昌小组”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并取得优异成绩;“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广大工人阶级发起“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倡议，得到全国来自各地一万八千多个生产班组的积极响应，全国第一次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职工民主劳动竞赛;在管理上拥有其独特的法宝，在班组管理方面总结了一套成功经验，开创了职工民主管理的先河;创建齐齐哈尔市技术协作委员会、马恒昌担任主席;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屡建奇功，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英雄集体和先进模范。
一、唯物论视域下马恒昌小组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指出，物质决定人类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种意识反作用体现的是人类特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马恒昌小组精神的产生、形成及其发展全过程都充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建立问题意识，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唯物主义的能动反映论。
（一）马恒昌小组精神应社会现实需要而生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是为人类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种种客观存在亦是人类意识产生的基础和源泉;物质作为生活的生产方式一直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马恒昌小组和马恒昌小组精神从无到有是源于客观现实的社会发展需要。1948年平津淮海战役期间，沈阳第五机器厂接到国家军工任务迅速开展了生产恢复工作，马恒昌得知车间无图纸工艺并且在只有废旧机械零部件的紧急情况下献出了自家珍藏多年的量具，通过自己动手对照测绘画图独自设计研发高精度斜度卡盘尺，由此带动了工友们纷纷捐献器材运动，这是早期爱国奉献精神的一个雏形。解放战争期间，小组组员们冒着国民党敌机轰炸的危险，马恒昌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炸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为了支援前线，我们车床一分一秒也不能停下！”[1]就是以这样不怕死的敢于战斗精神率先完成了具有高技术难度的高射炮军工装备修复，为加快沈阳解放、支援前线等立下不容忽视的赫赫战功。解放后，工友们一致推选马恒昌同志为车间组长。1949年初为支援全中国解放战争，马恒昌带领小组集体向全厂工友提出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倡议，小组也通过竞赛争先取得了冠军和红旗。同年4月28日，工厂召开总结评选大会，小组受到表彰和奖励，工厂党组织决定以马恒昌同志的名字命名车工组为马恒昌小组[2]。在随后生产中不同的发展时期，马恒昌小组精神特质展现在生产现实中，如爱厂如家精神、首创精神、时代精神等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生产的现实需求和发展，引发了生产关系的实质性变革，这也是马恒昌小组精神产生的客观条件[3]。
（二）社会现实需要促进了马恒昌小组精神发展
现实生产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是在人与人之间某种特定形式的关系中即在社会中进行的[4]。社会意识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精神风貌表现，即精神是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产物，也是应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东北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战争需求，决定将原属沈阳第五机器厂的部分职工和机械设备向北迁移并组建齐二机床厂，于1951年1月初正式投入运营。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前线，该小组提议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工人群众发起“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短短时间内就迅速得到全国来自北京、广东、福建等一万八千多支班组三百多万工友的大力支持和迎战，掀起了全国性的竞赛浪潮，成为国家班组队伍建设的一面旗帜，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大规模劳动竞赛群众运动的崭新序幕。马恒昌小组首创发起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被称“马恒昌小组运动”，又名“中国的斯达汗诺夫运动”。这场大型竞赛活动的群体观念与大局意识，正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5]81意识活动是人类社会劳动和生产实践的必然产物，即是生产实践的一种必然结果。马恒昌和小组组员们作业生产时就考虑如何在劳动中形成和发挥其集体力量，并提出了以团结、勇敢和积极奋进的信念为精神上的行动标语：如“小组的活大家干、小组的事大家管”“面对成绩不骄不傲，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允许任何人掉队”“一人进步大家高兴，一人困难大家分担”“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等为精神上的行动标语和指南。
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73。社会意识的内容和性质只能由人们的生活实践来产生。马恒昌小组长期倡导和组织发起的“红五月”“爱国主义”等多项大型的工人群众劳动竞赛，不仅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培养和教育的形态，这些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展开使得马恒昌小组在厂、市、省乃至于整个全国先后荣获了开国第一劳模、特等劳模先进小组、生产技术竞赛模范班、新纪录运动中的先进集体优秀工作者、生产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不断推进生产革命的红旗、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称号，这亦标志着“马恒昌小组精神”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 （三）马恒昌小组精神意识能动性的充分展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将主体与物质对象紧密联系起来，而这种物质与意识的矛盾运动又促进了人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首先，马恒昌小组的实践活动具有充分的目的性和活动计划性。活动主体通过自身及其有意识的能动作用，将主体目的性和反映其本质的活动力量转化而成为客体对象。人们在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的同时会根据一定目的和具体活动要求来明确地反映或不反映什么以及如何反映，继而充分表现出活动主体的选择性。马恒昌小组“红五月”竞赛活动旨在提高质量和效率，以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为主要目标;再如“爱国主义”竞赛活动提出的目标策划、目标定位、目标抉择等等均充分体现出主体的目的性、计划性和选择性。其次，马恒昌小组精神的实践活动富有创造性，即创造新的事物或客观物质。由马恒昌小组组建的“三人技术互助组”“技术小组研究会”的方针就是为了能够在工作实践中促成互助学习，并利用前沿理论努力创造出在现实思维中所没有的理想物质，如小组自主研发的高精度斜度卡盘尺就是个很鲜明的例子。第三，马恒昌小组精神具有指导生产实践改造客观物质的作用。关于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不仅限于自身在实践中形成的特定活动思想，而且还形成诸如目标、计划和方法之类的活动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以这些观念为指南，譬如小组制定的“三个八件事”“三对”“三检”“四道守”等技术规则都是作为一种指导性以实现技术产品质量水准。
二、唯物辩证法视域下马恒昌小组精神的创新实质
事物联系和发展的一系列基本过程和各个环节的相互展开，包含并体现为一系列的基本规律范畴，规律本身就是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相互联系[6]。关于创新领域的研究，对于什么是创新之魂？创新的本真应该是什么？在深入研究马恒昌小组精神内容的过程中几乎诠释了创新的全部内涵，借此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视域下充分总结和凝练出马恒昌小组创新精神的实质。
（一）马恒昌小组精神表现为创造性地解决矛盾
矛盾关系是“事物内部或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实质和核心内容。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尚存于一切发展和变化过程的始终，解决旧矛盾的同时，又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也正是由于其中存在矛盾，才可能发生创新，创新也是解决矛盾和满足需求的根本途径。由于马恒昌小组在长期的生产加工作业中有时会遇到面临着技术缺乏经验、加工时间长、劳动强度高等复杂的问题，对此马恒昌小组大力发挥组员们的主观能动性，锐意进取、敢于拼搏，开辟了一条以技术革新和产业化为主线的企业技术创新之路。同时，在深入分析和讨论如何处理矛盾和需求问题上坚持了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的统一，既要牢牢把握和抓住问题的重点、又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如组员关景福创新的“一刀成挑扣法”;组员赵福元创新的“挡铁法”;组员佟俊山创新的“分工序加工法”;组员赵连科创新的“专用样板刀”;组员马江林创新的“高速精挑丝杠工作法”;组员刘瑞民创新的“强力切削法”;组员赵殿魁创新的“弯刀工具加工法”等等。
（二）马恒昌小组精神由量变到质变的创新诠释
从唯物辩证法视角看，创新还是一种量的界定，是一种由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过程，以量变追求质变，而质的变化又需要一个持续量化的积累过程，即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马恒昌小组在生产实践中对某一关键技术研究试验的技術创新研发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量变的累积过程。其次，量变与质变过程又是一种相互渗透的物质变化过程。小组在研发新的技术成果时常常发现会遇到新的关键技术研发问题，这时唯有运用新的思路、方法和对策措施去解决新的技术问题，才能够成功实现另一个所需的新技术发明。其中值得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在由量变到质变的研发与创新中还需要一种抱负、气度与胆识，不敢解放自己的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往往是丧失了良机[7]。这样的从量的变化阐释创新的案例在马恒昌小组中比比皆然，也正是这种创新即量的界定造就了马恒昌小组实现多项新技术成果。
（三）马恒昌小组创新精神贯穿辩证否定全过程
有人主张创新精神既包括是否爱创新、想创新、敢创新，也包含是否懂创新、会创新、能创新的内容，使创新精神成了一种全能的意识和能力[8]。所以，创新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不断克服并打破传统思维的过程，即是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发展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的根本要义。根据有关记载，2009年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为纪念“马恒昌小组”创立六十周年，总结60年来马恒昌小组坚持推进技术创新、勇于挑战共完成了高达96年零5个月的工作量，先后总结实现革新技术成果1 174项，实施先进创新技术151项，总结推广先进技术创新操作法102项[9]，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革新能手、能工巧匠的优秀人才。这些种种科研技术成果均展现出了创新从无到有，即从旧质到新质飞跃的辩证发展过程，只有经过多次历练，才能整体提高创新理念、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并开创出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成果。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马恒昌小组精神的人本管理
历史唯物论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历史范畴。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对历史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说：“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0]
（一）全员参与管理的马恒昌小组精神特色
马恒昌小组在管理上拥有其独特的法宝，在班组管理方面总结了一套成功经验，并建立和实施了一种将民主与科学相结合的有效管理形式。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曾使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出现过困境，小组从企业发展大局角度出发进行了班组改革，并闯出适用于市场经济转型发展条件下的班组管理队伍建设的新路子。在“一五”发展规划期间，以马恒昌为主要领导独创了中国第一支班组民主管理工作的前列，根据每位组员的特长进行明确分工：马恒昌为行政组长，主管生产安排和技术;徐景荣和赵连科当工会干事，专管劳动竞赛和工人生活;董振远负责阅读报纸和文化娱乐活动;章容海心细做工具保管员;柳玉璞管卫生;于忠山管安全生产等，这也是为之后小组在管理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党、行政等部门为主要领导的党小组“四长”制，即党小组组长、行政小组组长等，以及“六大干事”体制，即思想政治教育干事、经济核算管理干事、技术质量监督干事等，从而为建设和营造一支需要全员共同参与组织管理的新型小组队伍打开了新局面。“二五”发展规划期间，马恒昌小组还研究起草制定了《日常生产三个八件事》的实施方案和工作细则，规定“日三抓”“周五查”和“月开好四个会”，制定了专项检查考核评比的创新方案，“做到相互督促、相互学习”“做到技术难题必帮、生产效率低必帮”等以发挥“主人翁”精神，进而提高组员们的自觉性和责任心。 （二）马恒昌小组精神的高度即“以人为本”
“人本化”管理的出发点和核心内容就是旨在“以人为本”，是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从历史观角度看，“以人为本”就是指“以民为本”，一切工作都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安全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肯定了“人民”是作为历史主体的重要地位。而马恒昌小组的管理高度就是“人本化”的管理。所谓人本管理，就是要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只有顺应人性的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11]。马恒昌小组之所以在实际中能够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认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长期坚持和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定相信人民群众”，马恒昌小组在民主管理上提出的“五必访”“六知道”及“六坚持”等多项条例都充分表明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质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马恒昌小组就思考和理解何为人生价值、人生价值意义何在以及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在生产实践中明确了生活方向和目标。在工作中深入自发、自觉地学习和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实现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及实践价值的体现和典范，其成功经验对建设一支“坚定理想信念、求实技术创新、勇于担当奉献”的现代工业小组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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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今生.论人本管理[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