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邓湘子的儿童小说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从历史洪流下的乡村取材，将儿童本位观与乡土特色结合。乡土承载历史，历史难避伤痕，作品以“伤痕”叙事为切入点，一方面将宏大的历史记忆融于底层乡村中，使精神的失落浮现在身体的伤痕与病痛之上;另一方面淡化了“伤痕”小说中的政治倾向与乐观倾向，站在新世纪儿童作家的立场上反观历史浩劫下的乡村面貌，呈现出乡村儿童在艰苦时期顽强生存、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宝贵品质。邓湘子精心编织着具有历史广度与人文深度的乡村世界，以期增厚儿童文学的历史质感，塑造未来民族性格。
关键词：邓湘子;伤痕叙事;儿童文学;现实主义
邓湘子的儿童文学作品取材于农村，具有鲜明的乡土色彩与宏阔的历史感。乡土承载历史，而历史难避“伤痕”，“文革”后期的“伤痕”小说“保持着对历史理性的乐观与坚持，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论”[1]。邓湘子承接了“伤痕”小说勇于反观历史、反思历史的精神内核，同时又站在新世纪儿童作家的立场上瓦解了“伤痕”小说坚信的历史“偶然性”，将淡化了政治意识和说教意味的历史复位于儿童的记忆中，不避疾病、历史、死亡，凸显儿童与乡民面对内忧外患时的真实状态。丰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折影融于乡村文化审美空间中，呈现了“伤痕”叙事折射的乡村变迁图景，在增厚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历史质感的同时，更补白了当代儿童的忧患精神与历史精神。
一、再现与复归——遗忘的历史
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是典型的反思文学，在反拨“文革”浩劫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多以个人乐观的表象和对政治立场的拥护规避对“伤痕”心理的恐惧。邓湘子的儿童小说承接了“伤痕”文学的叙事风格，再现了历史视域下遭受政治与时代盘剥的农村图景。而他并未沉溺于历史的伤痛中，“当一个作家对自己的童年生活、民族身份认同有种文化的自觉之后，作家更会从文化史迹、文献史实、人文印记中找寻甚至挖掘写作素材，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2]。邓湘子以新世纪作家的全新眼光超越了“伤痕”文学的局限性，撕破了带有时代印记的“政治乐观”倾向，以现实主义为底色，艺术地再现了曾经的农村，通过对历史乡村的描绘完成了历史在儿童认知中的复归。乡土真正承载着家國的历史和记忆，在具有乡土作家和儿童作家双重身份的邓湘子笔下，被儿童乃至成年人淡化、渐忘的家国伤痕也重新归位。
惨烈的战争与偏斜的现实是邓湘子作品中最具历史色彩的主题。在复归历史伤痕的同时，民族情怀与美好人性也被编织其中，宏大叙事与人文气息构成了儿童接受、理解范围内的历史画卷。《蓼花鼎罐》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武阳的一场血战，以端午和安生两位少年的冒险经历为线索，铺陈出真实而惨烈的战争实况。战争中，乡民流离失所，亲人骨肉分离，但与惨痛伴随的不是武器般的冰冷，而是乡民间的彼此扶持与共同抗日。逃难的路上，端午和安生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乡民之间仍保存着一份真挚的情谊，这是中华民族的团结情感。端午的姑父为抗日杀敌而死，他的父母悲痛欲绝却又无比骄傲。“心和伢崽死得值，去得义勇……鬼子杀人放火，哪个家庭没逃难！哪个村里不死人！”[3]130为了抗战，老人甚至捐出了最为看重的“千年屋”，全民都笼罩在一致对外的激昂情绪中，鲜活的民族记忆与民族情感重新归位。《像风一样奔跑》以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为背景，重现了“文革”对乡村的影响。被迫来到乡下的耘夫兄妹、被砍掉的红枫树、计划经济下人们的艰难生活……小说中的“记工分”“红卫兵”“毛主席相”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小说中，红枫树被公社干部点名征用做修建水坝的木料，当象征政治权力的斧子劈开红枫树树干的时候，“保佑一方山水，一方生灵的”枫树流下了鲜红的血液，“斧子发出一声一声沉闷的响声，像是敲着每个人的骨头发出来的声音”[4]122。树倒下后，砍树的人“立即把那副巨大的领袖像挂到大枫树的树干上去了”[4]123。真实的历史场景得以还原，政治色彩与儿童的“万物有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伤痕的触感借由这一冲突越发深刻。
在《蓼花鼎罐》的后记中，邓湘子曾写道：“武阳战役中，牺牲了一千多名中国士兵，竟然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遗忘了。尤感悲哀的是，当年日本鬼子在这里杀人放火，如今他们的幸存者又来祭奠，却是不明真相的本地师生打扫道路。历史给这片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3]172中国的儿童文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生态与教育观念的影响与制约”[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曾提及“历史”伤痕。邓湘子作品中历史复归与人文情怀并存的叙事风格补足了新世纪儿童缺失的历史感，即便在艰难的生活中，乡民们仍然带着希望去生活，于困苦中求生。顽强而坚韧的心性是现代儿童缺失的精神养料，乡土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对现实的深刻思考”[6]。让儿童文学参与到家国记忆中，让与历史拉开距离的儿童触碰到乡土文脉与民族血脉，完成了历史伤痕与儿童本位的结合。
二、崩塌与重塑——失落的信仰
民族记忆的断裂尚能以复位的历史补白，而已然造成的精神创伤却在不间断地延续。创伤的根源来自于文明的冲突，而闭塞的乡村地域正是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乡土绵延着传承久远的文化，当异类文明涌入时，乡村地域内的信仰体系也在悄然崩塌，毁坏的表现正是儿童与乡民的文化选择。“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儿童的思维特点与人类童年时代的原始思维方式比较接近。”[7]在儿童的认知中，“万物有灵”优先于其他的文化体系，具有庞大的生存空间，连接着“万物”与“灵”的鬼神更能得到儿童的认可，“理性”在儿童的视角中更多地被视为“入侵者”。邓湘子不仅补白着历史，更关注着延续到儿童身上的精神创伤。他敏锐地察觉到儿童与乡民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信仰失落的历史场景，观察着这场信仰失落的哀歌。
乡间多闭塞，一如古代文人笔下的桃花源。乡民信仰鬼神、供奉鬼神，儿童也在懵懂中理解神灵的地位。鬼神观念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生活，同时又牵制着乡民的行为，乡间儿童也因为这样的循环得以拥有稳定的品性。在描写神灵时，邓湘子的笔调一反平时，不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是以浪漫的笔调描绘出乡村的神秘。《像风一样奔跑》中，红枫坪村口的大枫树上住着神灵，“谁家有个病痛，谁家的孩子哭夜，都会悄悄带着线香和牙盘，来这里虔诚地祭祀一番。”村里人相信，“这棵‘神树’是很灵验的，保佑着全村的孩子和大人”[4]25。菊朵的外婆生病时，隔壁邻居福阿婆就带着菊朵去祭拜神树。菊朵“起身的刹那间，眼前金花飘舞，五彩缤纷……这奇异的感觉，也许是她的心愿得到了树神的允诺”。她的心中“油然升起无限虔诚的敬畏和期待”[4]53。鬼神象征着自然，人敬畏鬼神即敬畏自然。在生态视野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与此同时，乡村的命运轨迹也与“桃源”重叠。正像外人进入桃源，邓湘子笔下的乡村社会也因为外来文明的涌入几近分崩，信仰的大厦正在文明的啃食下摇摇欲坠。这样的文化冲击最鲜明地表现在政治层面上，红枫树被砍走时，公社队长的父亲“两眼紧闭，像死了一样瘫在大枫树下的泥土里”[4]115。“红枫坪的人们神情木然，愣愣地站在滚烫的阳光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仿佛一下子都变成了哑巴。”[4]124“村里塞满压抑、恐怖和神秘的氛围。”[4]118“文革”时期的乡村图景残败不堪，政治信仰取代了文化信仰。被村民看作信仰的红枫树被带走，拉开了村民们精神流浪的序幕。 除了涌入乡村的政治力量，还有乡村内部的崩裂。城市文明和商业文化在乡村的外围，引诱着乡村的人一步又一步地离开了故土。邓湘子以儿童的口吻将这样的文化具象化，变成能够触碰和感知的力量。生活在乡村的喜雨老汉为了学会骑摩托车接送孙子壮壮上下学“付出了血的代价，却没学会”[8]16。在坐着拖拉机翻进沟里后，老汉又进了一次医院，回来之后便开始健忘，唯独记得和土地有关的种种。这是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较量，他们开始争夺乡民的身体，前者成功地带走了一批又一批曾信仰土地的乡民。不仅如此，乡间传承的手艺和精神也在商业文明的攻击下逐渐陨落。《石月亮与小银匠》中的李爷爷是一名走街串巷的银匠，他吃住在制作银饰的人家，精细地打磨着每一件银器，“那渐渐呈现的魅力花纹和精致图案，那被花纹和图案装饰出来的祥瑞银器，耗费银匠的心血、时光和体力，却又让银匠的心里生出无穷的喜悦和力量”[9]98。在交接银器时，“蜜伯母双手把红布包的宝贝银器收下，蜜伯伯两手把一个封了工钱的红包捧上，整个仪式庄严而温暖”[9]122。乡土孕育了宝贵的匠人精神，而商业文明的涌入却让精神的传承遭到了破坏。扎阿邓想借用李爷爷的手艺将银饰推广出去，好给土地带来新的生机，但是精致的手艺所依存的乡土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冲击打垮了李爷爷的身体，也暗示着土地无力承受商业文明的浸润。精神的肃清还伴随着乡村地域的毁坏，“文明”的侵蚀从信仰到土地，无一不包。乡民的信仰在理性的入侵下一点点坠落，失落的信仰背后，是乡村无法治愈的精神重疾。象征着信仰的鬼神没有了乡民的信奉，只能像虎叉牯在梦里看到的那样，听着挖掘机的轰鸣声，慌张无措地逃往山林。
文化对话语权的争夺会导致冲突，信仰的失落成为历史的必然，但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化和外来文明无法共存。失落既是乡土信仰的尽头，也是乡土文化的新生。地域内的文化选择映射着新世纪儿童乃至成人对多元文化的态度，暗含着重塑信仰体系的文化实验，即对文化保持思辨态度，接纳精神伤痕，以求蜕变与新生。作品中呈现出的思辨态度正是一个典例，一边是乡民不断涌入城市，如果“文明”真的没有瑕疵，那么壮壮和张奇卖了摩托车的一千一百块钱就不会被偷，反倒是他们尽力逃走的乡村，乡民彼此间会互相照应;另一边，在全村人都信仰神树的时候，菊朵却发出了疑问，被砍下来的红枫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真的能保佑全村人吗？失落的乡村信仰也是民族精神上被文明割裂的伤痕，而修复、重塑信仰的希望正在儿童身上。感受到土地意义的壮壮决定跟着爷爷下田犁地，一边上学一边学习编制竹篮的手艺;莫来感受到石月亮的神秘，也决心传承李爷爷的银匠手艺，成为一名真正的“小银匠”。鬼神的哀鸣与摩托车的突突声能够合鸣，精神的伤痕也能够在痛苦中迎来新生。
三、现实与浪漫——苦难下的儿童
历史的前进与家国的蜕变是曲折而痛苦的，在曾经的“伤痕”文学中，本该有着鲜活气质的儿童却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失去了儿童应有的特性。邓湘子一改“伤痕”文学中具有“改造”与“代表”价值的儿童形象，在苦难生活下还原了孩子应有的面貌，凸显了历史伤痕环境下乡间孩子的坚韧心性与乐观态度。
在补白的历史中，真实的乡村生活得到了还原。不同于城市里优渥的生存条件，乡村常常陷于艰苦之中，交通不便、就医困难、物质资源匮乏等都是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条件下，乡间的孩子大多懂事自立，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接受残酷的现实与残破的世界，在土地上孕育了不屈的品性。菊朵看望外婆时独自一人翻山越岭，宝贵的猪油上爬过的黄蚂蚁也爬在了菊朵的心上。得知外婆病重在床，她主动承担起各种农活，跟着邻居福阿婆去祭拜红枫坪的神树，天天飞跑到戴医生身后请他给外婆打针，受了不少的白眼。生活在城市的男孩儿耘夫和妹妹纯玉因为父母受到政治迫害来到乡下投奔舅舅，从城里带来的唯一的红皮笔记本里写满了生存的经验，更写满了对生活的不屈。“日记里记了许多能吃的东西，还画了好多图画”“记了纯玉在哪家吃了什么，记了他自己借了王志平一支钢笔，借了李文虎半瓶墨水。”[4]155这个带着城市印记的孩子凭借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在山村生活，在死前仍记得对他和妹妹有恩的人。女孩儿小溪更是接二连三地经历了亲人的离世，自己也因为长辈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于童真的懵懂中渐渐触碰到了生活的模样，领略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乡间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儿童的天性并未因此磨灭。挖葛根、扎风车、作手枪、摘杨梅、放牛犁地等乡间活动随处可见。在乡村儿童的世界中，病痛意味着磨难，死亡更是一件可怖的事情。然而孩子们的身上从未出现过消极和悲观，相反，他们每一个人都以乐观与坚强面对着一切灾祸，以自己善良純美的心灵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真实的生活经验中不断充实自己的人生。生于乡土大地的儿童从土地中获取了弥足珍贵的生命体验，凭借自己能干的双手和坚韧的心性对抗着上天降下的苦难。儿童们在探索中汲取生活的乐趣，从土地中获取了扎实的生活经验。“成长就不仅是向社会生成，还要达到个体的健全、充实与完满。”[10]邓湘子编织了一副现实与浪漫交织的画卷，传递出“以善为美”“以真为美”的观念，补白了儿童个体缺失的“成长”因素。
“儿童文学不止是写给儿童的”“文本隐含的真正的成人读者比法定的儿童读者懂得更多。”[11]儿童的欢乐画面中掺杂的苦难生活正指向了背后成年人视野中的压抑与残酷。壮壮因为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里丢了钱才满身尘土地回到乡间，耘夫来到乡下是因为父母受到了无情的政治批斗，让小溪颠沛流离的本家人更是因为时代不幸养成了欺软怕硬的性格。儿童的美好与成人的艰辛共同构成表征与内里，一同指向了伤痕累累的时代。苦难下的儿童为新世纪的儿童注入了生命应有的历史重量，在新世纪的文学视野下重新诠释了何为“家国”、何为“历史”，更教会了儿童应当直面伤痕与苦难。
邓湘子的伤痕叙事从身体到精神、从小我到家国，以伤痕话语诠释了现实的乡土社会，包含了“对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折射，间接地指向国家制度、社会伦常，以及人的生存困境、人生信念、精神追求等方面的问题”[12]。儿童文学要有对应的质感，乡土能给予儿童的是扎根在土地中的优秀品质、无条件的精神信仰以及曾经承载的历史伤痛，“对童年的意义而言，也是种精神的补白”[13]。
参考文献：
[1]沈杏培.“巨型文本”与“微型叙事”——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儿童视角叙事策略的文化剖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3）：49-55.
[2]汤素兰.王勇英：构建自己的文学之城——王勇英新作《巫师的传人》评析[J].南方文坛，2016（3）：130-133.
[3]邓湘子.蓼花鼎罐[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4]邓湘子.像风一样奔跑[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5]汤素兰.中国儿童文学中儿童观的多重面相与当代使命[J].中国文学研究，2014（1）：110-113.
[6]张宝金.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7]易瑛.人类童心的开掘与民族文化的重建——论当代寻根作家与巫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2015（4）：115-118.
[8]邓湘子.牛说话[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16.
[9]邓湘子.石月亮与小银匠[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10]吴其南.走向澄明──新时期少儿文学中的成长主题[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10-16.
[11]吴其南.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给儿童的——关于儿童文学中“双隐含读者”问题的探讨[J].昆明学院学报，2013（Z1）：1-4，24.
[12]邱诗越.表征与同构：身体症状与国疾民瘼——以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疾病书写为中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324-330.
[13]吴振尘.《牛说话》：生态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新表达[J].文史博览（理论），2016（6）：20-22.
关键词：邓湘子;伤痕叙事;儿童文学;现实主义
邓湘子的儿童文学作品取材于农村，具有鲜明的乡土色彩与宏阔的历史感。乡土承载历史，而历史难避“伤痕”，“文革”后期的“伤痕”小说“保持着对历史理性的乐观与坚持，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论”[1]。邓湘子承接了“伤痕”小说勇于反观历史、反思历史的精神内核，同时又站在新世纪儿童作家的立场上瓦解了“伤痕”小说坚信的历史“偶然性”，将淡化了政治意识和说教意味的历史复位于儿童的记忆中，不避疾病、历史、死亡，凸显儿童与乡民面对内忧外患时的真实状态。丰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折影融于乡村文化审美空间中，呈现了“伤痕”叙事折射的乡村变迁图景，在增厚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历史质感的同时，更补白了当代儿童的忧患精神与历史精神。
一、再现与复归——遗忘的历史
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是典型的反思文学，在反拨“文革”浩劫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多以个人乐观的表象和对政治立场的拥护规避对“伤痕”心理的恐惧。邓湘子的儿童小说承接了“伤痕”文学的叙事风格，再现了历史视域下遭受政治与时代盘剥的农村图景。而他并未沉溺于历史的伤痛中，“当一个作家对自己的童年生活、民族身份认同有种文化的自觉之后，作家更会从文化史迹、文献史实、人文印记中找寻甚至挖掘写作素材，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2]。邓湘子以新世纪作家的全新眼光超越了“伤痕”文学的局限性，撕破了带有时代印记的“政治乐观”倾向，以现实主义为底色，艺术地再现了曾经的农村，通过对历史乡村的描绘完成了历史在儿童认知中的复归。乡土真正承载着家國的历史和记忆，在具有乡土作家和儿童作家双重身份的邓湘子笔下，被儿童乃至成年人淡化、渐忘的家国伤痕也重新归位。
惨烈的战争与偏斜的现实是邓湘子作品中最具历史色彩的主题。在复归历史伤痕的同时，民族情怀与美好人性也被编织其中，宏大叙事与人文气息构成了儿童接受、理解范围内的历史画卷。《蓼花鼎罐》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武阳的一场血战，以端午和安生两位少年的冒险经历为线索，铺陈出真实而惨烈的战争实况。战争中，乡民流离失所，亲人骨肉分离，但与惨痛伴随的不是武器般的冰冷，而是乡民间的彼此扶持与共同抗日。逃难的路上，端午和安生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乡民之间仍保存着一份真挚的情谊，这是中华民族的团结情感。端午的姑父为抗日杀敌而死，他的父母悲痛欲绝却又无比骄傲。“心和伢崽死得值，去得义勇……鬼子杀人放火，哪个家庭没逃难！哪个村里不死人！”[3]130为了抗战，老人甚至捐出了最为看重的“千年屋”，全民都笼罩在一致对外的激昂情绪中，鲜活的民族记忆与民族情感重新归位。《像风一样奔跑》以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为背景，重现了“文革”对乡村的影响。被迫来到乡下的耘夫兄妹、被砍掉的红枫树、计划经济下人们的艰难生活……小说中的“记工分”“红卫兵”“毛主席相”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小说中，红枫树被公社干部点名征用做修建水坝的木料，当象征政治权力的斧子劈开红枫树树干的时候，“保佑一方山水，一方生灵的”枫树流下了鲜红的血液，“斧子发出一声一声沉闷的响声，像是敲着每个人的骨头发出来的声音”[4]122。树倒下后，砍树的人“立即把那副巨大的领袖像挂到大枫树的树干上去了”[4]123。真实的历史场景得以还原，政治色彩与儿童的“万物有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伤痕的触感借由这一冲突越发深刻。
在《蓼花鼎罐》的后记中，邓湘子曾写道：“武阳战役中，牺牲了一千多名中国士兵，竟然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遗忘了。尤感悲哀的是，当年日本鬼子在这里杀人放火，如今他们的幸存者又来祭奠，却是不明真相的本地师生打扫道路。历史给这片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3]172中国的儿童文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生态与教育观念的影响与制约”[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曾提及“历史”伤痕。邓湘子作品中历史复归与人文情怀并存的叙事风格补足了新世纪儿童缺失的历史感，即便在艰难的生活中，乡民们仍然带着希望去生活，于困苦中求生。顽强而坚韧的心性是现代儿童缺失的精神养料，乡土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对现实的深刻思考”[6]。让儿童文学参与到家国记忆中，让与历史拉开距离的儿童触碰到乡土文脉与民族血脉，完成了历史伤痕与儿童本位的结合。
二、崩塌与重塑——失落的信仰
民族记忆的断裂尚能以复位的历史补白，而已然造成的精神创伤却在不间断地延续。创伤的根源来自于文明的冲突，而闭塞的乡村地域正是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乡土绵延着传承久远的文化，当异类文明涌入时，乡村地域内的信仰体系也在悄然崩塌，毁坏的表现正是儿童与乡民的文化选择。“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儿童的思维特点与人类童年时代的原始思维方式比较接近。”[7]在儿童的认知中，“万物有灵”优先于其他的文化体系，具有庞大的生存空间，连接着“万物”与“灵”的鬼神更能得到儿童的认可，“理性”在儿童的视角中更多地被视为“入侵者”。邓湘子不仅补白着历史，更关注着延续到儿童身上的精神创伤。他敏锐地察觉到儿童与乡民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信仰失落的历史场景，观察着这场信仰失落的哀歌。
乡间多闭塞，一如古代文人笔下的桃花源。乡民信仰鬼神、供奉鬼神，儿童也在懵懂中理解神灵的地位。鬼神观念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生活，同时又牵制着乡民的行为，乡间儿童也因为这样的循环得以拥有稳定的品性。在描写神灵时，邓湘子的笔调一反平时，不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是以浪漫的笔调描绘出乡村的神秘。《像风一样奔跑》中，红枫坪村口的大枫树上住着神灵，“谁家有个病痛，谁家的孩子哭夜，都会悄悄带着线香和牙盘，来这里虔诚地祭祀一番。”村里人相信，“这棵‘神树’是很灵验的，保佑着全村的孩子和大人”[4]25。菊朵的外婆生病时，隔壁邻居福阿婆就带着菊朵去祭拜神树。菊朵“起身的刹那间，眼前金花飘舞，五彩缤纷……这奇异的感觉，也许是她的心愿得到了树神的允诺”。她的心中“油然升起无限虔诚的敬畏和期待”[4]53。鬼神象征着自然，人敬畏鬼神即敬畏自然。在生态视野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与此同时，乡村的命运轨迹也与“桃源”重叠。正像外人进入桃源，邓湘子笔下的乡村社会也因为外来文明的涌入几近分崩，信仰的大厦正在文明的啃食下摇摇欲坠。这样的文化冲击最鲜明地表现在政治层面上，红枫树被砍走时，公社队长的父亲“两眼紧闭，像死了一样瘫在大枫树下的泥土里”[4]115。“红枫坪的人们神情木然，愣愣地站在滚烫的阳光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仿佛一下子都变成了哑巴。”[4]124“村里塞满压抑、恐怖和神秘的氛围。”[4]118“文革”时期的乡村图景残败不堪，政治信仰取代了文化信仰。被村民看作信仰的红枫树被带走，拉开了村民们精神流浪的序幕。 除了涌入乡村的政治力量，还有乡村内部的崩裂。城市文明和商业文化在乡村的外围，引诱着乡村的人一步又一步地离开了故土。邓湘子以儿童的口吻将这样的文化具象化，变成能够触碰和感知的力量。生活在乡村的喜雨老汉为了学会骑摩托车接送孙子壮壮上下学“付出了血的代价，却没学会”[8]16。在坐着拖拉机翻进沟里后，老汉又进了一次医院，回来之后便开始健忘，唯独记得和土地有关的种种。这是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较量，他们开始争夺乡民的身体，前者成功地带走了一批又一批曾信仰土地的乡民。不仅如此，乡间传承的手艺和精神也在商业文明的攻击下逐渐陨落。《石月亮与小银匠》中的李爷爷是一名走街串巷的银匠，他吃住在制作银饰的人家，精细地打磨着每一件银器，“那渐渐呈现的魅力花纹和精致图案，那被花纹和图案装饰出来的祥瑞银器，耗费银匠的心血、时光和体力，却又让银匠的心里生出无穷的喜悦和力量”[9]98。在交接银器时，“蜜伯母双手把红布包的宝贝银器收下，蜜伯伯两手把一个封了工钱的红包捧上，整个仪式庄严而温暖”[9]122。乡土孕育了宝贵的匠人精神，而商业文明的涌入却让精神的传承遭到了破坏。扎阿邓想借用李爷爷的手艺将银饰推广出去，好给土地带来新的生机，但是精致的手艺所依存的乡土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冲击打垮了李爷爷的身体，也暗示着土地无力承受商业文明的浸润。精神的肃清还伴随着乡村地域的毁坏，“文明”的侵蚀从信仰到土地，无一不包。乡民的信仰在理性的入侵下一点点坠落，失落的信仰背后，是乡村无法治愈的精神重疾。象征着信仰的鬼神没有了乡民的信奉，只能像虎叉牯在梦里看到的那样，听着挖掘机的轰鸣声，慌张无措地逃往山林。
文化对话语权的争夺会导致冲突，信仰的失落成为历史的必然，但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化和外来文明无法共存。失落既是乡土信仰的尽头，也是乡土文化的新生。地域内的文化选择映射着新世纪儿童乃至成人对多元文化的态度，暗含着重塑信仰体系的文化实验，即对文化保持思辨态度，接纳精神伤痕，以求蜕变与新生。作品中呈现出的思辨态度正是一个典例，一边是乡民不断涌入城市，如果“文明”真的没有瑕疵，那么壮壮和张奇卖了摩托车的一千一百块钱就不会被偷，反倒是他们尽力逃走的乡村，乡民彼此间会互相照应;另一边，在全村人都信仰神树的时候，菊朵却发出了疑问，被砍下来的红枫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真的能保佑全村人吗？失落的乡村信仰也是民族精神上被文明割裂的伤痕，而修复、重塑信仰的希望正在儿童身上。感受到土地意义的壮壮决定跟着爷爷下田犁地，一边上学一边学习编制竹篮的手艺;莫来感受到石月亮的神秘，也决心传承李爷爷的银匠手艺，成为一名真正的“小银匠”。鬼神的哀鸣与摩托车的突突声能够合鸣，精神的伤痕也能够在痛苦中迎来新生。
三、现实与浪漫——苦难下的儿童
历史的前进与家国的蜕变是曲折而痛苦的，在曾经的“伤痕”文学中，本该有着鲜活气质的儿童却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失去了儿童应有的特性。邓湘子一改“伤痕”文学中具有“改造”与“代表”价值的儿童形象，在苦难生活下还原了孩子应有的面貌，凸显了历史伤痕环境下乡间孩子的坚韧心性与乐观态度。
在补白的历史中，真实的乡村生活得到了还原。不同于城市里优渥的生存条件，乡村常常陷于艰苦之中，交通不便、就医困难、物质资源匮乏等都是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条件下，乡间的孩子大多懂事自立，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接受残酷的现实与残破的世界，在土地上孕育了不屈的品性。菊朵看望外婆时独自一人翻山越岭，宝贵的猪油上爬过的黄蚂蚁也爬在了菊朵的心上。得知外婆病重在床，她主动承担起各种农活，跟着邻居福阿婆去祭拜红枫坪的神树，天天飞跑到戴医生身后请他给外婆打针，受了不少的白眼。生活在城市的男孩儿耘夫和妹妹纯玉因为父母受到政治迫害来到乡下投奔舅舅，从城里带来的唯一的红皮笔记本里写满了生存的经验，更写满了对生活的不屈。“日记里记了许多能吃的东西，还画了好多图画”“记了纯玉在哪家吃了什么，记了他自己借了王志平一支钢笔，借了李文虎半瓶墨水。”[4]155这个带着城市印记的孩子凭借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在山村生活，在死前仍记得对他和妹妹有恩的人。女孩儿小溪更是接二连三地经历了亲人的离世，自己也因为长辈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于童真的懵懂中渐渐触碰到了生活的模样，领略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乡间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儿童的天性并未因此磨灭。挖葛根、扎风车、作手枪、摘杨梅、放牛犁地等乡间活动随处可见。在乡村儿童的世界中，病痛意味着磨难，死亡更是一件可怖的事情。然而孩子们的身上从未出现过消极和悲观，相反，他们每一个人都以乐观与坚强面对着一切灾祸，以自己善良純美的心灵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真实的生活经验中不断充实自己的人生。生于乡土大地的儿童从土地中获取了弥足珍贵的生命体验，凭借自己能干的双手和坚韧的心性对抗着上天降下的苦难。儿童们在探索中汲取生活的乐趣，从土地中获取了扎实的生活经验。“成长就不仅是向社会生成，还要达到个体的健全、充实与完满。”[10]邓湘子编织了一副现实与浪漫交织的画卷，传递出“以善为美”“以真为美”的观念，补白了儿童个体缺失的“成长”因素。
“儿童文学不止是写给儿童的”“文本隐含的真正的成人读者比法定的儿童读者懂得更多。”[11]儿童的欢乐画面中掺杂的苦难生活正指向了背后成年人视野中的压抑与残酷。壮壮因为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里丢了钱才满身尘土地回到乡间，耘夫来到乡下是因为父母受到了无情的政治批斗，让小溪颠沛流离的本家人更是因为时代不幸养成了欺软怕硬的性格。儿童的美好与成人的艰辛共同构成表征与内里，一同指向了伤痕累累的时代。苦难下的儿童为新世纪的儿童注入了生命应有的历史重量，在新世纪的文学视野下重新诠释了何为“家国”、何为“历史”，更教会了儿童应当直面伤痕与苦难。
邓湘子的伤痕叙事从身体到精神、从小我到家国，以伤痕话语诠释了现实的乡土社会，包含了“对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折射，间接地指向国家制度、社会伦常，以及人的生存困境、人生信念、精神追求等方面的问题”[12]。儿童文学要有对应的质感，乡土能给予儿童的是扎根在土地中的优秀品质、无条件的精神信仰以及曾经承载的历史伤痛，“对童年的意义而言，也是种精神的补白”[13]。
参考文献：
[1]沈杏培.“巨型文本”与“微型叙事”——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儿童视角叙事策略的文化剖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3）：49-55.
[2]汤素兰.王勇英：构建自己的文学之城——王勇英新作《巫师的传人》评析[J].南方文坛，2016（3）：130-133.
[3]邓湘子.蓼花鼎罐[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4]邓湘子.像风一样奔跑[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5]汤素兰.中国儿童文学中儿童观的多重面相与当代使命[J].中国文学研究，2014（1）：110-113.
[6]张宝金.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7]易瑛.人类童心的开掘与民族文化的重建——论当代寻根作家与巫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2015（4）：115-118.
[8]邓湘子.牛说话[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16.
[9]邓湘子.石月亮与小银匠[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10]吴其南.走向澄明──新时期少儿文学中的成长主题[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10-16.
[11]吴其南.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给儿童的——关于儿童文学中“双隐含读者”问题的探讨[J].昆明学院学报，2013（Z1）：1-4，24.
[12]邱诗越.表征与同构：身体症状与国疾民瘼——以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疾病书写为中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324-330.
[13]吴振尘.《牛说话》：生态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新表达[J].文史博览（理论），2016（6）：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