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陈建新的家庭环境一般，就读的小学中学都并非名校。而时至今日，他已经在香港大学拿到了本硕博学位，还在澳门大学担任政府和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进行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与分析。在他看来，个人的发展历程与香港、澳门的历史发展是紧密结合、无法分割的。
　　如今，陈建新在澳门大学的教职时间即将走过第十四个年头，回望过去时光，他不仅感慨万千，也对未来充满憧憬。

生于香港，工作在澳门

　　南都周刊：看您的履历，发现无论是您的个人成长经历，还是研究学科跨度都很大，是什么造就了您这样的个人发展方向呢？
　　陈建新：这与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我是在香港公屋出生的，当时家里不算太有钱，父母给自己选学校也主要看是否便利，学校有没有负责接送上下学。因为小学、中学都不是名校，当年很多老师都觉得，我们应该是很难考上大学的。
　　有可能基于此，我从小就对人在社会向上流动有一些较深的感受。因此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也比较集中在社会政策。
　　在我读书的年代，进入大学前要经历两次会考，第一次叫中学会考，第二次叫高级程度会考。在香港中学会考是非常残酷的，很多时候可能一个班级只有3个人可以从高中升上预科。有鉴于此，我第一次知道社会是这么残酷，也因此坚定要发奋读书的信念。
　　当时考进港大后，同学大多数来自名校，自己不是名校出身，压力还是挺大的。自己最开始选择了社会科学学科，压力虽大，但自己还是想双选修一个统计。
　　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快就觉得自己要继续完成硕士课程，选择继续进修。反倒是后来一开始没有想过要读博士，只是想着完成硕士课程就出来工作。然而天不遂人愿，毕业后遇到1998年亚太金融风暴，香港整个经济环境都不好，恰好此时硕士导师建议我回港大读博，考虑到获取港大博士学位对未来发展有帮助，就于2002年正式进入港大读博。
　　2003年的时候，香港澳门都走到经济最低谷时期，当时香港刚经历完非典时期，自由行也刚刚开放。后来毕业的时候恰好遇到这种契机.我就找到了澳门大学的这份工作。
　　南都周刊：当时为什么没有考虑在香港找工作，而是去了澳门？
　　陈建新：2004年，澳门大学出了招聘新闻，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鼓励我大胆尝试，然而，我还是很努力找了好久才发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当时香港、澳门经济形势不好，博士生导师认为能拥有一份正式、长久的工作很重要，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澳门大学的教职工作，并且一直干到现在。
　　南都周刊：您当时来到澳门大学时，感觉香港人选择留在澳门的是多数还是少数？
　　陈建新：刚进入澳门大学时，同事都是来自香港居多，客观来说，澳门大学的工资很有吸引力，而且征税税率也很低，在当时还是很吸引全世界人才的。但过了一两年后，澳门大学就开始减少聘用香港人，我是所在学系最后一个招聘到的香港人。
　　南都周刊：在您刚来澳门时，感觉到澳门与香港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呢？
　　陈建新：实际上澳门在正式回归前，很多人并不是太了解这个地方。我在澳门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里，和一些本土的澳门人交流，他们表示如果别人问自己是哪里人，他们很可能会回答自己是香港人，毕竟香港与澳门的文化很接近。但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不应该拿今天的澳门与当年的澳门进行一个比较。
　　当年的澳门在赌权开放前，给外人的印象是很模糊的，我自己也是亲身印证了这个转折点。

　　我进入澳门以来，强烈感觉到澳门的社会文化氛围与香港有很大差别，澳门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很浓烈的，很多人都愿意互相帮忙。譬如说我今天出席了一个论坛，论坛上有人知道我有从事某方面的研究经验，就会主动提出邀请我帮助他做这一部分的演讲，很有趣。
　　澳门有非常多的社团，譬如我自己是潮汕人，但在香港从未进入潮州同乡会，而我来澳门以后，很快就被人拉进潮州同乡会。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做社会研究的社团，我通过参与这些社团认识了很多澳门的朋友，同时又帮助社团做了不少研究。
　　时至今日，我与澳门社团之间已经很难分离，很多研究都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未来让我突然离开澳门，我可能会感觉之前所做的研究会在刹那间散了的感觉。
　　南都周刊：您在澳门工作已经将近14年，澳门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您留在这里呢？
　　陈建新：我工作的学系叫政府與行政学系，实际上与澳门特区政府有不少交集，我每年都会参与大概两个政府的研究项目。与此同时一边教书、一边写文章，这使得我在澳门的生活非常充实。
　　后来，澳门特区政府开始面向澳门居民派发现金，在这种情况下，我妻子建议我申请澳门的身份证。我于2009年领到了澳门非永久居民身份证。
　　有了该身份证后，我开始更快速地融入澳门这个圈子。在拿到身份证两周后.我参加了澳门社会保障学会，当时的理事长恰好要退任，因为我自己所做的研究方向和拥有了澳门非永久居民身份，就被推举担任新的一任理事长，一直做到现在。
　　南都周刊：在澳门大学这边教书多年，感觉澳门大学在学科发展上是否更加成熟了？
　　陈建新：我个人感觉是，刚来澳大时生源是比较少的，本科只有30个人，到现在，我们本科每年收生有80人左右。人变多了，自然变化也是多的。我们学系招聘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教学内容或者说碰撞方面也变多了。
　　澳门大学无论是学科还是搞活动，也跟我刚来时很不一样，我记得刚来澳大的时候，当时的老板强调澳大是一间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但今天呢，我也相信这是环境趋势吧，澳门大学要转型成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大学。现在更加看重学术研究了，甚至会明文规定是要看一些科研成果的，否则教职人员就会比较难升职。

澳门生活体验

　　南都周刊：您之前提到会与澳门特区政府有不少交集，在这些互动的过程中，您是否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陈建新：总体来说，澳门的官员都能够平和、理性和大家一起探讨问题，这点与香港很不一样，香港的官员给人感觉更偏向精英阶层，相对比较严肃一些。
　　我来了澳门感触很深的是，官员在开会时与大家都是有说有笑的，就像是朋友，大家共同做一个研究，同坐一条船，共同出力，这种氛围和香港、台湾甚至是内地都很不同。
　　而且，澳门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很多时候即使到街上喝一碗糖水都会遇到官员，然后大家都会主动打招呼、问好。
　　在澳门，可能不少官员也会自己搞社团，很多公务员或者是官员自己就是一些社团的领导或者代表，平时当大家以社团身份去接触时，如果你没有留意某个人的背景，未必会察觉到这个人原来是当官的，而且官位还不小，这是个挺有趣的情况。
　　在澳门大家也会比较随意一点，我感觉。平时在香港遇到的官员都是西装革履的，但我在澳门接触到的官员，在衣着上都比较随意一些，给人感受到其实大家都是平民百姓，都只是想为澳门做点什么的感觉。
　　南都周刊：您在澳门的出行方式主要有哪些呢？在澳门生活这么多年您是否留意到澳门的一些变化？
　　陈建新：变化其实是挺大的。我记得第一次来澳门大学上班是搭乘公交车，而这趟公交车足足绕了澳门半岛走了45分钟，而实际上在澳门半岛上的一边步行到另一边只需40分钟。
　　当时这趟车绕路绕到我都害怕了，我就赶紧去问司机，是不是真的会开到澳门大学。司机明确告诉我这趟车会开到澳门大学，我才放心。后来才知道因为公交车路线少，这趟车就是需要绕来绕去。后来澳门成立交通局，就慢慢看到一些初期没有的巴士路线逐渐多了起来。
　　一开始我住的地方靠近澳门大学，但后来因为澳门楼价升得很快，连带租金都水涨船高，我就只能从氹仔搬到现在的十月初五街旧区这边住。
　　氹仔相对于旧区规划要更优越，但在旧区这边。反而人情味更浓厚。比如我时常光顾的楼下一些餐馆，老板顾客之间都很熟悉，也会相互打招呼。我在澳门经历黑格比台风、天鸽台风、山竹台风的时候，感受到澳门人的邻里关系真的是挺好的，灾难发生时大家都会相互帮助。
　　我住在旧区，上班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老人家，但即使他们自己行动不便，依然会主动让路让我先走，相处起来非常舒服。我的房东也很友善，居住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房东，往往这时候他穿着一双拖鞋就过来帮我解决问题，我感觉在澳门居住挺舒服的。

未来的安排

　　南都周刊：您长期在澳门工作和生活，那您的家人是什么安排，未来是否可能来到澳门？

　　澳门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很多时候即使到街上喝一碗糖水都会遇到官员，然后大家都会主动打招呼、问好。

　　陈建新：我太太现在是全职家庭主妇，而女儿还在香港上中学，但是因为近期香港发生的事情较多，接下来可能会考虑把妻子、女儿接到澳门这边生活和学习。
　　近期出了一个研究结果，发现原来澳门的基础教育是比香港更好的，这个可能会加速把她们接到澳门生活的考量。我自己有询问身边的朋友或是一些学生的意见。看他们对某个学校的评价如何。
　　我本人也在大学教书，当看到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也会找借口问他们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通过各科考察心里大概能分辨出哪些学校的整体水平是不错的。
　　当前我太太转到澳门生活的意愿比我更加强烈，我们判断香港未来想要恢复到原有的整体水平大概需要十年八载才能復原，但过了这段时间，女儿恰好是大学毕业寻找工作的阶段，我们不希望她到时候一出社会就要面对这个困境。
　　南都周刊：那您女儿会喜欢在澳门上学吗？
　　陈建新：我蛮庆幸的是，女儿打乒乓球还是挺厉害的，机缘巧合之下，她在香港教她打球的私人教练把我女儿介绍给他在澳门的师兄弟认识，然后从澳门这位教练口中得知在澳门这边有一些乒乓球的公开赛，就算是在香港读书的学生也是可以参加的。
　　于是女儿就每年都尝试，庆幸的是她每年也能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逐渐变得有理由能够代表澳门出去比赛。我女儿参加过两届在上海举办的东亚儿童杯，刚刚才参加在山西太原举办的儿青会，也都是代表澳门去比赛。
　　南都周刊：那么是否可以说，澳门回归以来的发展历程与您个人的发展历程是紧密结合的？
　　陈建新：我相信每个人的故事一定是紧跟大时代的发展，我也相信可能比我更早进来的人，他们见证的东西与我见证的东西又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