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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上海文艺界举行团拜。当天97岁的孟波老来到现场，不由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欣喜，上海市文联原党组书记陈清泉、李伦新，市文联上届主席吴贻弓等纷纷向孟波致意。作为小字辈的我也上前问候，孟老告诉我，天气寒冷，年事过高，不久前他住进了医院，今天闻讯文艺界同仁在此聚会，不甘寂寞的他特意请假从华东医院赶来和大家一起共度佳节。他还告诉我，每期《上海采风》如时收到，认真拜读，并说，改刊后杂志办得不错，希望办得更好，更受欢迎。我知道，孟老是与聂耳、冼星海等同时代的人，是当时许多民族最强音的缔造者之一，沪上硕果仅存的作曲家。同时，他又是建国后上海许多重大音乐和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见证了上海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几天后的下午，我如约来到华东医院。孟老精神很好，而他的记忆更好。他不仅记得冼星海当年在上海的住址，还清楚地述说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后，上海音乐人为其创作挽歌的情形，当年鲁迅出殡时唱的挽歌，他依旧能诵吟哼唱。面对这位前辈，我油然而生钦佩之心，他述说着已经远去的岁月，而每个时代的战歌和颂歌又一次次回响在耳边。
抗日救亡，唱出民众最强音
孟波，1916年生，江苏常州人。他的家在江阴码头附近的一条叫浴堂弄的小巷里。父母生有九个孩子，孟波排行老七，因为贫穷，他七岁上小学，第二年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
浴堂弄内有家澡堂，洗完澡的工人们高兴时就扯开嗓门唱小曲，有腔有调，十分动听。夏天，工人们三三两两来到河边拉琴唱歌，这时孟波跟着到河边。那优雅的琴声，动听的歌声，引得他也试着吹起笛子和萧，合着他们的调尽情欢唱。
孟波13岁时，一个不幸消息让他离开了家乡来到上海。原来在上海打工的三哥因送货不慎掉入了黄浦江，于是，他顶替三哥只身来到“握井誊写堂”当学徒。他经常踏着比他身体还高的送货车穿行于大街小巷。在他单调乏味的学徒生活中，店铺里的一架旧风琴为他增添了色彩。晚上，别人走了，看店的他就坐在琴边学奏起来，《苏武牧羊》《满江红》《寒宫秋月》，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曲子在他的指尖下流淌。
就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孟波慢慢成长。而不久，日本军国主义者却把魔爪伸进了中国，在国土沦丧的时刻，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等一首首雄壮豪迈的歌声激励并鼓舞着他加入抗日的歌咏活动，从为大众教歌开始，继而自己也写歌作曲，汇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5年，孟波结识了吕骥、冼星海等人，并成为上海歌曲协会、歌曲研究会、业余合唱团的主要成员。当时，上海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仁安坊7号冼星海的家成了这些音乐人聚会的地方。孟波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常常来到这里，和吕骥、任光、沙梅、麦新、孙师毅、安娥、周钢鸣、周巍峙等词曲家们探讨当时音乐上的问题。
这年秋天，孟波开始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教歌。他的上课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孟老师，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些歌曲呢？”女工们的要求被冼星海知道了，便鼓励孟波大胆地创作。
“登啦乡下日脚苦勿过，拼死拼活总归肚皮饿，无没法子想，跑来寻工做，啥人晓得格能苦，一日要做十几个钟头，做得腰酸骨头痛，眼睛又红又肿，勿敢打瞌睡，为啥拿摩温邪气凶……弗曾开口心里难过，叫声诸位兄弟姐妹，我伲是好人，既没犯啥罪，为啥要叫我伲吃亏……”这是沪西纱厂工人自己编写的歌词，用的是上海方言，控诉了帝国主义、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孟波为这首工人自编的词作了曲。女工们每唱这首歌时，总含着眼泪，歌声一停，就响起高昂的口号声，因为她们感到这首歌唱出了她们的心声。此歌曲很快在上海工人中流行。孟波回忆说，当时是工人们的斗争精神感动了他，他只不过是他们的心声记录者。后来，孟波还创作了《工人读书歌》《长工歌》《自卫队歌》等歌曲。
1936年，孟波与麦新先后编辑出版了三集当时最有影响的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新音乐丛刊》，在抗日救亡的大洪流中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刻钢板、印歌纸，组办立信音乐训练班、培训歌咏团骨干。
抗战前夕，东北已沦陷数载，华北也将不保，而当时的蒋介石却发表演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妄图扑灭民众要求抗战的怒火。孟波闻讯，怀着满腔悲愤，决定以歌针锋相对——
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
土地被抢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
祖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
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
这是孟波和麦新合作创作的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此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抗日歌曲之一。1938年我国中山舰遭到日寇轰炸，在舰艇缓缓下沉，即将沉船时，全体官兵英勇就义前高唱的就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此歌广有影响，传唱至今，后在《西安事变》《血战台儿庄》《流亡大学》等电影中被选作为主题歌和插曲。
送行鲁迅先生的日子里
1936年10月19日晨，一代文豪鲁迅先生因肺结核在上海病逝，一双敏锐的眼睛永远地合上了，一颗为民族命运牵挂了一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孟波十分悲痛。
孟波回忆说，“我见到过鲁迅，但没打招呼，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当年，孟波住在宝山路上靠近虹口公园的哥哥家里，有事没事经常去公园里玩。当时他不知道，此时的鲁迅先生一家住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离虹口公园很近。鲁迅和许广平经常去公园散步，也经常去附近的内山书店。1932年春天，孟波去虹口公园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没错，是鲁迅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因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所以还是认识的。他跟许广平坐在公园里的一个木条椅子上，两人谈着什么。”时隔多年，孟波对见到鲁迅先生的那一幕至今印象深刻，“鲁迅个子不怎么高，也比较瘦。” 现在留下的另一个深沉的记忆，则是4年后鲁迅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天。那天，孟波和上海词曲作者协会的成员张庚、陈凝秋、任钧、吕骥、周钢鸣等纷纷来到福履理路冼星海家里，“大家一边流泪，一边写挽歌”。
“哀悼鲁迅先生，
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来争生存！”
（钢鸣配词、任光曲）
“你的笔尖是枪尖，
刺透了旧中国的脸；
你的声音是晨钟，
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
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你不曾退后，
擎着光芒的大旗，
走在新中国的前头！”
（张庚词、吕骥曲）
“天空中殒落了一颗巨星，
黑暗中熄灭了一盏明灯，
伟大的死者啊！
你的名字已经变成后来者的路标！”
（任钧词、星海曲）
孟波说，由于当时时间紧促，考虑到一些刚写的挽歌过于难学难唱，只能弃之不用。最后，大家决定用当时已经耳熟能详的《打回老家去》（任光曲）这首曲子，重新填词（用周钢鸣的词），作为鲁迅先生葬礼上的挽歌。挽歌写出后连夜到虹口一个小弄堂的印刷厂印，传单式的歌谱印了两千多张，可葬礼上仍不够用。
孟老在医院当场哼唱起那首曾被万人传唱的《鲁迅先生挽歌》：“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是新时代的号声……”嗓音虽轻声、颤巍巍，但依然清晰。
跟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孟波参加了鲁迅先生葬礼的全过程，还发起组织挽歌队，为敬爱的先生送行。“大量群众自发参与进来，边唱边哭。在泪眼朦胧中，我们看到一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绸子覆盖在鲁迅先生的棺木上。”他似乎又回到了77年前为鲁迅先生送行的那个日子。
延安窑洞里喜结连理
1940年春，孟波参加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团长。他既带领全团演出工作，还兼任合唱指挥。他曾指挥过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受到广大官兵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演歌剧时，他又兼当乐队的演奏员，当年学的乐器全用上了。
难得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孟波仍坚持歌曲创作。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一边行军，一路构思，记下了许多歌词。到了晚上，别人睡觉了，他坐在床上，酝酿旋律，谱曲创作，写好后唱给大家听，听取意见。就这样，这个时期，他先后创作了《反扫荡》《文化战士之歌》《我们的岗位在前哨》《中华民族好儿女》《流浪者之歌》等歌曲。特别是《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很快在新四军中流传（后来成为电影《东进序曲》的主题歌）。
1942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年月，日寇再次扫荡苏北解放区。党为了保存文艺工作者的力量，孟波同何士德、贺绿汀等新四军音乐家被送往延安。经过了9个月长途跋涉，他们到了延安。孟波受任为延安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戏剧音乐系资料室主任和研究员。
说到这里，我们得提一提，比孟波早到延安三年，还有一位被大家称为“晋察冀军区的金嗓子”的歌唱演员，她就是严金萱。两年后，她在这里与孟波相遇。这位祖籍贵阳、1938年就担任贵州省工委交通的女共产党员，1939年来到延安，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在晋察冀军区冲锋剧社、中央管弦乐团里担任独唱和歌剧演员。她在大型歌剧《兰花花》中饰演兰花花，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她还在《黄河大合唱》中，独唱《黄河怨》，悲壮的歌声，唱得台下二三千观众边流泪边鼓掌。
1945年3月，严金萱奉聂荣臻司令员的调令，回延安鲁艺学习。在晋察冀已小有名气的严金萱到鲁艺后，学校安排她举行独唱表演，受到鲁艺师生的欢迎和鼓励。就在这次音乐会上，台上的严金萱演唱着《送夫去参军》《黄河怨》等一首首当时的流行曲，台下的孟波被一阵阵歌声所打动，顿生好感。
而当严金萱知道，1937年她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时常唱的那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歌曲的作曲者，就是自己的老师孟波时，激动得引起了心灵上的共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得到这一消息，整个延安沸腾了。延安的桥儿沟，青凉山，山上山下人头涌动，万民欢呼：“中国胜利了！”“祖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欢呼声连成一片。孟波和鲁艺师生一起，高兴得把自己的棉被中的棉花掏出来扎成火把，洒上灯油，点了起来。山上山下一簇簇火把，现出万道红光，把夜晚照耀得如同白昼。歌声震荡着山谷。为欢庆胜利，大家狂欢到深夜，并不约而同地向延安城进发，往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进发。孟波匆匆地赶到队伍前面找到了严金萱，高兴地对她说：“这下可好了，抗战胜利了，接着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
“是呀！是呀！”严金萱高兴地回答中，两人的手牵在了一起。
第二年元旦，孟波和严金萱在延安窑洞中举行婚礼。窑洞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墙上张贴着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写的条幅：“波澜无二致，萱草可忘忧”。老乡们送来了许多大红枣摆在桌上、床上。鲁艺留守部的师生们参加了婚礼。同学们一路上敲锣打鼓，从学生宿舍把严金萱的铺盖搬进了孟波的窑洞。《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卢肃当证婚人，新房里歌声、笑声闹成一片。
只可惜远在上海、重庆、常州的孟波母亲和兄妹们没能看到这喜庆的场面。三年后，上海解放了，为革命离家近20年的孟波终于回家了，孟波夫妇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回到上海，此时父亲已病故离开人世10多年了。
为传世之作《梁祝》出谋划策
新中国诞生后，孟波历任中国音协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上海市文化局、电影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他任职年代中，他积极提倡民族音乐，培养、扶植新人、新作品。大家称他是个爱才的人，而身为上海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又充分显露出他作为一代社会活动家的智慧和大气。 1959年5月27日下午，上海兰心大戏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奏响了中国交响音乐民族化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礼赞。半个世纪来，国内《梁祝》协奏曲的唱片发行量已突破千万。国人称它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交响乐”，国际上誉它为东方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在“化蝶五十年”时，大家没有忘记，孟波正是传世作品《梁祝》的组织策划者。
1958年初秋，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师生提出“解放思想，大胆创作”的口号在校园里激起一阵阵波澜。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争论后报送3个题材送校党委审查：1、“大炼钢铁”；2、“女民兵”；3、“梁祝”。当时，同学们主要想选择的是1、2，第3个题材只是凑数。想不到，时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孟波，却在表现爱情的“梁祝”旁，打了勾。作曲之一的陈钢回忆说，现在想想，在大家唯恐主题不昂扬、不激进的特定时期，他偏偏勾了一个柔性题材，不仅显示了一种魄力，还冒了很大风险。没有他那么一勾，就没有《梁祝》了。
这一明智“选择”，绝非偶然。孟波回忆说，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并非政治上先知先觉当时就识破“浮夸风”，也并非像有些人说的起初就有背景人物的支持，而是他自己也作曲，懂得音乐。他知道，小提琴特性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题材。而越剧《梁祝》本是一部委婉动人的爱情剧，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越剧《梁祝》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是，《梁祝》作曲者之一的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二胡演奏员，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只有音乐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好。
当然，那时的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对这一点，孟波十分清楚。为了搞好这次创作，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推荐了作曲系四年级的高才生，他就是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就此“联姻”，与“蝴蝶”同时成对高飞。
孟波决定调用陈钢的时候，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不仅“识才”、“用才”，还敢“护才”。
《梁祝》协奏曲的最初稿，写了相爱、抗婚、投坟这几个段落。在音乐学院办公大楼里首次试奏，那时曲中没有“化蝶”，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殉情为止。一曲终了，在场的领导和师生觉得“憋屈”。孟波及时提出，要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些，再亮些，应该要写“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之前，实验小组的成员觉得化蝶有宣传封建迷信的嫌疑，孟波为之解释说：“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根据这个意见，试验小组着手修改、完善。于是，《梁祝》有了现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化蝶”。作为交响乐的艺术形态，在音乐结构上达到了首尾呼应与一气呵成，并使协奏曲的主题有了一个升华。评论家称“化蝶”为全曲“点睛之笔”、“灵魂所在”。当《梁祝》在世界各地奏响时，孟波这位幕后领导真的功不可没。
春天为寄托的音乐节——“上海之春”
为庆贺国庆十周年，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同台演出的还有好几部新创作的民族化的作品。这次展演活动的全称是“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作为展示和检阅上海年度音乐和舞蹈创作成果，“展演月”的成功，给当时音乐、舞蹈界的领导者们以莫大的鼓舞，于是不少人建议，这样的演出最好能固定下来，应每年举办一次。
这个建议，使孟波想起1956年，他时任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期间，曾发起组织举办的“中国音乐周”活动，该音乐周曾选择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及其作品来排练演出，当时全国各省市来京参加的音乐工作者达4500余人。孟波根据“中国音乐周”的经验，结合上海情况，拟举办以上海城市为依托、并以春天季节为寄托的音乐节，以此来推动音乐创作、评论，促进新的人才成长。春天，象征着美好、万物复苏和欣欣向荣，“上海之春”是最恰当的名字。此意见上报上海市委后得到批准，成立了以孟波为主任，贺绿汀、丁善德、钟望阳、黄贻钧为副主任的“上海之春”音乐节常设机构，同时决定将南京大戏院改建成上海音乐厅，作为《上海之春》的主要演出场地。
1960年5月，当“上海之春”的第一声乐音在上海音乐厅奏响时，正式以“上海之春”的名字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上海之春”这一演出舞台，曾推出了数量相当可观、少说也有六七百部（首）以上的新作品，其中一批作品已经在我国音乐史、舞蹈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或成为传世之作。如久演不衰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何占豪、陈钢）、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吕其明），还有交响乐《长征》（丁善德）、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瞿维）、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王云阶）、交响乐—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朱践耳）、第一交响乐《东方的曙光》（施咏康）……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等诸多脍炙人口的中国音乐舞蹈名作。几代人接力传棒的作曲家创作队伍，一批批不断走向成熟的音乐舞蹈表演人才，以及通过这个节庆而集聚起来的团体、院校、场所和人气，为音乐舞蹈事业镌刻深深印迹，也为上海城市和中国文化留下回荡余音。
使孟老感到欣慰的是，在上海音乐人的努力下，“上海之春”已经成为上海的城市名片和重要的音乐品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新中国音乐五十年发展的厚重步履与历史文脉。在出人出作品的同时，他更愿“上海之春”给上海人民带来快乐和享受。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由来和诞生
1964年10月2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东方红》作为歌舞史诗巨作，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东方红》成为艺术的经典，音乐的永恒。说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由来和诞生，孟老告诉我，还真与上海文艺界有关。 那是1964年6月，上海正在举行第五届《上海之春》，并演出有3000人参演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陪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上海。一下了飞机，陈毅就问孟波：“你们有什么新节目招待国宾？”孟波介绍了正在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陈毅说：“那好嘛，就拿这个节目招待。”孟波说：“只是演出场地在文化广场，那里条件很差，座位是用木条钉的长椅子，天气热，观众有一万多人。”陈毅说：“条件差没有关系，观众多，就让外宾看看我们的观众嘛。”
于是，孟波就着手准备，不仅向演职员作了动员，还布置在场内摆了一些冰块、电风扇，以调节空气和温度。当晚看演出时，出乎意料，外宾反映强烈。演到《扬子江暴风雨》一场时，码头工人背着笨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外轮上搬运，悲愤地唱出：
成天流汗，成天流血，
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洋房来，
搬那！搬那……
悲壮的歌声中，洋人监工用皮鞭抽打着码头工人，工人们和附近群众奋起反抗，全厂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卡瓦瓦等贵宾也鼓起掌来。他说：“中国人民和我们一样，也曾深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我们真是受苦受难的兄弟。”陈毅说：“共同遭遇使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成为真诚的朋友。”说罢，两人紧紧握起手来。
第二天，陈毅对孟波说：“卡瓦瓦副总统等看完演出后非常激动，你们这台节目为我们开展外交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今年10月1日是我国建国15周年，许多国家的重要外宾都要来北京。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文艺节目来招待他们。今天看了你们的大歌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这要比我们印发许多宣传品更有效。当然，有些地方还要改进，是否可以作为国庆招待晚会的演出，必须请周总理来决定，我可以找机会请他审定。”
7月中旬，上海市委接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从仰光来电，说他们出访东南亚回京途中，在昆明稍做停留后直飞上海，要观看3000人参演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为此，上海市委专门召开会议，各方面进行了紧急动员。
孟波清楚地记得，13日那天气温特别高。文化广场不仅没有空调，电风扇也不多，屋顶是铁皮盖的，太阳一晒热气留在场内，简直就像个大蒸笼。他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现场商量，如不降温，实在无法演出。于是当即决定从各单位借调200多台电风扇，急运几十吨大块冰块放在前后台，还用消防救火车不断地向屋顶喷水。经过努力，场内温度有所下降，但仍有33度左右。
演出前10分钟，陈毅副总理陪同周总理来到文化广场。一见面，陈毅对孟波笑着说：“我讲的话兑现了，今天总理亲自来审定，看看这台节目能不能作为国庆招待晚会的演出。”
演出开始，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认真仔细地观看，并边看边问。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夜里11点，孟波和艺术指导许平马上赶到文化俱乐部，倾听领导意见和指示。
周总理顾不上休息，孟波等一到，就说开了：“我来之前已听陈老总介绍，这台大歌舞不错，外宾看了反映很好，所以今天特地来上海看一看。刚才看了演出，还没有很好地思考，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回北京，只好先谈一点印象吧。”周总理肯定了这台节目，但直言它的不足之处，“这台节目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气势宏伟。你们选择了不少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歌曲，听起来很亲切。有些场次如‘飞夺泸定桥’等的舞蹈设计得不错。可是你们没有着力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缺陷。另外，历史的跨度太长，是否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可以了。建国以后如何写，那又是一篇大文章，得好好研究。”
周总理和陈副总理还认为，总的来说，这台节目可以作为国庆晚会的基础，但节目中涉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由谁来拍板，如何进行加工，都需要研究。陈副总理马上提议，“请总理直接领导”。
孟波回忆说，后来经商量后决定，将上海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主要编导、演员、指挥等人员调到北京，加上北京和各方面的力量，在原歌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并且定名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3个月后，在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七十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少先队业余合唱团等三千多人的努力下，以满腔热情创作并成功演出了这首革命史诗。
孟波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是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在周总理这位“总导演”的指挥下辛勤耕耘结出的硕果。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曲、配乐、朗诵词以及服装、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法的设计和确定，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智慧和心血，他常常在忙完了一天的国务之后，深夜一两点钟还赶来《东方红》剧组，和编导们一起讨论，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他都亲自参与。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会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看了5遍。
无疑，这部宏篇巨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在我们许多人的印象里，《东方红》中的旋律早已超越了其音乐自身的意义，而被沧桑的岁月和流转的时空沉淀为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动。而对于孟波来说，它是那些炽热的憧憬和纯真的年华谱写成的一页华章——让人喜悦，又令人追思。
几天后的下午，我如约来到华东医院。孟老精神很好，而他的记忆更好。他不仅记得冼星海当年在上海的住址，还清楚地述说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后，上海音乐人为其创作挽歌的情形，当年鲁迅出殡时唱的挽歌，他依旧能诵吟哼唱。面对这位前辈，我油然而生钦佩之心，他述说着已经远去的岁月，而每个时代的战歌和颂歌又一次次回响在耳边。
抗日救亡，唱出民众最强音
孟波，1916年生，江苏常州人。他的家在江阴码头附近的一条叫浴堂弄的小巷里。父母生有九个孩子，孟波排行老七，因为贫穷，他七岁上小学，第二年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
浴堂弄内有家澡堂，洗完澡的工人们高兴时就扯开嗓门唱小曲，有腔有调，十分动听。夏天，工人们三三两两来到河边拉琴唱歌，这时孟波跟着到河边。那优雅的琴声，动听的歌声，引得他也试着吹起笛子和萧，合着他们的调尽情欢唱。
孟波13岁时，一个不幸消息让他离开了家乡来到上海。原来在上海打工的三哥因送货不慎掉入了黄浦江，于是，他顶替三哥只身来到“握井誊写堂”当学徒。他经常踏着比他身体还高的送货车穿行于大街小巷。在他单调乏味的学徒生活中，店铺里的一架旧风琴为他增添了色彩。晚上，别人走了，看店的他就坐在琴边学奏起来，《苏武牧羊》《满江红》《寒宫秋月》，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曲子在他的指尖下流淌。
就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孟波慢慢成长。而不久，日本军国主义者却把魔爪伸进了中国，在国土沦丧的时刻，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等一首首雄壮豪迈的歌声激励并鼓舞着他加入抗日的歌咏活动，从为大众教歌开始，继而自己也写歌作曲，汇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5年，孟波结识了吕骥、冼星海等人，并成为上海歌曲协会、歌曲研究会、业余合唱团的主要成员。当时，上海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仁安坊7号冼星海的家成了这些音乐人聚会的地方。孟波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常常来到这里，和吕骥、任光、沙梅、麦新、孙师毅、安娥、周钢鸣、周巍峙等词曲家们探讨当时音乐上的问题。
这年秋天，孟波开始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教歌。他的上课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孟老师，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些歌曲呢？”女工们的要求被冼星海知道了，便鼓励孟波大胆地创作。
“登啦乡下日脚苦勿过，拼死拼活总归肚皮饿，无没法子想，跑来寻工做，啥人晓得格能苦，一日要做十几个钟头，做得腰酸骨头痛，眼睛又红又肿，勿敢打瞌睡，为啥拿摩温邪气凶……弗曾开口心里难过，叫声诸位兄弟姐妹，我伲是好人，既没犯啥罪，为啥要叫我伲吃亏……”这是沪西纱厂工人自己编写的歌词，用的是上海方言，控诉了帝国主义、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孟波为这首工人自编的词作了曲。女工们每唱这首歌时，总含着眼泪，歌声一停，就响起高昂的口号声，因为她们感到这首歌唱出了她们的心声。此歌曲很快在上海工人中流行。孟波回忆说，当时是工人们的斗争精神感动了他，他只不过是他们的心声记录者。后来，孟波还创作了《工人读书歌》《长工歌》《自卫队歌》等歌曲。
1936年，孟波与麦新先后编辑出版了三集当时最有影响的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新音乐丛刊》，在抗日救亡的大洪流中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刻钢板、印歌纸，组办立信音乐训练班、培训歌咏团骨干。
抗战前夕，东北已沦陷数载，华北也将不保，而当时的蒋介石却发表演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妄图扑灭民众要求抗战的怒火。孟波闻讯，怀着满腔悲愤，决定以歌针锋相对——
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
土地被抢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
祖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
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
这是孟波和麦新合作创作的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此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抗日歌曲之一。1938年我国中山舰遭到日寇轰炸，在舰艇缓缓下沉，即将沉船时，全体官兵英勇就义前高唱的就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此歌广有影响，传唱至今，后在《西安事变》《血战台儿庄》《流亡大学》等电影中被选作为主题歌和插曲。
送行鲁迅先生的日子里
1936年10月19日晨，一代文豪鲁迅先生因肺结核在上海病逝，一双敏锐的眼睛永远地合上了，一颗为民族命运牵挂了一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孟波十分悲痛。
孟波回忆说，“我见到过鲁迅，但没打招呼，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当年，孟波住在宝山路上靠近虹口公园的哥哥家里，有事没事经常去公园里玩。当时他不知道，此时的鲁迅先生一家住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离虹口公园很近。鲁迅和许广平经常去公园散步，也经常去附近的内山书店。1932年春天，孟波去虹口公园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没错，是鲁迅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因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所以还是认识的。他跟许广平坐在公园里的一个木条椅子上，两人谈着什么。”时隔多年，孟波对见到鲁迅先生的那一幕至今印象深刻，“鲁迅个子不怎么高，也比较瘦。” 现在留下的另一个深沉的记忆，则是4年后鲁迅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天。那天，孟波和上海词曲作者协会的成员张庚、陈凝秋、任钧、吕骥、周钢鸣等纷纷来到福履理路冼星海家里，“大家一边流泪，一边写挽歌”。
“哀悼鲁迅先生，
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来争生存！”
（钢鸣配词、任光曲）
“你的笔尖是枪尖，
刺透了旧中国的脸；
你的声音是晨钟，
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
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你不曾退后，
擎着光芒的大旗，
走在新中国的前头！”
（张庚词、吕骥曲）
“天空中殒落了一颗巨星，
黑暗中熄灭了一盏明灯，
伟大的死者啊！
你的名字已经变成后来者的路标！”
（任钧词、星海曲）
孟波说，由于当时时间紧促，考虑到一些刚写的挽歌过于难学难唱，只能弃之不用。最后，大家决定用当时已经耳熟能详的《打回老家去》（任光曲）这首曲子，重新填词（用周钢鸣的词），作为鲁迅先生葬礼上的挽歌。挽歌写出后连夜到虹口一个小弄堂的印刷厂印，传单式的歌谱印了两千多张，可葬礼上仍不够用。
孟老在医院当场哼唱起那首曾被万人传唱的《鲁迅先生挽歌》：“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是新时代的号声……”嗓音虽轻声、颤巍巍，但依然清晰。
跟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孟波参加了鲁迅先生葬礼的全过程，还发起组织挽歌队，为敬爱的先生送行。“大量群众自发参与进来，边唱边哭。在泪眼朦胧中，我们看到一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绸子覆盖在鲁迅先生的棺木上。”他似乎又回到了77年前为鲁迅先生送行的那个日子。
延安窑洞里喜结连理
1940年春，孟波参加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团长。他既带领全团演出工作，还兼任合唱指挥。他曾指挥过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受到广大官兵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演歌剧时，他又兼当乐队的演奏员，当年学的乐器全用上了。
难得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孟波仍坚持歌曲创作。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一边行军，一路构思，记下了许多歌词。到了晚上，别人睡觉了，他坐在床上，酝酿旋律，谱曲创作，写好后唱给大家听，听取意见。就这样，这个时期，他先后创作了《反扫荡》《文化战士之歌》《我们的岗位在前哨》《中华民族好儿女》《流浪者之歌》等歌曲。特别是《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很快在新四军中流传（后来成为电影《东进序曲》的主题歌）。
1942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年月，日寇再次扫荡苏北解放区。党为了保存文艺工作者的力量，孟波同何士德、贺绿汀等新四军音乐家被送往延安。经过了9个月长途跋涉，他们到了延安。孟波受任为延安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戏剧音乐系资料室主任和研究员。
说到这里，我们得提一提，比孟波早到延安三年，还有一位被大家称为“晋察冀军区的金嗓子”的歌唱演员，她就是严金萱。两年后，她在这里与孟波相遇。这位祖籍贵阳、1938年就担任贵州省工委交通的女共产党员，1939年来到延安，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在晋察冀军区冲锋剧社、中央管弦乐团里担任独唱和歌剧演员。她在大型歌剧《兰花花》中饰演兰花花，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她还在《黄河大合唱》中，独唱《黄河怨》，悲壮的歌声，唱得台下二三千观众边流泪边鼓掌。
1945年3月，严金萱奉聂荣臻司令员的调令，回延安鲁艺学习。在晋察冀已小有名气的严金萱到鲁艺后，学校安排她举行独唱表演，受到鲁艺师生的欢迎和鼓励。就在这次音乐会上，台上的严金萱演唱着《送夫去参军》《黄河怨》等一首首当时的流行曲，台下的孟波被一阵阵歌声所打动，顿生好感。
而当严金萱知道，1937年她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时常唱的那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歌曲的作曲者，就是自己的老师孟波时，激动得引起了心灵上的共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得到这一消息，整个延安沸腾了。延安的桥儿沟，青凉山，山上山下人头涌动，万民欢呼：“中国胜利了！”“祖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欢呼声连成一片。孟波和鲁艺师生一起，高兴得把自己的棉被中的棉花掏出来扎成火把，洒上灯油，点了起来。山上山下一簇簇火把，现出万道红光，把夜晚照耀得如同白昼。歌声震荡着山谷。为欢庆胜利，大家狂欢到深夜，并不约而同地向延安城进发，往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进发。孟波匆匆地赶到队伍前面找到了严金萱，高兴地对她说：“这下可好了，抗战胜利了，接着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
“是呀！是呀！”严金萱高兴地回答中，两人的手牵在了一起。
第二年元旦，孟波和严金萱在延安窑洞中举行婚礼。窑洞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墙上张贴着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写的条幅：“波澜无二致，萱草可忘忧”。老乡们送来了许多大红枣摆在桌上、床上。鲁艺留守部的师生们参加了婚礼。同学们一路上敲锣打鼓，从学生宿舍把严金萱的铺盖搬进了孟波的窑洞。《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卢肃当证婚人，新房里歌声、笑声闹成一片。
只可惜远在上海、重庆、常州的孟波母亲和兄妹们没能看到这喜庆的场面。三年后，上海解放了，为革命离家近20年的孟波终于回家了，孟波夫妇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回到上海，此时父亲已病故离开人世10多年了。
为传世之作《梁祝》出谋划策
新中国诞生后，孟波历任中国音协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上海市文化局、电影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他任职年代中，他积极提倡民族音乐，培养、扶植新人、新作品。大家称他是个爱才的人，而身为上海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又充分显露出他作为一代社会活动家的智慧和大气。 1959年5月27日下午，上海兰心大戏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奏响了中国交响音乐民族化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礼赞。半个世纪来，国内《梁祝》协奏曲的唱片发行量已突破千万。国人称它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交响乐”，国际上誉它为东方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在“化蝶五十年”时，大家没有忘记，孟波正是传世作品《梁祝》的组织策划者。
1958年初秋，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师生提出“解放思想，大胆创作”的口号在校园里激起一阵阵波澜。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争论后报送3个题材送校党委审查：1、“大炼钢铁”；2、“女民兵”；3、“梁祝”。当时，同学们主要想选择的是1、2，第3个题材只是凑数。想不到，时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孟波，却在表现爱情的“梁祝”旁，打了勾。作曲之一的陈钢回忆说，现在想想，在大家唯恐主题不昂扬、不激进的特定时期，他偏偏勾了一个柔性题材，不仅显示了一种魄力，还冒了很大风险。没有他那么一勾，就没有《梁祝》了。
这一明智“选择”，绝非偶然。孟波回忆说，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并非政治上先知先觉当时就识破“浮夸风”，也并非像有些人说的起初就有背景人物的支持，而是他自己也作曲，懂得音乐。他知道，小提琴特性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题材。而越剧《梁祝》本是一部委婉动人的爱情剧，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越剧《梁祝》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是，《梁祝》作曲者之一的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二胡演奏员，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只有音乐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好。
当然，那时的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对这一点，孟波十分清楚。为了搞好这次创作，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推荐了作曲系四年级的高才生，他就是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就此“联姻”，与“蝴蝶”同时成对高飞。
孟波决定调用陈钢的时候，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不仅“识才”、“用才”，还敢“护才”。
《梁祝》协奏曲的最初稿，写了相爱、抗婚、投坟这几个段落。在音乐学院办公大楼里首次试奏，那时曲中没有“化蝶”，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殉情为止。一曲终了，在场的领导和师生觉得“憋屈”。孟波及时提出，要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些，再亮些，应该要写“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之前，实验小组的成员觉得化蝶有宣传封建迷信的嫌疑，孟波为之解释说：“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根据这个意见，试验小组着手修改、完善。于是，《梁祝》有了现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化蝶”。作为交响乐的艺术形态，在音乐结构上达到了首尾呼应与一气呵成，并使协奏曲的主题有了一个升华。评论家称“化蝶”为全曲“点睛之笔”、“灵魂所在”。当《梁祝》在世界各地奏响时，孟波这位幕后领导真的功不可没。
春天为寄托的音乐节——“上海之春”
为庆贺国庆十周年，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同台演出的还有好几部新创作的民族化的作品。这次展演活动的全称是“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作为展示和检阅上海年度音乐和舞蹈创作成果，“展演月”的成功，给当时音乐、舞蹈界的领导者们以莫大的鼓舞，于是不少人建议，这样的演出最好能固定下来，应每年举办一次。
这个建议，使孟波想起1956年，他时任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期间，曾发起组织举办的“中国音乐周”活动，该音乐周曾选择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及其作品来排练演出，当时全国各省市来京参加的音乐工作者达4500余人。孟波根据“中国音乐周”的经验，结合上海情况，拟举办以上海城市为依托、并以春天季节为寄托的音乐节，以此来推动音乐创作、评论，促进新的人才成长。春天，象征着美好、万物复苏和欣欣向荣，“上海之春”是最恰当的名字。此意见上报上海市委后得到批准，成立了以孟波为主任，贺绿汀、丁善德、钟望阳、黄贻钧为副主任的“上海之春”音乐节常设机构，同时决定将南京大戏院改建成上海音乐厅，作为《上海之春》的主要演出场地。
1960年5月，当“上海之春”的第一声乐音在上海音乐厅奏响时，正式以“上海之春”的名字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上海之春”这一演出舞台，曾推出了数量相当可观、少说也有六七百部（首）以上的新作品，其中一批作品已经在我国音乐史、舞蹈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或成为传世之作。如久演不衰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何占豪、陈钢）、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吕其明），还有交响乐《长征》（丁善德）、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瞿维）、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王云阶）、交响乐—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朱践耳）、第一交响乐《东方的曙光》（施咏康）……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等诸多脍炙人口的中国音乐舞蹈名作。几代人接力传棒的作曲家创作队伍，一批批不断走向成熟的音乐舞蹈表演人才，以及通过这个节庆而集聚起来的团体、院校、场所和人气，为音乐舞蹈事业镌刻深深印迹，也为上海城市和中国文化留下回荡余音。
使孟老感到欣慰的是，在上海音乐人的努力下，“上海之春”已经成为上海的城市名片和重要的音乐品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新中国音乐五十年发展的厚重步履与历史文脉。在出人出作品的同时，他更愿“上海之春”给上海人民带来快乐和享受。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由来和诞生
1964年10月2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东方红》作为歌舞史诗巨作，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东方红》成为艺术的经典，音乐的永恒。说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由来和诞生，孟老告诉我，还真与上海文艺界有关。 那是1964年6月，上海正在举行第五届《上海之春》，并演出有3000人参演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陪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上海。一下了飞机，陈毅就问孟波：“你们有什么新节目招待国宾？”孟波介绍了正在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陈毅说：“那好嘛，就拿这个节目招待。”孟波说：“只是演出场地在文化广场，那里条件很差，座位是用木条钉的长椅子，天气热，观众有一万多人。”陈毅说：“条件差没有关系，观众多，就让外宾看看我们的观众嘛。”
于是，孟波就着手准备，不仅向演职员作了动员，还布置在场内摆了一些冰块、电风扇，以调节空气和温度。当晚看演出时，出乎意料，外宾反映强烈。演到《扬子江暴风雨》一场时，码头工人背着笨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外轮上搬运，悲愤地唱出：
成天流汗，成天流血，
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洋房来，
搬那！搬那……
悲壮的歌声中，洋人监工用皮鞭抽打着码头工人，工人们和附近群众奋起反抗，全厂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卡瓦瓦等贵宾也鼓起掌来。他说：“中国人民和我们一样，也曾深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我们真是受苦受难的兄弟。”陈毅说：“共同遭遇使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成为真诚的朋友。”说罢，两人紧紧握起手来。
第二天，陈毅对孟波说：“卡瓦瓦副总统等看完演出后非常激动，你们这台节目为我们开展外交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今年10月1日是我国建国15周年，许多国家的重要外宾都要来北京。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文艺节目来招待他们。今天看了你们的大歌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这要比我们印发许多宣传品更有效。当然，有些地方还要改进，是否可以作为国庆招待晚会的演出，必须请周总理来决定，我可以找机会请他审定。”
7月中旬，上海市委接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从仰光来电，说他们出访东南亚回京途中，在昆明稍做停留后直飞上海，要观看3000人参演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为此，上海市委专门召开会议，各方面进行了紧急动员。
孟波清楚地记得，13日那天气温特别高。文化广场不仅没有空调，电风扇也不多，屋顶是铁皮盖的，太阳一晒热气留在场内，简直就像个大蒸笼。他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现场商量，如不降温，实在无法演出。于是当即决定从各单位借调200多台电风扇，急运几十吨大块冰块放在前后台，还用消防救火车不断地向屋顶喷水。经过努力，场内温度有所下降，但仍有33度左右。
演出前10分钟，陈毅副总理陪同周总理来到文化广场。一见面，陈毅对孟波笑着说：“我讲的话兑现了，今天总理亲自来审定，看看这台节目能不能作为国庆招待晚会的演出。”
演出开始，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认真仔细地观看，并边看边问。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夜里11点，孟波和艺术指导许平马上赶到文化俱乐部，倾听领导意见和指示。
周总理顾不上休息，孟波等一到，就说开了：“我来之前已听陈老总介绍，这台大歌舞不错，外宾看了反映很好，所以今天特地来上海看一看。刚才看了演出，还没有很好地思考，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回北京，只好先谈一点印象吧。”周总理肯定了这台节目，但直言它的不足之处，“这台节目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气势宏伟。你们选择了不少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歌曲，听起来很亲切。有些场次如‘飞夺泸定桥’等的舞蹈设计得不错。可是你们没有着力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缺陷。另外，历史的跨度太长，是否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可以了。建国以后如何写，那又是一篇大文章，得好好研究。”
周总理和陈副总理还认为，总的来说，这台节目可以作为国庆晚会的基础，但节目中涉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由谁来拍板，如何进行加工，都需要研究。陈副总理马上提议，“请总理直接领导”。
孟波回忆说，后来经商量后决定，将上海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主要编导、演员、指挥等人员调到北京，加上北京和各方面的力量，在原歌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并且定名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3个月后，在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七十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少先队业余合唱团等三千多人的努力下，以满腔热情创作并成功演出了这首革命史诗。
孟波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是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在周总理这位“总导演”的指挥下辛勤耕耘结出的硕果。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曲、配乐、朗诵词以及服装、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法的设计和确定，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智慧和心血，他常常在忙完了一天的国务之后，深夜一两点钟还赶来《东方红》剧组，和编导们一起讨论，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他都亲自参与。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会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看了5遍。
无疑，这部宏篇巨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在我们许多人的印象里，《东方红》中的旋律早已超越了其音乐自身的意义，而被沧桑的岁月和流转的时空沉淀为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动。而对于孟波来说，它是那些炽热的憧憬和纯真的年华谱写成的一页华章——让人喜悦，又令人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