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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鲍勃·迪伦的歌曲一直在反对战争、不公，呼唤自由，但他从未承认过自己受政治影响。在一次颁奖礼上，喝得醉醺醺的鲍勃·迪伦曾经站起来高声呐喊：“我不分黑白，我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诗人，更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我最多只是一个独立表达的歌手……”
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正式消息终于宣布，201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摇滚歌者鲍勃·迪伦，颁奖词是“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
这个消息让全世界都觉得有点儿惊讶。
鲍勃·迪伦甚至称不上一位纯粹的作家，他的所有“文学”作品囊括起来是400多首歌词、一本没有几个人看得懂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塔兰图拉》，以及一本自传。
而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鲍勃·迪伦所获得的奖项包括十次格莱美、一次金球、一次奥斯卡以及一次普利策的特别荣誉。
与单纯的写作者相比，鲍勃·迪伦对于全世界的意义更像是一个符号，象征着激情的理想主义、任性放浪的青春岁月，以及那个充斥着热血、革命、堕落以及狂飙与启蒙的逝去时代。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有一幕至为撩人：阿甘与少年时爱慕的女孩珍妮重遇，坐在台下，看她披散着长发、仅用一把吉他遮掩着身体，在乌烟瘴气的夜总会中，缓缓地吟咏着一首歌谣。
那是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
“那些人还要活多久，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一个人能扭多少次头，假装他并没有看到，而答案正在风中飘……”
电影表现的时间段正是美国历史上狂飙突进的1960年代，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鲍勃 ·迪伦的音乐正是那个嘈杂年代永远不能磨灭的背景音。
美国的历史太短，对于这个相对年轻的、由移民构成的国家来说，那个时代，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几百年历史中最浪漫的时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的阴影已经褪去，年轻人们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崭新的时代，他们不理会这个世界曾经遭遇了怎样的重创，也不肯埋头于古老的传统中负重前行，他们蓄起长发，怀揣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者《在路上》，选择用各种各样的运动来反抗着旧有的规则以及文化，嬉皮士、垮掉的一代、历史虚无主义、亚文化、民权运动……这些标签，代表着鲍勃 ·迪伦粉墨登场的时代。
他实在是太适合这个舞台了。
1961年，刚刚20岁的鲍勃 ·迪伦从明尼苏达大学退学，提着旧皮箱、背着一把吉他走进了纽约的格林威治村。
他像一颗盐粒一样迅速溶解进了纽约的大海。
很多很多年之后，鲍勃 ·迪倫在自己的自传《编年史》中回忆道：有一次和家里人通电话，我爸接过来听，问我在哪儿，我说在纽约，世界的首都。他说，“好一个玩笑。”但这不是玩笑，纽约是一块磁铁——拥有吸引万物的力量，但拿走磁铁，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在格林威治村，鲍勃结识了一群与他一样在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笃信自由、精力旺盛，同时又充满了对时代、政治与生命的迷惘，他们聚合在在一起，很快就找到了一种迥异于父辈们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
鲍勃·迪伦。
“犹记得，在当年的格林威治村，我们将画作挂于墙上，登台歌唱，发表演讲;我们让每个夜晚都充满了爱的火焰;我们离经叛道、洞若观火，我们追求着真理、燃烧着激情，我们向世界宣告着理想，在现实的残酷中怒吼;当然，我们的生活还充满诗歌、文学和音乐。”当时鲍勃 ·迪伦的女友、同时也是他多首作品的缪斯女神苏西·罗托洛这样回忆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鲍勃 ·迪伦的歌声就像是一面旗帜，张扬着自由、平等与反对权威的意味，他在来到纽约的第二年后，就发表了第二张专辑，名为《自由自在的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在那部专辑中，《答案在风中飘》是不折不扣的主打歌。
鲍勃的本意也许并不是如同后人所理解的那样反对战争、核武器还有种族主义，在那些强贴上去的、耀眼的标签背后，“一个民族要生存多久才能获得自由？一个人要扭多少次头还是假装看不见？”这唱的更像是一个少年对于整个成人世界的问责，拒绝圆滑、拒绝压迫、拒绝所谓成熟的冷漠、拒绝一切束缚，鲍勃 ·迪伦用这首歌，让自己成为了那整整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
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追溯至鲍勃 ·迪伦更为年轻的时光，作为小镇少年的他，将好莱坞演员詹姆斯·迪恩视为自己的偶像，他将迪恩主演的电影《无因的反叛》看了很多遍。在那部电影中，迪恩梳着光溜溜的大背头，穿着格子衬衣、黑皮夹克以及紧身牛仔裤，他顶撞着父亲，在悬崖边飙车，与美丽的女朋友热恋。鲍勃不一定真的认同电影中迪恩所扮演角色的生活方式，他只是迷恋着那种反叛的感觉，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缘由，并且，在时代的沉浮中一点点将这感觉放大，并最终伴随了自己的一生。
在鲍勃·迪伦登上舞台的20年后，他的影响力终于辐射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
1980年代初，那些在时代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从各种各样隐秘的渠道，聆听到了鲍勃·迪伦沙哑的声线。
乐评家李皖在自己的著作《娱死记》中，用“一场奇迹”来形容自己初遇鲍勃·迪伦的感受。
1987年，李皖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在一次哲学课的课外作业中，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写下自己心目中最伟大的五个人的名字。
在李皖的答案中，鲍勃·迪伦赫然在列，与爱因斯坦并排。
而后来的李皖回忆道，“我几乎可以完全肯定，没有人知道鲍勃·迪伦，包括教授。”“我要与众不同，所以，我选了他。” 他承认这是一次充满了少年意气的选择答案，鲍勃·迪伦的名字、歌声与精神，几乎以一种毫不走样的译笔，翻译传达到了中国。
而与中国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鲍勃·迪伦的影响力传达得更早，也更为深刻，林怀民、赖声川、陈升……这些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们都曾把鲍勃·迪伦视为自己的精神知己。在鲍勃的歌与诗中，那种少年人特有的棱角与反叛几乎一瞬间就击中了这些同样敏感又迷惘的心灵，甚至在不经意间，引导他们走向与自己同样的道路。比如罗大佑，他后来被很多人评价比喻为“中国的鲍勃·迪伦”，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与鲍勃一样，在能够写出优美句子的同时，也有着一副糟糕的、吐字不清的嗓音，而是因为他们同样在年华渐老时，也拥有着一颗敏感、多思而又反叛的少年心，并且始终如一日地在作品中，念念不忘着自己那早已被毁坏的青春。
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鲍勃·迪伦共出过40张专辑，写过超过400首歌曲，而从字面上看，他歌曲的主题，似乎永远是关于战争或者爱情。
他的成名曲《答案在风中飘》一向被认为是反战的宣言，而《暴雨将至》则被解读为对核武器的担忧与恐惧。“我曾在12座多雾的大山间跌撞，我曾在6条歪斜的公路上踉跄，我曾步入7座悲伤森林，我曾面对连绵的死亡之海，我曾在坟场里走了一万英里，啊暴雨啊暴雨，暴雨要将至……”在他写下这样的句子之后不久，古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导弹危机，他的歌词，更被美国大众视为预言。
尽管鲍勃·迪伦的作品，在很多年内，都被作为各种各样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运动的代言歌，但鲍勃本人却从未承认，自己的这些歌，是受了战争或者政治的影响。
在一次颁奖礼上，喝得醉醺醺的鲍勃·迪伦曾经站起来高声呐喊：“我不分黑白，我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诗人，更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我最多只是一个独立表达的歌手……”
他根本没真正经历过战争，只是被一点余波所波及，并且影响甚微。初来纽约的鲍勃，甚至连美国历史上被大家津津乐道了很多年的南北战争都了解甚少，在听别人谈起废除奴隶制，以及从这个话题衍生出的社会主义天堂与政治乌托邦等字眼的时候，他也仅仅只是觉得好奇而已。
而虽然在鲍勃·迪伦的很多作品中，都充满了大量关于死亡的意向与表达，而这一点，也被大众普遍认为是对于战争后果的沉重反思。但事实上，鲍勃·迪伦在他自己真实的生命中，根本没有见证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这似乎是一个参差的对照，一个在乏味小镇上成长起来的少年，在凡俗生活中见惯了大量苟且又无聊的人生，所以坚决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摒弃掉这些。他可以接受恐怖与爆裂，更愿意享受鲜衣怒马与繁花似锦，但却视人生中的乏味与无聊为大敌。
2011年4月6日，时年70岁的鲍勃·迪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唱会。
鲍勃·迪伦年轻时，曾经去看了一场尤金·奥尼尔的戏剧《长夜漫漫路迢迢》，他丝毫没有被奥尼尔式沉重的现实主义所触动，而是在看完之后高兴地说，“它终于演完了。”
拒绝平庸、拒绝无聊、拒绝中产、拒绝一切能够让人脚踏实地地感觉到束缚与牵绊的东西，与其说是对人类死亡的隐喻与反思，更不如说，鲍勃·迪伦歌中的那些战争与死亡，更像是他用来对抗人生虚无的武器，并且一用就是一生。
但爱情，鲍勃还是始终向往的，并且做足了姿态。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盼望着如他一样，谈一场或者几场纯粹出于精神吸引的、轰轰烈烈的恋爱。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老照片，1963年，22岁的鲍勃与19岁的女友苏西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他们刚刚离开自己同居的公寓，天气清寒，地面上有残雪的痕迹，两个人都衣着单薄，所以紧紧依偎在一起。摄影师唐·汉斯滕捕捉到了那个瞬间，而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张照片和照片中的两个人，都被视为是那个理想主义年代的爱情图腾。
距离鲍勃·迪伦作为主角主宰着的20世纪60年代，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
时间似乎没有怎么在他身上留下痕迹，除了头发越来越白、身体越来越瘦小、嗓音日渐沙哑之外。
老鲍勃依然坚挺地活着，甚至依然保持着愤怒又张扬的生命力。
在民谣与摇滚的时代过去之后，看上去，鲍勃·迪伦似乎在作品中放弃了尖锐的社会批判，而是愈加回归自我中心，一头扎进了宗教与哲学。
他甚至在2011年、70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连续开了好几场演唱会。
“迪伦的演出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严格地说比我想象的要極端，鬼哭狼嚎，不说谢谢，不苛求掌声，充分体现了一个卓越诗人的尊严。他让我睡了四觉，他成功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有些失望。”音乐人左小祖咒在看过鲍勃的演唱会之后写出了这样的“观后感”。
而让更多人失望的是，鲍勃·迪伦根本没有演唱那首很多中国人在中学英语学习过程中，从《疯狂英语》等课外辅导资料中读到或者听到的《答案在风中飘》。他在演唱会上演唱的大部分歌曲，中国观众们都不够熟悉，但旋即，他们说服了自己，因为来观看这场演唱会的大部分人的目的，不外乎是“了个心愿”而已。
鲍勃·迪伦的那次中国之行，在飞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中，并没有构成一次夺人眼目的“大新闻”，只是在少数业内人士的短暂关注后，很快就无声无息。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五年之后，鲍勃·迪伦的名字再次以势不可挡的劲头席卷了中国的网络与朋友圈，这一次，众所周知的理由，是因为诺贝尔奖。
不是在中国拥有极为广泛读者群的日本人村上春树，也不是看起来似乎更符合诺贝尔一贯品位的叙利亚人阿多尼斯，而是看起来与文学没什么瓜葛的美国人鲍勃·迪伦得了奖。在各种网络媒体公众号流行的鸡汤体或励志体文字之外，甚至还有人迅速炮制出了一则像模像样的假新闻：鲍勃·迪伦拒绝接受诺贝尔奖。
在那则假新闻中，鲍勃·迪伦这样回应着这个奖项：“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事实上，这很励志，因为如果一个流行歌手都能够获奖，那么就是说所有人都能。”而对于他和“文学”的联系，“虚拟”的鲍勃这样说：“如果我50年前真是个诗人，你们一定会一言不发地看着我饿死。”
看上去，这样的回复比那些讲述他如何成功又如何伟大的千篇一律的新闻稿，倒更像是“一块滚石”般生硬又冷酷的口吻。
但事实是，迄今为止，对于诺贝尔奖，鲍勃·迪伦的真正回复是：没有回复。
瑞典皇家学院根本没有和他本人建立起真正有效的联系，只是与他的管家进行沟通，而据小道消息传闻，鲍勃对朋友透露，自己根本不想去领奖。
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鲍勃·迪伦唯一的一次公开亮相是在美国拉斯韦加斯的切尔西剧院进行演出，对于文学奖，他只字未提，而在既定的歌曲唱完后，面对观众热情呼唤的“再来一首”，他用一曲《何必急着改变我》（Why Try to Change Me Now）来进行回应。
有一部关于鲍勃·迪伦的传记电影，名字叫做《我不在那儿》，导演托德·海恩斯选择了六位不同风格的演员来扮演故事的主人公，甚至还包括一位黑人演员和一位女演员。
彩色的光影与被刻意做旧、充满了雨丝风片划痕的影像掺杂在一起，共同组合成了鲍勃·迪伦的人生片段。看着那六张毫不相同、却拥有同一个名字的面孔，你会突然联想起鲍勃放在自己传记封面上的那张照片，那时候他还在模仿着詹姆斯·迪恩，条纹衬衣，头发蓬乱，向下弯下他那标志性的 眉，嘴角含着一个若有若无的嘲讽微笑。他似乎在说，“谁在乎啊”“我根本就不在那儿”。
是啊，他说他不在那儿，但是，他到底在哪呢？
答案，也许依旧在风中飘。
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正式消息终于宣布，201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摇滚歌者鲍勃·迪伦，颁奖词是“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
这个消息让全世界都觉得有点儿惊讶。
鲍勃·迪伦甚至称不上一位纯粹的作家，他的所有“文学”作品囊括起来是400多首歌词、一本没有几个人看得懂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塔兰图拉》，以及一本自传。
而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鲍勃·迪伦所获得的奖项包括十次格莱美、一次金球、一次奥斯卡以及一次普利策的特别荣誉。
与单纯的写作者相比，鲍勃·迪伦对于全世界的意义更像是一个符号，象征着激情的理想主义、任性放浪的青春岁月，以及那个充斥着热血、革命、堕落以及狂飙与启蒙的逝去时代。
无因的反叛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有一幕至为撩人：阿甘与少年时爱慕的女孩珍妮重遇，坐在台下，看她披散着长发、仅用一把吉他遮掩着身体，在乌烟瘴气的夜总会中，缓缓地吟咏着一首歌谣。
那是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
“那些人还要活多久，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一个人能扭多少次头，假装他并没有看到，而答案正在风中飘……”
电影表现的时间段正是美国历史上狂飙突进的1960年代，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鲍勃 ·迪伦的音乐正是那个嘈杂年代永远不能磨灭的背景音。
美国的历史太短，对于这个相对年轻的、由移民构成的国家来说，那个时代，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几百年历史中最浪漫的时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的阴影已经褪去，年轻人们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崭新的时代，他们不理会这个世界曾经遭遇了怎样的重创，也不肯埋头于古老的传统中负重前行，他们蓄起长发，怀揣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者《在路上》，选择用各种各样的运动来反抗着旧有的规则以及文化，嬉皮士、垮掉的一代、历史虚无主义、亚文化、民权运动……这些标签，代表着鲍勃 ·迪伦粉墨登场的时代。
他实在是太适合这个舞台了。
1961年，刚刚20岁的鲍勃 ·迪伦从明尼苏达大学退学，提着旧皮箱、背着一把吉他走进了纽约的格林威治村。
他像一颗盐粒一样迅速溶解进了纽约的大海。
很多很多年之后，鲍勃 ·迪倫在自己的自传《编年史》中回忆道：有一次和家里人通电话，我爸接过来听，问我在哪儿，我说在纽约，世界的首都。他说，“好一个玩笑。”但这不是玩笑，纽约是一块磁铁——拥有吸引万物的力量，但拿走磁铁，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在格林威治村，鲍勃结识了一群与他一样在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笃信自由、精力旺盛，同时又充满了对时代、政治与生命的迷惘，他们聚合在在一起，很快就找到了一种迥异于父辈们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
“犹记得，在当年的格林威治村，我们将画作挂于墙上，登台歌唱，发表演讲;我们让每个夜晚都充满了爱的火焰;我们离经叛道、洞若观火，我们追求着真理、燃烧着激情，我们向世界宣告着理想，在现实的残酷中怒吼;当然，我们的生活还充满诗歌、文学和音乐。”当时鲍勃 ·迪伦的女友、同时也是他多首作品的缪斯女神苏西·罗托洛这样回忆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鲍勃 ·迪伦的歌声就像是一面旗帜，张扬着自由、平等与反对权威的意味，他在来到纽约的第二年后，就发表了第二张专辑，名为《自由自在的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在那部专辑中，《答案在风中飘》是不折不扣的主打歌。
鲍勃的本意也许并不是如同后人所理解的那样反对战争、核武器还有种族主义，在那些强贴上去的、耀眼的标签背后，“一个民族要生存多久才能获得自由？一个人要扭多少次头还是假装看不见？”这唱的更像是一个少年对于整个成人世界的问责，拒绝圆滑、拒绝压迫、拒绝所谓成熟的冷漠、拒绝一切束缚，鲍勃 ·迪伦用这首歌，让自己成为了那整整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
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追溯至鲍勃 ·迪伦更为年轻的时光，作为小镇少年的他，将好莱坞演员詹姆斯·迪恩视为自己的偶像，他将迪恩主演的电影《无因的反叛》看了很多遍。在那部电影中，迪恩梳着光溜溜的大背头，穿着格子衬衣、黑皮夹克以及紧身牛仔裤，他顶撞着父亲，在悬崖边飙车，与美丽的女朋友热恋。鲍勃不一定真的认同电影中迪恩所扮演角色的生活方式，他只是迷恋着那种反叛的感觉，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缘由，并且，在时代的沉浮中一点点将这感觉放大，并最终伴随了自己的一生。
在鲍勃·迪伦登上舞台的20年后，他的影响力终于辐射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
1980年代初，那些在时代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从各种各样隐秘的渠道，聆听到了鲍勃·迪伦沙哑的声线。
乐评家李皖在自己的著作《娱死记》中，用“一场奇迹”来形容自己初遇鲍勃·迪伦的感受。
1987年，李皖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在一次哲学课的课外作业中，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写下自己心目中最伟大的五个人的名字。
在李皖的答案中，鲍勃·迪伦赫然在列，与爱因斯坦并排。
而后来的李皖回忆道，“我几乎可以完全肯定，没有人知道鲍勃·迪伦，包括教授。”“我要与众不同，所以，我选了他。” 他承认这是一次充满了少年意气的选择答案，鲍勃·迪伦的名字、歌声与精神，几乎以一种毫不走样的译笔，翻译传达到了中国。
而与中国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鲍勃·迪伦的影响力传达得更早，也更为深刻，林怀民、赖声川、陈升……这些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们都曾把鲍勃·迪伦视为自己的精神知己。在鲍勃的歌与诗中，那种少年人特有的棱角与反叛几乎一瞬间就击中了这些同样敏感又迷惘的心灵，甚至在不经意间，引导他们走向与自己同样的道路。比如罗大佑，他后来被很多人评价比喻为“中国的鲍勃·迪伦”，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与鲍勃一样，在能够写出优美句子的同时，也有着一副糟糕的、吐字不清的嗓音，而是因为他们同样在年华渐老时，也拥有着一颗敏感、多思而又反叛的少年心，并且始终如一日地在作品中，念念不忘着自己那早已被毁坏的青春。
战争与爱情
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鲍勃·迪伦共出过40张专辑，写过超过400首歌曲，而从字面上看，他歌曲的主题，似乎永远是关于战争或者爱情。
他的成名曲《答案在风中飘》一向被认为是反战的宣言，而《暴雨将至》则被解读为对核武器的担忧与恐惧。“我曾在12座多雾的大山间跌撞，我曾在6条歪斜的公路上踉跄，我曾步入7座悲伤森林，我曾面对连绵的死亡之海，我曾在坟场里走了一万英里，啊暴雨啊暴雨，暴雨要将至……”在他写下这样的句子之后不久，古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导弹危机，他的歌词，更被美国大众视为预言。
尽管鲍勃·迪伦的作品，在很多年内，都被作为各种各样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运动的代言歌，但鲍勃本人却从未承认，自己的这些歌，是受了战争或者政治的影响。
在一次颁奖礼上，喝得醉醺醺的鲍勃·迪伦曾经站起来高声呐喊：“我不分黑白，我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诗人，更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我最多只是一个独立表达的歌手……”
他根本没真正经历过战争，只是被一点余波所波及，并且影响甚微。初来纽约的鲍勃，甚至连美国历史上被大家津津乐道了很多年的南北战争都了解甚少，在听别人谈起废除奴隶制，以及从这个话题衍生出的社会主义天堂与政治乌托邦等字眼的时候，他也仅仅只是觉得好奇而已。
而虽然在鲍勃·迪伦的很多作品中，都充满了大量关于死亡的意向与表达，而这一点，也被大众普遍认为是对于战争后果的沉重反思。但事实上，鲍勃·迪伦在他自己真实的生命中，根本没有见证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这似乎是一个参差的对照，一个在乏味小镇上成长起来的少年，在凡俗生活中见惯了大量苟且又无聊的人生，所以坚决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摒弃掉这些。他可以接受恐怖与爆裂，更愿意享受鲜衣怒马与繁花似锦，但却视人生中的乏味与无聊为大敌。
鲍勃·迪伦年轻时，曾经去看了一场尤金·奥尼尔的戏剧《长夜漫漫路迢迢》，他丝毫没有被奥尼尔式沉重的现实主义所触动，而是在看完之后高兴地说，“它终于演完了。”
拒绝平庸、拒绝无聊、拒绝中产、拒绝一切能够让人脚踏实地地感觉到束缚与牵绊的东西，与其说是对人类死亡的隐喻与反思，更不如说，鲍勃·迪伦歌中的那些战争与死亡，更像是他用来对抗人生虚无的武器，并且一用就是一生。
但爱情，鲍勃还是始终向往的，并且做足了姿态。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盼望着如他一样，谈一场或者几场纯粹出于精神吸引的、轰轰烈烈的恋爱。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老照片，1963年，22岁的鲍勃与19岁的女友苏西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他们刚刚离开自己同居的公寓，天气清寒，地面上有残雪的痕迹，两个人都衣着单薄，所以紧紧依偎在一起。摄影师唐·汉斯滕捕捉到了那个瞬间，而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张照片和照片中的两个人，都被视为是那个理想主义年代的爱情图腾。
答案依旧在风中飘
距离鲍勃·迪伦作为主角主宰着的20世纪60年代，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
时间似乎没有怎么在他身上留下痕迹，除了头发越来越白、身体越来越瘦小、嗓音日渐沙哑之外。
老鲍勃依然坚挺地活着，甚至依然保持着愤怒又张扬的生命力。
在民谣与摇滚的时代过去之后，看上去，鲍勃·迪伦似乎在作品中放弃了尖锐的社会批判，而是愈加回归自我中心，一头扎进了宗教与哲学。
他甚至在2011年、70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连续开了好几场演唱会。
“迪伦的演出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严格地说比我想象的要極端，鬼哭狼嚎，不说谢谢，不苛求掌声，充分体现了一个卓越诗人的尊严。他让我睡了四觉，他成功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有些失望。”音乐人左小祖咒在看过鲍勃的演唱会之后写出了这样的“观后感”。
而让更多人失望的是，鲍勃·迪伦根本没有演唱那首很多中国人在中学英语学习过程中，从《疯狂英语》等课外辅导资料中读到或者听到的《答案在风中飘》。他在演唱会上演唱的大部分歌曲，中国观众们都不够熟悉，但旋即，他们说服了自己，因为来观看这场演唱会的大部分人的目的，不外乎是“了个心愿”而已。
鲍勃·迪伦的那次中国之行，在飞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中，并没有构成一次夺人眼目的“大新闻”，只是在少数业内人士的短暂关注后，很快就无声无息。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五年之后，鲍勃·迪伦的名字再次以势不可挡的劲头席卷了中国的网络与朋友圈，这一次，众所周知的理由，是因为诺贝尔奖。
不是在中国拥有极为广泛读者群的日本人村上春树，也不是看起来似乎更符合诺贝尔一贯品位的叙利亚人阿多尼斯，而是看起来与文学没什么瓜葛的美国人鲍勃·迪伦得了奖。在各种网络媒体公众号流行的鸡汤体或励志体文字之外，甚至还有人迅速炮制出了一则像模像样的假新闻：鲍勃·迪伦拒绝接受诺贝尔奖。
在那则假新闻中，鲍勃·迪伦这样回应着这个奖项：“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事实上，这很励志，因为如果一个流行歌手都能够获奖，那么就是说所有人都能。”而对于他和“文学”的联系，“虚拟”的鲍勃这样说：“如果我50年前真是个诗人，你们一定会一言不发地看着我饿死。”
看上去，这样的回复比那些讲述他如何成功又如何伟大的千篇一律的新闻稿，倒更像是“一块滚石”般生硬又冷酷的口吻。
但事实是，迄今为止，对于诺贝尔奖，鲍勃·迪伦的真正回复是：没有回复。
瑞典皇家学院根本没有和他本人建立起真正有效的联系，只是与他的管家进行沟通，而据小道消息传闻，鲍勃对朋友透露，自己根本不想去领奖。
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鲍勃·迪伦唯一的一次公开亮相是在美国拉斯韦加斯的切尔西剧院进行演出，对于文学奖，他只字未提，而在既定的歌曲唱完后，面对观众热情呼唤的“再来一首”，他用一曲《何必急着改变我》（Why Try to Change Me Now）来进行回应。
有一部关于鲍勃·迪伦的传记电影，名字叫做《我不在那儿》，导演托德·海恩斯选择了六位不同风格的演员来扮演故事的主人公，甚至还包括一位黑人演员和一位女演员。
彩色的光影与被刻意做旧、充满了雨丝风片划痕的影像掺杂在一起，共同组合成了鲍勃·迪伦的人生片段。看着那六张毫不相同、却拥有同一个名字的面孔，你会突然联想起鲍勃放在自己传记封面上的那张照片，那时候他还在模仿着詹姆斯·迪恩，条纹衬衣，头发蓬乱，向下弯下他那标志性的 眉，嘴角含着一个若有若无的嘲讽微笑。他似乎在说，“谁在乎啊”“我根本就不在那儿”。
是啊，他说他不在那儿，但是，他到底在哪呢？
答案，也许依旧在风中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