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书《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自序中，知名主持人曹可凡这样写道：“最初写文章，是因为2003年SARS暴发，社会生活被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不舍得浪费时间，我就把自己跟书画家的交往陆续写了下来。”于是，曹可凡断断续续地花了17年时间，把自己跟这些“深情”之人的交往，这些私人的记忆，点点滴滴、或浅或深、或长或短，写了下来。其间，从傅聪到小野洋子，从张国荣到蔡国强，从蓝天野到常莎娜，从杨振宁到许渊冲，横跨文艺界与科学界，51篇人物小传，洋洋洒洒20万字。
　　记者：您的新书中文章大多篇幅相近，不过也有几个人的文章，明显要长一些。比如程十发、黄永玉，他们跟您的交往更特别一些吗？
　　曹可凡（以下简称“曹”）：整本书里，我最早认识的就是程十发。20世纪80年代末，在一场“雅集”上第一次见到程老，他特别喜欢《诗与画》节目，还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因为节目，我跟老先生结了缘。程十发家里有两百多张中国名画，每一张画我都伴着他的讲解看过，现在想来还是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也是在那段时间，我还结识了陈逸飞先生，他带着我去欧洲很多博物馆看原画。在他俩的指导下，我从刚做《诗与画》时对美术史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到后来越来越有兴趣，也越来越有眼力。
　　记者：书中黄永玉的篇幅也特别长。他写过比他年长的“老头儿”。在比他年轻的您看来，他这个“老头儿”是如何一个人？
　　曹：首先，黄老头是一个有趣的人。黄永玉先生十几岁的时候，十分顽皮。有一天，他在附近庙里的白玉兰树上摘花，被庙里的一个和尚发现了。和尚说：你看这花长在树上好好的，干吗非要摘下来呢？ 顽童（黄永玉）毫不客气地说：老子高兴，就要摘。和尚不但没生气，还招呼他到禅房去，并问他会什么。顽童（黄永玉）大言不惭：老子画画！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会演戏、会开枪，还会打豺狼、野猪、野鸡！
　　看到和尚写的字，顽童（黄永玉）还说不好，行笔没有力量。忽然，他发现书桌上有写着“丰子恺”“夏丏尊”名字的信封，有点好奇，因为他在课堂上读过他们两位的文章，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面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弘一法师。他还真是，立马缠着弘一法师给他写幅字。弘一法师笑了：“你不是说我的字无力吗？”顽童（黄永玉）连忙改口道：“不过，现在看看，你的字有点好起来了。”法师答应他几天后便可来取。
　　顽童去别处玩了一个星期，再来到寺院才得知，弘一法师已经圆寂了。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黄先生可能是现世中，少数几个见过弘一法师的人了。
　　记者：啊呀，这让人觉得，弘一法师似乎还活在我们身边！那能讲讲，您与黄永玉先生相处的经历吗？
　　曹：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认识黄永玉先生一直到现在，他对我来说，是朋友，也是人生的一位导师。黄先生一直说要给我买一件皮背心，可是欧洲已经不大流行了，佛罗伦萨他熟悉的一家老店也关门了，结果前几年有一天他在意大利街头遇到那个店主，特地跑去店主家里做了一件皮背心带回中国，再让人转交给我。老先生对小辈的这份关爱，比皮背心还暖人，那件背心我至今不舍得穿。
　　记者：跟这些名家大师交往，他们的人生态度，对您影响大吗？
　　曹：尤其深刻。黄永玉总是说，一个人要有悲鸣之心，要有爱、同情和怜悯心。他还说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蹲在那个绊倒他的坑前面起不来，但你遇到得赶紧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再前进。你看，他这么大年纪，仍然工作不停辍，每天画画写长篇小说。他说工作已经排到了一百岁。黄前辈这种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精神，特别感动我、打动我。
　　记者：有没有特别随性的大师呢？
　　曹：有啊。世人提起李宗盛，总会想起他那些深情的歌，唱尽了爱情的苦楚、人生的无奈。可他还有另一面。李宗盛对我说，他当年和林忆莲结婚之后，觉得世上最快乐的事便是给心上人做顿美餐，而每日给女儿做便当更是一大乐事。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回家光着膀子、夜夜做饭的男人，满楼道都是饭菜的香味，以做饭为乐趣。他喜欢边做饭边写歌，让厨房有香味出来。这时候，喝点酒，坐在电脑前就有许多灵感，写稿、写歌，一切自然流淌而出。他还刻意保存了给三个女儿做饭的三口法国铜锅，准备将来作为女儿的陪嫁……流行音乐大师，如此充满生活气息的一面，真是让人觉得温暖。
　　记者：所以说，非常之人，必有深情之处？
　　曹：是啊。比如人们所了解的白先勇先生，总是温文尔雅，不是在讲《红楼梦》，就是在指导昆曲《牡丹亭》，谁知道他捍卫起家乡美食来，也跟大家伙儿一样。有一回，我和白先勇先生一起回他桂林的老家。当地朋友送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桂林米粉。据说，白先生每次回老家，一日三餐都要吃米粉，用他的话说，那是“乡愁引起的原始性饥渴”。他一边吃还一边说：“我常听人夸耀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过桥米线和桂林米粉相比，还差得远着哩！”
　　记者：您的书中还寫到了另一位台湾作家李敖，印象里他桀骜不驯、骂遍天下人，不如给我们讲讲他温情的一面吧。
　　曹：我采访李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按理说他应该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每分每秒，但他偏偏要与最亲近的人刻意保持距离。他当时解释说：“我慢慢老了，他们要习惯这个家没有我。我不出现，该怎么生活。但是，我发现，现在星期天回家，妻儿反倒不习惯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老了，我真的老了。没办法！”向来不服老的斗士对我说出这番话时，眼中竟闪过些许茫然与无奈。在人们一贯印象当中，李敖是个动辄与人剑拔弩张、滔滔雄辩，永不服软的人，谁料到，他也有这样柔软的一面。
　　记者：您的书中还写到了不少已经去世的人，比如帕瓦罗蒂，比如张国荣。
　　曹：是啊。好多人，一转眼，他们已经不在了。有一年，张国荣在江南古镇同里拍戏，我去采访他。当时他在拍的是陈凯歌的《风月》，扮相很容易让人想起程蝶衣。《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入戏太深，终生沉浸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追寻着不爱自己的爱人。作为演员的张国荣同样入戏很深，以至于把旦角曼妙的身段和纤柔的兰花指都带入了生活，令当时的搭档张丰毅颇觉别扭。
　　关于张国荣和他演的程蝶衣，影评与分析何止千万，可他自己的一段话，倒是我一直记得。当时我见到他，仍忍不住感慨一句：“你活脱脱一个程蝶衣啊。”张国荣马上说：“你的意思是我们都是极度自恋的人？”然后又接着说：“凡是演员都有几分自恋，唯其自恋，才能在镜中找到另一个自我。我在唱歌或拍戏时，就是如此，像着了魔似的……程蝶衣最难演的是作为一个从小在戏班里被视作女人的伶人，举手投足都要有股子妩媚劲儿。特别是他对师哥段小楼的依恋之情。程蝶衣是个绝对自恋又自信的人。他在舞台上的狂热和灿烂，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记者：访谈了这么多人，您是否认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成就事业，是因为他们能够正视自己？
　　曹：是的，很多大师内心要比我们想象得坦荡明亮。我在做杨振宁先生的专访前，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包括他跟李政道先生的关系。面对面的时候我直言不讳问了一些问题，杨先生也没有生气，他针对我的提问作了一些解答，还提示我，“有一些材料你可能没有看到过”，于是采访完了我又去查了一些资料。据说后来李政道先生也看了那期节目，也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能够这样提问，“很好”。
　　其实，这些年，我查资料，丰富、补充、考证了一些专访节目中没能讲清楚、道明白的事，比如陈逸飞和陈丹青的恩怨、启功与谢稚柳的相诤与相宜、余光中与李敖的是是非非……我想记下大师们的一鳞半爪，作为时代记忆的碎片。通过访谈，让大家重新认识那些声名赫赫的人，他们其实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撰稿：罗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