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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诉求有两种基本的价值向度：一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精神救赎，一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救赎，在具体的文学实践过程中，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始终成为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书写对象，它构成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传统文化（文学）的本质区别，也显示着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质”的内涵。“五四”新文学启扬的这种精神文化指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传统，它不断延伸、发展、深化，对于整体的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指向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