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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劝学诗》蕴含了宋代文化内涵和特质，是诗人学者为勉励他人勤奋学习所创作的。《劝学诗》彰显了说教的特点，起到了寓教于诗的效果，在宋代诗歌中极具代表性。基于此，本文对《劝学诗》的形成展开分析，并就《劝学诗》作伪原因进行考述，其中包括《劝学诗》非宋真宗作品的那一部分。
关键词：劝学诗;形成过程;作伪
一、绪论
（一）研究现状
针对《劝学诗》的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不同研究学者参与研究，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基于文化角度分析宋代诗歌，发现宋诗及其文化之间具有关联性，可探寻到《劝学诗》产生的原因和创作有关背景。研究人员对《劝学诗》主题内容和内涵展开深入的解读，发现《劝学诗》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文化生态背景”;研究学者对文化与《劝学诗》关系的研究，拓展了宋代文学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史》有专门论述“读书与劝学”的内容，继而引发宋代社会对“读书与劝学”的思考和重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挖掘宋代文化与《劝学诗》形成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宋代科举文化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劝学诗》的创作，并在“重文轻武”时代风气下驱动《劝学诗》诞生，为《劝学诗》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二）研究意义
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在宋代广泛传咏，影响深远，并在众多下层人士共同努力创作下完成，传递了下层人士的情感和理想抱负;《劝学诗》中的诗句勉励了宋代读书人，并为宋元戏曲、小说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有学者在发表《<劝学诗>新论》过程中，对《劝学诗》真伪未做过多的思考，普遍認为是宋真宗的作品，因为《劝学诗》中清晰化地透视了宋代的社会状态，反映出宋代观念，贯穿了人生追求功名利禄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劝学手段。在宋代科举制度的贡献下，营造出读书求学的社会风气，对宋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鼓励了大批量下层人士读书;有研究人员经过实践分析发现，首次提出将人生的功名利禄作为劝学手段的是宋真宗赵恒，其对士人求学、考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两宋文化发展。基于此，相关研究人员认为，有必要就宋真宗《劝学诗》的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展开深入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明确的参考，避免出现错误引用的现象。
二、宋代《劝学诗》的形成分析
有研究发现，《劝学诗》在宋以前就已起源，到宋代鼎盛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宋代社会文化背景丰厚，为《劝学诗》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丰富了创作内容，促使各个阶层士人参与到《劝学诗》的创作中，尤其激发了下层人士的参与热情，从而使《劝学诗》在宋代大放异彩。
（一）《劝学诗》的形成原因
宋以前《劝学诗》的创作较为低沉，进入宋代后，诗篇数量不断增加，诗题更加多样化。就其创作群体看，涉及的阶层不同，包括皇帝、宰相（王安石、文天祥）、身居朝廷的其他高官、寒门入仕学子（范仲淹、朱熹），等等，纷纷参与到《劝学诗》创作中，为《劝学诗》创作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和元素，进一步丰富了《劝学诗》创作领域;就《劝学诗》体式特征看，主要以五言七律诗为主，如“吃紧工夫决有效，令闻广誉垂千龄……”;基于诗歌篇幅看，长诗数目较多，多见组诗，形体多样、丰富多彩;基于《劝学诗》创作背景看，涵盖了崇文意识和尊师风尚。在宋太祖时期，重视文臣，尊重文化，加上宋真宗自身喜好读书，促使宋代社会文学风气盛行，掀起了读书热潮，各阶层人士皆以读书为荣，推动了《劝学诗》繁荣发展;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文人墨客思想影响下，推动了社会师道的复兴，倡导“传道授业解惑”，彰显宋代社会“尊师之风”;同时，宋代社会推崇儒学，强调尊师重道，推动了宋代社会发展[1]。
同时，在科举制度的推广下，主要从读书人中选拔官员，不断创新改革的科举制度，吸纳了大量入仕人士;科举制度推行期间，实施了“糊名誉录”，不限制应试者身份，降低了入仕门槛，提高了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彰显了《劝学诗》勉励学习、考取功名的价值作用。另外，宋代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快速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对《劝学诗》创作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官方学校国子监在改制下逐渐拓宽了招生范围，延伸到百姓阶层，实现了教育全覆盖。同时期，宋代家学教育盛行发展，更加强调家训的重要性，如诗人陆游创作了《放翁家训》进一步推动了宋代教育事业繁荣发展，为《劝学诗》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推动了《劝学诗》向前发展[2]。
（二）《劝学诗》内容
1. 惜时劝学
所谓惜时劝学，主要是强调时间的宝贵。例如，《诗经》中的“蟋蟀”“蜉蝣”呈现的是自然时空感，隐喻时间的流逝，传递的是一种对时间无法逆转的情感体会。基于阶级变化背景下，衍生出文学方面创作的文士，推崇“诸子百家劝学思想”;文士在创作诗歌过程中，将“惜时”与“劝学”联系在一起，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勉励学子要趁少年时用功;石介的“汲汲身未立”，感叹老之将近，强调时间宝贵，不可浪费，以诗歌形式，强化“惜时”的说服力，启发学子自觉参与到读书中;欧阳修《镇阳读书》中强调“立学以读书为本”，并将自身的读书经验传递给学者，彰显了欧阳修的治学精神。基于上述内容，可见其对《劝学诗》形成与发展所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3]。
2.学识劝学
宋代在文化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读书方法，不断总结读书经验，将读书技巧传递给学者，提高学者的学习成效，为《劝学诗》创作夯实了基础。学者普遍出身寒门，学习环境也较为艰苦，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子勤奋好学的斗志;同时也鼓励了学者克服困难，珍惜读书的机会，并积极参与到科举考试中。《劝学诗》中体现教育学生刻苦学习的诗句有“少年真力学，玄月闭书帷帐;老去浑无赖，心空自不知……”对少年学者进行劝诫，教导学者要刻苦学习、勤奋进取，不可松懈;白居易反复诵读诗书，致使唇舌生疾，张咏提出：“每天要从雄鸡报晓时刻开始学习”。文人用自身的思想和行动对学者进行劝学，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荀子·劝学》中的“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彰显了宋代对实践学习的重视程度。再如吕本中《送詹慥秀才》的“子今来几时，岁月忽已晚。今当别我去……”强调躬行践履与勤奋读书相结合的重要性，主张将学习融入实践中进行检验[4]。基于此，在宋代教育思想影响下，学习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加强，并在诗人的实践影响下，将观念融合到《劝学诗》创作中，体现学识劝学的价值与作用。 3.博功名而劝学
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不断改革，促使科举考试更加公平化，并为寒门学子步入仕途指引方向;主导“读书入仕”风尚，学者通过读书学习彰显自身在仕途中的价值。范仲淹在《寄乡人》中提到“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馀”，将人生的理想寄托在晚辈身上;北宋诗人赵文度在《寄乡人》中写道“乡中父老如相问，十五年前赵秀才”，表达了自己出身寒门，通过读书求取功名，蟾宫折桂。基于此，在宋代博功名劝学的诗歌较为盛行背景下，为《劝学诗》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5]。
三、《劝学诗》作伪原因考述
（一）《劝学诗》非宋真宗作品
宋真宗在天禧三年先后创作了《学书歌》《元良述》《劝学吟》，虽未流传，但有记载：其中《元良述》是对皇太子而作，旨在勉励皇太子，精读《诗》《书》《礼》;为降低皇太子学习难度，宋真宗将《元良述》编写成《劝学吟》，培养皇太子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思想观念。基于宋真宗《劝学诗》作伪视角看，在《劝学诗》前半段主要强调了读书的效果和目的，第五联中则表达出通过读书可以获得物质、妻妾美女、高官荣华。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劝学诗》中包含粗鄙内容，见识短浅，存在价值取向错误问题，一定程度上给少年读书人带来负面的影响，影响少年学者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甚至导致少年学者误入歧途。宋真宗所处的时代思想因循守旧，然而宋真宗本人的价值取向是自然、清净的，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疾奔竞”的感觉，并为群臣作诗“驰骛苟进何可取”[6]。因此，相关学者研究认为，此时的创作与宋真宗本身的价值取向存在冲突。
《劝学诗》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大，士人、学者对此秉持批判性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宋代士人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中对《劝学诗》秉持批判性的态度，对《劝学诗》中“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进行批判，认为《劝学诗》以金多为荣的思想是“蠧国害民”的行为，容易误导少年学者。同时，明朝的高拱与李之彦观点保持一致，高拱在《劝学文》中提到“诚如此……固皆淫泆骄侈、残民蠧国之人”，认为宋真宗以这种思想理念进行劝学是十分可悲的。（2）批判学者认为，《劝学诗》乱心术，破坏了士风。蒙学教材将《劝学诗》排版在页首，明朝戚继光对此深恶痛绝，批判《劝学诗》中“富家不用买粮田，書中自有千钟粟……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戚继光认为，在少年儿童启蒙关键时期，便教授淫、势、利等方面内容，会蒙蔽儿童的双眼，玷污儿童的心灵;认为士子在启蒙时期，学习《劝学诗》是心灵毒害。清代的陈宏谋在《养正遗规》中秉持同样的观点，对《劝学诗》进行批判，认为在授课中教授少年学者这方面内容，学术境界不高，严重破坏了士人的风气，倡导有识之士参与其中，纠正不良之风。（3）有士人认为《劝学诗》存在“亡身灭国”的问题，将国家的生存灭亡归罪于《劝学诗》，宋朝灭亡归罪于宋真宗之歌《劝学诗》，明朝的灭亡归罪于《劝学诗》中的“千钟粟”。
（二）《劝学诗》的形成过程
1.反面
研究学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将《劝学诗》与《劝学吟》摆在同样位置，认为其是宋真宗在天禧三年创作的。经过考证，这是错误的，并认为其是写给士子的，不是写给皇太子的。基于此，有研究人员将《劝学诗》假设成是宋真宗写的，认为在宋真宗的身份、地位影响下，会对宋代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况且在上层士人史卷中，并未对此做详细的记载;元明清史书上少有记载，但保持的是批判性态度。
2.正面
基于相关研究学者对宋真宗《劝学诗》作伪原因的分析，引发了大量学者对《劝学诗》价值取向、风格等要素展开深入的研究。基于上层士人、官方史书对《劝学诗》的记载情况看，对《劝学诗》真正的出处还有待进一步了解，是出自宋真宗还是出自上层士人：通过对下层士人的影响，不难看出《劝学诗》出自下层士人的可能性更大，其主要强调了下层士人的一种人生理想和追求，尤其在《劝学诗》中反映了下层士人的生活;戏曲、小说引用《劝学诗》的地方也较多，如戏曲喜欢引用“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主要传唱了寒门子弟的科举佳话，其中“发迹话”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在蒙学教材中常引用《劝学诗》，引导学生多读宋真宗的劝学文。基于此，研究学者认定《劝学诗》是宋真宗创作的，并在相关士人辩护下，坐实了《劝学诗》是出自宋真宗。《劝学诗》主要面对的群体对象是下层士人，起到权宜之“教”的作用;对上层士人的影响不大，不作为上层士人学习教育的根据。
另外，署名为宋真宗的《劝学诗》广为诵咏的过程中，划分成了《劝学诗》和《勉学歌》两部分，直观化地体现出《劝学诗》是针对下层士人而创作的。《勉学歌》中“君不见东邻一出骑青骢，笑我徒步真孤穷”“君不见西邻美妇巧画眉，笑我无妻谁娶之”等，明显体现出对下层读书人的勉励，并从侧面反映下层读书人的生活、理想。同时，研究学者认为《劝学诗》在积累的过程中，首次以完整的形式出现是在元朝，《古文真宝》第一首署名就是宋真宗，也因此将《劝学诗》定型为完整的文本内容，之后在时代更替中不断演变发展。《劝学诗》与宋真宗密切相关，为宋代社会发展夯实了基础;《劝学诗》中含有一定的意境美，通过插图传递文学艺术美感，其中的图景部分也经历了片段演变到整体的过程。有记载发现，图景记载方式最早在北宋时期就存在。在《和别驾萧世范赠玉岩诗四首》中提到“枕流漱石多佳趣，不羡人间驷马车……饥肠不羡千钟粟，广厦何如一亩居”，其中表现出的意境与《劝学诗》中的意境相反，然而其中的图景有些是相似的。研究学者通过对史料记载的研究未能找到《劝学诗》中部分句子的来源，就错认为《劝学诗》中的《勉学歌》是出自北宋，原因是对李之彦的《东谷所见》自序部分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到南宋时期，在南戏曲盛行推广下，将“读书人”纳入南戏题材中，并从图景中提取文字，以文字形式呈现，并将戏本内容完整保存在《张协状元》中。《张协状元》与《劝学诗》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1）“读书可用觅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2）“状元何用觅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3）“书中果有福如山，书中果有女如玉”。基于此，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劝学诗》中的一些句子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然而在民间传唱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在《张协状元》之前，具有代表性的南戏作品有《赵贞女蔡二郎》，并在传唱过程中演变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句，并在之后改编为《琵琶记》，传唱度较高，保存完整。同时，有清代学者认为《琵琶记》中的部分词句与《劝学诗》有相似之处，下卷第十八出提到“男儿有书须勤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也，自有千钟粟”。基于此，清代学者认为，《琵琶记》引用的是宋以前的《劝学文》，并存在《劝学诗》散文形式。
到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劝学诗》中出现了诗文格式，并在宋度宗咸淳四年的《东谷之见》中将《劝学诗》记载为《劝学文》。《东谷之见》作者李之彦乃是永嘉人，永嘉乃是南戏的发祥地，代表作品有《赵贞女》《王魁》，讲述了有关读书人的故事。因此，《劝学文》中的与李之彦相关的记载与此有一定的关联，在《赵贞女》《王魁》作品中也体现出“里巷歌谣”等相关句子，并在给学生传道授业过程中教授《劝学文》，进一步在南宋时期传承了散文性质的《劝学文》，并对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秉持怀疑的态度，甚至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最早将《劝学诗》归于宋真宗的是黄仲元，黄仲元在《学稼轩记》小注中提到“书中自有千钟粟”。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首次完整出现，是在黄坚选的《古文真宝》中，因此，有研究学者对《古文真宝》的出现时期展开研究，基于《古文真宝》开篇就以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出现，最终定论其出现时间在元初。
三、结论
综上所述，《劝学诗》为下层读书人描绘了人生图景，并在下层士人共同创作下逐渐完整，在民间广泛传播。将《劝学诗》作伪于宋真宗具有象征性意义，象征着宋真宗推行的科举制，将下层读书人的人生图景转变成现实，实现了下层读书人入仕梦想。
参考文献：
〔1〕廖寅.宋真宗《劝学诗》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考述[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03）：145-154，160.
〔2〕杨凯.宋代劝学诗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6.
〔3〕成晓东.“诗书廉礼信，白屋出公卿”——从古代“劝学诗”的解读说到当今时代的“全民阅读”[J].图书馆杂志，2012，31（03）：105-108.
〔4〕朱启新.长沙窑瓷铭劝学诗[N].中国文物报，2011-08-19（006）.
〔5〕李旭.“中国文化定义”说的渊源、蕴义与践履——近代学术嬗变脉络下的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01）：30-42，202.
〔6〕李欣然.中西异同视角下的“西学中源”说——兼论晚清“《格致古微》时代”的思想光谱[J].文史哲，2020（04）：116-128，167-168.
关键词：劝学诗;形成过程;作伪
一、绪论
（一）研究现状
针对《劝学诗》的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不同研究学者参与研究，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基于文化角度分析宋代诗歌，发现宋诗及其文化之间具有关联性，可探寻到《劝学诗》产生的原因和创作有关背景。研究人员对《劝学诗》主题内容和内涵展开深入的解读，发现《劝学诗》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文化生态背景”;研究学者对文化与《劝学诗》关系的研究，拓展了宋代文学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史》有专门论述“读书与劝学”的内容，继而引发宋代社会对“读书与劝学”的思考和重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挖掘宋代文化与《劝学诗》形成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宋代科举文化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劝学诗》的创作，并在“重文轻武”时代风气下驱动《劝学诗》诞生，为《劝学诗》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二）研究意义
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在宋代广泛传咏，影响深远，并在众多下层人士共同努力创作下完成，传递了下层人士的情感和理想抱负;《劝学诗》中的诗句勉励了宋代读书人，并为宋元戏曲、小说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有学者在发表《<劝学诗>新论》过程中，对《劝学诗》真伪未做过多的思考，普遍認为是宋真宗的作品，因为《劝学诗》中清晰化地透视了宋代的社会状态，反映出宋代观念，贯穿了人生追求功名利禄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劝学手段。在宋代科举制度的贡献下，营造出读书求学的社会风气，对宋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鼓励了大批量下层人士读书;有研究人员经过实践分析发现，首次提出将人生的功名利禄作为劝学手段的是宋真宗赵恒，其对士人求学、考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两宋文化发展。基于此，相关研究人员认为，有必要就宋真宗《劝学诗》的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展开深入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明确的参考，避免出现错误引用的现象。
二、宋代《劝学诗》的形成分析
有研究发现，《劝学诗》在宋以前就已起源，到宋代鼎盛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宋代社会文化背景丰厚，为《劝学诗》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丰富了创作内容，促使各个阶层士人参与到《劝学诗》的创作中，尤其激发了下层人士的参与热情，从而使《劝学诗》在宋代大放异彩。
（一）《劝学诗》的形成原因
宋以前《劝学诗》的创作较为低沉，进入宋代后，诗篇数量不断增加，诗题更加多样化。就其创作群体看，涉及的阶层不同，包括皇帝、宰相（王安石、文天祥）、身居朝廷的其他高官、寒门入仕学子（范仲淹、朱熹），等等，纷纷参与到《劝学诗》创作中，为《劝学诗》创作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和元素，进一步丰富了《劝学诗》创作领域;就《劝学诗》体式特征看，主要以五言七律诗为主，如“吃紧工夫决有效，令闻广誉垂千龄……”;基于诗歌篇幅看，长诗数目较多，多见组诗，形体多样、丰富多彩;基于《劝学诗》创作背景看，涵盖了崇文意识和尊师风尚。在宋太祖时期，重视文臣，尊重文化，加上宋真宗自身喜好读书，促使宋代社会文学风气盛行，掀起了读书热潮，各阶层人士皆以读书为荣，推动了《劝学诗》繁荣发展;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文人墨客思想影响下，推动了社会师道的复兴，倡导“传道授业解惑”，彰显宋代社会“尊师之风”;同时，宋代社会推崇儒学，强调尊师重道，推动了宋代社会发展[1]。
同时，在科举制度的推广下，主要从读书人中选拔官员，不断创新改革的科举制度，吸纳了大量入仕人士;科举制度推行期间，实施了“糊名誉录”，不限制应试者身份，降低了入仕门槛，提高了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彰显了《劝学诗》勉励学习、考取功名的价值作用。另外，宋代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快速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对《劝学诗》创作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官方学校国子监在改制下逐渐拓宽了招生范围，延伸到百姓阶层，实现了教育全覆盖。同时期，宋代家学教育盛行发展，更加强调家训的重要性，如诗人陆游创作了《放翁家训》进一步推动了宋代教育事业繁荣发展，为《劝学诗》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推动了《劝学诗》向前发展[2]。
（二）《劝学诗》内容
1. 惜时劝学
所谓惜时劝学，主要是强调时间的宝贵。例如，《诗经》中的“蟋蟀”“蜉蝣”呈现的是自然时空感，隐喻时间的流逝，传递的是一种对时间无法逆转的情感体会。基于阶级变化背景下，衍生出文学方面创作的文士，推崇“诸子百家劝学思想”;文士在创作诗歌过程中，将“惜时”与“劝学”联系在一起，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勉励学子要趁少年时用功;石介的“汲汲身未立”，感叹老之将近，强调时间宝贵，不可浪费，以诗歌形式，强化“惜时”的说服力，启发学子自觉参与到读书中;欧阳修《镇阳读书》中强调“立学以读书为本”，并将自身的读书经验传递给学者，彰显了欧阳修的治学精神。基于上述内容，可见其对《劝学诗》形成与发展所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3]。
2.学识劝学
宋代在文化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读书方法，不断总结读书经验，将读书技巧传递给学者，提高学者的学习成效，为《劝学诗》创作夯实了基础。学者普遍出身寒门，学习环境也较为艰苦，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子勤奋好学的斗志;同时也鼓励了学者克服困难，珍惜读书的机会，并积极参与到科举考试中。《劝学诗》中体现教育学生刻苦学习的诗句有“少年真力学，玄月闭书帷帐;老去浑无赖，心空自不知……”对少年学者进行劝诫，教导学者要刻苦学习、勤奋进取，不可松懈;白居易反复诵读诗书，致使唇舌生疾，张咏提出：“每天要从雄鸡报晓时刻开始学习”。文人用自身的思想和行动对学者进行劝学，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荀子·劝学》中的“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彰显了宋代对实践学习的重视程度。再如吕本中《送詹慥秀才》的“子今来几时，岁月忽已晚。今当别我去……”强调躬行践履与勤奋读书相结合的重要性，主张将学习融入实践中进行检验[4]。基于此，在宋代教育思想影响下，学习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加强，并在诗人的实践影响下，将观念融合到《劝学诗》创作中，体现学识劝学的价值与作用。 3.博功名而劝学
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不断改革，促使科举考试更加公平化，并为寒门学子步入仕途指引方向;主导“读书入仕”风尚，学者通过读书学习彰显自身在仕途中的价值。范仲淹在《寄乡人》中提到“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馀”，将人生的理想寄托在晚辈身上;北宋诗人赵文度在《寄乡人》中写道“乡中父老如相问，十五年前赵秀才”，表达了自己出身寒门，通过读书求取功名，蟾宫折桂。基于此，在宋代博功名劝学的诗歌较为盛行背景下，为《劝学诗》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5]。
三、《劝学诗》作伪原因考述
（一）《劝学诗》非宋真宗作品
宋真宗在天禧三年先后创作了《学书歌》《元良述》《劝学吟》，虽未流传，但有记载：其中《元良述》是对皇太子而作，旨在勉励皇太子，精读《诗》《书》《礼》;为降低皇太子学习难度，宋真宗将《元良述》编写成《劝学吟》，培养皇太子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思想观念。基于宋真宗《劝学诗》作伪视角看，在《劝学诗》前半段主要强调了读书的效果和目的，第五联中则表达出通过读书可以获得物质、妻妾美女、高官荣华。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劝学诗》中包含粗鄙内容，见识短浅，存在价值取向错误问题，一定程度上给少年读书人带来负面的影响，影响少年学者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甚至导致少年学者误入歧途。宋真宗所处的时代思想因循守旧，然而宋真宗本人的价值取向是自然、清净的，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疾奔竞”的感觉，并为群臣作诗“驰骛苟进何可取”[6]。因此，相关学者研究认为，此时的创作与宋真宗本身的价值取向存在冲突。
《劝学诗》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大，士人、学者对此秉持批判性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宋代士人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中对《劝学诗》秉持批判性的态度，对《劝学诗》中“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进行批判，认为《劝学诗》以金多为荣的思想是“蠧国害民”的行为，容易误导少年学者。同时，明朝的高拱与李之彦观点保持一致，高拱在《劝学文》中提到“诚如此……固皆淫泆骄侈、残民蠧国之人”，认为宋真宗以这种思想理念进行劝学是十分可悲的。（2）批判学者认为，《劝学诗》乱心术，破坏了士风。蒙学教材将《劝学诗》排版在页首，明朝戚继光对此深恶痛绝，批判《劝学诗》中“富家不用买粮田，書中自有千钟粟……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戚继光认为，在少年儿童启蒙关键时期，便教授淫、势、利等方面内容，会蒙蔽儿童的双眼，玷污儿童的心灵;认为士子在启蒙时期，学习《劝学诗》是心灵毒害。清代的陈宏谋在《养正遗规》中秉持同样的观点，对《劝学诗》进行批判，认为在授课中教授少年学者这方面内容，学术境界不高，严重破坏了士人的风气，倡导有识之士参与其中，纠正不良之风。（3）有士人认为《劝学诗》存在“亡身灭国”的问题，将国家的生存灭亡归罪于《劝学诗》，宋朝灭亡归罪于宋真宗之歌《劝学诗》，明朝的灭亡归罪于《劝学诗》中的“千钟粟”。
（二）《劝学诗》的形成过程
1.反面
研究学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将《劝学诗》与《劝学吟》摆在同样位置，认为其是宋真宗在天禧三年创作的。经过考证，这是错误的，并认为其是写给士子的，不是写给皇太子的。基于此，有研究人员将《劝学诗》假设成是宋真宗写的，认为在宋真宗的身份、地位影响下，会对宋代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况且在上层士人史卷中，并未对此做详细的记载;元明清史书上少有记载，但保持的是批判性态度。
2.正面
基于相关研究学者对宋真宗《劝学诗》作伪原因的分析，引发了大量学者对《劝学诗》价值取向、风格等要素展开深入的研究。基于上层士人、官方史书对《劝学诗》的记载情况看，对《劝学诗》真正的出处还有待进一步了解，是出自宋真宗还是出自上层士人：通过对下层士人的影响，不难看出《劝学诗》出自下层士人的可能性更大，其主要强调了下层士人的一种人生理想和追求，尤其在《劝学诗》中反映了下层士人的生活;戏曲、小说引用《劝学诗》的地方也较多，如戏曲喜欢引用“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主要传唱了寒门子弟的科举佳话，其中“发迹话”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在蒙学教材中常引用《劝学诗》，引导学生多读宋真宗的劝学文。基于此，研究学者认定《劝学诗》是宋真宗创作的，并在相关士人辩护下，坐实了《劝学诗》是出自宋真宗。《劝学诗》主要面对的群体对象是下层士人，起到权宜之“教”的作用;对上层士人的影响不大，不作为上层士人学习教育的根据。
另外，署名为宋真宗的《劝学诗》广为诵咏的过程中，划分成了《劝学诗》和《勉学歌》两部分，直观化地体现出《劝学诗》是针对下层士人而创作的。《勉学歌》中“君不见东邻一出骑青骢，笑我徒步真孤穷”“君不见西邻美妇巧画眉，笑我无妻谁娶之”等，明显体现出对下层读书人的勉励，并从侧面反映下层读书人的生活、理想。同时，研究学者认为《劝学诗》在积累的过程中，首次以完整的形式出现是在元朝，《古文真宝》第一首署名就是宋真宗，也因此将《劝学诗》定型为完整的文本内容，之后在时代更替中不断演变发展。《劝学诗》与宋真宗密切相关，为宋代社会发展夯实了基础;《劝学诗》中含有一定的意境美，通过插图传递文学艺术美感，其中的图景部分也经历了片段演变到整体的过程。有记载发现，图景记载方式最早在北宋时期就存在。在《和别驾萧世范赠玉岩诗四首》中提到“枕流漱石多佳趣，不羡人间驷马车……饥肠不羡千钟粟，广厦何如一亩居”，其中表现出的意境与《劝学诗》中的意境相反，然而其中的图景有些是相似的。研究学者通过对史料记载的研究未能找到《劝学诗》中部分句子的来源，就错认为《劝学诗》中的《勉学歌》是出自北宋，原因是对李之彦的《东谷所见》自序部分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到南宋时期，在南戏曲盛行推广下，将“读书人”纳入南戏题材中，并从图景中提取文字，以文字形式呈现，并将戏本内容完整保存在《张协状元》中。《张协状元》与《劝学诗》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1）“读书可用觅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2）“状元何用觅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3）“书中果有福如山，书中果有女如玉”。基于此，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劝学诗》中的一些句子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然而在民间传唱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在《张协状元》之前，具有代表性的南戏作品有《赵贞女蔡二郎》，并在传唱过程中演变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句，并在之后改编为《琵琶记》，传唱度较高，保存完整。同时，有清代学者认为《琵琶记》中的部分词句与《劝学诗》有相似之处，下卷第十八出提到“男儿有书须勤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也，自有千钟粟”。基于此，清代学者认为，《琵琶记》引用的是宋以前的《劝学文》，并存在《劝学诗》散文形式。
到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劝学诗》中出现了诗文格式，并在宋度宗咸淳四年的《东谷之见》中将《劝学诗》记载为《劝学文》。《东谷之见》作者李之彦乃是永嘉人，永嘉乃是南戏的发祥地，代表作品有《赵贞女》《王魁》，讲述了有关读书人的故事。因此，《劝学文》中的与李之彦相关的记载与此有一定的关联，在《赵贞女》《王魁》作品中也体现出“里巷歌谣”等相关句子，并在给学生传道授业过程中教授《劝学文》，进一步在南宋时期传承了散文性质的《劝学文》，并对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秉持怀疑的态度，甚至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最早将《劝学诗》归于宋真宗的是黄仲元，黄仲元在《学稼轩记》小注中提到“书中自有千钟粟”。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首次完整出现，是在黄坚选的《古文真宝》中，因此，有研究学者对《古文真宝》的出现时期展开研究，基于《古文真宝》开篇就以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出现，最终定论其出现时间在元初。
三、结论
综上所述，《劝学诗》为下层读书人描绘了人生图景，并在下层士人共同创作下逐渐完整，在民间广泛传播。将《劝学诗》作伪于宋真宗具有象征性意义，象征着宋真宗推行的科举制，将下层读书人的人生图景转变成现实，实现了下层读书人入仕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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