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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独伊,瞿秋白的独女。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看到父亲被杀害的消息,曾在父亲身边度过了充满父爱的时光……
我的家世
我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原名叫“晓光”,因为生父对妈妈不好,妈妈决定只跟他生一个孩子,改叫我独伊。
我的爷爷沈定一(沈玄庐),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1925年后他离开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8月,他被国民党的人刺杀。
我母亲杨之华,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1927年她参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父亲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家中曾世代读书为官,但到秋白这一代已經是穷困的家庭了。
父母的爱情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她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剑虹經常到上海大学听俞平伯讲宋词,父亲则在课后教她俄文,讲苏联的故事。两人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1923年8月相识,1924年1月相爱结婚,不到半年时间。
父亲是1923年夏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1923年春夏之交,父亲翻译了《国际歌》,翻译并推介苏俄的新思潮是父亲重要的工作之一。剑虹因患肺结核去世,才21岁。父亲非常悲伤,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了。
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人称母亲有“超群的美貌”,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她和我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到上海以后,經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父亲秋白这个时候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恽代英、萧楚女都去听过。丁玲写文章回忆说,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要是有人没听到他讲课,就借别人的笔记来看看,不愿意漏掉他的课。
奇特的爱情“谈判”
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久,在一次会见中,母亲和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母亲曾經回忆起这次见面说,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她到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
母亲是父亲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剑虹去世后,母亲很同情父亲,一直照顾他。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就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父亲。
然而,执着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来到萧山找母亲。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秋白、母亲接到他家去谈,又谈了两天。最后秋白把沈剑龙和母亲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外婆把我“偷”给父母
沈剑龙同意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母亲跟秋白结婚,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很不容易的。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所以他同意。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启事的同时,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秋白和生父成了好友,經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为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他还专门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第一次见爸爸大概就是1925年。父母到萧山来接我,母亲已經把我抱出来,生父不肯放我走,又把我抢了回去。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不久,他俩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我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
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也来到莫斯科。那个时候,我才6岁。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經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别墅有三层,秘书处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父母的通信,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父亲还给我写信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不愿意呆在这里,老是哭。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后来,我转到儿童疗养院,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那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摘自《羊城晚报》2011.2.12
我的家世
我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原名叫“晓光”,因为生父对妈妈不好,妈妈决定只跟他生一个孩子,改叫我独伊。
我的爷爷沈定一(沈玄庐),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1925年后他离开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8月,他被国民党的人刺杀。
我母亲杨之华,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1927年她参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父亲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家中曾世代读书为官,但到秋白这一代已經是穷困的家庭了。
父母的爱情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她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剑虹經常到上海大学听俞平伯讲宋词,父亲则在课后教她俄文,讲苏联的故事。两人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1923年8月相识,1924年1月相爱结婚,不到半年时间。
父亲是1923年夏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1923年春夏之交,父亲翻译了《国际歌》,翻译并推介苏俄的新思潮是父亲重要的工作之一。剑虹因患肺结核去世,才21岁。父亲非常悲伤,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了。
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人称母亲有“超群的美貌”,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她和我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到上海以后,經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父亲秋白这个时候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恽代英、萧楚女都去听过。丁玲写文章回忆说,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要是有人没听到他讲课,就借别人的笔记来看看,不愿意漏掉他的课。
奇特的爱情“谈判”
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久,在一次会见中,母亲和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母亲曾經回忆起这次见面说,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她到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
母亲是父亲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剑虹去世后,母亲很同情父亲,一直照顾他。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就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父亲。
然而,执着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来到萧山找母亲。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秋白、母亲接到他家去谈,又谈了两天。最后秋白把沈剑龙和母亲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外婆把我“偷”给父母
沈剑龙同意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母亲跟秋白结婚,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很不容易的。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所以他同意。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启事的同时,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秋白和生父成了好友,經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为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他还专门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第一次见爸爸大概就是1925年。父母到萧山来接我,母亲已經把我抱出来,生父不肯放我走,又把我抢了回去。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不久,他俩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我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
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也来到莫斯科。那个时候,我才6岁。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經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别墅有三层,秘书处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父母的通信,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父亲还给我写信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不愿意呆在这里,老是哭。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后来,我转到儿童疗养院,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那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摘自《羊城晚报》2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