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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学发展； 全面改革； 民主建设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1-0029-02
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即科学化的发展，显然是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抓好“科学发展”，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把“适度”作为制定规划和政策的准则，将功夫下在求实效上。过度和不及，都不利于求实效，促发展。例如，我们在抓城镇化以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时应防止急于求成，同时要适当加大抓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规模经营程度、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力度，以促进农业产业化、农民整体素质及组织程度、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抓重点高校时应防止财力人力过于集中，同时要适当加大抓基础教育尤其是城镇职业教育和农村义务教育的力度；在抓科技的基础研究时，应防止占用过多资金和人才，同时要适当加大抓应用科技开发与研究的力度。这样看起来是慢，实际上把握好切合实际的度，才最有利于实实在在的发展。
(二)把全面改革作为推进“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了深化改革，我们要充分重视责权利的统一问题。必须认清，人民利益是责权利结合为一个整体之中的利益。就是说，不能把为人民谋利益或者说代表人民的利益，理解成救世主恩赐给芸芸众生一大堆好处，而应看到这当中包含着教育、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要求。因此我们既要努力使他们得主人利，又要保证他们用主人权，还要教育他们尽主人责。而这也就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方面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带领他们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讲也是这样，只有促进责权利的统一，才能即使企业成为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的利益共同体，又使企业成为有经营自主权的市场主体，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商品生产者。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来讲同样如此，只有既讲利益又讲权利和责任，才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等损害别人平等竞争权利的现象，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法制经济；才能克服乱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之类现象，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道德经济。这样使国有、集体企业和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方面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进而促进以民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
(三)积极推进民主建设，为“科学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在这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认真纠正过分强调经济文化条件，忽视主观努力的倾向；纠正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的倾向；纠正把爱民、为民挂在嘴上，实际上却“畏民”、“危(害)民”的倾向；纠正“民主搞多了不利于稳定”的观点，拿出具体措施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必须更大胆地借鉴西方国家在使民主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方面对我们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以利于我们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切实代表政治民主的历史潮流。民主问题的要害，是什么人的民主，用民主干什么。在这一点上头脑清醒，才能保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让人民真正成为主人，他们自然会与共和国生死与共；让群众真正把共产党看作自己利益的代表，他们自然会真心实意跟党走。我们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努力推进民主，才真正有利于掌握主动权，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四)努力通过公平提高效率，通过效率促进公平。公平主要是指合乎公德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保障公民平等。这些都是民主的基本要求和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没有政治平等谈不上法治，没有社会公德谈不上德治，没有等价交换谈不上市场经济。抓发展当然要突出强调效率，但不应把它和公平对立起来，甚至牺牲公平，因为公平尤其关系普通百姓的利益，关系民心民意，牺牲了公平就会失去人民的拥护。
(五)注意方法的正确性，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列宁说：“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超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有益的经营管理办法和措施，一定要更大胆地借鉴，但又要看到我们在方法上和他们毕竟有不同之处。江泽民同志1990年在《求是》第6期上发表文章说：“怎样才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看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抓发展，资金、技术、设备都非常重要，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真正优势是政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胡锦涛同志突出强调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按照这些要求更充分地发挥这一政治优势，必定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六)大力实施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战略。要抓好这个根本，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当前特别重要的一条，是扩大就业。这不仅是因为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短缺而人力资源却最丰富，更重要的是在于，这既能增加群众的收入，扩大内需，又能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此可以说，扩大就业是当前最重要的发展。最近锦涛同志在全国就业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确立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并举的战略”，这是完全正确的。
(七)坚持目标、动力、检验标准的全面性，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我们所要实现的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全面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求我们发挥的是包括经济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在内的全面性动力；目标和动力两者决定和要求我们坚持的实践标准，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全面性实践标准。忽视这种全面性而单纯强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这是因为，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政治上实现高度民主，文化上实现高度文明，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论断，讲的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经济特征，并不等于说没有其他特征。他所说的深圳姓社不姓资是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所说的只有把精神文明也搞上去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发展的，是一种综合发展力。恩格斯讲的“合力”，邓小平同志讲的“综合国力”，锦涛同志讲的“全面发展”，都要求我们重视综合发展力。惟其如此，不注意综合发展力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作用，是抓不好社会全面发展的。
(八)如实承认政治、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确保社会协调发展。邓小平同志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是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就是说，社会风气、思想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过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比如决定经济建设有没有意义，决定社会是否会变质等等。不认清这一点，把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当作软道理，当作可用可不用的手段，必然造成“一手硬、一手软”或者叫“一腿长、一腿短”。那是根本谈不上抓好社会协调发展的。
(九)认真纠正乱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之类现象，保持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真正把发展的可持续性变成我们的自觉行动，必须增强“健康经济发展”意识，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平等、决策科学民主等等的基础上之；必须增强综合效益意识，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一起来；必须增强现代化意识，把现代化如实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着的过程，努力建立“效益优先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和谐型”的经济体系，逐步完成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双重社会转型。要做到这些，当前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煞住那种“现任领导贷款大发展，不管后任领导包袱有多重”、“不去雪中送炭，光搞锦上添花”，为此而不惜“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歪风。在煞此风上不动真格的，可持续发展便会成为一句空话。
(十)克服媚外的弱势心理，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矮化导致的软弱涣散心理假如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那将是比单独的经济落后更难克服的整体性的文化落后，是一种最可怕的落后，是一个民族衰亡的最突出表现。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从这种落后意识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我们进一步把民族精神振奋起来，必定会有力地促进民族经济的振兴。这一点，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显得更加重要。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1-0029-02
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即科学化的发展，显然是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抓好“科学发展”，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把“适度”作为制定规划和政策的准则，将功夫下在求实效上。过度和不及，都不利于求实效，促发展。例如，我们在抓城镇化以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时应防止急于求成，同时要适当加大抓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规模经营程度、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力度，以促进农业产业化、农民整体素质及组织程度、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抓重点高校时应防止财力人力过于集中，同时要适当加大抓基础教育尤其是城镇职业教育和农村义务教育的力度；在抓科技的基础研究时，应防止占用过多资金和人才，同时要适当加大抓应用科技开发与研究的力度。这样看起来是慢，实际上把握好切合实际的度，才最有利于实实在在的发展。
(二)把全面改革作为推进“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了深化改革，我们要充分重视责权利的统一问题。必须认清，人民利益是责权利结合为一个整体之中的利益。就是说，不能把为人民谋利益或者说代表人民的利益，理解成救世主恩赐给芸芸众生一大堆好处，而应看到这当中包含着教育、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要求。因此我们既要努力使他们得主人利，又要保证他们用主人权，还要教育他们尽主人责。而这也就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方面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带领他们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讲也是这样，只有促进责权利的统一，才能即使企业成为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的利益共同体，又使企业成为有经营自主权的市场主体，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商品生产者。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来讲同样如此，只有既讲利益又讲权利和责任，才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等损害别人平等竞争权利的现象，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法制经济；才能克服乱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之类现象，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道德经济。这样使国有、集体企业和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方面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进而促进以民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
(三)积极推进民主建设，为“科学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在这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认真纠正过分强调经济文化条件，忽视主观努力的倾向；纠正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的倾向；纠正把爱民、为民挂在嘴上，实际上却“畏民”、“危(害)民”的倾向；纠正“民主搞多了不利于稳定”的观点，拿出具体措施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必须更大胆地借鉴西方国家在使民主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方面对我们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以利于我们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切实代表政治民主的历史潮流。民主问题的要害，是什么人的民主，用民主干什么。在这一点上头脑清醒，才能保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让人民真正成为主人，他们自然会与共和国生死与共；让群众真正把共产党看作自己利益的代表，他们自然会真心实意跟党走。我们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努力推进民主，才真正有利于掌握主动权，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四)努力通过公平提高效率，通过效率促进公平。公平主要是指合乎公德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保障公民平等。这些都是民主的基本要求和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没有政治平等谈不上法治，没有社会公德谈不上德治，没有等价交换谈不上市场经济。抓发展当然要突出强调效率，但不应把它和公平对立起来，甚至牺牲公平，因为公平尤其关系普通百姓的利益，关系民心民意，牺牲了公平就会失去人民的拥护。
(五)注意方法的正确性，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列宁说：“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超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有益的经营管理办法和措施，一定要更大胆地借鉴，但又要看到我们在方法上和他们毕竟有不同之处。江泽民同志1990年在《求是》第6期上发表文章说：“怎样才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看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抓发展，资金、技术、设备都非常重要，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真正优势是政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胡锦涛同志突出强调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按照这些要求更充分地发挥这一政治优势，必定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六)大力实施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战略。要抓好这个根本，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当前特别重要的一条，是扩大就业。这不仅是因为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短缺而人力资源却最丰富，更重要的是在于，这既能增加群众的收入，扩大内需，又能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此可以说，扩大就业是当前最重要的发展。最近锦涛同志在全国就业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确立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并举的战略”，这是完全正确的。
(七)坚持目标、动力、检验标准的全面性，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我们所要实现的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全面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求我们发挥的是包括经济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在内的全面性动力；目标和动力两者决定和要求我们坚持的实践标准，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全面性实践标准。忽视这种全面性而单纯强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这是因为，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政治上实现高度民主，文化上实现高度文明，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论断，讲的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经济特征，并不等于说没有其他特征。他所说的深圳姓社不姓资是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所说的只有把精神文明也搞上去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发展的，是一种综合发展力。恩格斯讲的“合力”，邓小平同志讲的“综合国力”，锦涛同志讲的“全面发展”，都要求我们重视综合发展力。惟其如此，不注意综合发展力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作用，是抓不好社会全面发展的。
(八)如实承认政治、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确保社会协调发展。邓小平同志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是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就是说，社会风气、思想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过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比如决定经济建设有没有意义，决定社会是否会变质等等。不认清这一点，把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当作软道理，当作可用可不用的手段，必然造成“一手硬、一手软”或者叫“一腿长、一腿短”。那是根本谈不上抓好社会协调发展的。
(九)认真纠正乱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之类现象，保持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真正把发展的可持续性变成我们的自觉行动，必须增强“健康经济发展”意识，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平等、决策科学民主等等的基础上之；必须增强综合效益意识，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一起来；必须增强现代化意识，把现代化如实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着的过程，努力建立“效益优先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和谐型”的经济体系，逐步完成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双重社会转型。要做到这些，当前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煞住那种“现任领导贷款大发展，不管后任领导包袱有多重”、“不去雪中送炭，光搞锦上添花”，为此而不惜“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歪风。在煞此风上不动真格的，可持续发展便会成为一句空话。
(十)克服媚外的弱势心理，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矮化导致的软弱涣散心理假如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那将是比单独的经济落后更难克服的整体性的文化落后，是一种最可怕的落后，是一个民族衰亡的最突出表现。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从这种落后意识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我们进一步把民族精神振奋起来，必定会有力地促进民族经济的振兴。这一点，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