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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构语言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人类语言都是互构的语言，即主体与客体或通过客体而互动互构产生出的语言。”(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认知语言学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自然语言，它在本质上是人类感知、认识世界，通过心智活动将经验到的外在现实加以概念化，并将其编码的结果。”(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外在现实”是客观存在，“心智活动”是主观反应，“概念化”和“编码”是主客互动后的符号性建构。异曲同工，还是在说自然语言是在主、客互动互构中生成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的问题是：这种主客互构的创造活动，何以能够顺利地进行，人类靠什么使“概念化”“符号化”这个语言生成的伟大创举获得成功?
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至今难以定论。但在世界众多语种中，都共同存在着两条创生语言的明显线索：“拟音”和“象形”——“古人造字之始，即以字形象物之形，即以字音象物之声。”(张行孚《说文发疑》)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拟声词，世界上一切早期独立产生的文字，基本上都是从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
唐代诗人韩偓有“时有幽禽自唤名”的诗句。汉语中许多动物的名称就是模仿动物的叫声得来的。如“猫”与猫的叫声相似；“鸭”与鸭子的叫声相似；“鹊”与喜鹊的叫声相似；“布谷”与布谷鸟的叫声相似……“鸟音”刺激了人的感官，人通过模仿创造发明了人的“语音”；反过来再用人造语音去指称鸟类动物——这就再自然不过地完成了主、客观，“名”与“物”的相互建构。据古书记载：“‘芋’”本于‘吁’：薯芋叶大根实，掘者掘之必发出惊叹之声，即称芋为吁。又如‘哇、呕、哕、喀、咯’，各像其声。”(元戴侗《六书故》)这是“拟音”互构的另一类思维形式。
晚清大儒陈澧曾创造了“声象乎意”“象意制音”之说，他在《东塾读书记》中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之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说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说辛字，口如食辛之形；说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说咸字，口如食咸之形。故日：以唇舌口气象之也。”
陈澧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师培《原字音篇》说：“人声之精者为言，既为斯意，即象斯意制斯音，而人意所宣之音即为字音之所本。……推之食字之音像啜羹之声，吐字之音像吐哺之声；咳字之音验以喉，呕字之音验以口，兮字之音验以鼻；斥驱之音像挥物使退之声，止至之音像招物使止之声；奚字之音像有所否之声，思字之音像斂齿度物之声，均其证也。”(转引自姚淦铭《汉字心理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诚如郭绍虞所说，“他们以声象乎意之说解释一切语词，固然不很妥当；但若用以解释比况形容之语，则大都适合，因为比况形容之词本是声意相关的居多。”(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关于摹态或象形的例子就更多了。请看“谷”“牛”“足”“日”“水”等字，我国甲骨文与埃及象形文的的摹写(前为我国甲骨文，后为埃及象形文)：
汉字是结构最精妙、流传最久、生命力最强的象形文字。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纹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说文解字》)可见初始文字，本来就是观察客观事物后，依类摹刻出来的图形或纹样。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六种造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但究其实质，“汉字所指向的形、事、意、声，都有‘象’在，汉字是由‘象’之介质来作为符号的，是通过‘象’来思维的。”(姚淦铭《汉字心理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有人把象形、指事、会意三类均作为表意类的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象形是基础。有人称指事为象事，称会意为象意。所象之物、之事、之意，范围很广，天文、地理、草木、鸟兽、虫鱼、人体、器用、衣、食、住、行等无所不包。
语言界大多认为，语音与语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但《互构语言学》的“音义互构”原理认为：“相当大一部分汉语语音和汉字字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物理一生理一心理的契合关系。就是说，客观世界事物的大小诱发人体发音器官(例如口形)，在发音时对应性大小；大的，强烈的事物必然引起相应大的、强烈的心理——生理反应，从而引起发音器官的相应活动。”(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凡意义相对昂扬奋发，时空关系及含义指向都呈正向扩张型的字，其读音多响亮、厚壮，双唇发其音时的开口度都相对较大；反之，凡意思相对收缩、压抑，呈负向退降的字，其读音多沉钝、拘谨，发音时双唇开口度都相对较小。比如，当人们表现强烈的阳性情绪时，用字多含元音“a”；表达强烈的阴性(压抑)情绪时，用字多含“j”音。正因如此，古人吟诗作文，十分讲究“炼字”，炼字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关注汉字的“音义互构”关系。请看李清照的一首名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是一首极度促迫愁苦之作。全词共97个字，其中76个字全是阴性字，占全词总字数的70％。阴性音“i”音在这首词里特别突出，它通常包含大量的舌音和齿音，这就把诗人那种近乎咬牙切齿、欲说还休、愁肠百结的情状，极微妙真切地描绘了出来。读了这首词，恐怕不会不在心理上受到巨大的震撼。
音义同构不仅表现在元音方面，也常常表现在辅音方面。如：点，线，面三字韵母均为"Jan”，区别在于辅音：“d、x、m”。
发“点”字音(声母d)，须用舌尖抵上腭，舌尖与上腭的接触面小，所以这个“d”非常形象地表达了“点”义，使人想到一点状物，或某物尖端上的一点或其与某平面相接触之一点。同类引申义亦多以此音来表达，如：“滴、顶、颠、镝、帝、钉、盯、吊、叼、钓、蒂、抵、砥”等。
发“线”音(声母x)时，促使双唇和牙床上合而在上下齿问呈线形感，故“线”音一出，确有流线型感觉。同类音义同构的字如：“纤、弦、限、隙、细、析、系、溪、蜥、泻、泄”等。
发“面”音(声母m)时，需先闭合双唇，舌面与硬颚接触面很宽，所以发此音时使人有一种明显的平面、铺盖和宽广感。同类音义同构字如：“门、蒙、幕、弥漫、漠、幂、淼、蒙蔽”等。(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90页)
盛谏先生在其专著《语音象征与语言》中，对“音义互 构”现象有更详尽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认知心理学的特征匹配理论认为：“对任何现象的认知，首先都必须把它纳入一定的基本范畴，具体的观察才能够接着发生。基本范畴(包括实体、过程、性质、状态)是人类认知组织经验的基础，也是思考赖以进行的起码条件，世界只有被组织进这些范畴才可能对我们呈现出有序的状态。认知范畴相适应的语言表现是词类，……那么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这四大词类就有了一种超语言而普遍存在的必然性。”(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四大词类正好对应四个基本范畴：与实体对应的是名词；与过程对应的是动词；依附于实体的是表示静态性质的形容词；依附于过程的则是表示动态性状的副词。
基本范畴还能形成一些派生范畴，如实体因为可计量和占据一定时空位置，从而可能派生出数量范畴、方位范畴来；过程则因为与时间发展、状态变化、运动方向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能会派生出时态范踌、趋向范畴等。汉语中表现派生范畴的主要形式是一些助词，如“桌子上”“学校里”的“上”“里”(方位助词)；“跑过去”“跳下来”的“去”“下来”(趋向助词)；“读过”“站着”的“过”“着”(时态助词)等。
人类认知总是遵循由已知到未知、由具象到抽象的规律。这一过程需要以相似性为中介，通过比附联想和比喻来完成。比喻本质上是一种“感觉挪移”现象。“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之所以能“举他物”而“明之”，关键在于善于寻找不同客观物象之间的“相似点”，从而把已感觉到的此物象的特点，挪移到彼物象上去。比如由“杯”到“茶杯”，由“脑”到“电脑”。都是用头脑中已有的“相似块”与新出现的事物联系比照，再将原有概念略加变化(修饰限制)，用来指称(即隐喻)新事物的创造过程。这种借比喻命名的格式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借喻，如科学术语中的“网络”“菜单”“平台”“黑洞”，日常用语中的“明”“大腕”等；还有一种是明喻，如科学术语中的“鼠标”“矢量”，日常用语中的“喇叭裤”“斑马线”等。
大量实例证明，语义中基本的抽象概念的本源结构，大多是在意象图式的基础上构造出来的。比如：房屋有门窗，“心灵”也有门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敞开你的心扉”)。再如：“思想”可以“成熟”，“观点”可以“拿出”也可以“接受”，“情绪”可以“低落”也可以“高涨”，“态度”可以“粗暴”也可以“冷漠”，“性格”可以“坚强”亦可以“脆弱”，“感情”可以“深厚浓烈”，“经济”能“健康增长”，“论点”会“站不住脚”，“人生”可以作为“路”来走，“困难”可以作为“关”来破…一我们随时随地都生活在以意象为基础的隐喻的世界里。
隐喻给语义引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一个“和”，可以由乐调和谐、应声附和的本义，引申出“五味调和”“人事关系协调(和睦)”“夫妻融洽(和合)”“局势稳定(和平)”“社会安祥(祥和)”“行为得当(平和)”“表情温顺(和蔼)”“平息争端(讲和)”“气候温暖(暖和)”……声音、味道、情感、性格、人际关系、自然和社会环境等等本是不同类的事物，但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协调舒畅，所以可以用同一个“和”字来进行比附。
认知心理学认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具有与自然相联系的身体，故我们的意识和理性与身体在环境中的定位及其与环境的互动行为相联系……意象图式正是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认知结构，它是联系感觉与理性的一道桥梁。(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由人体的组成部分形成意象，的确是最方便、最容易的，所以由此催生的词语也是异常丰富的。比如：河口、山头、针眼、桌腿、门把手、船尾、玉米须、果皮、果肉、山脉等，抬眼所见，无不与人的身体组成部分有关。
然而这些与人体有关的词根：头、手、足、心、腹、指、须、发、眉、目等等，其意义和功能远不这样简单，它们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意义和超乎寻常的组词能力。“将它们合起来，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与创世传说有紧密关联的被肢解的巨人。它反映了古时人们以一种人体式的结构看世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请看——
“头领、首脑、首长、头条、首要、能手、手段、手腕、大腕、手掌、左右手、身手、手足、高足、足下、臂膀、拳脚、蹩脚、眼力、目光、面目、眉目、嘴脸、巧嘴、心肠、心眼、心迹、心计、心腹、胸怀、胆量、心明眼亮、赤胆忠心、侠肝义胆、站稳脚跟、放开手脚、手忙脚乱、屁滚尿流……”由人体部分的意象衍生的词语数不胜数。社会形态、天理人性、伦理道德无所不包。
隐喻的运用既受客观感知对象的影响，也受主观感知能力的制约。我们知道，在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语言中，时间概念都是程度不同地比照空间概念建立起来的，那是因为人类只有空间感觉器官，而没有感觉时间的器官。空间运动是顺延的、一维的，时间的流逝也是顺延的和一维的。所以时间只有“长、短、远、近”这些一维属性的词，而没有“宽、窄、高、低”这些二维或三维属性的词。
根据人的认知范畴，卡尔顿(1995)归纳出常规隐喻形成的一般隐喻群。主要可分五大类：
1.视觉／光。如：看法、观点、展望、视角、见识、远见、盲点等。
2.平衡。如：均等、公平、情绪平稳、收支平衡、力量均衡等。
3.运动。如：去工作、来做事、促使行动、感情冲动、时间流逝等。
4.结构。如：形式和形状、部分和整体、内部与外部(导管或容器)、中心和边缘、相关或联系等。
5.方位。如：发展阶段、职位、社会地位、找准位置、处于尴尬境地等。
上述五类“隐喻群”，可把它们称为“具体的组成意念”(即“认知结构”)。如果我们停止使用这五个基本观念，我们整个语言就会瘫痪，也无法谈论人类自己。(以上见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词语的隐喻意义常与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相关联。如：“红色、红旗、红人、红心、红颜、红眼、红包、红榜、红尘”等汉语词中“红”的隐喻意素，皆与社会生活、民族文化具有某种相似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新的隐喻会同时相应地产生：“市场经济、信息社会、地球村、网络平台……”只要稍一留心，我们就不难发现：所有新生词汇的创造，都是建立在意象图式的基础之上的，全都借用了相似隐喻的规则，都是主客互动互构的结果。
总之，初始的人类语言文字，大都是以相似性为中介，通过拟音、象形创生的。不论汉语还是汉字，都是通过模拟世事万物的直观形态而建构生成的。人类最伟大的主观创造——语言和文字，就是自然物质世界的“形象源”，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形象思维”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相似互构的产物。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时代的发展，对于人类来说，凡存在 的一切现象、一切关系，都可以通过相似互构，以某种语言符号形式来加以模拟、指代或规定。或者说，成熟的人类语言中的千万种成分，只不过是对现实世界中千万种现象或关系的选择性浓缩和符号化而已。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辜正坤先生通过潜心研究发现：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面对三大主客关系，而人类语言也势必要反映这三大主客关系，由此构成他的《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一书的核心基础理论。辜正坤先生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人类语言都是互构语言，即主体与客体或通过客体而互动互构产生出的语言。不论这些语言表面上如何干差万别，它们中总存在着一些共通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三大主客关系律，三大句法结构律和三大同类律。
三大主客关系定律：
A型关系：人——存在。作为主体的人一旦来到客观世界，就努力要和客观世界发生某种联系，人类世界中不存在一种居然不反映这种关系的语言；
B型关系：人——人。人类除了和非人的客观世界打交道，势必要和人本身(或人的世界)打交道，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同理，人类世界中不存在一种居然不反映这种关系的语言；
C型关系：存在——存在。人类还势必能感觉和观察到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之间互相也发生着某种关系，这表现为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人类世界中不存在一种居然不反映这种关系的语言。
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律：句法结构的基础就是上述三大关系。主客世界的互构枢纽就在于运动，同理，语言结构的枢纽也就相应地在于动词。以动词为枢纽，一切句法结构的核心模式可以归结为三大类：
(1)前及物句法结构：我←想；我们←大笑。
(2)后及物句法结构：开→门；下→雨了。
(3)通及物句法结构：我←看→书；太阳←照亮→大地。
三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又具有另外三个特点：
(1)静态特点；
(2)动态特点；
(3)限定特点。
与此相对应，一切语言的词汇都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1)名词类，与静态特点相对应；
(2)动词类，与动态特点相对应；
(3)修饰词类，与限定特点相对应。
俄国生理学家谢切诺夫说：“在一切民族，一切时代，一切部族和一切智能的发展阶段中，思维最简单的语言形式总是可以归结为有三个成分的语句……这三个必不可少的构成成分是：主语、谓语和系词。”(《思想的元素》)人类语言的所有结构形式，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三个最简单的基本成分，这三个基本成分，也恰恰反映了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三大主客关系。也正因为有了语言文字这一重要中介和坚强纽带，才有人类悠久绵长的灿烂文明。构建现代语文教学，不能不了解语言文字创生中这一重要的主客相似互构原理。
(高万同，特级教师，原新沂市教研室主任)
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的问题是：这种主客互构的创造活动，何以能够顺利地进行，人类靠什么使“概念化”“符号化”这个语言生成的伟大创举获得成功?
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至今难以定论。但在世界众多语种中，都共同存在着两条创生语言的明显线索：“拟音”和“象形”——“古人造字之始，即以字形象物之形，即以字音象物之声。”(张行孚《说文发疑》)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拟声词，世界上一切早期独立产生的文字，基本上都是从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
唐代诗人韩偓有“时有幽禽自唤名”的诗句。汉语中许多动物的名称就是模仿动物的叫声得来的。如“猫”与猫的叫声相似；“鸭”与鸭子的叫声相似；“鹊”与喜鹊的叫声相似；“布谷”与布谷鸟的叫声相似……“鸟音”刺激了人的感官，人通过模仿创造发明了人的“语音”；反过来再用人造语音去指称鸟类动物——这就再自然不过地完成了主、客观，“名”与“物”的相互建构。据古书记载：“‘芋’”本于‘吁’：薯芋叶大根实，掘者掘之必发出惊叹之声，即称芋为吁。又如‘哇、呕、哕、喀、咯’，各像其声。”(元戴侗《六书故》)这是“拟音”互构的另一类思维形式。
晚清大儒陈澧曾创造了“声象乎意”“象意制音”之说，他在《东塾读书记》中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之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说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说辛字，口如食辛之形；说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说咸字，口如食咸之形。故日：以唇舌口气象之也。”
陈澧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师培《原字音篇》说：“人声之精者为言，既为斯意，即象斯意制斯音，而人意所宣之音即为字音之所本。……推之食字之音像啜羹之声，吐字之音像吐哺之声；咳字之音验以喉，呕字之音验以口，兮字之音验以鼻；斥驱之音像挥物使退之声，止至之音像招物使止之声；奚字之音像有所否之声，思字之音像斂齿度物之声，均其证也。”(转引自姚淦铭《汉字心理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诚如郭绍虞所说，“他们以声象乎意之说解释一切语词，固然不很妥当；但若用以解释比况形容之语，则大都适合，因为比况形容之词本是声意相关的居多。”(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关于摹态或象形的例子就更多了。请看“谷”“牛”“足”“日”“水”等字，我国甲骨文与埃及象形文的的摹写(前为我国甲骨文，后为埃及象形文)：
汉字是结构最精妙、流传最久、生命力最强的象形文字。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纹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说文解字》)可见初始文字，本来就是观察客观事物后，依类摹刻出来的图形或纹样。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六种造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但究其实质，“汉字所指向的形、事、意、声，都有‘象’在，汉字是由‘象’之介质来作为符号的，是通过‘象’来思维的。”(姚淦铭《汉字心理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有人把象形、指事、会意三类均作为表意类的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象形是基础。有人称指事为象事，称会意为象意。所象之物、之事、之意，范围很广，天文、地理、草木、鸟兽、虫鱼、人体、器用、衣、食、住、行等无所不包。
语言界大多认为，语音与语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但《互构语言学》的“音义互构”原理认为：“相当大一部分汉语语音和汉字字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物理一生理一心理的契合关系。就是说，客观世界事物的大小诱发人体发音器官(例如口形)，在发音时对应性大小；大的，强烈的事物必然引起相应大的、强烈的心理——生理反应，从而引起发音器官的相应活动。”(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凡意义相对昂扬奋发，时空关系及含义指向都呈正向扩张型的字，其读音多响亮、厚壮，双唇发其音时的开口度都相对较大；反之，凡意思相对收缩、压抑，呈负向退降的字，其读音多沉钝、拘谨，发音时双唇开口度都相对较小。比如，当人们表现强烈的阳性情绪时，用字多含元音“a”；表达强烈的阴性(压抑)情绪时，用字多含“j”音。正因如此，古人吟诗作文，十分讲究“炼字”，炼字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关注汉字的“音义互构”关系。请看李清照的一首名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是一首极度促迫愁苦之作。全词共97个字，其中76个字全是阴性字，占全词总字数的70％。阴性音“i”音在这首词里特别突出，它通常包含大量的舌音和齿音，这就把诗人那种近乎咬牙切齿、欲说还休、愁肠百结的情状，极微妙真切地描绘了出来。读了这首词，恐怕不会不在心理上受到巨大的震撼。
音义同构不仅表现在元音方面，也常常表现在辅音方面。如：点，线，面三字韵母均为"Jan”，区别在于辅音：“d、x、m”。
发“点”字音(声母d)，须用舌尖抵上腭，舌尖与上腭的接触面小，所以这个“d”非常形象地表达了“点”义，使人想到一点状物，或某物尖端上的一点或其与某平面相接触之一点。同类引申义亦多以此音来表达，如：“滴、顶、颠、镝、帝、钉、盯、吊、叼、钓、蒂、抵、砥”等。
发“线”音(声母x)时，促使双唇和牙床上合而在上下齿问呈线形感，故“线”音一出，确有流线型感觉。同类音义同构的字如：“纤、弦、限、隙、细、析、系、溪、蜥、泻、泄”等。
发“面”音(声母m)时，需先闭合双唇，舌面与硬颚接触面很宽，所以发此音时使人有一种明显的平面、铺盖和宽广感。同类音义同构字如：“门、蒙、幕、弥漫、漠、幂、淼、蒙蔽”等。(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90页)
盛谏先生在其专著《语音象征与语言》中，对“音义互 构”现象有更详尽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认知心理学的特征匹配理论认为：“对任何现象的认知，首先都必须把它纳入一定的基本范畴，具体的观察才能够接着发生。基本范畴(包括实体、过程、性质、状态)是人类认知组织经验的基础，也是思考赖以进行的起码条件，世界只有被组织进这些范畴才可能对我们呈现出有序的状态。认知范畴相适应的语言表现是词类，……那么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这四大词类就有了一种超语言而普遍存在的必然性。”(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四大词类正好对应四个基本范畴：与实体对应的是名词；与过程对应的是动词；依附于实体的是表示静态性质的形容词；依附于过程的则是表示动态性状的副词。
基本范畴还能形成一些派生范畴，如实体因为可计量和占据一定时空位置，从而可能派生出数量范畴、方位范畴来；过程则因为与时间发展、状态变化、运动方向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能会派生出时态范踌、趋向范畴等。汉语中表现派生范畴的主要形式是一些助词，如“桌子上”“学校里”的“上”“里”(方位助词)；“跑过去”“跳下来”的“去”“下来”(趋向助词)；“读过”“站着”的“过”“着”(时态助词)等。
人类认知总是遵循由已知到未知、由具象到抽象的规律。这一过程需要以相似性为中介，通过比附联想和比喻来完成。比喻本质上是一种“感觉挪移”现象。“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之所以能“举他物”而“明之”，关键在于善于寻找不同客观物象之间的“相似点”，从而把已感觉到的此物象的特点，挪移到彼物象上去。比如由“杯”到“茶杯”，由“脑”到“电脑”。都是用头脑中已有的“相似块”与新出现的事物联系比照，再将原有概念略加变化(修饰限制)，用来指称(即隐喻)新事物的创造过程。这种借比喻命名的格式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借喻，如科学术语中的“网络”“菜单”“平台”“黑洞”，日常用语中的“明”“大腕”等；还有一种是明喻，如科学术语中的“鼠标”“矢量”，日常用语中的“喇叭裤”“斑马线”等。
大量实例证明，语义中基本的抽象概念的本源结构，大多是在意象图式的基础上构造出来的。比如：房屋有门窗，“心灵”也有门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敞开你的心扉”)。再如：“思想”可以“成熟”，“观点”可以“拿出”也可以“接受”，“情绪”可以“低落”也可以“高涨”，“态度”可以“粗暴”也可以“冷漠”，“性格”可以“坚强”亦可以“脆弱”，“感情”可以“深厚浓烈”，“经济”能“健康增长”，“论点”会“站不住脚”，“人生”可以作为“路”来走，“困难”可以作为“关”来破…一我们随时随地都生活在以意象为基础的隐喻的世界里。
隐喻给语义引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一个“和”，可以由乐调和谐、应声附和的本义，引申出“五味调和”“人事关系协调(和睦)”“夫妻融洽(和合)”“局势稳定(和平)”“社会安祥(祥和)”“行为得当(平和)”“表情温顺(和蔼)”“平息争端(讲和)”“气候温暖(暖和)”……声音、味道、情感、性格、人际关系、自然和社会环境等等本是不同类的事物，但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协调舒畅，所以可以用同一个“和”字来进行比附。
认知心理学认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具有与自然相联系的身体，故我们的意识和理性与身体在环境中的定位及其与环境的互动行为相联系……意象图式正是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认知结构，它是联系感觉与理性的一道桥梁。(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由人体的组成部分形成意象，的确是最方便、最容易的，所以由此催生的词语也是异常丰富的。比如：河口、山头、针眼、桌腿、门把手、船尾、玉米须、果皮、果肉、山脉等，抬眼所见，无不与人的身体组成部分有关。
然而这些与人体有关的词根：头、手、足、心、腹、指、须、发、眉、目等等，其意义和功能远不这样简单，它们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意义和超乎寻常的组词能力。“将它们合起来，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与创世传说有紧密关联的被肢解的巨人。它反映了古时人们以一种人体式的结构看世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请看——
“头领、首脑、首长、头条、首要、能手、手段、手腕、大腕、手掌、左右手、身手、手足、高足、足下、臂膀、拳脚、蹩脚、眼力、目光、面目、眉目、嘴脸、巧嘴、心肠、心眼、心迹、心计、心腹、胸怀、胆量、心明眼亮、赤胆忠心、侠肝义胆、站稳脚跟、放开手脚、手忙脚乱、屁滚尿流……”由人体部分的意象衍生的词语数不胜数。社会形态、天理人性、伦理道德无所不包。
隐喻的运用既受客观感知对象的影响，也受主观感知能力的制约。我们知道，在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语言中，时间概念都是程度不同地比照空间概念建立起来的，那是因为人类只有空间感觉器官，而没有感觉时间的器官。空间运动是顺延的、一维的，时间的流逝也是顺延的和一维的。所以时间只有“长、短、远、近”这些一维属性的词，而没有“宽、窄、高、低”这些二维或三维属性的词。
根据人的认知范畴，卡尔顿(1995)归纳出常规隐喻形成的一般隐喻群。主要可分五大类：
1.视觉／光。如：看法、观点、展望、视角、见识、远见、盲点等。
2.平衡。如：均等、公平、情绪平稳、收支平衡、力量均衡等。
3.运动。如：去工作、来做事、促使行动、感情冲动、时间流逝等。
4.结构。如：形式和形状、部分和整体、内部与外部(导管或容器)、中心和边缘、相关或联系等。
5.方位。如：发展阶段、职位、社会地位、找准位置、处于尴尬境地等。
上述五类“隐喻群”，可把它们称为“具体的组成意念”(即“认知结构”)。如果我们停止使用这五个基本观念，我们整个语言就会瘫痪，也无法谈论人类自己。(以上见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词语的隐喻意义常与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相关联。如：“红色、红旗、红人、红心、红颜、红眼、红包、红榜、红尘”等汉语词中“红”的隐喻意素，皆与社会生活、民族文化具有某种相似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新的隐喻会同时相应地产生：“市场经济、信息社会、地球村、网络平台……”只要稍一留心，我们就不难发现：所有新生词汇的创造，都是建立在意象图式的基础之上的，全都借用了相似隐喻的规则，都是主客互动互构的结果。
总之，初始的人类语言文字，大都是以相似性为中介，通过拟音、象形创生的。不论汉语还是汉字，都是通过模拟世事万物的直观形态而建构生成的。人类最伟大的主观创造——语言和文字，就是自然物质世界的“形象源”，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形象思维”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相似互构的产物。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时代的发展，对于人类来说，凡存在 的一切现象、一切关系，都可以通过相似互构，以某种语言符号形式来加以模拟、指代或规定。或者说，成熟的人类语言中的千万种成分，只不过是对现实世界中千万种现象或关系的选择性浓缩和符号化而已。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辜正坤先生通过潜心研究发现：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面对三大主客关系，而人类语言也势必要反映这三大主客关系，由此构成他的《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一书的核心基础理论。辜正坤先生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人类语言都是互构语言，即主体与客体或通过客体而互动互构产生出的语言。不论这些语言表面上如何干差万别，它们中总存在着一些共通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三大主客关系律，三大句法结构律和三大同类律。
三大主客关系定律：
A型关系：人——存在。作为主体的人一旦来到客观世界，就努力要和客观世界发生某种联系，人类世界中不存在一种居然不反映这种关系的语言；
B型关系：人——人。人类除了和非人的客观世界打交道，势必要和人本身(或人的世界)打交道，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同理，人类世界中不存在一种居然不反映这种关系的语言；
C型关系：存在——存在。人类还势必能感觉和观察到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之间互相也发生着某种关系，这表现为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人类世界中不存在一种居然不反映这种关系的语言。
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律：句法结构的基础就是上述三大关系。主客世界的互构枢纽就在于运动，同理，语言结构的枢纽也就相应地在于动词。以动词为枢纽，一切句法结构的核心模式可以归结为三大类：
(1)前及物句法结构：我←想；我们←大笑。
(2)后及物句法结构：开→门；下→雨了。
(3)通及物句法结构：我←看→书；太阳←照亮→大地。
三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又具有另外三个特点：
(1)静态特点；
(2)动态特点；
(3)限定特点。
与此相对应，一切语言的词汇都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1)名词类，与静态特点相对应；
(2)动词类，与动态特点相对应；
(3)修饰词类，与限定特点相对应。
俄国生理学家谢切诺夫说：“在一切民族，一切时代，一切部族和一切智能的发展阶段中，思维最简单的语言形式总是可以归结为有三个成分的语句……这三个必不可少的构成成分是：主语、谓语和系词。”(《思想的元素》)人类语言的所有结构形式，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三个最简单的基本成分，这三个基本成分，也恰恰反映了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三大主客关系。也正因为有了语言文字这一重要中介和坚强纽带，才有人类悠久绵长的灿烂文明。构建现代语文教学，不能不了解语言文字创生中这一重要的主客相似互构原理。
(高万同，特级教师，原新沂市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