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一句常话。
　　前年坊间有一本出人意料走红的书——余世存先生所编之《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仿“世说”体的一本杂书，书中吉光片羽，分类汇集了晚近中国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因为选家的眼光和“话语”的精粹，这样的书是很容易被读者相中的。
　　却说《非常道》有一节：“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要新凤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说：‘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查新凤霞回忆录《我叫新凤霞》（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未提劝告离婚之人的大名，只记为“某领导”，而在此之前的朝鲜演出期间，所谓“某领导”已给新凤霞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因此她说：“我对这人很反感、很讨厌”，后来她又称之为“魔鬼一样的领导”。“反右”期间，该领导与新凤霞谈话，说：“吴祖光已经完了，你要考虑自己呀，要划清界限。你这么年轻，戏演得好，有这么多观众喜欢你，党也重点培养你，你要站稳立场啊！”新凤霞则回答道：“虽说他（吴祖光）已被戴上右派帽子，可是共产党治病救人，能改造好，他犯了错误还能改好，我们还是一家人。”“某领导”很快抢过话说：“我们要改造资产阶级立场，改造知识分子，你们还是一家人？我们把他送走……”果然，吴祖光后来就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
　　当年吴祖光由香港返回，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受到某种不被信任的“待遇”，及至后来他成为“右派”，新凤霞因拒绝与之离婚也成为“右派”，当时还对她成立了“专案组”，甚至她的二妹也执行了特殊使命来监控自己姐姐的动向。只是由于新凤霞的坚决，以及有丈夫、婆婆、孩子作后盾，她才最终坚持下来。
　　在另一本《我与吴祖光四十年悲欢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的回忆录中，新凤霞对那位“领导”则称为“副部长刘某某”，此人“开始笑着接待我，和气地让我坐他对面，可是谈到最后，他猛地凶狠地翻了铁青的脸，活像个奸臣”，而参与劝说者，还有“专案组贺某、胡某，剧协田某”等，他们“都找我谈话，要我和吴祖光划清界限”云云。
　　在吴祖光的回忆录中也未直呼其名，他写道：“这个自幼从南方被卖到天津，在贫民窟长大，六岁学戏，十四岁成为主演，以其卓越的天赋，不数年征服了万千观众，名噪海内外的天才演员，在作为丈夫的我被打成右派之后，居然有一次中央文化部的副部长召她去谈话，当面下令要她与丈夫划清界限离婚，便可入党，否则要‘承担后果’。”（《吴祖光自述》，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记得民间曾有“宁拆一座庙，不劝人离婚”之说，不过到了后来，在政治运动当中“离婚”又成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反之又有所谓“五不怕”之说，那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即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精神，当然，要真正理解这句话，不“曾经沧海”是不知其中奥妙的。
　　刚刚过世的中共元老薄一波生前在一篇纪念亲家和老乡谷景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文章中也提到：“1957年反右时，谷景生同志的妻子范承秀同志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他和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对妻子说，你这个范仲淹的后代，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妻子哭了，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这是除新凤霞之外的另一个例子。
　　现在有许多人喜欢在文章中对比中国和俄罗斯的女性在残酷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后者一步一步紧紧跟随在被流放的丈夫身后，让人感动于“每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屹立着一位伟大的女性”。其实，当刘清扬和浦熙修们先后“大难临头各自飞”时（当然她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在中国也有许多“当代王宝钏”的故事，比如“胡风集团”那场冤案中，有人要“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妻子任敏向与丈夫离了婚的邵洵美的女儿“学习”，任敏却敬谢不敏，甘愿被发配到青海去了；再后来“反右”运动之中，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远看刘清扬，近学浦熙修”的号召中也没有如法炮制，她以传统妇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主义妇道自我解嘲，自甘夫唱妇随成为“右派”。新凤霞说：“1957年的运动考验了夫妻、领导、人和人的关系，人人都在人生舞台上表演，袒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和灵魂。”
　　知道“某领导”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过去的历史真正融入我们的血脉，包括做人的“骨气”。
　　
　　（作者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