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真相，向历史致敬。李发锁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长春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写起小说来，李发锁驾轻就熟，已出版《动迁》《债主》《细菌》等6部长篇小说，3部正在改编为影视作品，基本每两年创作一部。而《围困长春》这部纪实作品，整整耗费了5年时间，搜集资料一年多，写了3年，修改一年多。
　　长春围困战是国共双方在一座城市争夺时间最长、最惨烈的一场战役。70余年来，围绕围困长春战役若干似是而非的说法，这是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史上一桩重大历史事件，海内外关注。而历史军事题材作品浩如烟海，单就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而言，就有若干脍炙人口的作品，有的还搬上银幕和荧屏。怎么写？
　　“什么最有生命力——真实。真实不仅是力量的基本内核，也是报告（纪实）文学作家道德修养的底线。还原70年前惊心动魄的长春战役真相，理清后来诸多诡异的臆断与反复颠倒的种种说法，唯一的武器与途径只有实事求是。”为了能够通过翔实的史料揭开长春战役背后的真相，李发锁搜集了2000多万字的资料、档案和典籍，注释了近千条笔记，他还跑到当年的若干战场和山沟里进行实地考察，耗时5年写成了这部54万字的《围困长春》。
　　真正弄清历史真相，靠原始档案资料说话，要用国共双方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失败的敌方原始文件（例如郑洞国签发的文件，国民党的原始会议记录）。《围困长春》中重要的史实都有可靠的出处依据，重要史实注释条目近900条，其中部分条目是双证据引用。国防大学教授、军事专家戴旭因此认为，《围困长春》集档案、文献、回忆、著述等综合成果之大成，是一部同时兼有史实、思想、理论及文学价值的不可多得的上乘力作。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读完此书后评价：“你可以不去了解新中国是怎样走来的全部，你也可以不用去成为一个军事爱好者，但你得了解中国共產党人和他们的领袖是如何缔造了一个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基本历史，及那种历史是怎样的精彩与辉煌的部分。李发锁的大作《围困长春》则是这样的历史和它的精彩与辉煌的部分”。
　　李发锁在接受采访时谦虚地表示自己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我把我的观点拿出来做靶子，希望大家一起来研究。根据我现在掌握的这120条证据和原件，我得出了一个我认为还站得住脚的结论。如果大家认为我不对可以提出来，让我们的历史更清晰。”
　　《东西南北》：《围困长春》出版以来，媒体反映积极，读者也有较好的反映，这本书主要写了哪些内容？
　　李发锁：总的来讲是围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主要战役与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从围困长春战役的发生、发展、胜利的全过程展开叙述。长春战役为什么围而不攻，如何进行围困;国共双方在“食口”包袱这个焦点上如何激烈争夺，在老百姓的“食口”上，国共双方分别采取了什么不同政策;争夺战中有多少老百姓被饿死，饿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围困长春对南下锦榆作战的牵制及影响;国共双方统帅与将领对长春攻守的不同策略比拼;长春守军瓦解（含60军起义，新七军投诚）的内幕;长春战役胜利对加快东北全境解放的推进作用。
　　国共双方统帅毛泽东与蒋介石，将领林彪、罗荣桓、肖劲光与杜聿明、陈诚、郑洞国等不同战略与战术决策的原因分析，以及不同的思想、性格、胸怀对战役形成的深刻影响。
　　东北解放战争尤其是长春战役过程中，国共双方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精神等方面，例如双方不同的土地方针、俘虏政策、兵役制度及组织架构对战役走向的巨大作用。面对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复杂局面，双方不同的策略应对;与东北解放尤其是长春战役相关的双方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
　　《东西南北》：从小说到纪实，《围困长春》对您来说应该是个挑战吧？
　　李发锁：整整耗费了5年时间，包括写之前搜集资料，写了3年，初稿完成后无数次修改。中间经历了若干次挫折、灰心、失望、痛苦，甚至因为档案中的防腐剂导致呼吸道疾病……是书里的人物鼓励着我，总算坚持下来了。
　　《东西南北》：全书54万字，您在后记中谈搜索了2000多万字的资料、档案、典籍，仅注释就近900条，应当是下了很多功夫吧？
　　李发锁：我过去多半是写小说，6年写了6部。但这部纪实作品，耗费了我5年时间。
　　首先这2000多万字的资料需要读得很细很熟，一遍、两遍、三遍，有的重要材料甚至被翻得面目全非。而后，要做索引，哪个事件与问题在哪个材料或书里，是第几页？跟哪几个关联？应该放在哪个章节里？笔记索引已经同这本书一样多了。做笔记索引还得熟记，熟到什么程度？就像林彪熟读地图（乡村、河流、山谷）与敌我双方部队位置、谁是长官、火力配置如何？烙印在脑子里一样，到写的时候才能比较顺利地找出来。为了熟记在心里，我还要到当年的战场山沟去看，看一次印象就深刻。深刻无比的体会是，写报告（纪实）文学，与其说是脑力劳动，不如说是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创作这部作品损害了我的健康（档案中防腐剂导致呼吸道受损），写到“奔七”的古稀边缘。但我不后悔！
　　《东西南北》：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您的书特殊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
　　李发锁：我是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剖析书写历史。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政治、社会实力的综合反映与比拼。写这本书我吸收了两个人的做法。一是以《万历十五年》闻名于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二是美国人胡素珊（音译）《中国的内战》的经验。他写国共战争都几乎没有写军事战役，而是全面深刻剖析国共双方政治、战略、精神、政策的对决，从中找出国共战争深层社会原因及决定战争胜负的规律。从这种大历史观出发，我对东北解放战争，尤其围绕长春战役的深层社会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历史还原，受到了国防大学教授、党史专家、军事专家戴旭的充分肯定。 　　《東西南北》：您在写作中有什么发现吗？
　　李发锁：几十年来，关于围困长春饿死多少人有若干说法。我归拢了一下大概有6种。
　　长春市的史志记载，当时围困长春饿死了10万人左右;国民党的军统少将段克文则说，当时饿死了65万人;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仅仅5天后，国民党《中央日报》10月24日给出的数字是饿死15万人;还有一个数字是当时几个日本人爬哨卡出来报的二三十万人;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观点是饿死30万人，但她并未经过艰苦调查与数据考证，打折出来的，简单粗糙地取最大与最小的中间值，即30万人。打折是很随意、很不负责任的一种办法。为了使饿死30万人站得住脚，龙应台又毫无根据地开始文学“想象”，把长春围城内的人口翻了两三倍，即围城内可能是80万到120万人。她的书出版之初，就受到了李敖的批评。
　　究竟死了多少人？我的观点是58063人。这是共产党进城后4次通过数尸头调查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我不认为58063是个准确数，58063只是一个参照数，是最接近当年历史事实的数据。
　　我认为，对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与历史问题，必须采取极其认真的科学态度，吸收大量的历史数据研究考证才行。光看一方的数据还不够，还要有另一方面的。围城内当时的40万人，就是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经过一个月地毯式调查得出的数据。一年后又被共产党所证实。史志中记载，当时的围城人数有390765人，和国民党的数据基本一致。解放后围城内还剩17.9万人，放出城的人数有15.4万人，两项相加为33万余人。距离40万（390765）尚有6万余的差，就应当是饿死的百姓数。
　　《东西南北》：您能仔细谈谈“大历史观”在《围困长春》中的体现吗？
　　李发锁：《围困长春》主要不是战争场景的专著（这方面已有浩如烟海的佳作），而是用相当篇幅叙说国共双方不同的政治构架，不同的土地政策、兵役制度、俘虏政策等等，这些不直接关乎战争走向，却深刻影响战争胜败。这是大历史剖析战争的钥匙。将东北解放战争及围困长春战役放到世界大格局之中进行战略与策略的叙述。
　　以大历史观看，围困长春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役，而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大战略。对国共双方领袖战略策略的考察，将帅们的战术研究，是本书写作的第一重要任务。同时，局部的围困长春战役，又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眼”，着力弄清似是而非的说法，还原历史真相，是本书写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
　　《东西南北》：您在写这部作品时为何尤其注重人物性格的分析？
　　李发锁：从大历史观出发，要着重在历史人物性格探究上下力气。战争是人类暴行的极致。诡异历史事件与扣人心弦的战争场景会让人眼花缭乱，如果笔墨仅限于此，便浪费了报告（纪实）文学这种文体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本书叙述中，我不仅仅限于写出战役的经过场景及将帅们的决策行为，而且要写出为什么这样决策而不是那样决策？做出这种决策的心理因素是什么？性格对于决策的影响何在？以及影响性格形成的个人经历及社会影响。写作过程使我体会到，这是增强作品深度的有效方式，是纪实文学这种文体独有的魅力。
　　《东西南北》：您是如何评价“变化”了的历史人物？
　　李发锁：在表现手法上，我秉笔直书，有勇气直言不讳。有功既写功，有过既写过，既要写胜利与成功，又要写失败与教训。唯要靠证据支持观点，靠原始档案资料说话。
　　《东西南北》：您是长春人吗？可以看出您对长春很有感情。
　　李发锁：我不是长春人，因为我的大半生是在长春度过的，所以我喜欢这座城市。《围困长春》这本作品是献给历史的，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浸润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又是献给我们民族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包括那些为东北解放付出鲜血与生命的先烈们。但愿这部作品能使我们这些后辈们永远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