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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我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干部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西藏工作。7月中旬到拉萨，在工委（即自治区成立后的区党委）机要处学习一段时间，于8月上旬分到山南分工委（即自治区成立后的山南地委）机要科，从此当上了一名机要员。在我的革命生涯中，5年的机要工作经历为我的人生书写了闪光自豪的一页。
入藏第一课
机要工作涉及党的核心机密，历来受到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机要人员也格外受到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在工委机要处集训的20多天里，有一件最令人难忘的事，那就是受到王其梅书记的接见，给我们上了进入西藏的第一堂政治课。
那是1965年7月中旬，我们刚到拉萨没几天。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工委大院里散步，遇到一位领导模样的同志也在散步。他中等身材，50岁上下，稍有点儿胖，着一身蓝中山服，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一副墨镜，长相和风度很有些那个年代陈毅外长的样子。我们摸不清他是多大的领导，不敢主动搭腔。他边走边问我们是从哪儿调来的，来了多少同学，什么时候进藏的，有没有高原反应……。他听到我们是刚分配来的机要员，话语中流露出了对青年人的关爱之情，让我们减少了几分拘束。于是我们几个同学随着他边走边聊，不觉竟来到了他住的小楼跟前，这时他让我们把其他同学全都叫来。就这样，我们23名年轻的机要员和闻讯赶到的工委办公厅及机要处的领导同志在他的会客厅里受到接见。当我从工委秘书长乔家钦的介绍中得知，这位领导就是当年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遣部队司令、昌都战役的直接指挥者，现任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的王其梅将军时，一股对革命前辈、老进藏者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这次接见其实更像一个座谈会。乔秘书长对王其梅书记作简短介绍后，机要处李逵处长简要汇报了我们这批进藏机要员的基本情况，接着，王书记想听听我们进藏的感想。当时的西藏，经过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人，农牧业连年丰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全区人民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正像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逛新城》唱的那样，拉萨城内发生了喜人变化，生活和工作条件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得多。所以，有的同学发言表达了青年投身边疆建设的决心和热情，而吃苦的思想准备有些不够。王书记微笑着听了几个同学的发言后，分析了西藏的好形势，肯定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并对我们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来西藏就要准备吃苦，要有长期吃苦的精神准备。现在的条件确实比进军西藏时好多了，而且会越来越好，但是比内地还是艰苦得多。特别是县区，比不得拉萨。你们青年人，刚从学校出来，要接受基层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他希望我们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扎根高原，和藏族群众打成一片，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
座谈中王书记还让警卫员给同学们拿奶糖、倒开水，充满了亲切的气氛。结束时他还要求我们每人写一篇进藏的感想。
这次接见使我们直接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教育，为奠定长期建藏的思想基础，以至后来能够在西藏高原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工作多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令人怀念的集体
在工委机要处集训一段后，我与黄家祥、吕文和分配到山南分工委机要科（后为地委机要室）。1965年8月上旬的一天，我们3人乘坐拉萨运输公司的客运车前往乃东县泽当镇（山南地区机关驻地）。
拉萨到泽当200公里路程，全是沙石路面，比较平坦，不需翻山越岭。但那时还没建曲水大桥，要在曲水渡口等候渡船，将人车一起渡过雅鲁藏布江，挺费事的。所以我们朝辞拉萨，到泽当时已是下午4点多。刚下车，就有两位中年同志问我们是否从机要处来，他俩竟然是来接我们的机要科长苗清国和分管机要工作的地委秘书长赵俊文同志，我心头顿时涌起一股暖意。从此我成为山南机要科的一名译电员。
由于机要工作的特殊要求，这个部门比其他的党政部门要封闭隐密。机要员多是年轻人，单身青年自然是吃饭睡觉都不相离。即使带家属的同志也都在机关食堂吃饭，住在和我们单身集体宿舍相邻的同一排房里。所以我们机要科的同志们工作、学习、劳动、生活在一起，格外地亲密。老同志关怀新同志，新同志尊重老同志，大家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相处得非常和睦。我们年轻小伙儿饭量大，粮食定量不够，几位女同志像大姐一样接济我们粮票，还帮我们拆洗被子、缝补衣服。机要科分配有菜地，有种菜任务指标。劳动的时候年轻人主动抢着干重活脏活，把轻一些的活让给女同志。吕文和同志年轻力气大，打猪草、挑大粪，常比别人干得多，大家亲切地叫他“小毛驴”。当时的文娱活动很单调，只有星期三、六、日晚上放电影，而机要值班制度十分严格，办公室从不离人。值班时遇上放映好影片，年轻人特想看，老同志就替我们值班，让我们解眼馋。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渭城曲》中咏叹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机要科却让我觉得边陲千里友人多。
机要工作要求“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科里有严格的保密规则。同志之间不议论电报内容，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知道的不说，守口如瓶；外出要二人同行。不乱扔只字片纸，焚毁文件有专用焚烧炉，连纸灰都要打成碎屑。机要工作有一定的技术性。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我们学习解放军大练兵的精神，冬练数九，夏练三伏，人人争当业务能手。隆冬的泽当，早晨8点天才朦朦亮，而我们凌晨5点就点起蜡烛练业务。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湿毛巾冻成硬疙瘩。有的同志手都冻烂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
西藏地广人稀，路远车少交通条件差，密电通信承担着繁重的上通下达任务,夜晚加班是经常的事。加班时向行政科申领一些食油、面粉、罐头，同志们译电的译电，做饭的做饭，任务完成后大伙儿乐呵呵地吃着面条汤、烙饼，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都不觉累。
工作中也有挨批评的时候，但没见领导训斥过谁。有一次，分管领导拿着两份电报来到科里，一份字迹清晰整洁，一份涂改得潦草凌乱。他问清楚这两份电报译者分别是谁后，向我们提出了报面书写要求，希望我们向那位写得好的同志学习。真是言者谆谆善诱，闻者心愧诚服。
当机要员就要甘当无名英雄，这是机要战线的优良传统，也是机要员的革命情怀。一茬一茬的同志身体力行，不计名利地位、个人得失，克服种种困难，默默无闻地为党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在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时，山南分工委被叛匪围困在半平方公里的大院达74天，密电成为与上级联系的唯一渠道。樊万斌、慕永贤在枪炮声中临危不惧、忘我工作，为平息叛乱作出了贡献。山南民主改革、边境斗争以及各个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凝聚着我们机要员的心血和汗水。邹德文、张天金拖着病体在高寒县坚持工作；曹玉茹、谢名君等十八九岁的女同志风餐露宿，独自一人骑马两三天前往边远县，对于当今的同龄姑娘是不可想象的。至今想起这些同志，我都有一种由衷的钦佩。
多年以来，我常怀念当年山南地委机要科，那是一个团结和谐的集体，吃苦耐劳的集体，奋发努力的集体。它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如同少女的初恋，我深深地恋着它。
难忘错那县
位于山南地区南部的错那县海拔4200多米，是个高寒县。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拦腰穿过，将气候宜人、温和湿润的门达旺地区划在了印方控制的那一边。1962年发生的印军择饶桥边界挑衅事件就在错那县境内，也是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主战场之一。
1966年元旦刚过，科里批准邹德文同志去治病，派我赴错那接替工作。我是这批年轻同志中第一个被派独自执行任务，又是去艰苦的高寒县，心中充满一种被组织信任的自豪感。科长苗清国和我同行，去监督交接并检查工作。
那天，我们乘地区汽车队为错那运送粮油物资的解放牌卡车，天不亮就出发，本打算230多公里山路起个早当天就可到达，然而，由于山上雪大难行，事与愿违，竟跑了两天半。我至今忘不了途中夜宿当许哨所的情景。我们一行9辆卡车在莽莽雪山中摸索跋涉一天，在浓郁的夜色中走进烛光闪闪的哨所。几名战士让我们饱餐一顿热腾腾的疙瘩汤后，我们十几个人合身挤在只能睡五六个战士的通铺上，而战士们则围着火炉坐了一宿。军民情深尽在不言之中啊！
傍着一座小山岗，依坡有几排土坯房，分别是贸易公司、卫生院、银行、邮局。县人委（政府）和县委各是一个小院。人委还有民政科、财政科、农牧科、文教科、公安局等，县委只有办公室和组宣部。那时各部门只有两三人，甚至有头没兵，所有县直单位的同志都在一个食堂吃饭，总共也就几十个人。这就是错那县，比不上内地的一个公社。
机要组在县委院里，在书记办公室、卧室的房顶上有两间屋，是个套间。外间供领导批阅电报，里间译报，别人是不许进入的。县里没电，夜晚黑咕隆咚很瘮人。那时常有关于叛匪回窜骚扰的敌情通报，真怕有阶级敌人闯进来。机要组有一支加拿大克尔替手枪和一支歪把冲锋枪，都是平叛后收缴的枪支。一到夜晚我就把两道门从里面插上，工作时把手枪摆在桌子上，睡觉时把枪放在枕头下边。其实那两支枪我也没打过，真不知道能不能打响。不过有枪胆子就壮。
错那的冬季又冷又长，棉衣要穿六七个月。好在县驻地有温泉，水温和当地的开水相当，长年冒着热气，杀鸡宰猪用温泉水就能烫泡退毛。同志们为了取暖，把温泉水引来流过屋子地面下边，虽然很潮湿，也只能图一头了。机要室在“高层”，不能享用温泉“土暖”，我就用两个热水袋灌满温泉水，工作时一个放在穿着毛大头鞋的双脚上，一个放在桌子上暖手，睡觉时放在被窝里暖床。温泉真是错那一宝啊！
邮车来的日子像大家盼望的节日，“家书抵万金”哪！人们簇拥在邮局听分拣员喊名字，收到信的喜滋滋、急匆匆地拆开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收到信的不免露出几分沮丧惆怅。身在千里外，即使航空信也得个把月才能寄到，谁不思念远在内地的亲人？邮车本来正常半月来一次，常因为大雪封山不能如期到来，只能把邮包留在几十公里外的哨所，县邮局派人骑马再驮回来。有时个把月的报纸来一大摞，新闻只当历史看。
县里似乎还没有电影队，偶而看电影只能绕过一个小山岗到离县机关一公里左右的边防二团团部。我是不能离开机要室的，所以在错那半年多没看过电影。有一次团部放电影，县机关一片静寂。田复川书记看我寂寞，叫我到楼下他的房间听广播（那时半导体收音机是稀有珍贵物品），还给我品尝他休假从苏北家乡带来的糖姜片。当时我从这位新四军老战士身上体会到一种近乎慈父般的关爱。
都说绿色是生命之色。错那县机关周围没有一棵树，只有春暖雪融后地面泛起的小草才现出些许绿色。5、6月份，泽当的小白菜已经老得不愿吃了，带给错那的同志们，还当是打牙祭呢。食堂常是炒粉条、炒洋芋、炒萝卜，偶而吃豆腐算是改善伙食。洋芋、萝卜是错那县仅能种植的蔬菜，虽然同志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翻地、播种、施肥，但总因为“气亏”难以结出硕大的果实。即使如此，错那的同志们仍然年复一年地春种秋收，表现了革命者顽强的生命力。错那县的环境是艰苦的，它锻炼了我的意志和忍耐力，磨砺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
由于“文革”斗批改的原因，西藏地方系统的机要部门被撤销，1971年我离开了机要队伍。3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怀念在西藏当机要员的岁月。机要队伍像一座革命熔炉，锻炼了我的意志，熔铸了我的精神，培育了我的人格。它教我忠诚老实、严谨认真、吃苦耐劳、团结奋进。机要队伍体现了江泽民同志赞扬的高原建设者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责编 一竹）
入藏第一课
机要工作涉及党的核心机密，历来受到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机要人员也格外受到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在工委机要处集训的20多天里，有一件最令人难忘的事，那就是受到王其梅书记的接见，给我们上了进入西藏的第一堂政治课。
那是1965年7月中旬，我们刚到拉萨没几天。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工委大院里散步，遇到一位领导模样的同志也在散步。他中等身材，50岁上下，稍有点儿胖，着一身蓝中山服，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一副墨镜，长相和风度很有些那个年代陈毅外长的样子。我们摸不清他是多大的领导，不敢主动搭腔。他边走边问我们是从哪儿调来的，来了多少同学，什么时候进藏的，有没有高原反应……。他听到我们是刚分配来的机要员，话语中流露出了对青年人的关爱之情，让我们减少了几分拘束。于是我们几个同学随着他边走边聊，不觉竟来到了他住的小楼跟前，这时他让我们把其他同学全都叫来。就这样，我们23名年轻的机要员和闻讯赶到的工委办公厅及机要处的领导同志在他的会客厅里受到接见。当我从工委秘书长乔家钦的介绍中得知，这位领导就是当年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遣部队司令、昌都战役的直接指挥者，现任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的王其梅将军时，一股对革命前辈、老进藏者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这次接见其实更像一个座谈会。乔秘书长对王其梅书记作简短介绍后，机要处李逵处长简要汇报了我们这批进藏机要员的基本情况，接着，王书记想听听我们进藏的感想。当时的西藏，经过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人，农牧业连年丰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全区人民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正像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逛新城》唱的那样，拉萨城内发生了喜人变化，生活和工作条件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得多。所以，有的同学发言表达了青年投身边疆建设的决心和热情，而吃苦的思想准备有些不够。王书记微笑着听了几个同学的发言后，分析了西藏的好形势，肯定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并对我们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来西藏就要准备吃苦，要有长期吃苦的精神准备。现在的条件确实比进军西藏时好多了，而且会越来越好，但是比内地还是艰苦得多。特别是县区，比不得拉萨。你们青年人，刚从学校出来，要接受基层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他希望我们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扎根高原，和藏族群众打成一片，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
座谈中王书记还让警卫员给同学们拿奶糖、倒开水，充满了亲切的气氛。结束时他还要求我们每人写一篇进藏的感想。
这次接见使我们直接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教育，为奠定长期建藏的思想基础，以至后来能够在西藏高原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工作多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令人怀念的集体
在工委机要处集训一段后，我与黄家祥、吕文和分配到山南分工委机要科（后为地委机要室）。1965年8月上旬的一天，我们3人乘坐拉萨运输公司的客运车前往乃东县泽当镇（山南地区机关驻地）。
拉萨到泽当200公里路程，全是沙石路面，比较平坦，不需翻山越岭。但那时还没建曲水大桥，要在曲水渡口等候渡船，将人车一起渡过雅鲁藏布江，挺费事的。所以我们朝辞拉萨，到泽当时已是下午4点多。刚下车，就有两位中年同志问我们是否从机要处来，他俩竟然是来接我们的机要科长苗清国和分管机要工作的地委秘书长赵俊文同志，我心头顿时涌起一股暖意。从此我成为山南机要科的一名译电员。
由于机要工作的特殊要求，这个部门比其他的党政部门要封闭隐密。机要员多是年轻人，单身青年自然是吃饭睡觉都不相离。即使带家属的同志也都在机关食堂吃饭，住在和我们单身集体宿舍相邻的同一排房里。所以我们机要科的同志们工作、学习、劳动、生活在一起，格外地亲密。老同志关怀新同志，新同志尊重老同志，大家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相处得非常和睦。我们年轻小伙儿饭量大，粮食定量不够，几位女同志像大姐一样接济我们粮票，还帮我们拆洗被子、缝补衣服。机要科分配有菜地，有种菜任务指标。劳动的时候年轻人主动抢着干重活脏活，把轻一些的活让给女同志。吕文和同志年轻力气大，打猪草、挑大粪，常比别人干得多，大家亲切地叫他“小毛驴”。当时的文娱活动很单调，只有星期三、六、日晚上放电影，而机要值班制度十分严格，办公室从不离人。值班时遇上放映好影片，年轻人特想看，老同志就替我们值班，让我们解眼馋。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渭城曲》中咏叹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机要科却让我觉得边陲千里友人多。
机要工作要求“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科里有严格的保密规则。同志之间不议论电报内容，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知道的不说，守口如瓶；外出要二人同行。不乱扔只字片纸，焚毁文件有专用焚烧炉，连纸灰都要打成碎屑。机要工作有一定的技术性。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我们学习解放军大练兵的精神，冬练数九，夏练三伏，人人争当业务能手。隆冬的泽当，早晨8点天才朦朦亮，而我们凌晨5点就点起蜡烛练业务。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湿毛巾冻成硬疙瘩。有的同志手都冻烂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
西藏地广人稀，路远车少交通条件差，密电通信承担着繁重的上通下达任务,夜晚加班是经常的事。加班时向行政科申领一些食油、面粉、罐头，同志们译电的译电，做饭的做饭，任务完成后大伙儿乐呵呵地吃着面条汤、烙饼，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都不觉累。
工作中也有挨批评的时候，但没见领导训斥过谁。有一次，分管领导拿着两份电报来到科里，一份字迹清晰整洁，一份涂改得潦草凌乱。他问清楚这两份电报译者分别是谁后，向我们提出了报面书写要求，希望我们向那位写得好的同志学习。真是言者谆谆善诱，闻者心愧诚服。
当机要员就要甘当无名英雄，这是机要战线的优良传统，也是机要员的革命情怀。一茬一茬的同志身体力行，不计名利地位、个人得失，克服种种困难，默默无闻地为党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在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时，山南分工委被叛匪围困在半平方公里的大院达74天，密电成为与上级联系的唯一渠道。樊万斌、慕永贤在枪炮声中临危不惧、忘我工作，为平息叛乱作出了贡献。山南民主改革、边境斗争以及各个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凝聚着我们机要员的心血和汗水。邹德文、张天金拖着病体在高寒县坚持工作；曹玉茹、谢名君等十八九岁的女同志风餐露宿，独自一人骑马两三天前往边远县，对于当今的同龄姑娘是不可想象的。至今想起这些同志，我都有一种由衷的钦佩。
多年以来，我常怀念当年山南地委机要科，那是一个团结和谐的集体，吃苦耐劳的集体，奋发努力的集体。它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如同少女的初恋，我深深地恋着它。
难忘错那县
位于山南地区南部的错那县海拔4200多米，是个高寒县。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拦腰穿过，将气候宜人、温和湿润的门达旺地区划在了印方控制的那一边。1962年发生的印军择饶桥边界挑衅事件就在错那县境内，也是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主战场之一。
1966年元旦刚过，科里批准邹德文同志去治病，派我赴错那接替工作。我是这批年轻同志中第一个被派独自执行任务，又是去艰苦的高寒县，心中充满一种被组织信任的自豪感。科长苗清国和我同行，去监督交接并检查工作。
那天，我们乘地区汽车队为错那运送粮油物资的解放牌卡车，天不亮就出发，本打算230多公里山路起个早当天就可到达，然而，由于山上雪大难行，事与愿违，竟跑了两天半。我至今忘不了途中夜宿当许哨所的情景。我们一行9辆卡车在莽莽雪山中摸索跋涉一天，在浓郁的夜色中走进烛光闪闪的哨所。几名战士让我们饱餐一顿热腾腾的疙瘩汤后，我们十几个人合身挤在只能睡五六个战士的通铺上，而战士们则围着火炉坐了一宿。军民情深尽在不言之中啊！
傍着一座小山岗，依坡有几排土坯房，分别是贸易公司、卫生院、银行、邮局。县人委（政府）和县委各是一个小院。人委还有民政科、财政科、农牧科、文教科、公安局等，县委只有办公室和组宣部。那时各部门只有两三人，甚至有头没兵，所有县直单位的同志都在一个食堂吃饭，总共也就几十个人。这就是错那县，比不上内地的一个公社。
机要组在县委院里，在书记办公室、卧室的房顶上有两间屋，是个套间。外间供领导批阅电报，里间译报，别人是不许进入的。县里没电，夜晚黑咕隆咚很瘮人。那时常有关于叛匪回窜骚扰的敌情通报，真怕有阶级敌人闯进来。机要组有一支加拿大克尔替手枪和一支歪把冲锋枪，都是平叛后收缴的枪支。一到夜晚我就把两道门从里面插上，工作时把手枪摆在桌子上，睡觉时把枪放在枕头下边。其实那两支枪我也没打过，真不知道能不能打响。不过有枪胆子就壮。
错那的冬季又冷又长，棉衣要穿六七个月。好在县驻地有温泉，水温和当地的开水相当，长年冒着热气，杀鸡宰猪用温泉水就能烫泡退毛。同志们为了取暖，把温泉水引来流过屋子地面下边，虽然很潮湿，也只能图一头了。机要室在“高层”，不能享用温泉“土暖”，我就用两个热水袋灌满温泉水，工作时一个放在穿着毛大头鞋的双脚上，一个放在桌子上暖手，睡觉时放在被窝里暖床。温泉真是错那一宝啊！
邮车来的日子像大家盼望的节日，“家书抵万金”哪！人们簇拥在邮局听分拣员喊名字，收到信的喜滋滋、急匆匆地拆开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收到信的不免露出几分沮丧惆怅。身在千里外，即使航空信也得个把月才能寄到，谁不思念远在内地的亲人？邮车本来正常半月来一次，常因为大雪封山不能如期到来，只能把邮包留在几十公里外的哨所，县邮局派人骑马再驮回来。有时个把月的报纸来一大摞，新闻只当历史看。
县里似乎还没有电影队，偶而看电影只能绕过一个小山岗到离县机关一公里左右的边防二团团部。我是不能离开机要室的，所以在错那半年多没看过电影。有一次团部放电影，县机关一片静寂。田复川书记看我寂寞，叫我到楼下他的房间听广播（那时半导体收音机是稀有珍贵物品），还给我品尝他休假从苏北家乡带来的糖姜片。当时我从这位新四军老战士身上体会到一种近乎慈父般的关爱。
都说绿色是生命之色。错那县机关周围没有一棵树，只有春暖雪融后地面泛起的小草才现出些许绿色。5、6月份，泽当的小白菜已经老得不愿吃了，带给错那的同志们，还当是打牙祭呢。食堂常是炒粉条、炒洋芋、炒萝卜，偶而吃豆腐算是改善伙食。洋芋、萝卜是错那县仅能种植的蔬菜，虽然同志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翻地、播种、施肥，但总因为“气亏”难以结出硕大的果实。即使如此，错那的同志们仍然年复一年地春种秋收，表现了革命者顽强的生命力。错那县的环境是艰苦的，它锻炼了我的意志和忍耐力，磨砺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
由于“文革”斗批改的原因，西藏地方系统的机要部门被撤销，1971年我离开了机要队伍。3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怀念在西藏当机要员的岁月。机要队伍像一座革命熔炉，锻炼了我的意志，熔铸了我的精神，培育了我的人格。它教我忠诚老实、严谨认真、吃苦耐劳、团结奋进。机要队伍体现了江泽民同志赞扬的高原建设者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责编 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