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可思议的奇迹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在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先后缴获了敌人一部半电台。后以连同电台一起被俘转投红军的王铮等人为骨干，迅速培养出了一批侦听破译人才，奠定了红军侦听事业的基础，并很快就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
1933年红军第四次反“圍剿”作战，生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两名师长。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在后跟进，幸免于难。他有感而发，赋诗云：“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此诗李默庵未示于人，只是用电报发给了远在上海的夫人。三年后西安事变，周恩来在西安与李默庵见面，闲聊之中，周恩来随口将李当年的诗句背了出来。李默庵回忆说：见我一副惶然不解的样子，周恩来告诉我，这句诗是当时作战期间，红军从电报中截获转呈给他的。因为诗句写得形象生动，又表达了厌战的心情，他一下便记住了。
1933年4月，蒋介石到江西崇仁陈诚军中视察，鼓舞败兵的士气。红一方面军二局（即曹祥仁所在的侦听单位）破译了国民党军密电，知晓蒋介石打算白天走水路回南昌，观山游水，以“示形败而不馁”。崇仁河道不宽，正是伏击的好地方，周恩来、朱德立即部署截击。此后，又一份电报被破译，蒋改变计划，由陆路返回，红军遂撤销伏击命令。这个事例说明，国民党最高统帅行踪的绝密电文，红军截获和破译易如反掌。
国民党军方面先是根本想不到红军有截获电报的能力，后虽加密，也不严谨。随着“围剿”战一次次莫名其妙地败北，他们终于醒悟到“共匪”的侦听能力大大超出想象。于是，蒋介石指令部下加大电讯保密力度，一电一密，频繁更换。但是，得益于红军在敌人通信密级很低的时候就掌握了破解技术，随着敌人的密级提高，红军的破译能力也水涨船高，始终压国民党军一头。红军侦听工作前辈邹毕兆说：“直至蒋介石灭亡，他的密码全部可以破译出来。”
国民党军请外国专家帮他们编写密码，费尽心机，始终无法避开红军监听破译。相反，敌军却无法破译红军的密电。国民党军负责破译的电务股股长黄季弼无可奈何向上级报告：“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无从着手。”最后，黄季弼的结论是：“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
这是一个规律：只有掌握破解对方密码的手段，才能使自己的密码不被对方破解。如果说红军从战略上和整体上是以弱胜强，那么单论侦听破译，红军始终是以强压弱，占据绝对优势。
国民党军方面认定红军无线电通信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连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外国友人索尔兹伯里也在书中认定，红军的无线电机要侦察工作，是靠苏联人的训练而创建的。其实，红军的侦听工作完全是自力更生、独创路径的。《破译科长》中写道：“实际上，苏联在破译技术上对中共一直守口如瓶。”
《破译科长》指出：密码学的能力一般是和科技发展及经济水平成正比的，但红军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甚至连抄报的纸张都不够），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智慧摸索、钻研，将破译工作发展、完善起来。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令外界不可思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传奇”。
侦听破译天才
那么，创造这等奇迹的是何许人？曹祥仁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曹祥仁，湖北阳新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1月加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经受战斗洗礼，负过伤。1931年夏，曹祥仁因为政治坚定、有文化被选派参加红三军团第一期报务训练班。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资，他在报务方面很快显示出了巨大优势，在革命战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他成为中央军委专门负责侦听情报工作的第二局局长。
关于曹祥仁的才干和贡献，《破译科长》一书作了详细的记录，选例如下：
由于他的聪明勤奋，熟记了几千常用字电码，听到电码可以直接在脑子里转换为文字。也就是说，一般报务员是收听电码，而曹祥仁几乎是在直接接收文字。
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主管秘密通信联络，还亲自编写过密码，此密码被称为“豪密”（周化名伍豪）。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曾当面问曹祥仁：你觉得我们的密码怎么样？曹祥仁直言快语：“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五天就可以破出来。”这使得周恩来更加重视秘密通信工作。
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倒戈加入红军，给红军带来了40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随后，国民党军方面开始加大电报加密力度，使得红军侦破工作遇到巨大困难，谍报科抄收下来但不能破译的密码电报装满了几大筐。1932年5月，红军总部将曹祥仁调去。从7月开始，曹祥仁与上级领导曾希圣合作。曹电码熟，曾中文好，两人密切配合，到10月完成了密码破解工作。从此，国民党军的密码基本上成为红军的明码。“国民党军每发一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自由传递，实际上等于让红军也得到一个副本。”这种局面几乎贯穿国共战争史的始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点将要来曹祥仁的朱德抚摸着他的头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此时，曹祥仁年仅18岁。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独自值班的曹祥仁突然发现敌人电台非常活跃，几个师的电台同时发报，都有“十万火急”的呼叫。曹祥仁调动全部潜能，一人追踪五部电台，边听边分辨，抓住关键电码，分别主次，终于从吴奇伟部的电文中破译了敌人调兵遣将的情报，为枫山埠战斗胜利作出了关键贡献。
1933年5月，军委二局设立，曾希圣为首任局长，钱壮飞为副局长，曹祥仁任破译科首任科长，年仅19岁。
1941年7月，曹祥仁将自己破译工作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撰写了专著《密码学总论》。曹祥仁的同事王永浚和李廉士、胡备文也分别写出了破译学专著和无线电侦察专著。这是解放军情报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意义的理论著作。 接到情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立即发出紧急命令：“令各部迅速向大虎山东胡家窝棚、二道境子前进歼敌。”
廖耀湘被俘后，林彪、刘亚楼让曹祥仁审讯他，林、刘在隔壁旁听。
干革命真的不容易
曹祥仁15岁参加革命。当年，干革命是个危险活儿。参加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是“提着脑袋”拼命。共产党员入党宣誓：牺牲自己，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因此，大致只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忠于党忠于革命就算是很有觉悟了。
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就拿“不怕牺牲”这一条来说：曹祥仁当过战士，上过战场，负过伤。他受过真正的战争考验。在长征转战云贵期间，工作紧张、体力透支的曹祥仁在一次行军中掉了队。当时，四周都是民团，他们抓到掉队红军格杀勿论。曹祥仁觉得，这回要牺牲了。关键时刻，曾任红三军团红八军四师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骑马赶来，发现了躺在路边不能动弹的曹祥仁。他把曹祥仁扶上马。半路上，又遇到一位走不动路的团长，曹祥仁迷迷糊糊地看到他跪下来求黄克诚：老表，行行好，驮我一段吧！黄克诚只能二选一，他狠狠心丢下了那位团长，将曹祥仁带回部队。
黄克诚救了曹祥仁一命。《破译科长》说：曹祥仁后来多次回忆这段经历，总要伤感地说，那个团长多半是被民团杀了。
牺牲，还是活下来，很偶然，简单也不简单。
共产党员忠于革命，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但名誉又不是自己能够完全把握的。
抢渡金沙江前，二局译电科的陈仲山落入敌手。二局从敌人的电报通信中得到消息：敌人从陈的身上搜到已经译成电文的国民党军密电，并报告了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蒋急电龙云，要他每日调换密码，辅以晴天时的空投通信，屏蔽共军侦听。
《破译科长》说：陈仲山在二局曾任党支部书记，颇得二局领导与同志们的好感。据说他在云南被俘后惨遭杀害。他究竟是被俘还是叛变，至今无法查证。
邹毕兆坚持认为：陈仲山被龙云抓去了，当时我们也没有排除陈可能是跑到龙云那里去了的看法。现在证明陈仲山同志是被龙云抓去的，而且工作没影响，也没有从敌人方面传出任何不利于二局的材料。
即使决心为革命牺牲，也不一定能被革命所承认。这是参加革命时没人能想得到的，而这种可能性在特定情况下又是很难避免的。
坚信陈仲山没有叛变的邹毕兆的遭遇很令人唏嘘。
解放战争初期，邹毕兆任中原军区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中原突围时部队被打散，邹毕兆一个人在大山里转了一个月，吃野果，喝山泉，最后把手枪藏在山洞里，在一个黄姓老乡的帮助下养好伤病，北上找到部队。刘伯承说，我认识他。邹毕兆这才被收留。
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履历中，最怕有“脱队”“脱党”环节。无论你在失散期间如何坚定，如何积极地寻找部队和党组织，这一段经历都是你一生中的包袱。如果找不到可靠证明，那就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光凭忠诚，是捍卫不了自己名誉的。
邹毕兆的这段经历，就是因为没有可靠旁证，其工作任用和升迁都遇到了“玻璃天花板”，大家心知肚明，但谁也不说。“文革”期间，这颗定时炸弹爆炸了。邹毕兆被当作“叛徒”审查批斗。他在侦听破译工作中为党和革命作出那么多贡献，统统不算数了。
1972年，邹毕兆在战友的帮助下重返湖北寻访故地，幸运地与当年救助他的老乡重逢，还从山洞中找到了埋藏的手枪。《破译科长》说：“他顽强地挨过煎熬，有幸生存下来。”
这样的性格是很吃亏的
曹祥仁是一位心直口快，坦荡无私，对人对事既严厉又热忱的革命者。曹祥仁的老部下李培基评价他：他人是绝对的好，脾气是绝对的坏。在延安谈话时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气得他要关我的禁闭！这一生中他仍是我最信任、最佩服、最敬重的长者！
曹祥仁知道自己的毛病，他把自己和曾希圣對比，说：曾希圣脾气不好，在长征时和王稼祥吵架，拔出手枪对王稼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多吃了两年洋面包！老子毙了你！但曾希圣不对我发脾气，他发脾气，我脾气比他还大。有一次他向我拍桌子，我把桌子都踢翻了。
彭富九说：曹祥仁同志是个眼睛里糅不得沙子的人，最讨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邪门歪道，最容不得对工作的懈怠和不负责任。碰到这类事情，他毫不客气，不讲情面。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千人大会上，曹祥仁对“抢救运动”提出了公开批评，直言“如不纠正对革命危害极大”。许多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而且他真的得罪了康生。曹祥仁自己也承认“有些后怕”。
这样的性格是很吃亏的。直率、忠诚和效果之间并不成正比。曹祥仁明白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在此后曾想有所收敛，但毕竟“本性难移”。
新中国成立后，曹祥仁以大使身份出使保加利亚，回国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又先后任黑龙江和浙江的省委书记。1964年前后，曹祥仁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鼓足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就党内民主建设，成立政治学院训练青年干部，成立节制生育委员会（对外可不公布），成立畜牧部发展畜牧业等跨度很大的八个方面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不久，周恩来陪同外宾来到杭州，在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对曹祥仁说：你提的那八个建议，我看了。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你以后不要再写这些，这样对你不好。
曹祥仁是一位侦听天才。取得全国政权后，他得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和待遇，但在这些岗位上，曹祥仁虽然很努力，却总是找不到在二局那样游刃有余的感觉，还常被组织上认为“骄傲自满”“右倾”“不安心工作”等。
1962年，曾有一个机会与曹祥仁擦肩而过。当时，二局局长彭富九因病需要治疗，林彪想到了曹祥仁，在杭州当面告诉他，将要让他回部队重掌二局，补授中将军衔。曹祥仁很愿意干老本行，但事后他回忆：后来才听彭富九说，叶剑英、聂荣臻同志一块儿找彭谈过话，说还要他搞下去……
“文革”中，曹祥仁作为地方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康生算老账，指责曹祥仁“反对延安整风”。1967年2月，周恩来将各地受到冲击需要保护的领导干部召到北京，其中包括东北的黄火青、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廖志高，湖南的张平化，湖北的张体学，江西的杨尚奎，江苏的江渭清，山东的谭启龙，浙江的江华、曹祥仁等。相比之下，曹祥仁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曹祥仁受到这种待遇，应当与他的侦听情报工作经历有关，在大乱时节，这样的人需要保护。曹祥仁说：接我走，还不是因为我以前是干那个工作的，运动那么乱，卷进去，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周恩来的保护是有限的。1969年“战备疏散”，重病在身的曹祥仁从北京“疏散”到了湖北省潜江县城以南15公里的总口农场。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患有重症类风湿的曹祥仁高烧尿血，危在旦夕，逼得他掀开被子，悲愤地高喊：“死了算了！”
曹祥仁又是幸运的，他熬到活着返回北京。在北京医院病房里，邹毕兆来看望他。当年红军中最杰出的破译英雄曾、曹、邹，曾希圣已于1968年离世。看到曹祥仁的病弱之躯，邹毕兆一番宽慰鼓励，却忍不住在病房外失声痛哭。
1975年8月24日，曹祥仁逝世于北京。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送了花圈，纪登奎主持追悼会，罗青长致悼词。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追悼会的消息。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在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先后缴获了敌人一部半电台。后以连同电台一起被俘转投红军的王铮等人为骨干，迅速培养出了一批侦听破译人才，奠定了红军侦听事业的基础，并很快就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
1933年红军第四次反“圍剿”作战，生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两名师长。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在后跟进，幸免于难。他有感而发，赋诗云：“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此诗李默庵未示于人，只是用电报发给了远在上海的夫人。三年后西安事变，周恩来在西安与李默庵见面，闲聊之中，周恩来随口将李当年的诗句背了出来。李默庵回忆说：见我一副惶然不解的样子，周恩来告诉我，这句诗是当时作战期间，红军从电报中截获转呈给他的。因为诗句写得形象生动，又表达了厌战的心情，他一下便记住了。
1933年4月，蒋介石到江西崇仁陈诚军中视察，鼓舞败兵的士气。红一方面军二局（即曹祥仁所在的侦听单位）破译了国民党军密电，知晓蒋介石打算白天走水路回南昌，观山游水，以“示形败而不馁”。崇仁河道不宽，正是伏击的好地方，周恩来、朱德立即部署截击。此后，又一份电报被破译，蒋改变计划，由陆路返回，红军遂撤销伏击命令。这个事例说明，国民党最高统帅行踪的绝密电文，红军截获和破译易如反掌。
国民党军方面先是根本想不到红军有截获电报的能力，后虽加密，也不严谨。随着“围剿”战一次次莫名其妙地败北，他们终于醒悟到“共匪”的侦听能力大大超出想象。于是，蒋介石指令部下加大电讯保密力度，一电一密，频繁更换。但是，得益于红军在敌人通信密级很低的时候就掌握了破解技术，随着敌人的密级提高，红军的破译能力也水涨船高，始终压国民党军一头。红军侦听工作前辈邹毕兆说：“直至蒋介石灭亡，他的密码全部可以破译出来。”
国民党军请外国专家帮他们编写密码，费尽心机，始终无法避开红军监听破译。相反，敌军却无法破译红军的密电。国民党军负责破译的电务股股长黄季弼无可奈何向上级报告：“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无从着手。”最后，黄季弼的结论是：“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
这是一个规律：只有掌握破解对方密码的手段，才能使自己的密码不被对方破解。如果说红军从战略上和整体上是以弱胜强，那么单论侦听破译，红军始终是以强压弱，占据绝对优势。
国民党军方面认定红军无线电通信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连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外国友人索尔兹伯里也在书中认定，红军的无线电机要侦察工作，是靠苏联人的训练而创建的。其实，红军的侦听工作完全是自力更生、独创路径的。《破译科长》中写道：“实际上，苏联在破译技术上对中共一直守口如瓶。”
《破译科长》指出：密码学的能力一般是和科技发展及经济水平成正比的，但红军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甚至连抄报的纸张都不够），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智慧摸索、钻研，将破译工作发展、完善起来。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令外界不可思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传奇”。
侦听破译天才
那么，创造这等奇迹的是何许人？曹祥仁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曹祥仁，湖北阳新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1月加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经受战斗洗礼，负过伤。1931年夏，曹祥仁因为政治坚定、有文化被选派参加红三军团第一期报务训练班。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资，他在报务方面很快显示出了巨大优势，在革命战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他成为中央军委专门负责侦听情报工作的第二局局长。
关于曹祥仁的才干和贡献，《破译科长》一书作了详细的记录，选例如下：
由于他的聪明勤奋，熟记了几千常用字电码，听到电码可以直接在脑子里转换为文字。也就是说，一般报务员是收听电码，而曹祥仁几乎是在直接接收文字。
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主管秘密通信联络，还亲自编写过密码，此密码被称为“豪密”（周化名伍豪）。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曾当面问曹祥仁：你觉得我们的密码怎么样？曹祥仁直言快语：“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五天就可以破出来。”这使得周恩来更加重视秘密通信工作。
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倒戈加入红军，给红军带来了40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随后，国民党军方面开始加大电报加密力度，使得红军侦破工作遇到巨大困难，谍报科抄收下来但不能破译的密码电报装满了几大筐。1932年5月，红军总部将曹祥仁调去。从7月开始，曹祥仁与上级领导曾希圣合作。曹电码熟，曾中文好，两人密切配合，到10月完成了密码破解工作。从此，国民党军的密码基本上成为红军的明码。“国民党军每发一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自由传递，实际上等于让红军也得到一个副本。”这种局面几乎贯穿国共战争史的始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点将要来曹祥仁的朱德抚摸着他的头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此时，曹祥仁年仅18岁。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独自值班的曹祥仁突然发现敌人电台非常活跃，几个师的电台同时发报，都有“十万火急”的呼叫。曹祥仁调动全部潜能，一人追踪五部电台，边听边分辨，抓住关键电码，分别主次，终于从吴奇伟部的电文中破译了敌人调兵遣将的情报，为枫山埠战斗胜利作出了关键贡献。
1933年5月，军委二局设立，曾希圣为首任局长，钱壮飞为副局长，曹祥仁任破译科首任科长，年仅19岁。
1941年7月，曹祥仁将自己破译工作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撰写了专著《密码学总论》。曹祥仁的同事王永浚和李廉士、胡备文也分别写出了破译学专著和无线电侦察专著。这是解放军情报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意义的理论著作。 接到情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立即发出紧急命令：“令各部迅速向大虎山东胡家窝棚、二道境子前进歼敌。”
廖耀湘被俘后，林彪、刘亚楼让曹祥仁审讯他，林、刘在隔壁旁听。
干革命真的不容易
曹祥仁15岁参加革命。当年，干革命是个危险活儿。参加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是“提着脑袋”拼命。共产党员入党宣誓：牺牲自己，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因此，大致只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忠于党忠于革命就算是很有觉悟了。
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就拿“不怕牺牲”这一条来说：曹祥仁当过战士，上过战场，负过伤。他受过真正的战争考验。在长征转战云贵期间，工作紧张、体力透支的曹祥仁在一次行军中掉了队。当时，四周都是民团，他们抓到掉队红军格杀勿论。曹祥仁觉得，这回要牺牲了。关键时刻，曾任红三军团红八军四师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骑马赶来，发现了躺在路边不能动弹的曹祥仁。他把曹祥仁扶上马。半路上，又遇到一位走不动路的团长，曹祥仁迷迷糊糊地看到他跪下来求黄克诚：老表，行行好，驮我一段吧！黄克诚只能二选一，他狠狠心丢下了那位团长，将曹祥仁带回部队。
黄克诚救了曹祥仁一命。《破译科长》说：曹祥仁后来多次回忆这段经历，总要伤感地说，那个团长多半是被民团杀了。
牺牲，还是活下来，很偶然，简单也不简单。
共产党员忠于革命，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但名誉又不是自己能够完全把握的。
抢渡金沙江前，二局译电科的陈仲山落入敌手。二局从敌人的电报通信中得到消息：敌人从陈的身上搜到已经译成电文的国民党军密电，并报告了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蒋急电龙云，要他每日调换密码，辅以晴天时的空投通信，屏蔽共军侦听。
《破译科长》说：陈仲山在二局曾任党支部书记，颇得二局领导与同志们的好感。据说他在云南被俘后惨遭杀害。他究竟是被俘还是叛变，至今无法查证。
邹毕兆坚持认为：陈仲山被龙云抓去了，当时我们也没有排除陈可能是跑到龙云那里去了的看法。现在证明陈仲山同志是被龙云抓去的，而且工作没影响，也没有从敌人方面传出任何不利于二局的材料。
即使决心为革命牺牲，也不一定能被革命所承认。这是参加革命时没人能想得到的，而这种可能性在特定情况下又是很难避免的。
坚信陈仲山没有叛变的邹毕兆的遭遇很令人唏嘘。
解放战争初期，邹毕兆任中原军区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中原突围时部队被打散，邹毕兆一个人在大山里转了一个月，吃野果，喝山泉，最后把手枪藏在山洞里，在一个黄姓老乡的帮助下养好伤病，北上找到部队。刘伯承说，我认识他。邹毕兆这才被收留。
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履历中，最怕有“脱队”“脱党”环节。无论你在失散期间如何坚定，如何积极地寻找部队和党组织，这一段经历都是你一生中的包袱。如果找不到可靠证明，那就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光凭忠诚，是捍卫不了自己名誉的。
邹毕兆的这段经历，就是因为没有可靠旁证，其工作任用和升迁都遇到了“玻璃天花板”，大家心知肚明，但谁也不说。“文革”期间，这颗定时炸弹爆炸了。邹毕兆被当作“叛徒”审查批斗。他在侦听破译工作中为党和革命作出那么多贡献，统统不算数了。
1972年，邹毕兆在战友的帮助下重返湖北寻访故地，幸运地与当年救助他的老乡重逢，还从山洞中找到了埋藏的手枪。《破译科长》说：“他顽强地挨过煎熬，有幸生存下来。”
这样的性格是很吃亏的
曹祥仁是一位心直口快，坦荡无私，对人对事既严厉又热忱的革命者。曹祥仁的老部下李培基评价他：他人是绝对的好，脾气是绝对的坏。在延安谈话时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气得他要关我的禁闭！这一生中他仍是我最信任、最佩服、最敬重的长者！
曹祥仁知道自己的毛病，他把自己和曾希圣對比，说：曾希圣脾气不好，在长征时和王稼祥吵架，拔出手枪对王稼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多吃了两年洋面包！老子毙了你！但曾希圣不对我发脾气，他发脾气，我脾气比他还大。有一次他向我拍桌子，我把桌子都踢翻了。
彭富九说：曹祥仁同志是个眼睛里糅不得沙子的人，最讨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邪门歪道，最容不得对工作的懈怠和不负责任。碰到这类事情，他毫不客气，不讲情面。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千人大会上，曹祥仁对“抢救运动”提出了公开批评，直言“如不纠正对革命危害极大”。许多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而且他真的得罪了康生。曹祥仁自己也承认“有些后怕”。
这样的性格是很吃亏的。直率、忠诚和效果之间并不成正比。曹祥仁明白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在此后曾想有所收敛，但毕竟“本性难移”。
新中国成立后，曹祥仁以大使身份出使保加利亚，回国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又先后任黑龙江和浙江的省委书记。1964年前后，曹祥仁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鼓足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就党内民主建设，成立政治学院训练青年干部，成立节制生育委员会（对外可不公布），成立畜牧部发展畜牧业等跨度很大的八个方面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不久，周恩来陪同外宾来到杭州，在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对曹祥仁说：你提的那八个建议，我看了。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你以后不要再写这些，这样对你不好。
曹祥仁是一位侦听天才。取得全国政权后，他得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和待遇，但在这些岗位上，曹祥仁虽然很努力，却总是找不到在二局那样游刃有余的感觉，还常被组织上认为“骄傲自满”“右倾”“不安心工作”等。
1962年，曾有一个机会与曹祥仁擦肩而过。当时，二局局长彭富九因病需要治疗，林彪想到了曹祥仁，在杭州当面告诉他，将要让他回部队重掌二局，补授中将军衔。曹祥仁很愿意干老本行，但事后他回忆：后来才听彭富九说，叶剑英、聂荣臻同志一块儿找彭谈过话，说还要他搞下去……
“文革”中，曹祥仁作为地方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康生算老账，指责曹祥仁“反对延安整风”。1967年2月，周恩来将各地受到冲击需要保护的领导干部召到北京，其中包括东北的黄火青、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廖志高，湖南的张平化，湖北的张体学，江西的杨尚奎，江苏的江渭清，山东的谭启龙，浙江的江华、曹祥仁等。相比之下，曹祥仁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曹祥仁受到这种待遇，应当与他的侦听情报工作经历有关，在大乱时节，这样的人需要保护。曹祥仁说：接我走，还不是因为我以前是干那个工作的，运动那么乱，卷进去，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周恩来的保护是有限的。1969年“战备疏散”，重病在身的曹祥仁从北京“疏散”到了湖北省潜江县城以南15公里的总口农场。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患有重症类风湿的曹祥仁高烧尿血，危在旦夕，逼得他掀开被子，悲愤地高喊：“死了算了！”
曹祥仁又是幸运的，他熬到活着返回北京。在北京医院病房里，邹毕兆来看望他。当年红军中最杰出的破译英雄曾、曹、邹，曾希圣已于1968年离世。看到曹祥仁的病弱之躯，邹毕兆一番宽慰鼓励，却忍不住在病房外失声痛哭。
1975年8月24日，曹祥仁逝世于北京。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送了花圈，纪登奎主持追悼会，罗青长致悼词。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追悼会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