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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二元结构迅速迈向现代化的大国来说，始终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发展的硬道理，需要注意到只是投资的结构、政府管理的改革、破除垄断、法治国家的真正落实等制度性保障问题。
[关键词]投资；分工；交易效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4—0046—02
在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中，不论是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危机以后，投资的作用更加举足轻重。
去年，中国果断地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方针，迅速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配合以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于是，投资成为保增长的第一选择。同时中央也强调，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重点。但是，随着今年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实现和经济形势的好转，高投资率又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之相关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一、投资的作用
一般的，投资、消费、净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投资则是启动经济的最快引擎，是宏观政策的重要工具。只要人们储蓄并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的投资，比如购买机器、用于教育、发明或生产技能的提高上都将增加未来的生产力，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增加供给。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投资理论认为，“投资是一种发展迂回生产的分工的工具。”“并不是只要投资就能自动提高生产力。投资能不能提高生产力，取决于均衡的分工水平是高还是低，而均衡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的高低则主要同制度环境相关。”(杨小凯、张永生著：《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这一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当前甚至以后的中国经济中的投资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中国剐剐开始向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迈进，发展很不平衡，二元社会结构尚存，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还不高，投资作为发展分工的主要工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即使在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后时代。也不能离开这一工具。
其次，投资本身也是一种消费。穆勒认为，投资其实是给生产生产工具的专家的消费品，因此它也是一种消费(John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Harmondsworth，PenqIlin，1970)。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强调投资的生产性，投资就一定造成产能过剩，而要具体分析。比如，我们的民生工程、中西部的扶贫开发、生态保护、大部分基础建设等既有消费的一面，也是消费的基础。
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投资对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但笔者认为，发生这一效应的前提是成熟市场经济环境，消费环境和消费设施完善而均衡，从而投资与消费存在替代关系。
第三。投资要提高生产力，必须提高交易效率，而提高交易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制度的改善。这要求，法治国家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既定的治国方略，不论有多难，必须长期坚持并逐步落实。当前，要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做到高效、廉价、廉洁，使政府与市场有合理的边界，减少审批，维护公平正义。
第四，投资作为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的工具，可以引起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大，同时可以促进消费，这需要多元投资主体的参与，也同时会产生更多的投资主体。因此，国家要高度重视和鼓励民间投资、中小企业投资、个人投资，在制度上给予保障。
二、高投资促进高增长辨析
根据中信证券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就是高投资和高增长。高投资有两层含义：一是投资率高(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名义GDP)，近年维持在40％上下，2009年据估计可能达到45％：二是投资增长率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名义增速一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在最近几年均远高于GDP增速，达到20％以上。
从国际经验看，东亚经济体的兴起经历了高投资的过程。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投资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固定资本形成率经历了上升的过程。最为明显的是韩国，它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从1961年的12.0％提高了1980年的34.1％，其间GDP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8.4％。新加坡从1965年的21.1％提高到了1984年的47.7％，其间GDP年增长率达到了10％。
从现实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很不平衡，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资本形成率极低，有些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国家投资长期被忽略，甚至投资为零。中信证券的估算了1978—2005年中国各个省份的劳均资本存量(资本存量除以劳动力数量)。2005年物质资本存量最高的省份是江苏，达到13869.10亿元(1978年价)；最低的是青海，仅541.87亿元。两者相差20多倍。而从人均看，最高的是北京，达到82200元，人；最低的是贵州，仅有4733元/人。前者是后者的17倍多。
这些地区的投资还有弥补历史欠账的因素。因此，就全国来看不能笼统看投资率的高低，还要看地区分布，结构分布。所以，中西部地区的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是缩小地区差距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公共财政的题中之意。
三、我国投资率被高估的原因分析及反思
从实际看，很多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投资率被高估了。
第一，投资的制度性漏出严重，主要原因是腐败和官僚主义等交易成本的高消耗。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项目转包与虚报造成投资资金的大量流失。据专家估算，一个项目往往被转包数次。而每转一次，就被扣掉一部分管理费，最后到施工现场的工程费往往大打折扣。其次，项目虚报与价格虚报的情形仍然非常普遍。另外，为了成功获取项目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等支出，往往也计入工程款项而被统计人固定资产投资。有专家认为，这些流失主要发生在国有投资中(参见张汉亚：“腐败款”或致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15％，《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8月25日)。
第二，地下经济未被纳入统计。地下经济一般指由于现存的统计制度，没有申报或申报不足使得这类经济活动，从社会统计机关，最明显的是从国民总产值统计中漏掉了。而地下经济的大部分为消费。地下经济既有合法交易，也有非法交易。合法交易如职工从本单位获得的优惠实物、合法的以货易货等，非法交易如毒品、赃物交易等。据中信证券研究部的测算，我国的地下经济规模一般占到地上经济(即公布的GDP)的10％以上，某些年份甚至高达20％以上。从周期上看，地下经济具有顺周期性，和地上经济呈正相关，因此，在经济增长较快(同时也是投资增长较快)同时，地下经济增长较快，因而未被统计的消费增长也较快。消费数据的低估是较为严重的。
第三，以“地王”价格为标志的土地价格虚高甚至泡沫，使土地购置价格被高估。土地购置投资只是用于资产价值的转移并没有形成新的资产，不应被计人固定资本形成。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土地购置价格的歧高往往成为房地产投资歧高的主要原因。
还有专家提出，通货膨胀水平的低估造成了实际投资的两估(参见梁红：《投资过度?一个似是而非的共识》，《财经年刊20lO：预测与战略》。第38页)。另外，人们的第一套住房往往是消费性的，但却没有被统计在消费而被统计在投资当中，这也是投资被高估的原因之一。
因此，投资更应关注的是投资的结构问题，破除垄断的问题，政府改革的问题，提高投资效率的问题，提高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的问题。对于民营资本投资来说是法治框架内的鼓励、规范问题，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破除垄断、投资监管、投资责任落实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是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的问题，是做好裁判的问题。
[关键词]投资；分工；交易效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4—0046—02
在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中，不论是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危机以后，投资的作用更加举足轻重。
去年，中国果断地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方针，迅速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配合以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于是，投资成为保增长的第一选择。同时中央也强调，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重点。但是，随着今年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实现和经济形势的好转，高投资率又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之相关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一、投资的作用
一般的，投资、消费、净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投资则是启动经济的最快引擎，是宏观政策的重要工具。只要人们储蓄并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的投资，比如购买机器、用于教育、发明或生产技能的提高上都将增加未来的生产力，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增加供给。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投资理论认为，“投资是一种发展迂回生产的分工的工具。”“并不是只要投资就能自动提高生产力。投资能不能提高生产力，取决于均衡的分工水平是高还是低，而均衡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的高低则主要同制度环境相关。”(杨小凯、张永生著：《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这一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当前甚至以后的中国经济中的投资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中国剐剐开始向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迈进，发展很不平衡，二元社会结构尚存，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还不高，投资作为发展分工的主要工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即使在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后时代。也不能离开这一工具。
其次，投资本身也是一种消费。穆勒认为，投资其实是给生产生产工具的专家的消费品，因此它也是一种消费(John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Harmondsworth，PenqIlin，1970)。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强调投资的生产性，投资就一定造成产能过剩，而要具体分析。比如，我们的民生工程、中西部的扶贫开发、生态保护、大部分基础建设等既有消费的一面，也是消费的基础。
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投资对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但笔者认为，发生这一效应的前提是成熟市场经济环境，消费环境和消费设施完善而均衡，从而投资与消费存在替代关系。
第三。投资要提高生产力，必须提高交易效率，而提高交易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制度的改善。这要求，法治国家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既定的治国方略，不论有多难，必须长期坚持并逐步落实。当前，要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做到高效、廉价、廉洁，使政府与市场有合理的边界，减少审批，维护公平正义。
第四，投资作为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的工具，可以引起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大，同时可以促进消费，这需要多元投资主体的参与，也同时会产生更多的投资主体。因此，国家要高度重视和鼓励民间投资、中小企业投资、个人投资，在制度上给予保障。
二、高投资促进高增长辨析
根据中信证券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就是高投资和高增长。高投资有两层含义：一是投资率高(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名义GDP)，近年维持在40％上下，2009年据估计可能达到45％：二是投资增长率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名义增速一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在最近几年均远高于GDP增速，达到20％以上。
从国际经验看，东亚经济体的兴起经历了高投资的过程。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投资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固定资本形成率经历了上升的过程。最为明显的是韩国，它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从1961年的12.0％提高了1980年的34.1％，其间GDP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8.4％。新加坡从1965年的21.1％提高到了1984年的47.7％，其间GDP年增长率达到了10％。
从现实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很不平衡，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资本形成率极低，有些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国家投资长期被忽略，甚至投资为零。中信证券的估算了1978—2005年中国各个省份的劳均资本存量(资本存量除以劳动力数量)。2005年物质资本存量最高的省份是江苏，达到13869.10亿元(1978年价)；最低的是青海，仅541.87亿元。两者相差20多倍。而从人均看，最高的是北京，达到82200元，人；最低的是贵州，仅有4733元/人。前者是后者的17倍多。
这些地区的投资还有弥补历史欠账的因素。因此，就全国来看不能笼统看投资率的高低，还要看地区分布，结构分布。所以，中西部地区的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是缩小地区差距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公共财政的题中之意。
三、我国投资率被高估的原因分析及反思
从实际看，很多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投资率被高估了。
第一，投资的制度性漏出严重，主要原因是腐败和官僚主义等交易成本的高消耗。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项目转包与虚报造成投资资金的大量流失。据专家估算，一个项目往往被转包数次。而每转一次，就被扣掉一部分管理费，最后到施工现场的工程费往往大打折扣。其次，项目虚报与价格虚报的情形仍然非常普遍。另外，为了成功获取项目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等支出，往往也计入工程款项而被统计人固定资产投资。有专家认为，这些流失主要发生在国有投资中(参见张汉亚：“腐败款”或致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15％，《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8月25日)。
第二，地下经济未被纳入统计。地下经济一般指由于现存的统计制度，没有申报或申报不足使得这类经济活动，从社会统计机关，最明显的是从国民总产值统计中漏掉了。而地下经济的大部分为消费。地下经济既有合法交易，也有非法交易。合法交易如职工从本单位获得的优惠实物、合法的以货易货等，非法交易如毒品、赃物交易等。据中信证券研究部的测算，我国的地下经济规模一般占到地上经济(即公布的GDP)的10％以上，某些年份甚至高达20％以上。从周期上看，地下经济具有顺周期性，和地上经济呈正相关，因此，在经济增长较快(同时也是投资增长较快)同时，地下经济增长较快，因而未被统计的消费增长也较快。消费数据的低估是较为严重的。
第三，以“地王”价格为标志的土地价格虚高甚至泡沫，使土地购置价格被高估。土地购置投资只是用于资产价值的转移并没有形成新的资产，不应被计人固定资本形成。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土地购置价格的歧高往往成为房地产投资歧高的主要原因。
还有专家提出，通货膨胀水平的低估造成了实际投资的两估(参见梁红：《投资过度?一个似是而非的共识》，《财经年刊20lO：预测与战略》。第38页)。另外，人们的第一套住房往往是消费性的，但却没有被统计在消费而被统计在投资当中，这也是投资被高估的原因之一。
因此，投资更应关注的是投资的结构问题，破除垄断的问题，政府改革的问题，提高投资效率的问题，提高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的问题。对于民营资本投资来说是法治框架内的鼓励、规范问题，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破除垄断、投资监管、投资责任落实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是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的问题，是做好裁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