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太原兵工厂和兵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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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数十载一朝成废墟
  创建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山西机器局,到1937年走过了39个年头。期间经历了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先后更名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太原兵工厂、壬申制造厂的不同时期。1934年,阎锡山成立了西北实业公司,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由壬申制造厂等组成的机器管理处。西北实业公司以其资本充足、规模庞大、产品繁多成为山西乃至华北最重要的官营资本企业。
  1936年10月,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实业公司机器管理处所属各厂改为西北制造厂,分为18个分厂,全部转入军工生产。共有工人8000余人、机器4300部,最高月产79步枪3000支、65步枪800支、轻机枪600挺、重机枪90挺、迫击炮150门、迫击炮弹8万发、手榴弹30万枚、各种炮弹及子弹150万发、各种火药123吨。同时生产山炮、野炮、重炮等重武器。这些武器在抗击日寇的太原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叫嚣要三個月灭亡中国。在同年10月开始的忻口战役前,阎锡山即匆匆组织了西北实业公司尤其是西北制造厂的搬迁事宜。
  1937年9月初,日寇开始轰炸太原,作为兵工厂的西北制造厂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第一次轰炸炸死工人十余名,还有多人受伤。轰炸在工厂造成了恐慌,本省籍工人陆续走了很多。
  后来工厂停工,没走的也大都被编遣。10月,西北制造厂急忙组织500多名工人开始了艰难的搬迁工作,将主要机器、贵重材料等向风陵渡、陕西一带转移,经过努力,陆续运出设备500余部,约占西北制造厂全部资产的五分之一。随后在西安附近的兴平、宝鸡附近的虢镇、汉中附近的城固和川北的广元等处落脚,化整为零,步步设厂,开始修理枪炮,逐步制造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等,支持抗战。但大型重武器如山炮、野炮、迫击炮、重机枪等已无法再生产了。
  11月8日,太原沦陷,日寇侵占西北制造厂,将未及转移的机器设备3500多部全部拆卸装箱,于1938年6月陆续运往日本东京、大阪及中国东北等地。最后仅剩元车16部和少量的残料,6000余间工房有3900余间被夷为平地……
  1939年春,为整合搬迁到陕西、甘肃、四川的原西北实业公司各厂和山西省的公营企业,原西北实业公司改名为“新记西北实业公司”。在这年上半年,西北制造厂几经辗转,将总部设在了陕西虢镇。1940年秋又迁至四川广元,其下有城固、广元、中部、留坝4 个分厂,生产步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生产数量也有增加,如月产步枪最高可达2600~2700支。这些武器除小部分出售给陕西、四川的地方武装外,其余都分配给了晋绥军。
  参加工卫队杀敌上战场
  1936年9月18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筹备委员会在太原海子边召开万人大会,发布《告各界同胞书》。10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宣布正式成立。虽然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但后来由中共党员薄一波、杨献珍等以领导成员的身份进入该组织,实际主持了牺盟会的工作。为加强对西北制造厂工人的发动工作,还专门成立了牺盟会西北制造厂工人工作委员会,由周子祯负责。
  到1937年春,西北制造厂所属18个分厂都有了牺盟会的组织,共有会员3000余人。举办有夜校和剧团,办有人手一册的刊物。参加牺盟会的人,多数是青年工人,也有一些正直、有威望的工头和有特殊技术的老工人。
  七七事变后,太原市广大工人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中共山西省委提出“武装工人,保卫山西”的口号,并计划建立一支工人武装。
  在牺盟会和总工会的号召下,工人们高唱抗日救亡歌曲,结伴报名参加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简称工卫队)。西北制造厂、西北毛织厂、西北炼钢厂、晋生染织厂、晋华卷烟厂等工厂的工人纷纷到省总工会报名。西北制造厂18个分厂共有300多人参加了工卫队,成为工卫队的主力。16厂在牺盟会和工会的组织动员下,有40多人参加了工卫队。
  1937年9月底,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成立,有800多人,成立了一个总队,下编5个中队,中队下编3个分队,分队下编3个小队。中队长、分队长、小队长均由工卫队员选举产生。西北制造厂工人梁占祥、张守信、宋玉枝分别担任第一、三、四中队队长。曾任兵工厂牺盟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省牺盟会执委的周子祯担任了总队政治副主任。工卫队后发展为工卫旅,是山西新军的组成部分,在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编入八路军序列。1942年,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在工卫旅军人大会上说:“苏联有个工人师,我们中国有个工人旅。你们是一支真正的工人阶级武装,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新中国成立后,该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
  好男要当兵喋血写春秋
  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工卫旅)前仆后继,英勇杀敌,取得辉煌战绩,涌现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
  1938年2月中旬,工卫队在中阳县一带休整,其一部在靠近敌占区的九里湾驻扎。22日午后与日军第109师团的2000余人遭遇,虽然工卫队只有一中队加一大队部的兵力,许多人还是首次参加实际战斗,但大家毫不畏惧,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一中队大多数都曾是兵工厂工人,他们发挥自己枪法好的优势,在日军冲到九里湾河滩时猛烈开火,连连准确击毙敌人,其中还有一名骑马的军官。战斗从下午2时一直持续到黄昏,共毙伤日军30余人。一中队也有十多人伤亡。相隔两天后,工卫队四中队又在离石县城东北的严村打了一场遭遇战。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打得非常惨烈,敌人还出动了3架战斗机助战。四中队指战员多为原兵工厂工人,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给日军重大杀伤,四中队也不断有伤亡。
  阵地争夺战一直持续到天黑。敌人停止进攻后,四中队撤出阵地上了黄土岭。九里湾和严村之战是工卫队参加抗战的序幕,是用鲜血和勇敢精神写下的第一页战史。   在工卫队(工卫旅)的战史上,有一大批太原兵工厂的工人成长为优秀指挥员。在英雄的行列里,有一位叫东信星的。他祖籍天津,出身三代产业工人家庭。9岁时随兄来到太原,后进入兵工厂当工人。1937年参加工卫队,1938年加入共产党,从1939年起当了6年连长,参加战斗近百次。他指挥有方,英勇顽强,率全连多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给他起了绰号“东塌天”。每当听到“东塌天”的队伍来了,日军和汉奸都会不寒而栗。1944年夏,在一次战斗中,东信星为抢救受伤的排长宋清泉而身负重伤,陷于重围中仍顽强抵抗,在击毙3名日军后饮弹壮烈牺牲。东信星牺牲时年仅24岁。当年的《晋绥日报》曾报道了东信星的事迹,称他“爱民如父母,爱兵如手足”。
  在八年抗战中,工卫队(工卫旅)参加主要战斗300余次,毙伤敌伪军3000余人,歼敌百人以上的有古城、田家会、甄家庄、西马场、严村等战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歌。
  修械显身手造枪送前方太原沦陷前,兵工厂工人中一部分随厂南迁;一部分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工卫队(工卫旅);在回乡的工人中又有不少人辗转各抗日根据地参加了人民兵工队伍。这些看似不经意的选择,却确立了自己在历史大潮中的人生走向。1937年10月,兵工厂返乡工人齐宣威、刘职珍等近百人参加了八路军115师344旅修械所的工作。齐宣威在解放后作为从老区来的干部曾担任过247厂厂长。
  兵工厂化铁工人赵占魁在1938年投奔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后改为温家沟兵工厂)当工人,在兵工厂的创建中,他忘我劳动,处处带头,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
  1942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10月2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1943年5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定》,把普遍开展“赵占魁运动”列为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十项基本任务之一,使赵占魁精神不断深入人心。
  赵占魁式的模范事迹大量涌现,有力促进了根据地的兵工生产,提高了产品质量,支援前线的生产竞赛搞得热火朝天。赵占魁后来到晋绥边区,参加了晋绥人民兵工的建设。
  工卫旅中来自兵工厂的指战员在创建和发展根据地修械所和人民兵工的事业中也作出了突出贡献。1938年4月,工卫旅在静乐县米峪镇创建修械所,开始只有从太原兵工厂参加工卫队的4 位老工人郭耀卿、王子华、郑登云、孙宝年。后来逐步扩大,兵工厂工人刘银河、智明远、郝文华、张秋风、王子轩、王培业、王锡九、张文焕等数十人先后到修械所。到1940年4月,发展到270余人。其中,张秋风连续几次被评为晋绥边区特等劳动模范,成为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刘银河、郑登云、智明远等获西北军区颁发的有毛泽东题词“生产战线上的英雄”的布质奖状。1943年4月30日,晋绥行署、军区后勤部、总工会为纪念“五一”劳动节,提高军工生产,支援抗战,决定开展“张秋风运动”。这项运动历时6年,对组织和发动群众搞好生产、支援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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