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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话，全国人民都在听”
尽管已不常在校园出现，但当站上清华大学的讲台时，梁植仍是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中的超级明星。6月7日晚，清华三教3200教室，他一现身，现场满是举起手机拍照的手臂。
这是清华博士生实践服务团系列讲座的第十场，主题只有一个一一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梁植顶着一头漂亮鬈发，身穿镶嵌着时髦绿色波点的白衬衣，讲解《演讲的“新常态”》：“演讲不能任性，你要有意识，你在讲正能量，你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若是换一位主讲者，主办方或许要为组织足够数量的听众而发愁，但当梁植到场，这不再是问题。讲座过程中鲜有人离场，主施律内容和各种段子交织在一起，一路笑声不断。
正如这一幕所显示：这位帅气的男生不仅演说能力超群，还对校方宣扬的价值理念深信不疑。“梁植对清华的主流话语体系非常熟悉，并且能够巧妙地用学校欣赏、学生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可以说他就是清华主流价值的代言人。”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清华毕业生告诉我。
2015春季学期行将结束，这位有着“清华男神”之称的博士生的10年清华生涯即将进入最后一年倒计时。眼下，他觉得自我定位无比清晰：“做一个公众表达者，传播主旋律和正能量。”
“主旋律这个词该怎么理解呢？应该是国家所倡导的、向上的、正能量的理念，鼓励人们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鼓励团结，鼓励乐观。”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
事实上，作为清华2006年录取的唯一一名播音主持特长生，自本科入学起，梁植就被赋予了传播主旋律的职责。他主持了数百场校内活动，担任《清华新闻》主播。由他主演的纪念“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话剧《马兰花开》已经公演34场，这部话剧旨在“引导和激励广大师生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在清华几乎无人不知，成为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部分。
梁植的一位师妹回忆，有校领导到新闻与传播学院视察，告诉学院领导，你们学院就应该多培养一些像梁植这样的学生。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常在微博上表达对梁植的欣赏。她第一次关注到梁植，是因为一位校领导对他赞不绝口。“我从他所描述的他们那种默契和亲近上，我就想一个学生竟然能跟他有这么深的交流，那一定是有很独特的地方。”
这样的赏识带给梁植诸多机会和荣誉，也令他在升学过程中一路畅通，本、硕、博先后读了法学、经管、新闻。
2011年，在清华党委副书记史亲皑的钦点下，他去参加央视主持人大赛，获得全国第五名，还是决赛中唯一的非专业选手。自此以后，他频繁走出清华校门，出现于公共空间，非常在意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讲的话，全国人民都在听。我要对我的语言负责。”
他决定多讲“正能量”，激发人们热爱国家，对国家更有信心。“我是一个很乐观、很知足的心态，我觉得现在很多媒体引导的方向是让大家的不自信感增强，这是不对的。”
2014年底，当他走上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的赛场，更是将上述理念发挥到极致。历经五次登台，梁植以显著优势成为全国总冠军。与其他所有选手不同，他每场演讲都主打“爱国情怀”，多次流露出对西方的警惕与敌视，鼓动人们将语言作为最有力的武器，打赢文化战争。
高超演说技巧的包裹下，他的演说像兴奋剂，使人不自觉热血沸腾；像催泪弹，令人控制不住流下眼泪。但这也招来质疑，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有网友评论道：“长篇的、大量槽点却无人敢与之辩驳的‘爱国主义’大道理，煽动听众的情绪，绑架裁评的支持。”
对于批评声，梁植心知肚明，但不以为然。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用“谦逊”、“低调”、“温和”一类的词汇形容他的日常性格，然而一旦谈起和国家、民族相关的话题，他总是表露出不容置疑的强硬心态。
梁植或许是一类中国年轻人的缩影，他们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聪明勤奋而又乖巧顺从，自觉规范自己的思维与言行，与政府宣扬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认为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欲求之上，对批评质疑的声音敏感不安，主动站到维护国家的立场上。
当这样的心态与漂亮的口才结合在一起，梁植有着更大的欲求——用自己信奉的这套理念影响更多的人，“要让年轻人相信我们的国家，相信我们的历史。”
几轮问答之后，历时两小时的讲座正式结束，他微笑着弯腰鞠躬，刚一起身，就被包围在人群中，他们手持印有他照片的明信片，请求他签名。他再次熟练地露出微笑，迎接粉丝的追捧和簇拥，一如过去很多年里他所习惯的那样。
“语言是文化的武器”
《我是演说家》被梁植视为从事公众表达的重要一站，但双方最初接触并不顺畅。编导启蒙前几次跟他聊天时有些意外：“他不停跟你讲年轻人对国家的责任啊，或者是年轻人对国家应该有信心啊，就是他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这种。我们都感到奇怪。”
这也正是我最初看梁植演讲视频时的困惑。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很多年不怎么遇到同龄人这样讲话，尤其发言者还是顶着“清华男神”光环的时尚男生。我一度怀疑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是有意包装的结果，但随着采访的逐渐深入，我越来越愿意相信，事情并非如我最初想象。
梁植的一些同学倒对他的这种风格习以为常。他的本科同学、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丁如回忆，“大一”集体春游，全班人爬上香山顶后，身为班长的梁植突然带头唱起了国歌。“一帮‘大一’新生，刚刚受过学校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就爱国情怀特别高涨的那种，他一领头，大家就站在一块儿一起唱……你问山顶上其他人什么反应？没注意，我们只顾自嗨了。”
《我是演说家》的选手类型五花八门，节目组会根据个人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打造，确保形象鲜明，令人过目不忘。但有一类选手拒绝包装，带有明确诉求。启蒙觉得梁植也是其中之一——第一场比赛他就提出，必须讲他的偶像邓稼先的故事，否则就放弃参加节目。 从外表看，很难看出这位平日里开着白色宝马、一头时尚鬈发的年轻人和在戈壁滩上研制“两弹”的邓稼先有什么关联。但经过两年多的表演，他觉得自己经常“老邓附体”。4月26日清华104周年校庆，《马兰花开》成了重头戏，演出结束后，我与他在剧场后台交谈，聊了大约半小时后，他客气地问道，能否多聊一些和邓稼先相关的问题，原因是“梁植演绎了过去的邓稼先，而邓稼先也塑造了今天的梁植”。
面对非邓稼先不讲的要求，节目组第一反应是排斥。制作《我是演说家》之前，这支团队已经制作了两季与此类似的节目《超级演说家》，从未出现过这类“很红很正”的选手。启蒙在节目组的90后中做了一个小调查，无人听说过邓稼先。4位评审中的刘嘉玲、张卫健来自香港，对此更是陌生。
正式录制前，节目组将待定选手的名牌贴在一面墙上，集体讨论决定保留还是拿掉。梁植的名牌被撕下来，又贴回去，如此反复了三四次，直到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才被放行。
节目组很快发现顾虑是多余的。邓稼先的故事讲述到一半，梁植举起双手，比出20的手势。“61岁，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特别奖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镜头扫向观众席，哭成一片。
“太震撼了，爆发式的喷火而出的那种感觉。没有表演的痕迹，完全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力量！”陈昌凤一家三口都是梁植的忠实观众，有梁植的场次期期不落。“邓稼先对他影响太深了。能遇上这个他特别有感觉的人物，才能发挥得这么好，不是谁都能有这样的机遇。”
梁植不但顺利晋级，还引发了4位导师的哄抢。节目组意识到，这个差点儿被放弃的选手很可能成为新的“爆点”。他们迅速将梁植的形象定位为“赤子之心”。
这也正是梁植的诉求，双方不谋而合。此后的4场演讲，“抒发爱国情怀”成了他的主打牌。
观看梁植的比赛视频令我感受复杂。一方面，任何的激情叙事都让我产生本能的警惕，不愿受之裹挟。而另一方面，他的确显露出远超常人的演讲技巧，容易令人不自觉地卷入他的逻辑，为之激动。
从现场观众的反应来看，他的技巧无疑是奏效的。
一场主题为《挖掘机技术哪家强》的演说中，他呼吁振兴中国制造业，使国家更加强大。收尾时一句被他描述为“点燃现场”的话，播出前被剪掉：“我想，也该到了一个时候，咱们中国人造点儿什么，让他们拿肾来换了，对吗？”
决赛第一轮演说，主题是《回家》。几经考虑，这个蒙古族男孩决定穿蒙古袍上场，而非通常所穿的西服。理由是“西服从未比我们的服饰更好看或更高贵，唯一的原因是在制定世界通行的礼仪规范的起点时，西方文明的拳头更硬”。
类似的表述在掀起现场情绪高潮的同时，也引来诸多质疑。然而现场观众的选票反复证明他的策略总能成功。决赛第二轮主题为《语言的力量》的演说中，他将被指摘为“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他指责西方媒体总是将中国妖魔化，鼓动人们将语言作为最有力的武器，“打赢文化战争”。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他攥紧拳头，高举双手：“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运用语言的力量，一起用这份最坚实的力量守护我们身下文化的土地，我们一定可以迎来那个我们共同期待的、更美好的中国的梦！”
他拿到199票，领先第二名50票拿下冠军。评审陈鲁豫眼眶湿润，希望他把演讲翻译成英文到国外去讲演。
鲜花掌声过后，批评随之而来。问答网站“知乎”上，有网友逐句分析演讲中的“煽动性语言”，并得出结论：“这场演讲恰恰是‘语言的力量’的反证，用充满逻辑漏洞的感性煽动民族情绪。我本以为他一定会最后一名，然而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这场演讲证明了大部分人还是容易被民族主义煽动，做出非理性的选择。”
梁植的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觉得，类似的批评可以理解，但弟子夺冠没有争议：“作为学者，内容上我不完全认同，有诸多可以反驳的地方。但既然是比赛嘛，就会有一些希望得到别人认可的策略，客观上讲效果很好。有时候演讲就是需要有一点儿煽动性，更容易引起认同。作为一个演讲比赛，得冠军，我觉得当之无愧。”
负面评价反倒让梁植觉得自己必须继续这样表达。我问他：“你觉得《我是演说家》后的你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他一脸严肃：“更觉得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重要，要更加珍惜每一次表达的机会，因为会有更多人愿意听你讲。”
“用正能量引导年轻人”
眼下，梁植希望自己的“公众表达”能够覆盖全社会的人，重中之重是学生。“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未来，价值观塑造太重要了。但是他们太容易受到错误观点的引导，对国家失去信心。让他们接触到正能量、主旋律太关键了。”
观众的反馈令他成就感十足。不同场合下，他多次讲起相关例子：到武汉为小学生演出时，收到微博私信，“学校组织我们来看这个剧，本来打算过来睡一下午，结果哭了一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演出，一位老师对他说，你演两个小时话剧，对爱国奉献的传播效果，是我们给学生做多少场讲座、发多少本书、要求他们写多少篇读后感都达不到的，谢谢你。
《我是演说家》夺冠后，他收到上千条私信，“用正能量引导年轻人”的使命感继续增强。他称自己硕士毕业时曾放弃一家香港基金公司提供的七位数年薪的工作机会，“我是真心觉得4位数的微博私信比7位数的年收入带来的满足感更强”。
一本高考作文素材集收入了他在节目中的所有演讲，并把他的卡通形象印在封面上。“我先不说这个有版权问题啊。但那些内容如果能影响到年轻人，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他有点儿陶陶然。
《马兰花开》公演7轮34场，他是唯一全程参演的人。2014年他在美国访学，为了参加演出，多次自费买机票回国。“我成不了邓稼先，但是我可以将老邓的精神传递出去。”他一边讲，一边拿起手机让我看他的微博：“你看，每到和邓稼先相关的日子，总有人@我。这是很有说服力的。”采访结束后，他通过微信又发来一张截屏，告诉我就在刚才聊天的时候，又有两个人@他。 2016年将是邓稼先逝世30周年，有出版社联系他写一本《邓稼先传》。“从我的角度看，我是这几年做他功课做得最多的人之一吧，非常非常多。”
为了找准感觉，他在排练前走遍了邓稼先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在四川，他穿上了邓稼先穿过的军大衣。据他回忆，衣服上身的一瞬间，邓稼先生前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说了一句：“嘿，这小子还真像啊！”
并非所有人都对他在舞台上的光辉形象全盘接受。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同学看过《马兰花开》首演：“你问我感动吗？我是挺感动的。但我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历史，是夸大了某一个人贡献的历史。其他那么多科学家在两弹研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看这部剧是不知道的。”
当我将这一疑问转述给梁植时，他如是回应：“作为艺术表演，自然要强调这个领导岗位，突出在这个大工程中承担的核心作用。邓稼先是科学家中的领袖。”
我接着问，邓稼先在“文革”中的命运，剧里面为什么没有呈现？他眉头一皱，说曾经排练过相关内容，但在正式演出时被拿掉了，这是编剧的决策，自己并不清楚。
之所以对做一个“公众表达者”满怀信心，是因为他觉得掌握了他人不具备的技巧。他明白“正能量”、“主旋律”时常令人反感抵触，但坚持认为这是受人们喜欢的。关键问题在于，他微微一顿，“我们要反思自己的方法和路径。你要让他们乐于接受呀。”
官方的认可坚定了他的信心。中国记协曾为《我是演说家》举办专题研讨会，梁植作为唯一的选手参会发言。面对记协领导和全国各大新闻学院的学者，他介绍完参赛情况后说，希望得到三到五分钟的时间讲一个故事，保证“震撼程度比得上看一部大片”。
“这就是演说的魅力。”他向我总结发言的要点，“你得讲故事。故事自己就会发声。这个时代你很难给人灌输什么东西，你得让他主动接受。这就得靠故事、靠细节去渗透。你是记者，这你比我更清楚。”
他的演说中从不缺乏网络流行语和各种段子。往往是先用一个风趣幽默的故事吸引听众的注意，让人开怀大笑之后，再引出他希望传达的“宏大命题”。这是有意为之：“真佛只说平常话。你让他开心，他就容易接受。”
在我和梁植的交谈过程中，“正能量”这个词频繁出现。我问他：你一次次强调正能量，你理解的正能量到底是什么？他答道：“心态积极、平和，中和负面情绪，替别人着想，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我们这个社会，抱怨太多，乐明太少。”
批评者们认为，这是梁植在“爱国情怀”的外衣下劝导人们安分守己，懂得知足，凡事反思自己的过错，避开问题本质，“一锅浓浓的爱国鸡汤”。而喜欢他的人却觉得恰恰相反。梁植的本科同学刘星星觉得，他获得《我是演说家》冠军，一点儿都不意外。“社会需要正能量，他能真的让大家接受，这是我最佩服的地方。”
“正能量”也许是当下使用频率最高而含义混沌不明的词汇之一。知名作家许知远对它的理解和梁植相反。他将“正能量”定义为一种“庸俗粗暴的自我欺骗”：“本质上我对人性还是乐观的。但这个乐观不是正能量。正能量是来自集体性的一种很庸俗的、反个性的能量。其实是向下的，不是向上的，是跟官僚宣传没区别的。实际上是不敢面对人生的复杂性。”
但梁植认为社会中有太多类似的“消极心态”，这让他更愿意用自己坚信的逻辑去理解当下中国。
他一脸认真地讲起自己总结的一套“村庄”理论：“村里面的武夫需要知道狼窝在哪儿，能不能打过狼，万一出事有多少人可能被吃。绝大多数村民想知道你可以去找武夫问，但是武夫有没有必要挨家挨户去讲这件事？不一定。一个足够负责任的武夫应该自己把这件事扛了，让大家在等待的过程中不要那么痛苦。”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村民跟着一起难受着急，也没有用。这是我的逻辑。”
自3年前拿到央视主持人大赛第五名起，全国各地对他的主持邀约从不间断。《我是演说家》夺冠后，更是机会连连。但他对其中大部分予以拒绝。挑选原则是，不能只为主办方站台，要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接受的少数邀约之一是，在上海浦东团区委讲授演讲技巧。在座听众很多是中小学思想政治课老师、大学辅导员。“这对我有吸引力，他们听了回去可以影响到孩子啊。”
“越出国，越爱国”
与传播“主旋律”、“正能量”时面目温和不同，一旦梁植乐于抒发的“爱国情怀”置于国际背景中，他常常姿态强硬，不惜与人争执。
几年前，他代表清华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加一次中美青年交流活动。一次讲座中，一位研究亚洲事务的学者讲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提到“岛链”的概念。梁植起身质问对方，你们为什么要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有什么企图？
几年后回忆起此事，愤怒和焦虑仍然写在他脸上。
我问他，对你影响最深的书，能否列举几本？他沉默片刻后说：“《主流》。”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前驻美外交官所写，副标题是“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
此书让他确信自己的判断：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包裹在流行文化外衣下的“全球统战”。在6月那次面向清华学生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讲中，他特意强调此书对他的影响：“欧洲都在紧张美国的文化侵略，我们竟然绝大部分人没有紧张？”
梁植并非那类境遇不佳，通过感知“国家富强”获取成就感和自信心，以此消解个人苦闷的年轻人——有人将其调侃为“在地下室指点江山的爱国小将”。恰恰相反，他家境优越，从小成长于这个国家最精良的教育环境中，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英语表达熟练流畅，不仅获得清华英语演讲比赛冠军，还在参加一个主持人选拔比赛时，令担任评审的央视英语频道主播尖叫连连。
他从不缺乏和西方接触的机会，但接触越多，抵触越深。“有人说，越出国，越爱国，我觉得一点儿没错。”
2001年，在中关村中学读初中时，他带领学校合唱团到巴黎参加比赛，那是他记忆中第一次“代表中国”，感受并不愉快。“化妆间里一位法国记者前前后后地端详了我几圈，终于忍不住问我：‘请问你的辫子是藏在假发里了，还是为了来这里演出剪掉了？’” 那次事件是他“爱国情怀”日渐清晰强烈的起点。此后一路顺利的经历，让他坚信自己判断的正确。他觉得自己的表达呼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现在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提升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在某种意义上，梁植的走红的确生逢其时。以国家主义与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中国梦”被政府大力推广。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克拉斯·尼葛洛庞帝曾预言，互联网的全球化会改变人们的国家认同感，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会比天花还小。但中国的现实似乎在向他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许知远觉得，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中国政府意图通过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声浪越发强大，倡导个人主义的声音日渐式微。
在许知远看来，很多人只是在时代背景下随大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大部分人的价值观都是不稳固的。年轻人无非就是赶时髦，现在什么时髦我就追随什么。”
梁植正是在2008年获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北京奥运会期间，他在水立方担任礼宾接待志愿者，一天晚上，一位罗马尼亚奥委会官员没有按时集合，一番紧急搜寻将其找到后，对方握着他的手说了一番话，让他此前的焦急马上被“非常骄傲”所取代。“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说他从16岁代表罗马尼亚水球队作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到现在，一生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奥运会，从来没有一次像中国办得这样好。”
他觉得中国人在海外要自觉捍卫国家形象。2014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研究员，遇到一群人进行讨论的场合，一旦察觉到有人在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他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美国总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敌人，给它抹黑。作为中国人你如果处在那个环境里，你不能放任它那样做。”
与他交谈，他永远彬彬有礼，但谦逊的外表之下，内心逻辑寸步不移。很多时候会觉得，双方交谈时的思维是在两条分离的轨道上，看似你来我往，却很难真正相交。问他：“你总说语言是文化的武器，用对抗思维理解问题，这样激烈强硬的态度，不是反而会加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
他摆摆手，回答仍建立在“文化战争”的逻辑框架下：“我说的武器是防御性的，不是侵略性的。它是让你冷静的，不是让你狂热的。但是很多侵入我们的文化内容是具有狂热性的，不然很难达到侵入的效果。”
“你比方说好莱坞大片。在中国一部《复仇者联盟》卖14亿，一部《速度与激情7》卖24个亿，但是你想过没有？情节是很精彩，可是那里面飘荡着美国国旗，飘荡着他们的价值观啊。”
“又红又专，我非常认可”
在和梁植的4次交谈中，他一再强调“主流”二字。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他人生轨迹的写照。自小学三年级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附小升旗仪式主持人起，到中关村中学合唱团副团长、人大附中电视台台长，再到如今的“清华男神”，在中国最优良的教育环境中，他一直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学校重点培养的宠儿。
一路受到的关心呵护让他从不缺乏机会，也造就了他乖巧顺从的个性。他说自己“很自觉地乖”，没有经历过叛逆期。
歌手李志在《看见》中唱道：“我看见有些人和周围融合得很和谐，我看见有些人孤独得很明显。”梁植或许正是他所描述的前者，与人交际周到、妥帖。聚会场合，他总是主导场面的人，心思周密，不让任何一个人感到冷落。演出散场后，他会把观众送他的鲜花拆掉包装，分给剧组里的其他成员。
作为播音主持特长生，他入学后就成为清华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在向全校师生传递的清华主流价值观中，“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是重要组成。
这一理念源自曾经的校长蒋南翔。1952年的最后一天，39岁的蒋南翔履职清华大学，在位长达14年。“又红又专”中，“红”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领导；“专”是学习和掌握现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蒋南翔同时提出的另一口号与之或有异曲同工之处：“听话出活”。
在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之下，“又红又专”成为清华校园里的最强音，至今仍被校方大力提倡。梁植对此也深信不疑：“我演《马兰花开》能坚持这么多场，这就说明我对清华这些年的教育是非常认可的。我是一个全力的拥护者。”
然而，这一带着浓厚时代烙印的理念，在批评者眼中，也被认为是与权力系统缺乏距离感，他们感叹20世纪上半叶清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统的式微，“没有哪所大学，比清华距离国家更近，距离权力更近，距离金钱更近。”
毕业于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青年作家蒋方舟，曾就“又红又专”在清华的盛行进行过激烈批评。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她发表了引发巨大争议的《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从小受到的历史教育、政治教育，就是要‘审社会主义之美’。到了清华之后接触到的这些，和他们从小接受的价值观是符合的，所以接受起来很顺畅。”
蒋方舟说自己和梁植的唯一一次见面，是和梁植一同担任学生活动的评委。当时正是她发表公开信后不久广受攻击之时。“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他告诉我，你的想法也有点儿道理，但还是应该积极一点儿，多看乐观的一面。”
在与梁植的交谈中，我也跟他探讨过关于个人价值观的问题：“对于一些人来讲，价值观形成的过程并不顺畅，有时甚至会彻底颠覆自己。你的价值观塑造过程是怎样的？”
他的眼神中看不到犹豫：“我没有颠覆过什么。清华在价值观方面对我有很强的塑造和引导，这是我认可的，确实和我骨子里相信的东西是一致的。”
5月1日晚9点半，《马兰花开》巡演至西安交通大学宪梓堂，随着全体演员上台致谢，第31场公演就此结束。很少有人知道，演出前曾出现一场猝不及防的危机——前一天下午，梁植在排练时一脚踩空，左踝关节韧带撕裂。
他拒绝了医生卧床休息一周的建议，坚持上场。离演出还有两个半小时，他在后台小心翼翼地拆除绷带，准备换上演出服装。我问他，感觉怎么样，到底行不行？他拿过一罐保险液喷在脚踝上，情绪有些激动：“当然行。邓稼先为了理想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演他的人却因为一点儿小伤不上场了，岂不是笑话？”
他让服装助理帮他拿来一双演出时要穿的黑色皮鞋，这是一双内增高鞋，被他称为“马兰花开专用战靴”。旁边有人建议他：“今天脚这么痛，不然就换一双平底鞋吧。”
他摇了摇头：“不行，再痛也要穿这双。邓稼先必须是舞台上最高大的一个人。”
尽管已不常在校园出现，但当站上清华大学的讲台时，梁植仍是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中的超级明星。6月7日晚，清华三教3200教室，他一现身，现场满是举起手机拍照的手臂。
这是清华博士生实践服务团系列讲座的第十场，主题只有一个一一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梁植顶着一头漂亮鬈发，身穿镶嵌着时髦绿色波点的白衬衣，讲解《演讲的“新常态”》：“演讲不能任性，你要有意识，你在讲正能量，你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若是换一位主讲者，主办方或许要为组织足够数量的听众而发愁，但当梁植到场，这不再是问题。讲座过程中鲜有人离场，主施律内容和各种段子交织在一起，一路笑声不断。
正如这一幕所显示：这位帅气的男生不仅演说能力超群，还对校方宣扬的价值理念深信不疑。“梁植对清华的主流话语体系非常熟悉，并且能够巧妙地用学校欣赏、学生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可以说他就是清华主流价值的代言人。”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清华毕业生告诉我。
2015春季学期行将结束，这位有着“清华男神”之称的博士生的10年清华生涯即将进入最后一年倒计时。眼下，他觉得自我定位无比清晰：“做一个公众表达者，传播主旋律和正能量。”
“主旋律这个词该怎么理解呢？应该是国家所倡导的、向上的、正能量的理念，鼓励人们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鼓励团结，鼓励乐观。”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
事实上，作为清华2006年录取的唯一一名播音主持特长生，自本科入学起，梁植就被赋予了传播主旋律的职责。他主持了数百场校内活动，担任《清华新闻》主播。由他主演的纪念“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话剧《马兰花开》已经公演34场，这部话剧旨在“引导和激励广大师生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在清华几乎无人不知，成为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部分。
梁植的一位师妹回忆，有校领导到新闻与传播学院视察，告诉学院领导，你们学院就应该多培养一些像梁植这样的学生。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常在微博上表达对梁植的欣赏。她第一次关注到梁植，是因为一位校领导对他赞不绝口。“我从他所描述的他们那种默契和亲近上，我就想一个学生竟然能跟他有这么深的交流，那一定是有很独特的地方。”
这样的赏识带给梁植诸多机会和荣誉，也令他在升学过程中一路畅通，本、硕、博先后读了法学、经管、新闻。
2011年，在清华党委副书记史亲皑的钦点下，他去参加央视主持人大赛，获得全国第五名，还是决赛中唯一的非专业选手。自此以后，他频繁走出清华校门，出现于公共空间，非常在意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讲的话，全国人民都在听。我要对我的语言负责。”
他决定多讲“正能量”，激发人们热爱国家，对国家更有信心。“我是一个很乐观、很知足的心态，我觉得现在很多媒体引导的方向是让大家的不自信感增强，这是不对的。”
2014年底，当他走上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的赛场，更是将上述理念发挥到极致。历经五次登台，梁植以显著优势成为全国总冠军。与其他所有选手不同，他每场演讲都主打“爱国情怀”，多次流露出对西方的警惕与敌视，鼓动人们将语言作为最有力的武器，打赢文化战争。
高超演说技巧的包裹下，他的演说像兴奋剂，使人不自觉热血沸腾；像催泪弹，令人控制不住流下眼泪。但这也招来质疑，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有网友评论道：“长篇的、大量槽点却无人敢与之辩驳的‘爱国主义’大道理，煽动听众的情绪，绑架裁评的支持。”
对于批评声，梁植心知肚明，但不以为然。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用“谦逊”、“低调”、“温和”一类的词汇形容他的日常性格，然而一旦谈起和国家、民族相关的话题，他总是表露出不容置疑的强硬心态。
梁植或许是一类中国年轻人的缩影，他们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聪明勤奋而又乖巧顺从，自觉规范自己的思维与言行，与政府宣扬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认为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欲求之上，对批评质疑的声音敏感不安，主动站到维护国家的立场上。
当这样的心态与漂亮的口才结合在一起，梁植有着更大的欲求——用自己信奉的这套理念影响更多的人，“要让年轻人相信我们的国家，相信我们的历史。”
几轮问答之后，历时两小时的讲座正式结束，他微笑着弯腰鞠躬，刚一起身，就被包围在人群中，他们手持印有他照片的明信片，请求他签名。他再次熟练地露出微笑，迎接粉丝的追捧和簇拥，一如过去很多年里他所习惯的那样。
“语言是文化的武器”
《我是演说家》被梁植视为从事公众表达的重要一站，但双方最初接触并不顺畅。编导启蒙前几次跟他聊天时有些意外：“他不停跟你讲年轻人对国家的责任啊，或者是年轻人对国家应该有信心啊，就是他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这种。我们都感到奇怪。”
这也正是我最初看梁植演讲视频时的困惑。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很多年不怎么遇到同龄人这样讲话，尤其发言者还是顶着“清华男神”光环的时尚男生。我一度怀疑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是有意包装的结果，但随着采访的逐渐深入，我越来越愿意相信，事情并非如我最初想象。
梁植的一些同学倒对他的这种风格习以为常。他的本科同学、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丁如回忆，“大一”集体春游，全班人爬上香山顶后，身为班长的梁植突然带头唱起了国歌。“一帮‘大一’新生，刚刚受过学校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就爱国情怀特别高涨的那种，他一领头，大家就站在一块儿一起唱……你问山顶上其他人什么反应？没注意，我们只顾自嗨了。”
《我是演说家》的选手类型五花八门，节目组会根据个人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打造，确保形象鲜明，令人过目不忘。但有一类选手拒绝包装，带有明确诉求。启蒙觉得梁植也是其中之一——第一场比赛他就提出，必须讲他的偶像邓稼先的故事，否则就放弃参加节目。 从外表看，很难看出这位平日里开着白色宝马、一头时尚鬈发的年轻人和在戈壁滩上研制“两弹”的邓稼先有什么关联。但经过两年多的表演，他觉得自己经常“老邓附体”。4月26日清华104周年校庆，《马兰花开》成了重头戏，演出结束后，我与他在剧场后台交谈，聊了大约半小时后，他客气地问道，能否多聊一些和邓稼先相关的问题，原因是“梁植演绎了过去的邓稼先，而邓稼先也塑造了今天的梁植”。
面对非邓稼先不讲的要求，节目组第一反应是排斥。制作《我是演说家》之前，这支团队已经制作了两季与此类似的节目《超级演说家》，从未出现过这类“很红很正”的选手。启蒙在节目组的90后中做了一个小调查，无人听说过邓稼先。4位评审中的刘嘉玲、张卫健来自香港，对此更是陌生。
正式录制前，节目组将待定选手的名牌贴在一面墙上，集体讨论决定保留还是拿掉。梁植的名牌被撕下来，又贴回去，如此反复了三四次，直到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才被放行。
节目组很快发现顾虑是多余的。邓稼先的故事讲述到一半，梁植举起双手，比出20的手势。“61岁，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特别奖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镜头扫向观众席，哭成一片。
“太震撼了，爆发式的喷火而出的那种感觉。没有表演的痕迹，完全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力量！”陈昌凤一家三口都是梁植的忠实观众，有梁植的场次期期不落。“邓稼先对他影响太深了。能遇上这个他特别有感觉的人物，才能发挥得这么好，不是谁都能有这样的机遇。”
梁植不但顺利晋级，还引发了4位导师的哄抢。节目组意识到，这个差点儿被放弃的选手很可能成为新的“爆点”。他们迅速将梁植的形象定位为“赤子之心”。
这也正是梁植的诉求，双方不谋而合。此后的4场演讲，“抒发爱国情怀”成了他的主打牌。
观看梁植的比赛视频令我感受复杂。一方面，任何的激情叙事都让我产生本能的警惕，不愿受之裹挟。而另一方面，他的确显露出远超常人的演讲技巧，容易令人不自觉地卷入他的逻辑，为之激动。
从现场观众的反应来看，他的技巧无疑是奏效的。
一场主题为《挖掘机技术哪家强》的演说中，他呼吁振兴中国制造业，使国家更加强大。收尾时一句被他描述为“点燃现场”的话，播出前被剪掉：“我想，也该到了一个时候，咱们中国人造点儿什么，让他们拿肾来换了，对吗？”
决赛第一轮演说，主题是《回家》。几经考虑，这个蒙古族男孩决定穿蒙古袍上场，而非通常所穿的西服。理由是“西服从未比我们的服饰更好看或更高贵，唯一的原因是在制定世界通行的礼仪规范的起点时，西方文明的拳头更硬”。
类似的表述在掀起现场情绪高潮的同时，也引来诸多质疑。然而现场观众的选票反复证明他的策略总能成功。决赛第二轮主题为《语言的力量》的演说中，他将被指摘为“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他指责西方媒体总是将中国妖魔化，鼓动人们将语言作为最有力的武器，“打赢文化战争”。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他攥紧拳头，高举双手：“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运用语言的力量，一起用这份最坚实的力量守护我们身下文化的土地，我们一定可以迎来那个我们共同期待的、更美好的中国的梦！”
他拿到199票，领先第二名50票拿下冠军。评审陈鲁豫眼眶湿润，希望他把演讲翻译成英文到国外去讲演。
鲜花掌声过后，批评随之而来。问答网站“知乎”上，有网友逐句分析演讲中的“煽动性语言”，并得出结论：“这场演讲恰恰是‘语言的力量’的反证，用充满逻辑漏洞的感性煽动民族情绪。我本以为他一定会最后一名，然而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这场演讲证明了大部分人还是容易被民族主义煽动，做出非理性的选择。”
梁植的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觉得，类似的批评可以理解，但弟子夺冠没有争议：“作为学者，内容上我不完全认同，有诸多可以反驳的地方。但既然是比赛嘛，就会有一些希望得到别人认可的策略，客观上讲效果很好。有时候演讲就是需要有一点儿煽动性，更容易引起认同。作为一个演讲比赛，得冠军，我觉得当之无愧。”
负面评价反倒让梁植觉得自己必须继续这样表达。我问他：“你觉得《我是演说家》后的你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他一脸严肃：“更觉得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重要，要更加珍惜每一次表达的机会，因为会有更多人愿意听你讲。”
“用正能量引导年轻人”
眼下，梁植希望自己的“公众表达”能够覆盖全社会的人，重中之重是学生。“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未来，价值观塑造太重要了。但是他们太容易受到错误观点的引导，对国家失去信心。让他们接触到正能量、主旋律太关键了。”
观众的反馈令他成就感十足。不同场合下，他多次讲起相关例子：到武汉为小学生演出时，收到微博私信，“学校组织我们来看这个剧，本来打算过来睡一下午，结果哭了一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演出，一位老师对他说，你演两个小时话剧，对爱国奉献的传播效果，是我们给学生做多少场讲座、发多少本书、要求他们写多少篇读后感都达不到的，谢谢你。
《我是演说家》夺冠后，他收到上千条私信，“用正能量引导年轻人”的使命感继续增强。他称自己硕士毕业时曾放弃一家香港基金公司提供的七位数年薪的工作机会，“我是真心觉得4位数的微博私信比7位数的年收入带来的满足感更强”。
一本高考作文素材集收入了他在节目中的所有演讲，并把他的卡通形象印在封面上。“我先不说这个有版权问题啊。但那些内容如果能影响到年轻人，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他有点儿陶陶然。
《马兰花开》公演7轮34场，他是唯一全程参演的人。2014年他在美国访学，为了参加演出，多次自费买机票回国。“我成不了邓稼先，但是我可以将老邓的精神传递出去。”他一边讲，一边拿起手机让我看他的微博：“你看，每到和邓稼先相关的日子，总有人@我。这是很有说服力的。”采访结束后，他通过微信又发来一张截屏，告诉我就在刚才聊天的时候，又有两个人@他。 2016年将是邓稼先逝世30周年，有出版社联系他写一本《邓稼先传》。“从我的角度看，我是这几年做他功课做得最多的人之一吧，非常非常多。”
为了找准感觉，他在排练前走遍了邓稼先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在四川，他穿上了邓稼先穿过的军大衣。据他回忆，衣服上身的一瞬间，邓稼先生前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说了一句：“嘿，这小子还真像啊！”
并非所有人都对他在舞台上的光辉形象全盘接受。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同学看过《马兰花开》首演：“你问我感动吗？我是挺感动的。但我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历史，是夸大了某一个人贡献的历史。其他那么多科学家在两弹研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看这部剧是不知道的。”
当我将这一疑问转述给梁植时，他如是回应：“作为艺术表演，自然要强调这个领导岗位，突出在这个大工程中承担的核心作用。邓稼先是科学家中的领袖。”
我接着问，邓稼先在“文革”中的命运，剧里面为什么没有呈现？他眉头一皱，说曾经排练过相关内容，但在正式演出时被拿掉了，这是编剧的决策，自己并不清楚。
之所以对做一个“公众表达者”满怀信心，是因为他觉得掌握了他人不具备的技巧。他明白“正能量”、“主旋律”时常令人反感抵触，但坚持认为这是受人们喜欢的。关键问题在于，他微微一顿，“我们要反思自己的方法和路径。你要让他们乐于接受呀。”
官方的认可坚定了他的信心。中国记协曾为《我是演说家》举办专题研讨会，梁植作为唯一的选手参会发言。面对记协领导和全国各大新闻学院的学者，他介绍完参赛情况后说，希望得到三到五分钟的时间讲一个故事，保证“震撼程度比得上看一部大片”。
“这就是演说的魅力。”他向我总结发言的要点，“你得讲故事。故事自己就会发声。这个时代你很难给人灌输什么东西，你得让他主动接受。这就得靠故事、靠细节去渗透。你是记者，这你比我更清楚。”
他的演说中从不缺乏网络流行语和各种段子。往往是先用一个风趣幽默的故事吸引听众的注意，让人开怀大笑之后，再引出他希望传达的“宏大命题”。这是有意为之：“真佛只说平常话。你让他开心，他就容易接受。”
在我和梁植的交谈过程中，“正能量”这个词频繁出现。我问他：你一次次强调正能量，你理解的正能量到底是什么？他答道：“心态积极、平和，中和负面情绪，替别人着想，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我们这个社会，抱怨太多，乐明太少。”
批评者们认为，这是梁植在“爱国情怀”的外衣下劝导人们安分守己，懂得知足，凡事反思自己的过错，避开问题本质，“一锅浓浓的爱国鸡汤”。而喜欢他的人却觉得恰恰相反。梁植的本科同学刘星星觉得，他获得《我是演说家》冠军，一点儿都不意外。“社会需要正能量，他能真的让大家接受，这是我最佩服的地方。”
“正能量”也许是当下使用频率最高而含义混沌不明的词汇之一。知名作家许知远对它的理解和梁植相反。他将“正能量”定义为一种“庸俗粗暴的自我欺骗”：“本质上我对人性还是乐观的。但这个乐观不是正能量。正能量是来自集体性的一种很庸俗的、反个性的能量。其实是向下的，不是向上的，是跟官僚宣传没区别的。实际上是不敢面对人生的复杂性。”
但梁植认为社会中有太多类似的“消极心态”，这让他更愿意用自己坚信的逻辑去理解当下中国。
他一脸认真地讲起自己总结的一套“村庄”理论：“村里面的武夫需要知道狼窝在哪儿，能不能打过狼，万一出事有多少人可能被吃。绝大多数村民想知道你可以去找武夫问，但是武夫有没有必要挨家挨户去讲这件事？不一定。一个足够负责任的武夫应该自己把这件事扛了，让大家在等待的过程中不要那么痛苦。”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村民跟着一起难受着急，也没有用。这是我的逻辑。”
自3年前拿到央视主持人大赛第五名起，全国各地对他的主持邀约从不间断。《我是演说家》夺冠后，更是机会连连。但他对其中大部分予以拒绝。挑选原则是，不能只为主办方站台，要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接受的少数邀约之一是，在上海浦东团区委讲授演讲技巧。在座听众很多是中小学思想政治课老师、大学辅导员。“这对我有吸引力，他们听了回去可以影响到孩子啊。”
“越出国，越爱国”
与传播“主旋律”、“正能量”时面目温和不同，一旦梁植乐于抒发的“爱国情怀”置于国际背景中，他常常姿态强硬，不惜与人争执。
几年前，他代表清华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加一次中美青年交流活动。一次讲座中，一位研究亚洲事务的学者讲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提到“岛链”的概念。梁植起身质问对方，你们为什么要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有什么企图？
几年后回忆起此事，愤怒和焦虑仍然写在他脸上。
我问他，对你影响最深的书，能否列举几本？他沉默片刻后说：“《主流》。”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前驻美外交官所写，副标题是“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
此书让他确信自己的判断：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包裹在流行文化外衣下的“全球统战”。在6月那次面向清华学生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讲中，他特意强调此书对他的影响：“欧洲都在紧张美国的文化侵略，我们竟然绝大部分人没有紧张？”
梁植并非那类境遇不佳，通过感知“国家富强”获取成就感和自信心，以此消解个人苦闷的年轻人——有人将其调侃为“在地下室指点江山的爱国小将”。恰恰相反，他家境优越，从小成长于这个国家最精良的教育环境中，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英语表达熟练流畅，不仅获得清华英语演讲比赛冠军，还在参加一个主持人选拔比赛时，令担任评审的央视英语频道主播尖叫连连。
他从不缺乏和西方接触的机会，但接触越多，抵触越深。“有人说，越出国，越爱国，我觉得一点儿没错。”
2001年，在中关村中学读初中时，他带领学校合唱团到巴黎参加比赛，那是他记忆中第一次“代表中国”，感受并不愉快。“化妆间里一位法国记者前前后后地端详了我几圈，终于忍不住问我：‘请问你的辫子是藏在假发里了，还是为了来这里演出剪掉了？’” 那次事件是他“爱国情怀”日渐清晰强烈的起点。此后一路顺利的经历，让他坚信自己判断的正确。他觉得自己的表达呼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现在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提升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在某种意义上，梁植的走红的确生逢其时。以国家主义与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中国梦”被政府大力推广。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克拉斯·尼葛洛庞帝曾预言，互联网的全球化会改变人们的国家认同感，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会比天花还小。但中国的现实似乎在向他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许知远觉得，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中国政府意图通过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声浪越发强大，倡导个人主义的声音日渐式微。
在许知远看来，很多人只是在时代背景下随大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大部分人的价值观都是不稳固的。年轻人无非就是赶时髦，现在什么时髦我就追随什么。”
梁植正是在2008年获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北京奥运会期间，他在水立方担任礼宾接待志愿者，一天晚上，一位罗马尼亚奥委会官员没有按时集合，一番紧急搜寻将其找到后，对方握着他的手说了一番话，让他此前的焦急马上被“非常骄傲”所取代。“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说他从16岁代表罗马尼亚水球队作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到现在，一生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奥运会，从来没有一次像中国办得这样好。”
他觉得中国人在海外要自觉捍卫国家形象。2014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研究员，遇到一群人进行讨论的场合，一旦察觉到有人在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他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美国总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敌人，给它抹黑。作为中国人你如果处在那个环境里，你不能放任它那样做。”
与他交谈，他永远彬彬有礼，但谦逊的外表之下，内心逻辑寸步不移。很多时候会觉得，双方交谈时的思维是在两条分离的轨道上，看似你来我往，却很难真正相交。问他：“你总说语言是文化的武器，用对抗思维理解问题，这样激烈强硬的态度，不是反而会加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
他摆摆手，回答仍建立在“文化战争”的逻辑框架下：“我说的武器是防御性的，不是侵略性的。它是让你冷静的，不是让你狂热的。但是很多侵入我们的文化内容是具有狂热性的，不然很难达到侵入的效果。”
“你比方说好莱坞大片。在中国一部《复仇者联盟》卖14亿，一部《速度与激情7》卖24个亿，但是你想过没有？情节是很精彩，可是那里面飘荡着美国国旗，飘荡着他们的价值观啊。”
“又红又专，我非常认可”
在和梁植的4次交谈中，他一再强调“主流”二字。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他人生轨迹的写照。自小学三年级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附小升旗仪式主持人起，到中关村中学合唱团副团长、人大附中电视台台长，再到如今的“清华男神”，在中国最优良的教育环境中，他一直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学校重点培养的宠儿。
一路受到的关心呵护让他从不缺乏机会，也造就了他乖巧顺从的个性。他说自己“很自觉地乖”，没有经历过叛逆期。
歌手李志在《看见》中唱道：“我看见有些人和周围融合得很和谐，我看见有些人孤独得很明显。”梁植或许正是他所描述的前者，与人交际周到、妥帖。聚会场合，他总是主导场面的人，心思周密，不让任何一个人感到冷落。演出散场后，他会把观众送他的鲜花拆掉包装，分给剧组里的其他成员。
作为播音主持特长生，他入学后就成为清华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在向全校师生传递的清华主流价值观中，“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是重要组成。
这一理念源自曾经的校长蒋南翔。1952年的最后一天，39岁的蒋南翔履职清华大学，在位长达14年。“又红又专”中，“红”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领导；“专”是学习和掌握现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蒋南翔同时提出的另一口号与之或有异曲同工之处：“听话出活”。
在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之下，“又红又专”成为清华校园里的最强音，至今仍被校方大力提倡。梁植对此也深信不疑：“我演《马兰花开》能坚持这么多场，这就说明我对清华这些年的教育是非常认可的。我是一个全力的拥护者。”
然而，这一带着浓厚时代烙印的理念，在批评者眼中，也被认为是与权力系统缺乏距离感，他们感叹20世纪上半叶清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统的式微，“没有哪所大学，比清华距离国家更近，距离权力更近，距离金钱更近。”
毕业于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青年作家蒋方舟，曾就“又红又专”在清华的盛行进行过激烈批评。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她发表了引发巨大争议的《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从小受到的历史教育、政治教育，就是要‘审社会主义之美’。到了清华之后接触到的这些，和他们从小接受的价值观是符合的，所以接受起来很顺畅。”
蒋方舟说自己和梁植的唯一一次见面，是和梁植一同担任学生活动的评委。当时正是她发表公开信后不久广受攻击之时。“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他告诉我，你的想法也有点儿道理，但还是应该积极一点儿，多看乐观的一面。”
在与梁植的交谈中，我也跟他探讨过关于个人价值观的问题：“对于一些人来讲，价值观形成的过程并不顺畅，有时甚至会彻底颠覆自己。你的价值观塑造过程是怎样的？”
他的眼神中看不到犹豫：“我没有颠覆过什么。清华在价值观方面对我有很强的塑造和引导，这是我认可的，确实和我骨子里相信的东西是一致的。”
5月1日晚9点半，《马兰花开》巡演至西安交通大学宪梓堂，随着全体演员上台致谢，第31场公演就此结束。很少有人知道，演出前曾出现一场猝不及防的危机——前一天下午，梁植在排练时一脚踩空，左踝关节韧带撕裂。
他拒绝了医生卧床休息一周的建议，坚持上场。离演出还有两个半小时，他在后台小心翼翼地拆除绷带，准备换上演出服装。我问他，感觉怎么样，到底行不行？他拿过一罐保险液喷在脚踝上，情绪有些激动：“当然行。邓稼先为了理想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演他的人却因为一点儿小伤不上场了，岂不是笑话？”
他让服装助理帮他拿来一双演出时要穿的黑色皮鞋，这是一双内增高鞋，被他称为“马兰花开专用战靴”。旁边有人建议他：“今天脚这么痛，不然就换一双平底鞋吧。”
他摇了摇头：“不行，再痛也要穿这双。邓稼先必须是舞台上最高大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