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经济体制改革往往会为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规范了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内涵及其分类，并对市场化的经济意义及其发展动力作了理论综述。
【关键词】 市场化进程 经济体制 转轨
一、序言
2010年8月26日深圳迎来了她30岁的生日。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深圳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试验者和先行者。事实证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已经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经济总量正以年均超过25%的速度飞速增长。在这里，不是要重复渲染深圳在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而是希望以小见大，从深圳巨变中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活力及其经济绩效。
由于各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世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不同的模式对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我国是转轨国家，同其他转轨国家一样，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此，其他转轨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更加现实和直接的借鉴意义。尽管这些转轨国家借鉴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模式和做法，但它们仍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如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指出：“转轨与其他国家的改革和调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包含着系统性的变革，改革必须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这使得它既成为一种经济转轨，也成为一种社会转轨。”转轨国家在经济制度、运行方式、国家职能、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既不同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与西方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区别。因而，“转轨国家经济既不同于转轨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西化’了的经济，它已构成世界经济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二、市场化的内涵和类型
对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分析文献，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丰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自由化为主旨的市场化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更多考虑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由于“转轨”这一体制演进现象在国际政治、经济视野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转轨国家的市场化应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理念和思路，更多地反映转轨国家特殊的文化传统、体制影响、转轨目标和改革路径等。
内涵的合理界定是市场化研究的前提。基于对经济协调机制的分类，陈宗胜(1999)认为：“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体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张曙光(2000)在肯定陈宗胜将市场化作为一个演变过程的正确性的同时，指出了这一定义对市场化过程中内在联系的割裂性，指出：“所谓市场化，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 “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与歧视，确立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市场化就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尽管对市场化研究的不同角度是客观存在，这两种观点也可看作两个角度，但上述两种对市场化内涵的界定与其说是代表了对市场化研究的两个角度，毋宁说是反映了两种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及国内对市场化道路与方式的不同认识。
考察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综合我国理论界对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可以认为，“市场化，有两种理解：一是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二是改革或者转轨意义上的市场化”。无疑，经济体制作为市场化研究的对象，其变化过程构成了不同研究视野中的市场化进程。对中国而言，对中国研究者而言，上述两种观点显然构成了两种研究模式：一是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变现状的实用性模式；二是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目标的理想化模式。前者在忽略市场化进程中很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制度和政策上的变化的同时，却较好地反映了中国改革以来所发生的体制变化，即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后者在借鉴国际经验准确判断中国市场化目标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中国国情尤其是文化与传统对当前制度形成的影响，因而处于理想状态。
综合两种观点，在准确反映当前市场化进程的基础上，跳出对资源配置的具体分析，关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以此作为指导和改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念，这是以市场化认识促进市场化改革应采取的有效路径。当然，以市场化内涵认识引致市场化路径差异从而市场化类型区别的研究不仅上述两种。有研究者将市场化划分为以英、美、法等先行市场化国家为代表的民间自发市场化，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的政府策动市场化和以德、日等国家为代表的民间和政府共同发动的市场化三种类型。循着该研究逻辑推理，“中国市场化道路应是一条政府策动和民间自发力相相结合，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统一，渐进式改革与突变式改革相交叉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与上述论断是一致的。
三、市场化研究的意义
对市场化研究意义的认识，在我国体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者研究市场化程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但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研究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就是和全球贸易联系在一起”。可以将国内理论界对市场化研究意義的认识归纳为“制度改进”和“身份证明”。“制度改进”意义基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存在，“身份证明”意义基于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及市场化通用标准的国际比较关系而存在，尽管有学者就制度改进意义下的中国市场化研究提出过批评，认为依照目前的研究，尤其是测度方法，运用同一指标体系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必将形成一个悖论，即“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起决定作用”，也即市场化水平不能真实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批评实际上只能说明市场化研究的指标设置及测度方法尚需改进，丝毫无损中国市场化研究的制度改进意义事实上，市场化研究的学科意义与方法意义恰恰被国内学者忽略了。
四、市场化的动力机制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在分析我国市场化进程时，无一例外地指出我国市场化进程在市场体系和区域分布中的不平衡性，但所有研究者都不否认，我国市场化程度与改革前相比所具有的显著性。这就迫使人们思考以下问题：（l）中国的市场化成就是如何取得的？（2）除转型意义外，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市场化具有什么特点？（3）中国将如何继续其市场化进程？上述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化的方式问题不如说是市场化的动力问题。因为方式只是动力存在前提下的一种自愿或非自愿规定。
全球化语境下，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市场化主题总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甚至现代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市场化的落脚点，由于现代化所具有的抽象性，模糊性，在市场化分析中，从方法论意义上，市场与现代化的比较是可行的。贾明德（1996）在对人类经济史上业已发生过的两次经济革命的发生机理与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时，提出近代史上西方国家是如何拉开市场化帷幕这一命题，指出：“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从其分析过程不难发现，论者虽认为这三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产权演进中的一次革命，其直接后果就是引致了工业化”，“在这一时期与工业化相伴随的还有一个城市化浪潮”，而产权保护、产权制度确立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市场化的核心，产权制度的确立意味着一定形式的市场化的开始。所以，该论点的潜在用意是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是先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是市场化制度的确立引致了工业化、城市化。
就中国而言，市场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转型——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集的变迁。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早于市场化推进战略。建国以来，基于西方国家围攻、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及时确定了“赶超型”目标，实现赶超目标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并相应选择了“国有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城市主要也是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随产业发展扩展开来的，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化的相应推进，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并达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既是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的背景，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所在。市场化改革最初表现为一种体制选择过程，但工业化及其企业组织形式产生的反向驱动力要求相应的市场体制，因此，市场化改革由一种模糊取向走向明确的体制取代就成为一种必然。市场化改革中，无论政府或是其他的经济主体所起的作用只是根据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的动力选择一种适宜的制度。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体制背景，政府在选择过程中具有较强力量，因而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的动力不同，不仅体现在动力来源不同，也体现在其动力传导机制不同。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动力主要是民间自发演进与积累的市场力量，其传导机制为：市场制度——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力量强化——新的市场化；中国市场化的动力来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其传导机制为：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市场制度——政府选择市场制度——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市场力量增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运行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相互推动是不能置疑的。依上述逻辑推理，当中国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完成后，新的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的动力就不是主要源自工业化、城市化，而是源自于市场力量的积聚。因此，“要将市场化继续向前推进，就必然寻找新的推动力。这股力量现在已经逐渐壮大起来，并且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市场力——市场经济自发地为自己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今后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将主要由新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等多元化社会经济力量的合力来构造。
参考文献
[1][美] 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3～150
[2]陈宗胜.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5～163
[3]冯瞬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105
[4]贾明德.中国市场化理论大纲[M].山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0～53
[5]张曙光.市场化及其测度——兼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J]. 经济研究．2000（10）：73～77
[6]范新宇．转轨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思考[J]．优秀博硕论文数据库．2001
[7]曾学文．市场化测度的一种新方法——在全球贸易视角下的应用[J]．財贸经济．2003（8）
[8]胡晓鹏．市场化悖论与市场化的中国内涵[J]．改革．2004（2）
【关键词】 市场化进程 经济体制 转轨
一、序言
2010年8月26日深圳迎来了她30岁的生日。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深圳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试验者和先行者。事实证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已经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经济总量正以年均超过25%的速度飞速增长。在这里，不是要重复渲染深圳在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而是希望以小见大，从深圳巨变中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活力及其经济绩效。
由于各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世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不同的模式对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我国是转轨国家，同其他转轨国家一样，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此，其他转轨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更加现实和直接的借鉴意义。尽管这些转轨国家借鉴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模式和做法，但它们仍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如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指出：“转轨与其他国家的改革和调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包含着系统性的变革，改革必须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这使得它既成为一种经济转轨，也成为一种社会转轨。”转轨国家在经济制度、运行方式、国家职能、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既不同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与西方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区别。因而，“转轨国家经济既不同于转轨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西化’了的经济，它已构成世界经济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二、市场化的内涵和类型
对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分析文献，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丰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自由化为主旨的市场化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更多考虑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由于“转轨”这一体制演进现象在国际政治、经济视野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转轨国家的市场化应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理念和思路，更多地反映转轨国家特殊的文化传统、体制影响、转轨目标和改革路径等。
内涵的合理界定是市场化研究的前提。基于对经济协调机制的分类，陈宗胜(1999)认为：“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体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张曙光(2000)在肯定陈宗胜将市场化作为一个演变过程的正确性的同时，指出了这一定义对市场化过程中内在联系的割裂性，指出：“所谓市场化，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 “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与歧视，确立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市场化就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尽管对市场化研究的不同角度是客观存在，这两种观点也可看作两个角度，但上述两种对市场化内涵的界定与其说是代表了对市场化研究的两个角度，毋宁说是反映了两种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及国内对市场化道路与方式的不同认识。
考察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综合我国理论界对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可以认为，“市场化，有两种理解：一是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二是改革或者转轨意义上的市场化”。无疑，经济体制作为市场化研究的对象，其变化过程构成了不同研究视野中的市场化进程。对中国而言，对中国研究者而言，上述两种观点显然构成了两种研究模式：一是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变现状的实用性模式；二是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目标的理想化模式。前者在忽略市场化进程中很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制度和政策上的变化的同时，却较好地反映了中国改革以来所发生的体制变化，即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后者在借鉴国际经验准确判断中国市场化目标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中国国情尤其是文化与传统对当前制度形成的影响，因而处于理想状态。
综合两种观点，在准确反映当前市场化进程的基础上，跳出对资源配置的具体分析，关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以此作为指导和改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念，这是以市场化认识促进市场化改革应采取的有效路径。当然，以市场化内涵认识引致市场化路径差异从而市场化类型区别的研究不仅上述两种。有研究者将市场化划分为以英、美、法等先行市场化国家为代表的民间自发市场化，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的政府策动市场化和以德、日等国家为代表的民间和政府共同发动的市场化三种类型。循着该研究逻辑推理，“中国市场化道路应是一条政府策动和民间自发力相相结合，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统一，渐进式改革与突变式改革相交叉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与上述论断是一致的。
三、市场化研究的意义
对市场化研究意义的认识，在我国体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者研究市场化程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但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研究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就是和全球贸易联系在一起”。可以将国内理论界对市场化研究意義的认识归纳为“制度改进”和“身份证明”。“制度改进”意义基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存在，“身份证明”意义基于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及市场化通用标准的国际比较关系而存在，尽管有学者就制度改进意义下的中国市场化研究提出过批评，认为依照目前的研究，尤其是测度方法，运用同一指标体系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必将形成一个悖论，即“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起决定作用”，也即市场化水平不能真实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批评实际上只能说明市场化研究的指标设置及测度方法尚需改进，丝毫无损中国市场化研究的制度改进意义事实上，市场化研究的学科意义与方法意义恰恰被国内学者忽略了。
四、市场化的动力机制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在分析我国市场化进程时，无一例外地指出我国市场化进程在市场体系和区域分布中的不平衡性，但所有研究者都不否认，我国市场化程度与改革前相比所具有的显著性。这就迫使人们思考以下问题：（l）中国的市场化成就是如何取得的？（2）除转型意义外，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市场化具有什么特点？（3）中国将如何继续其市场化进程？上述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化的方式问题不如说是市场化的动力问题。因为方式只是动力存在前提下的一种自愿或非自愿规定。
全球化语境下，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市场化主题总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甚至现代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市场化的落脚点，由于现代化所具有的抽象性，模糊性，在市场化分析中，从方法论意义上，市场与现代化的比较是可行的。贾明德（1996）在对人类经济史上业已发生过的两次经济革命的发生机理与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时，提出近代史上西方国家是如何拉开市场化帷幕这一命题，指出：“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从其分析过程不难发现，论者虽认为这三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产权演进中的一次革命，其直接后果就是引致了工业化”，“在这一时期与工业化相伴随的还有一个城市化浪潮”，而产权保护、产权制度确立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市场化的核心，产权制度的确立意味着一定形式的市场化的开始。所以，该论点的潜在用意是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是先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是市场化制度的确立引致了工业化、城市化。
就中国而言，市场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转型——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集的变迁。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早于市场化推进战略。建国以来，基于西方国家围攻、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及时确定了“赶超型”目标，实现赶超目标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并相应选择了“国有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城市主要也是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随产业发展扩展开来的，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化的相应推进，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并达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既是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的背景，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所在。市场化改革最初表现为一种体制选择过程，但工业化及其企业组织形式产生的反向驱动力要求相应的市场体制，因此，市场化改革由一种模糊取向走向明确的体制取代就成为一种必然。市场化改革中，无论政府或是其他的经济主体所起的作用只是根据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的动力选择一种适宜的制度。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体制背景，政府在选择过程中具有较强力量，因而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的动力不同，不仅体现在动力来源不同，也体现在其动力传导机制不同。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动力主要是民间自发演进与积累的市场力量，其传导机制为：市场制度——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力量强化——新的市场化；中国市场化的动力来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其传导机制为：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市场制度——政府选择市场制度——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市场力量增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运行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相互推动是不能置疑的。依上述逻辑推理，当中国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完成后，新的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的动力就不是主要源自工业化、城市化，而是源自于市场力量的积聚。因此，“要将市场化继续向前推进，就必然寻找新的推动力。这股力量现在已经逐渐壮大起来，并且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市场力——市场经济自发地为自己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今后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将主要由新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等多元化社会经济力量的合力来构造。
参考文献
[1][美] 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3～150
[2]陈宗胜.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5～163
[3]冯瞬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105
[4]贾明德.中国市场化理论大纲[M].山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0～53
[5]张曙光.市场化及其测度——兼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J]. 经济研究．2000（10）：73～77
[6]范新宇．转轨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思考[J]．优秀博硕论文数据库．2001
[7]曾学文．市场化测度的一种新方法——在全球贸易视角下的应用[J]．財贸经济．2003（8）
[8]胡晓鹏．市场化悖论与市场化的中国内涵[J]．改革．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