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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大祥的褪色灰布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夫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住虹口横浜路景云里23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鲁迅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先后收到了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邀请。江南的阳历十月，已经进入深秋，不像广州那样还可穿衬衫，像鲁迅那样的体质，得在衬衫外面加上外套，早晚还得加一件羊毛背心。于是，鲁迅就决定做两件被江南人称为“长衫”的单层布袍子。有来访的朋友知道后，向先生推荐“协大祥”的布料，说那是“沪上第一，全国首创”。于是，鲁迅就决定去“协大祥”剪布。
“协大祥”于民国初年在沪上开张，由宁波人柴宝怀、丁丕山投资，孙琢章出面经营，三人创始时约定同心合力发展事业，故取店名为“协大祥”。开业之初，就挂出“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每样商品均实行明码标价，同时开架供应，实行商家对顾客的零距离售货；同时，推出了“足尺加一，薄利多销”的举措，从而名声大振。
当时的“协大祥”，在“货真”上下了很大工夫。比如，其销售的洋布向厂家订货后，指派专人长驻厂方，从棉花原料采购、纺纱、织布环节一一严格监督。待到白色龙头细布出厂后，就另派内行店员前往合作的印染厂监督染色。染色工艺也是采用只有“协大祥”才做得到的特殊手段：其他布店的洋布都是只染一次，“协大祥”的布却要以同样的染料、同样的工艺染两次。而且在第一次染好后，得用热水浸泡，使布料充分褪色，曝晒后再投入染缸染第二次，这才上浆晾干后进店上架销售。这样的工艺，使颜色渗透到布料的“骨子”里去了。因此，民间传言称用“协大祥”的布料做的衣服，即使穿到破也不会褪色。
鲁迅就是冲着“协大祥”的这份名气去剪布的，他选购了灰色布料，拿回家后请住所附近的一个裁缝缝制了两件长衫。然后，他就穿着新长衫去复旦大学讲演。讲演结束后，校方按例留饭。席间，一个年轻教师给先生斟酒时一不留心弄污了他的衣服。这样，鲁迅回家后就脱下长衫交由女佣去洗。先生还不无幽默地对许广平说：“那个年轻人此举给了我提前验证‘协大祥’布料是否合格的机会。”
女佣用水浸泡长衫，发现有褪色现象，于是就告诉鲁迅。鲁迅亲自验看后，说看来“协大祥”这块金字招牌有问题呢。
过了两天，鲁迅前往大夏大学讲演。那天下雨，但学生很热情，打着雨伞在礼堂门口迎接先生。鲁迅发现其中有个男生举着的油纸伞上印着“协大祥”字样，就问这位同学你是“协大祥”的？那学生说其父系“协大祥”店员，雨伞是店方发的。鲁迅就指着身上的长衫说，那有请令尊给孙经理捎个信：贵号的布料只洗得一次就褪色了。
“协大祥”获悉后，当即对此事进行追查，最后发现系印染厂加工时弄错了染料批号，在这批布料第二次染色时使用了不同等级的染料，从而出了次品。“协大祥”查明问题后，连夜把这批货清理出来，回厂返工；次日在店门口张贴“致歉启事”，言明凡购买这批次布品的顾客可凭原货前往换取十倍的正品布，或者领取相当于十倍价格的货款。
鲁迅口头投诉后，没再关注此事，甚至也不知道“协大祥”的补救措施。直到“协大祥”不见鲁迅去换货，这才通过那个店员的儿子向校方打听到鲁迅的住址后，指派那个店员和账房先生携了十倍的布料和钱钞，前往景云里23号拜访，请鲁迅在布料和货款之间作一个选择。鲁迅选择了布料，不久寄往绍兴老家分赠给亲友了。
赔偿券成了书签
鲁迅第二次商业投诉的对象是沪上另一家颇有名气的老字号——邵万生南货店。
那是1929年6月中旬，江南正是“梅子黄时家家雨”的时节。那天，鲁迅从市中心办事返回虹口时，因之前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有约要去内山书店午餐并谈事，就在南京路“邵万生”购买了该店的招牌商品蟹糊、醉虾各一份，携往书店与内山夫妇同食。
“邵万生”由一个绰号“邵六钵头”的宁波人创办于1852年，原在虹口，于1870年迁往南京路。该店自设糟醉加工工场，主要经营腌、糟、醉食品，如鱼干、鳗鲞、醉蟹、蟹糊、糟鲞鱼、醉虾，对外宣传是讲究特色经营和誠信待客。鲁迅故乡绍兴与宁波相隔不远，宁绍两地饮食习俗大致相同，因此他很喜欢食邵万生的食品。而日本人也嗜食生鱼片之类的食品，所以内山先生也喜爱邵万生的产品。之前，鲁迅曾购买过邵万生食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内山夫妇，也曾像这天那样买了邵万生食品携往书店主客同食，每次大家都称赞不已。
可是，这天醉虾跟以往的似乎有点儿不同。醉虾，沪上又名“呛虾”，是把在清水中养了三天的河虾捞起来，略略沥去生水后放入盛着烈酒的容器，让虾活活呛死后蘸上特制的调料食用。这道菜据称鲜美无比，制作关键是必须保证只只是活虾和调料精美。邵万生的调料是根据“邵六钵头”传下来的秘方统一配制的，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河虾上，鲁迅和内山都是老食客，具有美食家水准，当下一品尝就发现其中有的虾在投入烈酒时并非“活生生”的，这从形状上也看得出来。学医出身的鲁迅担心吃出毛病来，就把这道菜放到一边说这不能吃，回头煮熟了吃吧。
内山夫妇于是就议论邵万生的信誉，鲁迅没有参与。但是，饭后他用内山书店的电话给邵万生打电话说了此事，旨在提醒该店要注意质量，不要糊弄顾客。接听电话的账房先生即在电话中表示歉意，说这是他们当天接到的第四起投诉了，原因是因黄梅天制作这批醉虾时，河虾中有的已经“奄奄一息”，但伙计没有将其剔除，所以造成了质量事故。然后，对方就问鲁迅的地址，说马上派人过来解决此事。鲁迅说“那就不必了”，就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邵万生竟是那么认真，他们通过英租界电话局查到主叫号码和电话地址后，次日就往内山书店寄了一封挂号函，内中有老板亲书的致歉信，以及一张价值伍圆的优惠券。当时每份醉虾的售价是四毛大洋。这张优惠券上注明可直接作为钞票向邵万生买商品，一次没用完的，直接找给钞票。
内山把优惠券寄给鲁迅。鲁迅收到后没使用，当做书签夹在书页间，一直到他逝世后人们帮着处理书籍时还在，后来就不知所终了。 月饼馅里的硬疙瘩
1915年，有个名叫冼炳成的广东人来到上海，从叫卖蜜饯、干果、瓜子等零食起家，在上海南市大境路开了一家名叫“冠生园”的小商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冼冠生。三年后，冼冠生和上海梨园界四位艺人共同投资将“冠生园”扩展为食品公司，自产自销蜜饯、糖果，并兼营粤式茶食。
又过了16年，“冠生园”收到了鲁迅亲书的一封投诉信。1934年的中秋节，是9月23日。节日前几天，鲁迅外出办事回家时买了两盒“冠生园”的广式月饼。当晚，鲁迅写作到深夜，腹饥，遂打开其中一盒，取了一个豆沙月饼，吃了两口，“格崩”一下，差点把牙给硌了！怎么呢？豆沙馅儿中夹杂着一个半颗蚕豆大小的深褐色硬疙瘩。鲁迅把这个小疙瘩放在一张白纸上仔细看着琢磨了一阵，始终弄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被硌着的牙齿却开始隐隐作痛。一怒之下，便决定写一封信函寄往“冠生园”，向他们请教这是怎么一回事。
“冠生园”收到这封投诉信后，经办人不知“周豫才”就是鲁迅先生，但还是非常重视，立刻派人携带豆沙、百果月饼各一盒以及一箱“冠生园”的其他食品按照信封落款地址登门道歉，顺便取回信中所说的“疙瘩”拿回去检验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冠生园”的工作人员到了大陆新村，方才知道这位投诉人就是鲁迅先生。而因为事先没有预约，鲁迅和许广平正好外出了。工作人员就把带来的东西交给女佣收下，并说明将于次日下午四时再来拜访并当面致歉。
次日下午，“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亲往大陆新村拜访鲁迅。他当场察看了鲁迅所说的那个豆沙馅儿里的小疙瘩，凭着多年实践的经验冼马上做出了解释：这是在炒豆沙时操作失误，发生轻微粘锅现象，工人没有发现，用铲子从锅底把粘锅物翻起来后自然地搅在豆沙中，形成了疙瘩。由此看来，这样的疙瘩应该还不止一块。冼冠生表示将登报向全社会道歉。
鲁迅接受了冼冠生的道歉，但拒绝了对方提出的请其“赏赐墨宝”的要求，并与冼约定不得将此事向新闻界透露，以防利用新闻报道达到广告效应。
一削就断芯的铅笔
1929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唯一的儿子出生了。鲁迅以其系“在上海出生的婴儿”为由，给儿子取名为周海婴。
周海婴在父亲的关爱下健康成长，1935年初秋开始上学。这年春天，中国第一家全能型铅笔制造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改名为中国铅笔一厂）在上海斜徐路116号租赁的厂房内安装设备，购进原料进行试生产。至七月，开始正式投产。八月上旬，该公司在沪上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广告，“谨向全社会宣告，中铅公司已于上月正式投产，目前经‘中华民国’实业部批准之商标注册编号为28768、28787的‘鼎’牌、‘飞机’牌各式铅笔。经公司董事会决定，该两款产品将于本月十日隆重推出，凡于九月十日之前购买‘鼎’牌、‘飞机’牌各式铅笔者，一打以下享受九折优惠；一打以上两打以下享受八折优惠；两打以上享受七折优惠并免费送货上門；满整箱价格可面议洽谈。”
8月17日，鲁迅从报上读到这个广告后，对中铅公司以“标准国货”作为厂名颇有好感，决定给周海婴购买‘鼎’牌、‘飞机’牌铅笔各一打。当天下午，鲁迅在去内山书店会见内山完造时，用书店的电话机给中铅公司营业部打了个电话订了货。
次日，中铅公司营业部果然派人把两打铅笔送到鲁迅府上，另还赠送动物造型橡皮两块。鲁迅对中铅公司的服务态度和营销手段很是欣赏，跟友人聊起这事时“颇多赞语”。
8月31日，开学的前一天，下午，鲁迅午睡后把周海婴唤来，检查儿子的书包文具，亲自给儿子削铅笔。于是就有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他先把一支“鼎”牌铅笔削得光光整整，叫周海婴在一张白纸上写自己的姓名。哪知，第一个“周”字还没写完，笔尖就断了。鲁迅以为是下笔太重的原因，便告诉儿子用力应该轻一点，然后把削笔刀给儿子让他自己学着削。周海婴把铅笔削到笔芯露出半厘米样子时，笔芯竟自动脱落了。鲁迅看着觉得似乎不对头，从周海婴手里取过铅笔、小刀，小心翼翼地削了片刻，情况跟儿子削时一样，也是笔芯露头就断落了。再削，这回笔芯露头后没有断，可是用手指捻着轻轻往外一拔就扯出了一截断掉的笔芯。
鲁迅又取过一支“飞机”牌铅笔削了几次，情况跟“鼎”牌一样。于是，他就断定：这些铅笔有问题。便唤来保姆让去附近文具店铺给周海婴另买一打日本“虎”牌铅笔。
保姆买回铅笔时，鲁迅已经写好了一封投诉信，正把削落下来的铅笔芯用一小方废纸包好后，连同信笺一同折拢后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后递给保姆让她出去投进附近马路边的邮筒。
中铅公司收到这封投诉信后，非常重视。第三天下午便有两个穿长衫的男子叩门拜访，奇怪的是，生产文具用品的中铅公司处理鲁迅投诉信的职员以及登门的这二位，竟然不知道投诉者周树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鲁迅也不作自我介绍，只是听对方对此事作何解释。
应该说，中铅公司对此事的处置是很认真而又细致的。来人先察看了鲁迅买的那两打铅笔，也用小刀削了两支，也是削到笔芯露头就断，于是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鲁迅不知是什么意思，静静地看着。来人把他们带来的“鼎”牌、“飞机”牌铅笔各两打拿出来，放在桌上，请鲁迅随意取几支试削。鲁迅削了两支，笔芯完好，试写也合格。来人又请鲁迅选了两支，接过去拦腰拗断，再请鲁迅削。鲁迅说我看你们削，来人削出笔芯后，用带来的镊子夹着笔芯往外扯，也没把笔芯扯出来。
然后，来人又进行了第二轮试验：他们又拿出日本“虎”牌、英国“骆驼”牌铅笔各一打，和包装完整的“鼎”牌、“飞机”牌整打铅笔一起推离桌面让其自由落地，然后请鲁迅从这四种牌子的铅笔中各抽选一支削削看。削下来的结果，跟昨天鲁迅给儿子削时是一样的笔芯露头就断。
至此，不用对方开口解释鲁迅也已经明白了那两打铅笔断芯的原因了：送货途中铅笔掉落过地上，笔芯是摔断的。
来人说此事是中铅公司方面的责任，向鲁迅表示歉意，公司保证今后永远不会再出现这种遗憾。他们要把带来做试验的那些铅笔留下作为补偿，鲁迅说你们只需留下两打中铅公司的产品就可以了。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夫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住虹口横浜路景云里23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鲁迅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先后收到了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邀请。江南的阳历十月，已经进入深秋，不像广州那样还可穿衬衫，像鲁迅那样的体质，得在衬衫外面加上外套，早晚还得加一件羊毛背心。于是，鲁迅就决定做两件被江南人称为“长衫”的单层布袍子。有来访的朋友知道后，向先生推荐“协大祥”的布料，说那是“沪上第一，全国首创”。于是，鲁迅就决定去“协大祥”剪布。
“协大祥”于民国初年在沪上开张，由宁波人柴宝怀、丁丕山投资，孙琢章出面经营，三人创始时约定同心合力发展事业，故取店名为“协大祥”。开业之初，就挂出“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每样商品均实行明码标价，同时开架供应，实行商家对顾客的零距离售货；同时，推出了“足尺加一，薄利多销”的举措，从而名声大振。
当时的“协大祥”，在“货真”上下了很大工夫。比如，其销售的洋布向厂家订货后，指派专人长驻厂方，从棉花原料采购、纺纱、织布环节一一严格监督。待到白色龙头细布出厂后，就另派内行店员前往合作的印染厂监督染色。染色工艺也是采用只有“协大祥”才做得到的特殊手段：其他布店的洋布都是只染一次，“协大祥”的布却要以同样的染料、同样的工艺染两次。而且在第一次染好后，得用热水浸泡，使布料充分褪色，曝晒后再投入染缸染第二次，这才上浆晾干后进店上架销售。这样的工艺，使颜色渗透到布料的“骨子”里去了。因此，民间传言称用“协大祥”的布料做的衣服，即使穿到破也不会褪色。
鲁迅就是冲着“协大祥”的这份名气去剪布的，他选购了灰色布料，拿回家后请住所附近的一个裁缝缝制了两件长衫。然后，他就穿着新长衫去复旦大学讲演。讲演结束后，校方按例留饭。席间，一个年轻教师给先生斟酒时一不留心弄污了他的衣服。这样，鲁迅回家后就脱下长衫交由女佣去洗。先生还不无幽默地对许广平说：“那个年轻人此举给了我提前验证‘协大祥’布料是否合格的机会。”
女佣用水浸泡长衫，发现有褪色现象，于是就告诉鲁迅。鲁迅亲自验看后，说看来“协大祥”这块金字招牌有问题呢。
过了两天，鲁迅前往大夏大学讲演。那天下雨，但学生很热情，打着雨伞在礼堂门口迎接先生。鲁迅发现其中有个男生举着的油纸伞上印着“协大祥”字样，就问这位同学你是“协大祥”的？那学生说其父系“协大祥”店员，雨伞是店方发的。鲁迅就指着身上的长衫说，那有请令尊给孙经理捎个信：贵号的布料只洗得一次就褪色了。
“协大祥”获悉后，当即对此事进行追查，最后发现系印染厂加工时弄错了染料批号，在这批布料第二次染色时使用了不同等级的染料，从而出了次品。“协大祥”查明问题后，连夜把这批货清理出来，回厂返工；次日在店门口张贴“致歉启事”，言明凡购买这批次布品的顾客可凭原货前往换取十倍的正品布，或者领取相当于十倍价格的货款。
鲁迅口头投诉后，没再关注此事，甚至也不知道“协大祥”的补救措施。直到“协大祥”不见鲁迅去换货，这才通过那个店员的儿子向校方打听到鲁迅的住址后，指派那个店员和账房先生携了十倍的布料和钱钞，前往景云里23号拜访，请鲁迅在布料和货款之间作一个选择。鲁迅选择了布料，不久寄往绍兴老家分赠给亲友了。
赔偿券成了书签
鲁迅第二次商业投诉的对象是沪上另一家颇有名气的老字号——邵万生南货店。
那是1929年6月中旬，江南正是“梅子黄时家家雨”的时节。那天，鲁迅从市中心办事返回虹口时，因之前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有约要去内山书店午餐并谈事，就在南京路“邵万生”购买了该店的招牌商品蟹糊、醉虾各一份，携往书店与内山夫妇同食。
“邵万生”由一个绰号“邵六钵头”的宁波人创办于1852年，原在虹口，于1870年迁往南京路。该店自设糟醉加工工场，主要经营腌、糟、醉食品，如鱼干、鳗鲞、醉蟹、蟹糊、糟鲞鱼、醉虾，对外宣传是讲究特色经营和誠信待客。鲁迅故乡绍兴与宁波相隔不远，宁绍两地饮食习俗大致相同，因此他很喜欢食邵万生的食品。而日本人也嗜食生鱼片之类的食品，所以内山先生也喜爱邵万生的产品。之前，鲁迅曾购买过邵万生食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内山夫妇，也曾像这天那样买了邵万生食品携往书店主客同食，每次大家都称赞不已。
可是，这天醉虾跟以往的似乎有点儿不同。醉虾，沪上又名“呛虾”，是把在清水中养了三天的河虾捞起来，略略沥去生水后放入盛着烈酒的容器，让虾活活呛死后蘸上特制的调料食用。这道菜据称鲜美无比，制作关键是必须保证只只是活虾和调料精美。邵万生的调料是根据“邵六钵头”传下来的秘方统一配制的，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河虾上，鲁迅和内山都是老食客，具有美食家水准，当下一品尝就发现其中有的虾在投入烈酒时并非“活生生”的，这从形状上也看得出来。学医出身的鲁迅担心吃出毛病来，就把这道菜放到一边说这不能吃，回头煮熟了吃吧。
内山夫妇于是就议论邵万生的信誉，鲁迅没有参与。但是，饭后他用内山书店的电话给邵万生打电话说了此事，旨在提醒该店要注意质量，不要糊弄顾客。接听电话的账房先生即在电话中表示歉意，说这是他们当天接到的第四起投诉了，原因是因黄梅天制作这批醉虾时，河虾中有的已经“奄奄一息”，但伙计没有将其剔除，所以造成了质量事故。然后，对方就问鲁迅的地址，说马上派人过来解决此事。鲁迅说“那就不必了”，就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邵万生竟是那么认真，他们通过英租界电话局查到主叫号码和电话地址后，次日就往内山书店寄了一封挂号函，内中有老板亲书的致歉信，以及一张价值伍圆的优惠券。当时每份醉虾的售价是四毛大洋。这张优惠券上注明可直接作为钞票向邵万生买商品，一次没用完的，直接找给钞票。
内山把优惠券寄给鲁迅。鲁迅收到后没使用，当做书签夹在书页间，一直到他逝世后人们帮着处理书籍时还在，后来就不知所终了。 月饼馅里的硬疙瘩
1915年，有个名叫冼炳成的广东人来到上海，从叫卖蜜饯、干果、瓜子等零食起家，在上海南市大境路开了一家名叫“冠生园”的小商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冼冠生。三年后，冼冠生和上海梨园界四位艺人共同投资将“冠生园”扩展为食品公司，自产自销蜜饯、糖果，并兼营粤式茶食。
又过了16年，“冠生园”收到了鲁迅亲书的一封投诉信。1934年的中秋节，是9月23日。节日前几天，鲁迅外出办事回家时买了两盒“冠生园”的广式月饼。当晚，鲁迅写作到深夜，腹饥，遂打开其中一盒，取了一个豆沙月饼，吃了两口，“格崩”一下，差点把牙给硌了！怎么呢？豆沙馅儿中夹杂着一个半颗蚕豆大小的深褐色硬疙瘩。鲁迅把这个小疙瘩放在一张白纸上仔细看着琢磨了一阵，始终弄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被硌着的牙齿却开始隐隐作痛。一怒之下，便决定写一封信函寄往“冠生园”，向他们请教这是怎么一回事。
“冠生园”收到这封投诉信后，经办人不知“周豫才”就是鲁迅先生，但还是非常重视，立刻派人携带豆沙、百果月饼各一盒以及一箱“冠生园”的其他食品按照信封落款地址登门道歉，顺便取回信中所说的“疙瘩”拿回去检验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冠生园”的工作人员到了大陆新村，方才知道这位投诉人就是鲁迅先生。而因为事先没有预约，鲁迅和许广平正好外出了。工作人员就把带来的东西交给女佣收下，并说明将于次日下午四时再来拜访并当面致歉。
次日下午，“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亲往大陆新村拜访鲁迅。他当场察看了鲁迅所说的那个豆沙馅儿里的小疙瘩，凭着多年实践的经验冼马上做出了解释：这是在炒豆沙时操作失误，发生轻微粘锅现象，工人没有发现，用铲子从锅底把粘锅物翻起来后自然地搅在豆沙中，形成了疙瘩。由此看来，这样的疙瘩应该还不止一块。冼冠生表示将登报向全社会道歉。
鲁迅接受了冼冠生的道歉，但拒绝了对方提出的请其“赏赐墨宝”的要求，并与冼约定不得将此事向新闻界透露，以防利用新闻报道达到广告效应。
一削就断芯的铅笔
1929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唯一的儿子出生了。鲁迅以其系“在上海出生的婴儿”为由，给儿子取名为周海婴。
周海婴在父亲的关爱下健康成长，1935年初秋开始上学。这年春天，中国第一家全能型铅笔制造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改名为中国铅笔一厂）在上海斜徐路116号租赁的厂房内安装设备，购进原料进行试生产。至七月，开始正式投产。八月上旬，该公司在沪上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广告，“谨向全社会宣告，中铅公司已于上月正式投产，目前经‘中华民国’实业部批准之商标注册编号为28768、28787的‘鼎’牌、‘飞机’牌各式铅笔。经公司董事会决定，该两款产品将于本月十日隆重推出，凡于九月十日之前购买‘鼎’牌、‘飞机’牌各式铅笔者，一打以下享受九折优惠；一打以上两打以下享受八折优惠；两打以上享受七折优惠并免费送货上門；满整箱价格可面议洽谈。”
8月17日，鲁迅从报上读到这个广告后，对中铅公司以“标准国货”作为厂名颇有好感，决定给周海婴购买‘鼎’牌、‘飞机’牌铅笔各一打。当天下午，鲁迅在去内山书店会见内山完造时，用书店的电话机给中铅公司营业部打了个电话订了货。
次日，中铅公司营业部果然派人把两打铅笔送到鲁迅府上，另还赠送动物造型橡皮两块。鲁迅对中铅公司的服务态度和营销手段很是欣赏，跟友人聊起这事时“颇多赞语”。
8月31日，开学的前一天，下午，鲁迅午睡后把周海婴唤来，检查儿子的书包文具，亲自给儿子削铅笔。于是就有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他先把一支“鼎”牌铅笔削得光光整整，叫周海婴在一张白纸上写自己的姓名。哪知，第一个“周”字还没写完，笔尖就断了。鲁迅以为是下笔太重的原因，便告诉儿子用力应该轻一点，然后把削笔刀给儿子让他自己学着削。周海婴把铅笔削到笔芯露出半厘米样子时，笔芯竟自动脱落了。鲁迅看着觉得似乎不对头，从周海婴手里取过铅笔、小刀，小心翼翼地削了片刻，情况跟儿子削时一样，也是笔芯露头就断落了。再削，这回笔芯露头后没有断，可是用手指捻着轻轻往外一拔就扯出了一截断掉的笔芯。
鲁迅又取过一支“飞机”牌铅笔削了几次，情况跟“鼎”牌一样。于是，他就断定：这些铅笔有问题。便唤来保姆让去附近文具店铺给周海婴另买一打日本“虎”牌铅笔。
保姆买回铅笔时，鲁迅已经写好了一封投诉信，正把削落下来的铅笔芯用一小方废纸包好后，连同信笺一同折拢后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后递给保姆让她出去投进附近马路边的邮筒。
中铅公司收到这封投诉信后，非常重视。第三天下午便有两个穿长衫的男子叩门拜访，奇怪的是，生产文具用品的中铅公司处理鲁迅投诉信的职员以及登门的这二位，竟然不知道投诉者周树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鲁迅也不作自我介绍，只是听对方对此事作何解释。
应该说，中铅公司对此事的处置是很认真而又细致的。来人先察看了鲁迅买的那两打铅笔，也用小刀削了两支，也是削到笔芯露头就断，于是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鲁迅不知是什么意思，静静地看着。来人把他们带来的“鼎”牌、“飞机”牌铅笔各两打拿出来，放在桌上，请鲁迅随意取几支试削。鲁迅削了两支，笔芯完好，试写也合格。来人又请鲁迅选了两支，接过去拦腰拗断，再请鲁迅削。鲁迅说我看你们削，来人削出笔芯后，用带来的镊子夹着笔芯往外扯，也没把笔芯扯出来。
然后，来人又进行了第二轮试验：他们又拿出日本“虎”牌、英国“骆驼”牌铅笔各一打，和包装完整的“鼎”牌、“飞机”牌整打铅笔一起推离桌面让其自由落地，然后请鲁迅从这四种牌子的铅笔中各抽选一支削削看。削下来的结果，跟昨天鲁迅给儿子削时是一样的笔芯露头就断。
至此，不用对方开口解释鲁迅也已经明白了那两打铅笔断芯的原因了：送货途中铅笔掉落过地上，笔芯是摔断的。
来人说此事是中铅公司方面的责任，向鲁迅表示歉意，公司保证今后永远不会再出现这种遗憾。他们要把带来做试验的那些铅笔留下作为补偿，鲁迅说你们只需留下两打中铅公司的产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