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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关于斯大林的评价一直争论不休，而毛泽东的肖像却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苏共领导的苏联解体，而中共领导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日益伟岸、阳刚，举世瞩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固然，其中的因素多多，原因种种，但是，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日益雄壮、中国日益刚强的背后，得益于历史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抉择与英明决策，尤其是邓小平在主持清查“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问题时，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睿智，邓小平坚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更不能容忍毛泽东有斯大林那样的结局。确保了全党的团结和全民的稳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局面，功不可没。
“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
法拉奇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第一次谈话基本上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进行的。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先生，最近您曾说过，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邓小平立即看出了这位女记者的意图，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指出，过去到处挂毛主席的像是不严肃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读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对毛泽东的评价心存怀疑，她以犀利的提问风格紧追不放，她说：“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如此唐突的问题并不计较，只是报以一笑，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的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如毛主席的家长作风导致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
法拉奇又绕着弯子问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她说：“当你们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都会提到毛，如果其结果与你们预期的相反呢？”邓小平回答说：“我要对你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泽东。当然，用‘四人帮’，毛泽东是有责任的。但我们要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使法拉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毛泽东领导期间，邓小平几次遭贬，受到迫害，但他仍那样尊重毛泽东。法拉奇忍不住问：“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泽东），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爽朗地笑了，他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泽东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下三上。”他提到第一次是王明极“左”路线把他整下去的；而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把他送到江西劳动，当时毛泽东想保护他，没成功，但对他的安全还是很关心的；第三次，1976年初，是“四人帮”篡权，又一次把他打下去。
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会三下三上？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佩服地说：“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一个人经历三下三上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有一下一上，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邓小平愉快地笑了：“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对毛泽东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邓小平似乎要通过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向中国人民表明，必须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
“与品质无关，好人也犯错误”
邓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活的灵魂。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他同样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分析毛泽东的过错。
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主张把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整个党和国家以至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抹黑。”
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同志应该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承认其应有的功绩，指出其存在的缺点，得出让众人都能接受的结论。他多次阐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犯有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要严格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界限。
在评价毛泽东的过错时，邓小平反对过分追究历史人物的个人责任和个人品质，主张着重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指出：“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邓小平自我剖析说，“‘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我，还有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邓小平认为，历史研究固然要弄清历史事实、历史真相，但这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拿出研究成果来为现实服务。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以后的实践证明，通过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保证。
党情民情决定：不能容忍毛泽东有斯大林的结局
邓小平不能容忍毛泽东有斯大林那样的结局，一方面是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共产党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源于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党情民情的正确把握和对稳定大局的清醒认识。
赫鲁晓夫等人极力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与全民的凝聚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抹黑进而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乃至列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后，俄国内舆论对斯大林的评价大都是全盘否定的，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方才醒悟到当年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多么的荒谬。2002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普京对斯大林作出了正面评价。
然而，邓小平对这些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警觉。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企图进而否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全盘否定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这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绝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党情和民情也绝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文化大革命”结束，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党员干部和老百姓们也愈发关注着党中央的态度。但是，毛泽东被誉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邓小平说得好，“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不但全党六千万共产党员通不过，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全国人民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老红军老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意识到，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可能会严重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邓小平认为，稳定压倒一切，思想首当其冲，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搞清楚说明白。如果不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评价，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会产生混乱，政治上就会产生错觉，也容易给西方扰乱中国的企图以可乘之机。
总而言之，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胸怀，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没有以个人恩怨否定毛泽东，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与博大胸怀，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
法拉奇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第一次谈话基本上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进行的。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先生，最近您曾说过，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邓小平立即看出了这位女记者的意图，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指出，过去到处挂毛主席的像是不严肃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读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对毛泽东的评价心存怀疑，她以犀利的提问风格紧追不放，她说：“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如此唐突的问题并不计较，只是报以一笑，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的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如毛主席的家长作风导致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
法拉奇又绕着弯子问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她说：“当你们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都会提到毛，如果其结果与你们预期的相反呢？”邓小平回答说：“我要对你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泽东。当然，用‘四人帮’，毛泽东是有责任的。但我们要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使法拉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毛泽东领导期间，邓小平几次遭贬，受到迫害，但他仍那样尊重毛泽东。法拉奇忍不住问：“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泽东），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爽朗地笑了，他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泽东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下三上。”他提到第一次是王明极“左”路线把他整下去的；而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把他送到江西劳动，当时毛泽东想保护他，没成功，但对他的安全还是很关心的；第三次，1976年初，是“四人帮”篡权，又一次把他打下去。
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会三下三上？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佩服地说：“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一个人经历三下三上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有一下一上，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邓小平愉快地笑了：“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对毛泽东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邓小平似乎要通过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向中国人民表明，必须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
“与品质无关，好人也犯错误”
邓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活的灵魂。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他同样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分析毛泽东的过错。
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主张把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整个党和国家以至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抹黑。”
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同志应该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承认其应有的功绩，指出其存在的缺点，得出让众人都能接受的结论。他多次阐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犯有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要严格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界限。
在评价毛泽东的过错时，邓小平反对过分追究历史人物的个人责任和个人品质，主张着重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指出：“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邓小平自我剖析说，“‘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我，还有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邓小平认为，历史研究固然要弄清历史事实、历史真相，但这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拿出研究成果来为现实服务。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以后的实践证明，通过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保证。
党情民情决定：不能容忍毛泽东有斯大林的结局
邓小平不能容忍毛泽东有斯大林那样的结局，一方面是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共产党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源于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党情民情的正确把握和对稳定大局的清醒认识。
赫鲁晓夫等人极力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与全民的凝聚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抹黑进而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乃至列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后，俄国内舆论对斯大林的评价大都是全盘否定的，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方才醒悟到当年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多么的荒谬。2002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普京对斯大林作出了正面评价。
然而，邓小平对这些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警觉。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企图进而否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全盘否定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这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绝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党情和民情也绝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文化大革命”结束，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党员干部和老百姓们也愈发关注着党中央的态度。但是，毛泽东被誉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邓小平说得好，“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不但全党六千万共产党员通不过，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全国人民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老红军老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意识到，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可能会严重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邓小平认为，稳定压倒一切，思想首当其冲，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搞清楚说明白。如果不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评价，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会产生混乱，政治上就会产生错觉，也容易给西方扰乱中国的企图以可乘之机。
总而言之，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胸怀，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没有以个人恩怨否定毛泽东，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与博大胸怀，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