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崇明籍女诗人、学者施淑仪（1878—1946），字学诗，出生于清末一个具有良好文化传统的官宦家庭，其父施启宇为清末著名知府。施淑仪辑录整理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是清代女性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她本人也有相当数量的诗文创作，有在其生前便已刊印的《湘痕吟草》《冰魂阁诗存》两部诗集，另有一些发表于当时的报刊上的散文、随笔等作品。此外，她还投身于崇明的教育事业——出任崇明第一所女校——尚志女学的主教员，不久改任校长，后任学监，成为崇明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因此，施淑仪在清末民初的崇明社会文化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尤其是在女子教育和倡导社会风气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便是关于施淑仪首次剪发一事。
　　关于自己剪发一事，施淑仪在其诗和文中皆有记载。先是施淑仪发表于1915年《妇女时报》第十六期的《湘痕笔记》中的一则记述。现摘录原文如下：
　　外子南平先生，自命为铁血派中之伟人。在京师，日诣菜市观杀人，有人怪之，则曰：“吾他日或将死此，观之所以练习胆气也。”闻者以为狂生。其平日亦以罗兰夫妇相期许。今南平归道山已十年，未能目睹光复之盛。而余以疾病恹缠，至今尚延残喘，可愧也。辛丑之秋，毅然将发髻剪去，亦岂无膏沐之意云尔。当时赋两律云：“前身合是九嶷仙，剪尽愁丝岂斗妍。花朵不簪云髻上，并刀快试镜台前。心无挂碍消尘念，累脱形骸谢俗缘。殉国未能憎体弱，不教头断受人怜。”“从军愧赋《木兰诗》，一剪原知不入时。徐淑毁形空有恨，樊姬擁髻更无期。窗前罢刷玄蝉鬓，灯下悲吟《黄鹄词》。凄绝空怀陶母志，此时截发已无儿。”（时嗣男凤彬新殇）
　　由上述文字可知，施淑仪“辛丑之秋，毅然将发髻剪去”，辛丑年为公元1901年，的确远在“辛亥革命前”。因此，1989年版《崇明县志》在介绍施淑仪时写道：“辛亥革命前，施率先剪辫，首开全县妇女剪辫新风。”然而，这一说法在时间上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施淑仪剪发一事确是事实，但此次剪发的时间否是果为报刊上所刊出来的“辛丑之秋”，还需要从施淑仪本人的文字作品中去比对求证。
　　首先，上文所引《湘痕筆记》中提及的“辛丑之秋”剪发一事，是在缅怀其已故丈夫蔡日曦（1904年春去世）之后，并且认为剪发之举实有“岂无膏沐之意”（语出《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意为君子不在，收拾妆容也无人可看，所以不为也）。可知，剪发之时丈夫已经去世;而“辛丑之秋”（1901年）蔡日曦尚在人世，此时的施淑仪不可能因“岂无膏沐”之感而剪发。其次，是年秋天，淑仪之父施启宇至湖南道州任知州，令淑仪从崇明返回道州随侍（上一年冬与蔡日曦由湖南归崇明省亲，在崇明仅滞留数月，其间长子病殇），因而，在此情景之下，依旧是清朝知州千金的施淑仪更不可能有剪发这种“逾规”之举。再则，笔记最后所记一诗的尾联云“凄绝空怀陶母志，此时截发已无儿”，且施淑仪自注云“时嗣男凤彬新殇”——嗣子凤彬死于民国二年（1913年），可知，施淑仪此次剪发的时间当是凤彬去世不久（新殇）的“民国二年”，也即1913年——旧历癸丑年。所以，《妇女时报》所载的施淑仪笔记中的“辛丑之秋”应是“癸丑之秋”的讹误。从剪发本身及其前后所发生之事对施淑仪的重要性来看，这应该不是她本人的笔误，而很可能是在编辑刊印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字之差”。
　　既然施淑仪剪发的时间从原来的1901年推至1913年，那么是否还可以认为她是崇明“率先剪辫，首开全县妇女剪辫新风”之人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依然可以从施淑仪作品中找到证据：
　　施淑仪在《徐安详女士追悼会启》一文中，曾赞扬徐安详曰：“叔明（徐安详字，笔者注）性果决有为，壬子之春，以绾发为髻徒饰美观，无裨益而糜时费事，遂毅然引剪去之。众莫不愕然，已乃大感动，纷纷去其髻。”壬子之春，即公元1912年，此时民国初建，民主共和的风潮达到一定高度，在上海新式学校学习体操的女学生徐安详，因受到新式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将髻发剪去，应是非常自然之事，也符合其“果决有为”的性格。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施淑仪的剪发时间决不会早于徐安详——如若施淑仪于“辛丑之秋”的1901年便已剪发，那么至徐安详剪发的1912年，断然不该再会有“众莫不愕然，已乃大感动，纷纷去其髻”的轰动效应了。再有，施淑仪在自己剪发后，写下了三首“儿字韵”的“剪发诗”，其中第二首题为《徐女生安详剪发经年矣以诗赠之并示昝生希昭孙生景曹（再用儿字韵）》，从诗题中的“徐女生安详剪发经年矣”可知，此时（施淑仪剪发）距离徐安详剪发已经一年（“经年”）了，这也恰好吻合上文所述的从安详剪发（1912年的“壬子之春”）到施淑仪剪发（1913年的“癸丑之秋”）的时间。无论从剪发的时间还是人物的性情来看，徐安详更担得起“率先剪辫，首开全县妇女剪辫新风”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