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虽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但两者之间的往来未尝不其来有自。而刑法作为古代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征服与统治所赖以借助的手段。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因是人类发源地之一而成为早期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域，使习惯法从其内部产生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由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法便产生了两条相互依存又相互抗拒的语脉：即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践行与刑事习惯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与习惯法在早期社会活动中就已产生一样，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自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到唐宋羁縻制度盛行之际，国家刑法的践行已有较大的起步，但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元代及其后的明清时期，随着土官制的确立与发展，国家刑法才开始展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全面的社会控制，使国家刑法的一体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在民族法史教学中，可以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初探。
　　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刑法的起源与发展
　　西南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早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前，其祖先就已与中原发生着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往来。作为内因的西南少数民族公共权利组织的产生催生着该地域内刑法规范起源的同时，战争也作为外因成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起源的常规途径。公共权力组织的产生主要通过部落首领、军队与奴隶制所具有的诸多社会现象，及宗庙的设置、城廓的修建和礼器的使用等多种特征来表现，成为刑法产生之内部因素的有力证明。“刑起于兵”是刑法起源的外因，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这一论点：一是战争的物质见证与刑罚工具具有高度的类同性；二是战争中的盟誓与刑法的渊源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自秦建立大一统国家后，中央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则纳入了垂直领导的行政体系。中央设立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同时朝廷也委派官吏赴少数民族地方担任行政长官，直接管理其地方的行政司法事宜，使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职官制及相应的刑事管辖权逐步凸现出来，国家刑法也随之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这一时期，国家刑法实践也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酋长的规定、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行为的规定及国家官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状况三个方面展开。而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发展的另一特征则在于地方刑事法律制度的出现，即夜郎法规与滇国可能存在的刑事法律。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其他地区也存在刑事习惯法，因历史记载不详尽而显得较为式微，但其始终表明，秦汉时期该地域的刑法较先秦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且呈现国家刑法与地方刑法并行使用的特征。
　　二、羁縻制度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兴盛
　　唐宋时期，在羁縻制度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同时，与之并列的另一种地方制度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特色，即地方政权的产生和发展，使这一阶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因多层次的政治文化圈而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也正因为这种繁复的局面，促使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兴盛。首先，在国家刑法的实践方面，主要有国家刑法对少数民族反叛行为的适用、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官犯罪行为的适用等。其次，国家刑法的实践还较前时代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即国家刑法效力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他领域的延伸、国家刑事政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延及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国家刑罚的流配之地等方面。同时，汉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执法状况，如羁縻州县和四川地方政权的执法状况也成为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刑法文化圈层的内容。与秦汉时相似，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有地方法律制度产生，即唐朝的南诏与宋代的大理国，其国内刑法制度的系统化已严然可以与国家刑法相媲美。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其他地区也仍存在习惯法，并已具有实体与程序方面相应的记载，成为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兴盛的见证。
　　三、土官制下国家刑法的制度化实施
　　元朝大一统的建立，土官制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正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土官所治地区也相继进入了国家纳税范围，如此，地方政治与经济权力向国家政权的双向回归，为国家权力的深入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条件，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国家法律控制系统具备了首要前提。随着国家刑事管辖权推进的是国家刑法效力的扩张，多数刑事案件尤其是关于土官的刑事案件开始进入国家司法程序。于是土官行为被国家法规制，土官又因其特殊政治地位被赋予的“因俗而治”权在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纵深化入侵的情况下，其刑事管辖权逐步遭遇削弱而最终呈现国家刑法的日益式强与习惯法的日渐式微相并存的特征。元明时期，国家刑法效力的扩张已开始全方位起步，即向伦理、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及科考等领域扩张，国家刑罚实现制度化运行，并通过乡约与保甲制发挥的规训功能、风俗的强制功能和天罚观念的警示功能向基层社会推进，如此，国家刑法的制度化实施，使这一时期习惯法及其功能开始遭到弱化。
　　四、改土归流进程中国家刑法的全面推进
　　基于土官制度的流弊，改土归流在清代得以大规模实施，使土官原有的地方治权被流官所取代，国家刑法的适用得以顺利地进行，从而为国家刑法的全面推进预设了可行性前提。土官法律特权的逐步消解，为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排除了政治性壁垒，在对其犯罪行为的认定和惩罚上，土官的法律地位开始与土民相似，国家刑法的一体化进程在此阶段更为加剧。一是国家刑事管辖权的推进已显示出强烈的一体化特征，即省级司法机构之间的协作化加强、府州县司法机构的分工化明确与基层组织的司法职能凸显；二是国家通过剥夺土官刑事管辖权进而向基层社会直接推进外，已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刑事立法，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角度规范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秩序，形成一系列集案件管辖、司法审判与行刑制度为一体的特别法规。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行为的实体规范上，也主要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上增强国家刑法效力。主体上，除了历代国家刑法规范中不可疏忽对流官的制约外，这一时期还较全面地规范了土官和苗民的行为，犯罪客体也如内地一样具有了普遍性。另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程序规范上，也逐步向内地靠近，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法逐步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