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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法国曾扮演让利比亚和卡扎菲重返国际社会的桥梁角色。萨科齐当时甚至以红地毯来欢迎这位北非独裁者访问巴黎,此举引来国内人权人士的猛烈抗议,内阁人权部长也对此公开提出批评。
当时正值美国把利比亚从“流氓国家”名单中剔除,西方开始对该国大量投资,尤以法国为首,说穿了就是“利”字当头。
不料,几年后的今天,法国空军却在多国联军中一马当先,不单为落实联合国的禁飞区命令执行拦截任务,更率先对利比亚政府军进行空袭,帮了该国叛军一个大忙,可谓一夕变脸,反目成仇。难怪卡扎菲也目瞪口呆,在接受德国电视专访时忍不住咆哮:“我的好朋友萨科齐疯了。”
这不免让人想起“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句政治学上的千古名句。
该名句出自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三度出任英国外相的政治家帕莫斯顿爵士之口。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远和永久的,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去追随这些利益。”
这就是帕莫斯顿心中政治的本质。
帕莫斯顿曾与中国结下一段不解之缘,中国人对他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在他任内,英国曾屡次侵略中国,迫使清政府签下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包括1840年的《南京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再次签订的《天津条约》等。他与道光、咸丰、同治的三朝文武都打过交道,不单主张侵略中国,亦主张英国在中亚进行军事扩张,实为帝国主义的倡导者。
帕莫斯顿于1848年3月1日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时,讲出以上一番话,为国与国之间外交的本质作了淋漓尽致的阐释。该观点也成为日后多个外交家的金科玉律。
这种“利益至上”的朋友、敌人观,让中国人感受最深的,恐怕是70年代的中美建交。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步入冷战时代,中美曾先后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中兵戎相见。尼克松大半生坚决反共,对共产主义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但当美国因陷入越战泥沼而精疲力尽、中苏决裂出现可乘之机时,他便毅然改弦易辙,放下包袱,在1973年展开了石破天惊的访华之旅。
当他从“空军一号”中走出,踏上中国土地,与昔日宿敌周恩来总理握手这一幕发生时,以上定律又有了再一次的演绎。
言归正转,为何萨科齐政府会出现态度上的急剧转变﹖
19世纪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传世巨著《战争论》中,说过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来延续而已。
有分析称,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与埃及的群众起义,揭发了法国执政者与两国独裁者的亲密关系,让他们十分尴尬。因此,当利比亚出现类似群众起义之后,萨科齐便赶紧与独裁者划清界限,变身“正义的朋友”以挽回形象。
更重要的是,距离明年总统大选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萨科齐要争取连任,在经济没有太大起色的情况下,他必须在其他领域做出成绩,或者说,转移视线。于是,利比亚便成了他的一张政治牌。
西方政治学还有另外一句名言——外交就是本土政治的延伸。
对外用兵,以转移国内百姓视线,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高涨,群众热血上脑,盖过他们对执政者的种种不满,自古皆然。
熟读中国古代历史的读者,对此当然不会感到陌生。
这次法国在利比亚的行动,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另一绝佳注脚。
当时正值美国把利比亚从“流氓国家”名单中剔除,西方开始对该国大量投资,尤以法国为首,说穿了就是“利”字当头。
不料,几年后的今天,法国空军却在多国联军中一马当先,不单为落实联合国的禁飞区命令执行拦截任务,更率先对利比亚政府军进行空袭,帮了该国叛军一个大忙,可谓一夕变脸,反目成仇。难怪卡扎菲也目瞪口呆,在接受德国电视专访时忍不住咆哮:“我的好朋友萨科齐疯了。”
这不免让人想起“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句政治学上的千古名句。
该名句出自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三度出任英国外相的政治家帕莫斯顿爵士之口。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远和永久的,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去追随这些利益。”
这就是帕莫斯顿心中政治的本质。
帕莫斯顿曾与中国结下一段不解之缘,中国人对他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在他任内,英国曾屡次侵略中国,迫使清政府签下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包括1840年的《南京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再次签订的《天津条约》等。他与道光、咸丰、同治的三朝文武都打过交道,不单主张侵略中国,亦主张英国在中亚进行军事扩张,实为帝国主义的倡导者。
帕莫斯顿于1848年3月1日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时,讲出以上一番话,为国与国之间外交的本质作了淋漓尽致的阐释。该观点也成为日后多个外交家的金科玉律。
这种“利益至上”的朋友、敌人观,让中国人感受最深的,恐怕是70年代的中美建交。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步入冷战时代,中美曾先后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中兵戎相见。尼克松大半生坚决反共,对共产主义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但当美国因陷入越战泥沼而精疲力尽、中苏决裂出现可乘之机时,他便毅然改弦易辙,放下包袱,在1973年展开了石破天惊的访华之旅。
当他从“空军一号”中走出,踏上中国土地,与昔日宿敌周恩来总理握手这一幕发生时,以上定律又有了再一次的演绎。
言归正转,为何萨科齐政府会出现态度上的急剧转变﹖
19世纪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传世巨著《战争论》中,说过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来延续而已。
有分析称,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与埃及的群众起义,揭发了法国执政者与两国独裁者的亲密关系,让他们十分尴尬。因此,当利比亚出现类似群众起义之后,萨科齐便赶紧与独裁者划清界限,变身“正义的朋友”以挽回形象。
更重要的是,距离明年总统大选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萨科齐要争取连任,在经济没有太大起色的情况下,他必须在其他领域做出成绩,或者说,转移视线。于是,利比亚便成了他的一张政治牌。
西方政治学还有另外一句名言——外交就是本土政治的延伸。
对外用兵,以转移国内百姓视线,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高涨,群众热血上脑,盖过他们对执政者的种种不满,自古皆然。
熟读中国古代历史的读者,对此当然不会感到陌生。
这次法国在利比亚的行动,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另一绝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