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褒贬不一，褒之者称其为“千古一完人”，贬之者觉得他嗜好杀戮，给了他“曾剃头”的绰号。不过，说曾国藩在家书里体现了中国式的处世智慧，则是没有争议的。
　　晚清政治黑暗腐败，官员大肆收取三节两寿礼和各种陋规，无品无级的胥吏则完全靠敲诈勒索为生，曾国藩却立志做一个清官。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给四个弟弟写信说：如果你们将来做了官，得发誓“除廉俸外，不取一钱”。“廉俸”是基本工资加养廉银，当时官员的基本工资很低，几乎不能养家，为了鼓励官员廉洁从政，雍正创立了养廉银制度，通常为薪水的十倍到百倍，比如总督的养廉银约达两万两。
　　正因为这笔钱已经足够养家，所以曾国藩嘱咐弟弟们：“等你们将来升了官，廉俸增加了，就得加倍周济亲戚族党，切不可把钱留给儿子。”为何？他自有一番道理：“万一儿子不贤良，钱越多，他越容易为非作歹，玷污家声。”因此，曾国藩让弟弟们发誓，“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曾国藩自己更是把扶助亲朋当成了本能。清代的京官很穷，曾国藩当京官十年，每年都要借钱度日，却仍常接济亲友。道光二十三年，他做了一次四川乡试主考，发了个小财，立即寄了千两银子回家，嘱咐家人要将其中400两用于接济亲族。
　　他对人宽和，对家人却约束得严。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给四个弟弟写信，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家里有人做官就去欺负人，也不要因为自己有才华而恃才傲人，一定要“常存敬畏”。曾国藩之父好管闲事，有时爱替人出头，不免会给人“以势凌人”的印象。因此曾國藩也在家书中劝父亲要做个安静的乡绅，遇事哪怕自家吃亏，也不能仗势欺人。几个月后，曾国藩听说父亲不顾劝阻，又在延揽他人之事，他不好直接批评父亲，便写信给叔父，希望叔父劝阻父亲不要干预公事。
　　与一般的士大夫看重官位不同，曾国藩懂得进退之道，甚至数次生出远离官场之心。道光二十九年，还在当着京官的曾国藩写信给四个弟弟，说自己现在的工作“无补于国计民生”，很想离职，希望弟弟们赶紧长进，自己好辞官回乡、做些实事。而这一年，距离他创办湘军、成为中兴名臣已经很近了。
　　曾国藩能有这样朴素的处世作风，和他的出身有关：他是个普通自耕农家庭出身的凤凰男，其祖父考秀才數次不中，其父终其一生也只是个秀才，在官场没有任何背景。曾国藩能有所成就，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勤奋、敬业，因此他格外惜福，也格外懂得回馈亲族和社会。同时，熟读诗书的曾国藩也有一种圣人情结，他的理想不是做一品大员，而是要做受人尊敬的圣哲。他敬业、清廉、不好女色，乃至善待他人、要求亲友恪守本分，都是出自这样的思想。
　　“生活就是修行”，当下，朗读古今名人家书的综艺节目异常火爆，正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传统而深刻的人文思想。而曾国藩在家书中体现了成熟而厚重的为人处世之道，这才是真正能流传后世的淳朴家风。